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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宪法能治国安邦？著名哲学家波普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总找到这样的人。正因为这样，设计一种即使出现坏的统治者也不会给社会和百姓造成太大损害的制度是必要的。而宪法正是通过平衡权力，防止国家权力滥用，通过科学的制度使人们不会受到国家、集体和他人权力的侵害。它通常规定了国家最顶层的制度设计，规定了人之为人的那些不该受到侵犯的权利，包括民主、自由、平等、人的尊严等那些人类最美好的向往。公民的权利不会受到来自国家、集体和他人的侵犯，人们就能够活得简单幸福，一个国家就会长治久安，一个社会就会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创造力。
没有宪法之前什么样？那时的社会基本上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赢者通吃”“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换个皇帝，换组人马，继续重复昨天的故事，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活得都很不幸。所以会有宗教告诉人们，人世皆苦，忍受吧，这就是生活。好好听话，下辈人就可以做人上人了。人们忍受着压迫，疲于奔命，哪有多少创造性呢？如果没有国际竞争，这样的状态比较稳定也就罢了，一旦有来自先进国家的竞争，劣势就显现出来了。
回想一下，人类社会在什么时候发展得最快？人们不用再坐着马车花费数周时间进京？人们坐在家里就可遍览天下之事了？人体的器官通过3D技术可以打出来，甚至连看电影都可以用虚拟技术了？这一切正是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后的近300年。这300来年，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新奇的技术被发明创造，而过去人类至少有5000多年文明史都没有这么多创造发明。到底人类这三四百年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什么内在的规律呢？同样是人，为什么突然之间人类的创造性就增强了？
我认为是因为宪法诞生了。宪法通过制度和规则的形式保障了人们的人身安全，人不会随意被奴役或者强制；宪法通过制度和规则的形式明确了产权制度，人们不需要担心依靠勤奋努力以及聪明才智所获得的财产被更有权力的人随时掠夺走；宪法通过制度和规则的形式肯定了人之为人的自由与权利，使人的天性得到解放，不再像没有宪法以前，大部分人处于被管理甚至被奴役的状态，不能充分进行发明创造。有能力的人把精力放在博取功名上，攫取权力、到达权力的巅峰是大部分人特别是读书人人生价值的主要取向。之前的社会制度实际上在直接或者变相地鼓励人们当官。之所以称其为直接鼓励，是因为社会资源的拥有者都是官员，因此人们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所谓变相鼓励，则是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当官就没地位、没尊严，无法享受公平权力，自然就会选择去当官。明代的李时珍就是三次科举不中、用功过度差点丧命也考不上，没办法才去当大夫的；宋应星五次科举不中，没办法，去写《天工开物》了；徐霞客也是多次科举不中，没办法，去游山玩水去了，玩着玩着就写了游记。试想该有多少李时珍、宋应星、徐霞客因为中了科举而丧失了创造能力。再加上明朝实行八股取士，八股取士什么特点？就是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必须没创新，否则一定录不上。考试只限四书五经，答卷的文体必须按照死板的形式，分成八个部分，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了应考者，结果使许多读书人只管埋头攻读经书，学到的东西根本用不上，说的话全篇一律，要么是假话，要么是空话，要么是废话，要么是故作高深谁都听不懂的话。他们做了官，顺理成章地成为顺应皇帝统治的奴仆。明代实行八股取士与秦始皇焚书坑儒殊途同归，但隐藏得更深了。明朝时期的专制制度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并呈现颓势；而统治者没有这个眼界顺应世事变化，还采取了更为强化的控制手段，以继续其专制统治。因此，八股之祸，对国人而言，尤烈于焚书坑儒。毕竟焚书坑儒是在秦王朝，那时中国与世界的竞争不明显；而到了明朝，航海成为可能，人口可以大规模的流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经初见端倪。而这个时候我们社会发展慢了，原来积累下来的竞争优势渐渐消失殆尽。正如托克维尔在比较大革命前的法国和美国时说，专制社会长于保守而短于创新。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尊重人之为人的权利，欧美国家这时开始认真思考人性到底如何，并不断改进制度，制定并完善宪法，以明确的制度形式保护人之为人的权利，使人们可以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来干事情，当官不再是人们唯一的价值取向。各行各业有天赋的人很容易脱颖而出，社会的创造性自然会增强。我们知道，大部分人都是有潜能的，但大部分奴隶却没有。人不再是工具之后，他们的聪明才智被史无前例地激发出来，生产力也跨越式大发展了。而宪法国家出现之后，人们不再需要登到权力的巅峰，因为他可以在自己的领域成为高峰。宪法规定的内容至关重要，宪法赋予人们平等的权利，所以我们说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