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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宪法的起源、诞生和发展，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宪法的诞生之路。100多年前的清朝末年，中国还是个后知后觉的国家，清王朝还在做着世界老大的美梦，不管谁来，都摆出“尔等都是属国，要向我磕头朝贡”的架势，不了解世界的变化。殊不知在那些国家里，权利都提倡平等，早不兴磕头那一套了。要知道，落后不一定挨打，再加上傲慢就很麻烦了。清王朝不是没有能人，痛定思痛之后，也做了几次宪法改革的努力，有意思地是这几次努力都跟我们的邻国日本有关。第一次是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战胜了大清王朝，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的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但维新运动触及慈禧的权力，不愿放弃既得利益的慈禧把这次宪法性改革狠狠地扼杀了。
需要强调的是，早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一些人就已经认识到了改革的重要性。李鸿章曾在1863年写给奕（恭亲王）的信中以历史的眼光，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学非所用的弊端，并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的变革思想和学习西方的基本策略。看日本，以前也是英法欺侮的对象，但他们君臣发愤为雄，到发达国家去学习。结果有一次，英国又去吓唬日本人，以兵临之；然而英国人所擅长的，日本人都会了，英国人没吓着日本人，自己逃跑了。李鸿章发现与日本比，清王朝慢了。不思进取是当时的清王朝最大的弊端，甲午战争清朝败得十分难看。八国联军2万人不到，北京清军十五六万，义和团团民五六十万，从兵力对比看，平均40个人在家门口堵他1个人。但八国联军10天内攻陷了北京，慈禧又跑了。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啊！
特别是1905年那场日俄战争，最终促成清政府下定决心再次进行宪法改革。历史很有意思，日俄战争俄国失败后，沙俄也找到了宪法原因，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进行宪法改革；此后20余天，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当时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统治上层都认为日本赢在了制度上。当宣布仿行立宪时，清王朝形势一片大好，人们都希望通过改革而非革命的方式改变社会。但是到了真改革的时候又坏了，那个《钦定宪法大纲》出台，从中根本看不出清王朝的诚意来。虽然抄日本明治宪法仿行立宪的本意是限制皇帝权力，结果却搞成用法律的形式把皇帝的极权给确定下来。虽有适度分权，但丝毫没打算把权力让渡出来，基本上等于一切照旧，只让老百姓好好履行法律义务。摄政王载沣的思考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大清是他们辛苦打下来的，怎可拱手让与他人？他借改革之机把汉人的权力都收归了清政府，最后在13名国务大臣之中，汉族仅4人，满族9人，而皇族竟有5人，故人称“皇族内阁”。立宪派不干了，他们举行游行示威。皇族内阁于1911年5月8日成立，而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朝野民众倒戈者众，可见清朝统治有多么不得人心。同年11月3日，清王朝匆匆忙忙出台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除了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以外，改变很大，国会也有了权力，也不要皇族内阁了，明确规定不得以命令代替法律。可惜晚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充分说明清王朝不是不懂治国的道理，而是不愿做、不想做。改革是有窗口期的，抓不住就可能来不及了，结果是中国又经历了几十年的混乱。从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始，1913年“天坛宪草”、1914年“袁记约法”、1923年“贿选宪法”、1925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6年“五五宪草”和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这些宪法的频繁更迭是社会动荡的写照。国民党所希望的军政、训政，保姆式的管理向老百姓做主人过渡，结果“保姆”天天坐在别墅吃香喝辣，主人遭罪，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历史的周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