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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从古至今，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为什么？因为它要解决凭什么老百姓要接受它的管理的问题。在古代社会，中外概莫能外，都把这个合法性的源头交给了天神！古代中国的皇帝又称为“天子”，太监念圣旨的时候都先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他咋不直接说皇帝说什么呢？因为它要显得“合法”。皇帝是上天派来的，这是古代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一个草根出身的人当上了皇帝，都必须跟“天”找到某种联系，比如找个异象。刘邦为了证明自己是真命天子、他的统治具有合法性，就说自己是母亲和龙生的孩子。《汉书·高帝纪》记载：其母有一次在水塘堤坝上闭目小憩，梦与天神不期而遇。逢上雷电交加，天色阴暗，其父太公到塘坝接应其母，只见一条蛟龙蟠于母身。随后其母就怀孕了，生下了汉高祖。这可能吗？当然不可能，这只是在那个社会状态下，说服百姓信服统治权的手段。再比如，朱元璋也是如此宣扬自己的出身，说朱元璋出生时红光满天，街坊邻居都以为老朱家着火了呢，结果朱元璋降生了，由此证明他注定要当皇帝。这些当上皇帝的人咋不说谁的武力强谁就该坐天下呢？他们可没那么傻，那样说不是鼓励别人攒武力，拼实力，推翻他的统治吗？
通过这些方式，古代的帝王完成了他们从人到神的转换。他们想说明的是你们是一般人，而我不是一般人，我是神的后代，你们哪能干得过神啊！百姓相信服从，统治就相对稳定了。不仅是古代中国，外国也都一样。他们最初也是通过神赋予权力这种方式来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有人可能会提出，人家有汉谟拉比法典啊，他们是靠法律来进行统治的。可是大家别忘了，汉谟拉比在搞法典时说太阳神把权力交给了他，让他用法典来统治世人。他们叫君权神授，神把权力授给了世俗的国王。也正因为如此，在古代欧洲，宗教和世俗的国王为了争夺权力经常干仗。
但是依靠这种办法建立起的合法性总归不太靠谱。当人民利益普遍受损的时候，历史上总有聪明人或者野心家跳出来说自己也是上天的娃，要替代现在的统治者，以神反神。“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是东汉末期黄巾起义军所用的口号，意思是你那个天太坏了，已经死了或者早该死了，轮到我了，黄天当立了。元末，人们在河道里埋设独眼石人，石人背刻“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然后四处散布童谣。治河民工在河道上挖到石人，看到石人背上的石刻，以为造反时机到了。连梁山好汉那帮“粗人”都鼓捣了一块天降陨石，刻上蝌蚪文，谁都不认识，然后找个老道解释成“替天行道，忠义两全”，连108将的座次上天都排好了，免得谁前谁后有争议。诸如此类的做法不一而足，都是统治者在给自己改朝换代或者管理提供证据。所以即使是古代，用上天授权也不能保证社会不动乱，也不能保证政权不被颠覆，更何况在今天，能被这种胡说八道忽悠的人更是屈指可数了。
我们看历史，全世界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在有宪法之前几乎都有过引以为傲的辉煌过去，但都没能摆脱毛泽东与黄炎培在窑洞里讨论过的历史周期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左传》和《新唐书》也都说过类似的话。后人把历史周期率总结起来，至少还可以分为以下十个子定律：
一、“兴勃亡忽”律
“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 ; 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二、“统死放乱”律
不管则权乱，严管则不作为。
三、“二三瓶颈”律
历代王朝当它传位到第二代、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如秦、隋、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
四、“包围而昏”律
“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通。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鲁迅《扣丝杂感》）
五、“政怠宦成”律
“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祸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说苑·敬慎》）会“玩”的皇帝与“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的官员相伴而生，相得益彰。
六、“人亡政息”律
“其人亡，则其政息。”
七、“兔死狗烹”律
“狡兔得而猎犬烹，高鸟尽而强弩藏。”（《淮南子·说林训》）。
“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八、“求荣取辱”律
古代实现人生价值途径有限，求荣得荣享终生并不容易。清官、能官难功成，贪官、庸官难善终。
九、“积累莫返”律
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层层剥削；不管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
十、“富不过三”律
难有富过三代之家族，除了自身原因外，国家、社会的原因也很多。
各个朝代兴亡转替，这到底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制度的漏洞？是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的沦丧？
当一个国家、一个皇帝想要称王图霸时，他会把利益让渡给老百姓，减少老百姓负担，给钱、给粮、给地，通过立法的形式把国家的发展与百姓的利益勾连在一起，老百姓愿意为之而奋斗，这个朝代就兴起了。但一旦坐稳了江山，老百姓的利益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开始增加徭役赋税，钱要回去了，地要回去了，女人都给抢走了。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在第二代、第三代皇帝中。当然，这种危机挺过去了会相对平稳地发展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之后，对上的体制造就了“聪明人”把眼睛只往上看，排除对己不利的信息，只讲好话，不能实事求是，皇帝的眼界受阻。久而久之，官员就失去了为民服务的动力。当然也会有些有远大抱负的执政者愿意去奉献自己的全部精力，着手改革，去除沉疴。但这又会得罪一大批人，毕竟没有哪个程序可以帮助统治者了解老百姓到底想要啥，这些改革都是顶层的思考。改革者没了或者失去了皇帝的支持，再好的改革都会变成昙花一现。眼睛往下看，看老百姓，我们称之为“接地气”，而有些官员眼睛只往上瞅，所以难免没有那么务实。有时候为了彰显自己，还把力气使大了。力气一使大了，社会活力就不足，经济又衰落下去了。其中，有的官员溜须拍马的本事一流，干事业能力则一般，而拍马者失手的也比比皆是。并非没有能忍的，但在野心家的“摇篮”中，功臣良将得善终不容易。其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就是税收不断增加，即便有人发了财也不会感到安全。一方面，得来的财富本就不是公平竞争的结果；另一方面，政治斗争的风云诡谲往往使经济没有那么强的稳定性。这种不安全感不仅仅在官员中，也在普通老百姓中，法治未建立，人人不安全。权力的不确定性带来利益的不确定性。你或许说，权力是确定的啊，代代相传！因为血缘而传承的权力，显然在逻辑上很难代表能力和群众利益。因此这种情形，即便是皇权的拥有者也难以真正自信。
整体而言，出现此种历史周期率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是老百姓参与不到立法决策中去，自己的利益没有代言人。在那个时候，法律不会经常性、永久性地保护百姓的利益，百姓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只能寄希望于具体的办事官员，也就是过去说的县官、巡抚等官员，期待他们能凭借个人良知，秉公执法。也就是说百姓的利益更多的是依靠个别人的力量来维护，而不是代表理性的法的力量来保障。
如果一个社会无法实现公平，得利的人总是那些不考虑他人利益和不按照规则办事的人，那么这个社会里的好人就会越来越少，坏人就会越来越多。社会将会变得没有公平正义、没有规则、没有底线，每一个人，主要是普通老百姓都是失意者，当然也可能是玩弄权术的人。那样人们活得多累啊！
宪法的诞生正是为了避免这些悲剧。日本有个著名的宪法学者杉原泰雄说得好，宪法是对充满苦难的生活经验的批判和总结……宪法的历史充满了人类在各个历史阶段为摆脱生活上的痛苦而显示出来的聪明才智。我们学习宪法就是为了学到这些聪明才智，为了避免失败而未雨绸缪。为什么宪法能够避免这些悲剧呢？因为宪法首先是一个社会的总契约，在这个契约里，国家有义务保护公民的权利，实现社会公平和人民幸福；公民有义务接受治理，遵守规则。这个逻辑不能乱，国家为人民服务，人民接受治理。所以你看各国宪法的前几条都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有义务维护公民的权利，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人民的幸福，等等。公民不可能推翻一个自己掌权又保护自己利益的政权。宪法是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总契约，这也是现代国家合法性的来源，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大多数宪法的宗旨都是建立一种机制，依靠这种机制，人民的愿望可以决定政府的性质。
宪法是现代国家确立的基础，它不但解决了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还有效地保护了公民权利，改变了几千年来的传统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