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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说过，郭崇韬用门阀制度当必杀技，有时候威力巨大，换言之，有时候威力并不那么大。这里得提到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在张承业死后，为后唐军（晋军）的后勤工作出力最大的财政官员，原魏博度支使孔谦。
从某些角度说，孔谦与郭崇韬是同一类人，比如两个人都很有才干（当然，两个人的强项不一样，郭崇韬精于谋划，孔谦精于理财），都为李存勗的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又都有极强的权力欲，不惜推开别人往上爬。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郭崇韬大体上比较讲原则，孔谦基本上无视原则。也许正是因为相似点比较多，郭崇韬不愿让孔谦有接近自己的机会。
新生的后唐帝国面临的经济形势比较严峻，掌管收取天下赋税之权的租庸使一职就非常关键。已经在魏博替李存勗筹措了好几年军需的孔谦很自信，认为论功论才，这个要职都是非己莫属。既然你郭崇韬由魏博的中门使升级为大唐的枢密使，那我由魏博的度支使升为大唐的租庸使，不是同样顺理成章吗？
还记得后梁的租庸使是谁吗？就是赵岩，赵岩与朱友贞的亲密关系咱们都知道，这也证明租庸使很容易成为帝王心腹。郭崇韬自然会想到，如果让和自己一样既有才华也有野心的孔谦升到这个位置，对自己肯定是一个潜在威胁。于是，正如前文所述，郭崇韬以孔谦门第低微为由，推荐了与自己私交良好且为人正直谦让，但原先并不管账的张宪当租庸使，“老会计”孔谦只得到一个副使当安慰奖。
孔谦很不满，很委屈，为什么豆卢革当初不来找自己聊天，问问自己是不是孔丘之后呢？
如果正长官只是挂个名，经济大权仍由自己这个副长官掌握，那虽然有点憋屈，也不是完全不能忍。谁知张宪虽然原先没有管过账，但接手不久就把相关业务程序搞得清清楚楚，完全干得下来，孔谦只剩下了顾问的价值。
不过，命运并没有抛弃孔谦。只过了几个月，李存勗灭梁，后唐的首都，由东京兴唐府（魏州），先迁汴梁，再迁洛阳。张宪除了是租庸使，暂时还负责守卫魏州，不能轻易离开，前方的物资输送工作就由孔谦暂代。孔谦抓住这个机会，乘着向郭崇韬汇报工作，模仿他推荐李存审的故技，提出一条建议：“国家虽然马上要定都洛阳，但兴唐府仍是重镇，非有才干、有威望的重臣不能坐镇，我看再没有比张公更合适的人了！”
郭崇韬听罢，觉得很有道理，魏博那块极容易出事的地方，的确得有一个有能力的大臣看着。看不出来，孔谦除了会算账，还很有政治眼光。郭崇韬马上表示自己会尽快上书皇帝商议此事。
孔谦大喜，掌管全国钱粮的租庸使当然得在朝廷办工，只要把张宪挡在魏州，他就无法继续担任这个职务，那自己就可以转正了。没过多久，人事任免令下来了，张宪任东京留守，同时解除租庸使的职务，租庸使之职改由宰相豆卢革兼任。
这世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平呢？不过，仔细分析，孔谦这一轮操作也不是一无所获，起码顶头上司由张宪变成了豆卢革。张宪是个比较能干的上司，豆卢革却不是，也就是说豆卢革相对好糊弄。张宪还是个比较清廉的领导，豆卢革正好也不是，这就意味着抓他的把柄会相对容易。
暂时还没有弄清楚谁才是妨碍自己的最大障碍的孔谦，又开始走郭崇韬的门路，想把豆卢革请走。他很“善意”地提醒郭崇韬：“豆卢大人他位居首相，日理万机，公事繁忙，而且他的府邸距离租庸使的办公地点又太远，导致有不少财税方面的公文得不到及时处理，多有积压。是不是可以考虑稍稍减轻豆卢相公的工作强度哇？”建议很合理，但郭崇韬就是随口打哈哈，拖着不办。
看来要扳倒豆卢革，得再加强点儿火力，孔谦开始仔细寻找豆卢革的错误。正好，豆卢革也真够“配合”的，当上租庸使才一个多月，就用一纸便条从国库中挪走了公款数十万钱，便条上没说明用途，也没说什么时候归还。这显然是赤裸裸的腐败！孔谦马上将这件事悄悄上报给郭崇韬。
从当上郭子仪“后人”那件事的经过来看，郭崇韬与豆卢革的私交不坏，但他在原则性问题上还是有一定操守的。受贿的事嘛，咱们都受，就不说了，可你怎么嫌不够，还要挪用公款呢？不知道现在咱大唐的公款很紧张，不够用吗？郭崇韬找了一个机会暗示豆卢革：公最近是不是家里有困难，批了个条子呀？
豆卢革马上反应过来：我就这么倒霉，才一伸手就被捉？这东窗事发得也太快了吧！豆卢革此时虽在名义上贵为后唐的首相，但他知道自己只不过是李存勗为标榜正统推出来的政坛装饰，既没有军方背景，又非李存勗真正核心圈子里的人。如果真的惹怒了李存勗或郭崇韬，他们要掐死自己是分分钟的事！比如原先和自己一起当上宰相的卢程，就是因为自以为尊、好摆架子，骂了李存勗姐姐的女婿——兴唐少尹任圜，差点儿被李存勗勒令自尽。
想想卢程的遭遇，豆卢革很恐惧，忙上书辞去租庸使的职务，推荐郭崇韬来兼任此职。但郭崇韬位高权重，公务本已比较繁忙，再加上此时在背后说他坏话的人已经不少，为了避嫌也不能接受此职，免得别人说自己一手遮天。于是，郭崇韬在李存勗面前坚决辞让，不争这份肥缺。
李存勗问：“如果你不干，那你看谁合适接任租庸使？”郭崇韬知道现在各项条件最合适的莫过于孔谦，但他就是不让孔谦上来。他用经典口头禅答道：“孔谦虽然长期管理钱粮，经验比较丰富，但他出身太低，如果骤然升到高位，恐怕人心不服！不如这样，还是把张宪从魏州调来，张宪也管理过财务，干得也不错！”李存勗同意了，就下令调张宪入京，至于东京留守的职务，改由胆小怕事的原魏博判官王正言担任。
孔谦快被气疯了。叫张宪回来当自己的上司，那还不如不扳倒豆卢革呢！他现在算是知道是谁在挡自己的晋升之路了！原来自己一直拜错了庙门！不过，亡羊补牢，犹为未晚，能够在李存勗面前说上话的又不止你郭崇韬一个人，你庙大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孔谦开始加大力度，讨好李存勗身边的另一位大红人，伶人出身的情报官员景进。
前文提过，景进是伶人出身，与用人出身的朱守殷，并列为李存勗手下两大情报官员。不过后来朱守殷升职带兵去了，还在德胜为李存勗“贡献”了一场大败仗，宠遇稍减。从此，在后唐的情报界就以景进为尊了。
此时的后唐，如果说在朝堂之上郭崇韬可以当李存勗大半个家，宫廷之内是刘玉娘笑傲群雌，那么朝堂与宫廷之外，就是表面上身份低微的景进的天下。民间的大事小情，众文武的交往隐私，都由景进及其情报组织侦查窥探，再秘密上报给李存勗，这几乎就是李存勗的另一套耳目。另外，有时有些李存勗想做，却因为不够光明正大，通不过朝堂审议的事，也会交给景进去办，可见他受信任的程度。不过，伶人出身，加上总干这类窥人隐私和当黑手套的工作，也使景进在很多朝臣眼中的形象非常负面。
通过今天无法知道详情的私下交易，孔谦成功地让自己当上了景进的密友，每次见面都要恭恭敬敬地喊一声：“八哥！”见过不少朝臣白眼的景进非常受用，也投桃报李，时不时在李存勗面前替孔谦美言几句。
有了景八哥这位可靠的内援，以及很可能从八哥那里得到的情报，知道自己还没有暴露，孔谦便厚着脸皮来拜访让自己坑了一把的前顶头上司豆卢革。
孔谦先是表示遗憾，痛心疾首地说，都怪咱们在选人用人时没有严格把关，也不知是哪个没良心的小人，竟然把相公批条那点儿小事给捅了上去，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豆卢革也只能叹气：事已至此，不提也罢。
不提就好，那就切入主题，说说今天的正事。孔谦诚恳地建议：“其实，管理钱粮这类琐碎的小事，一个能干一点儿的小吏就能胜任。与此相反，邺都（代指魏州兴唐府，不过古邺城并不在魏州，而更接近相州）可是国家的根本重地，坐镇的人选难道可以马虎吗？兴唐尹王正言这个人我是知道的，论品格操守，他都无可挑剔，但遇事时的应变才华，他就比较欠缺了。皇上将张宪征召入朝，却留王正言守邺都，能不让人担心吗？”
豆卢革一听，深觉有理，因为孔谦并没有冤枉王正言，这位王大人的能力之低下，在后唐大臣中也是出了名的，比豆卢革还差。一向平庸的豆卢革感到，纠正这项人事失误，正是挽回自己形象的难得机会。他马上去找郭崇韬，将自己的（其实是孔谦的）思虑说了出来。
郭崇韬不以为然：“留在魏州的各级官员，都是追随主上多年的旧臣，有他们辅佐，何必担心王正言干不了？”豆卢革难得真理在手一回，便不再退让，用孔谦教他的话反对说：“调张宪入京，与任命王正言留守魏州，都是失策！如果一定要调整，不如让王正言入京任租庸使，有孔谦等一套人马帮着他，或许可以办好。要是让王正言坐镇一方，一定会坏事的！”（后来的历史证明，豆卢革说的这个版权很可能属于孔谦的预言，竟然惊人准确。）
郭崇韬第一次没能辩过豆卢革（实际上他是输给了孔谦），于是，人事调令被迫做了重大调整。张宪继续担任东京留守，王正言调入京城任租庸使，孔谦成功地给自己换了一个最无能的上司。
无能的上司有这样的好处：他不开口还好，只要一发表意见，马上错漏百出，充分暴露其外行领导内行的草包本色。王正言只好尽量少说话，但你身为一个部门的一把手，属下向你汇报工作，请示意见时，你也不能完全不理睬啊！于是没过多久，孔谦手中就积累了一大堆关于新上司失职渎职的黑材料。
孔谦就拿着这些黑材料，再去找郭崇韬检举揭发。孔谦拿出了忧国忧民的表情，甚至声泪俱下：国家的税收都来自民脂民膏，得之不易，经不起这样的瞎折腾啊！郭公您就不想想办法，阻止这样的事继续发生吗？
尽管孔谦的演技不错，表演的态度也十分认真，却无法打动郭崇韬。郭崇韬一来不能容忍一个和自己一样喜欢专权的人升上来，二来他也对孔谦管理财税的很多做法十分反感，甚至认为他就是个奸臣。因此，郭崇韬装聋作哑，就是不给孔谦提供向上的空间。
按常规，如果过不了郭崇韬这一关，孔谦终究升迁无望，而要郭崇韬对孔谦大发慈悲，看来又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孔谦又气又恼，但这个坚强的职场老狐狸仍然不肯认命服输。如果常规方法不行，那我就试试非常规的手段！
孔谦在与景进密议协商之后，冒险使出最后的绝招儿：老子要辞职，不干了！
这下子后唐的租庸院炸锅了。租庸使王正言根本没有能力接手孔谦的工作，看着一摞摞厚厚的账簿、公文，就觉得头皮发麻，吓得声称自己风病恍惚，告假回家躲了起来。
如果说金钱是驱动后唐政权正常运行的血液，那租庸院就是让血流流动起来的心脏。租庸院突然间无人主持工作，后唐朝廷就像心脏突然停跳，差点跟着停摆！
李存勗勃然大怒，可能郭崇韬也建议他，对于此类不顾大局、随意撂挑子的官员，一定得严惩，以儆效尤。于是，李存勗下令逮捕造成此次朝廷停摆危机的祸首孔谦，准备将他斩首。
现在，就到了孔谦的内援景进挺身而出的时候了。他秘密觐见主子李存勗，从另一个角度诉说此事的来龙去脉。景进密奏的具体内容没有记载，在下推测大概是说：真正的肇事元凶是郭崇韬，他嫉贤妒能，故意所用非人；孔谦备受郭崇韬欺压，功高赏薄，其实他才是真正对陛下忠心耿耿，却报效无门的人……
景进这番密奏极大地改变了孔谦的人生轨迹，李存勗开始重视孔谦这个人，什么“论罪当斩”当时就不算数了。李存勗还将他引入自己的心腹小圈子，以后就是真正的自己人了。
孔谦撂挑子事件过后一个月，根据景进的推荐，李存勗不顾郭崇韬反对，直接下旨免去王正言的租庸使之职，改任礼部尚书；孔谦则终于去掉自己职位中那个刺眼的“副”字，升任租庸使；原后梁降臣孔循（朱温家奶妈的养子，当年曾用名赵殷衡，曾陷害蒋玄晖，可参看第四部《大唐末路》的《诸神的黄昏》一节）任租庸副使。
又过了十天，李存勗赐给孔谦一个称号“丰财赡国功臣”，当着天下之人，亲口表达了对孔谦才能和功绩的高度肯定。这也意味着郭崇韬对孔谦的打压彻底失败。
为什么郭崇韬能够轻易地挤掉强大的李存审，而对看起来弱小的孔谦却无可奈何呢？孔谦几次冒头都被郭崇韬拍了下去，但最终还是冲破了郭崇韬设下的层层防线。
如果转到李存勗的视角来看问题，答案就一目了然了。
郭崇韬之所以能轻易排挤李存审，是因为作为君主的本能，李存勗其实早就想让这些资格老、功劳大、威望高的老家伙靠边站。无奈之前大战不断，李存勗不能在战时自断臂膀，削弱本方的军事实力。但现在后梁已亡，良弓当藏，李存勗可以将削夺老将权力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了。
在排挤老将这一点上，郭崇韬的需求与李存勗的需求正好重合，使李存勗可以轻松地通过郭崇韬之手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用自己去承担薄情负恩之名，何乐而不为？所以，李存勗对郭崇韬在这方面的行动，给予了百分百的支持，这才是李存审被轻易排挤的真正原因。
至于孔谦，原本并未得到李存勗的重视。对于郭崇韬打压孔谦的行为，李存勗既未支持，也未反对。但随着孔谦通过景进这条线挤进李存勗的心腹小圈子行列，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孔谦让李存勗认识到了自己的“有用”，成了李存勗一定要保的人，所以与其说郭崇韬是败给孔谦的钻营，不如说他是败给李存勗的意志。
郭崇韬也是李存勗心腹小圈子的一员，虽然是比较另类的一员。他的权力来自李存勗的授予，当他的做法与李存勗的基本需求一致时，李存勗的意志往往隐身于幕后，让人看起来似乎是郭崇韬权倾天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如果郭崇韬的做法与李存勗的需求不一致甚至相背离时，郭崇韬的权力就仅仅取决于李存勗对自己的自律程度和对郭崇韬的容忍程度。但凡李存勗铁了心要干的事，郭崇韬从来没有能力阻止。
再来看看郭崇韬为什么一定要压制孔谦。这里当然有郭崇韬私心作祟的成分，但绝不仅仅因为私心。前文说过，孔谦与郭崇韬有很多地方相像，很有才干，也很喜欢揽权，拉仇恨的本事也十分拿手，只不过，他们拉仇恨的对象不是同一批。这正是郭崇韬最反感孔谦的地方。
来看看孔谦是如何“丰财赡国”的。其实要改善财政状况，方法为开源和节流两大类。
后梁王朝的税收，在初始阶段是比较低的，但到了朱友贞时代，梁军在前线屡受重挫，每次大败后都要以很高的效率重新集结重兵集团，如果还保持低税收，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实际上，史书已经在一些地方，提到身为后梁租庸使的赵岩如何设法在正式税收之外巧立名目盘剥百姓。
不过对于新建立的后唐王朝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前朝的暴政越突出，才能衬托出新朝越正义。所以，李存勗刚进汴梁没几天就发布了一道取悦天下百姓的圣旨：“理国之道，莫若安民；劝课之规，宜从薄赋。”接下来就是三项具体的利民措施：一、暂停各道的徭役，还在服徭役的百姓都放回家务农；二、原后梁境内百姓积欠未交的税赋，以及欠公家的债务、利息等，凡是在汴梁光复以前发生的，都一概免除，不再征收；三、原先为了战事征集战马，向民间摊派一事，凡没有从官府领钱的，或有困难无法弄到马的，都免除摊派不再征收。
可想而知，正被沉重税赋压迫的中下层百姓，得知圣旨的内容会多么欢欣鼓舞，感念皇恩！但是，他们高兴不了几天，新朝的衙伇就会闯进家，追缴那些圣旨已经免除的税赋和各种徭役、摊派。百姓的负担根本没有因为李存勗的圣旨而减轻，甚至比以前更沉重了。
原来，在后唐的租庸院实际领导孔谦看来，这道圣旨就是个棒槌，没必要当针（真）。咱们税收得越多，国库财力越厚，皇上自然越高兴，根本不会计较以他名义颁布的圣旨是否都得到了严格执行；要是真按圣旨办，导致税收不足，使皇上和他身边的人必须捐出受贿所得来补贴国库时，可别指望他们会表扬你坚持原则。
于是，李存勗高调宣布的善政，到了下边，孔谦根本不执行，沦为一纸空文。
也许百姓还带有期望：新天子只是一时受蒙蔽，还不了解情况，一旦知道真相，天子还能对孔谦公然无视圣旨的行为无动于衷吗？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丰财赡国功臣”就是李存勗对于这个问题给予全天下最直接的答案。但天下人会怎么想？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李存勗在百姓中受到的爱戴程度大减，之后不管他再许下什么动听的诺言，颁布什么利民的善政，都很少有人相信了。
第五部《后梁帝国》的《顺义改革》一节说过，五代各国的税收制度基本都源自唐代两税法，以收钱为主。于是，每到收税的时候，广大农夫必须将手中的农产品尽快换成现钱，大商人乘机压价，大赚一笔。
南方的宋齐丘看到了它给百姓带来的灾难，推进了吴国的税制改革。北方的孔谦则看到了国家税收让商人分流的损失，也推出了新办法。
新办法的具体操作是，孔谦从他掌握的税金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本金，发行小额贷款，解决百姓缺少现钱的燃眉之急。然后嘛，我也知道你们赚钱不容易，所以之后也不用还钱，以第二年出产的生丝偿还。
乍一看，这好像是个便民的善政，但关键的猫儿腻在于第二年用生丝还贷。孔谦的规定是，不管当时生丝的市场价是多少，一律以几年内生丝出现过的最低价折算。于是，丝农又被额外盘剥，只不过额外盘剥他们的力量，由还可以讲讲价钱的大商人变成无法抗拒的朝廷。
当时很多官员也知道这种做法潜藏的危害性。翰林学士承旨，兼代理汴州刺史卢质，为此上书李存勗说：“这是伪梁租庸使赵岩干过的恶政，曾激起百姓怨愤。陛下您革故鼎新，为的是给天下人除害，如果还像过去一样横征暴敛，与赵岩复生有何区别……我是为天子做事，不是为租庸院做事，可现在天子的圣旨久盼不至，租庸院的公文却一份接一份到来，都在催促我们按贷收债。我们该怎么做？请陛下尽快发一份明旨。”
然而，奏疏送上去之后，李存勗就当没看见，不予回应。显然，在财政政策上李存勗已经接受了孔谦的观点，更重视短期利益，更关心眼前母鸡的下蛋速度，而不太在意母鸡们吃得饱不饱。
除了抓牢农业税这个当时的大头，孔谦也没有忽视商业税。当时征收商业税的主要方法，还是在各交通要道上设卡收费，检查过往商旅，雁过拨毛。为了减少物流成本，商人们往往会寻找偏僻小路通行，以便绕过关卡。当时可不是什么太平盛世，走小路遇上土匪的概率是很高的，但商人们显然算过了，比起在大路遇上“官匪”，遇上土匪的损失还是可以接受的。由此可见当时商业税不轻。
孔谦对此很恼火，于是上奏李存勗，提出要增加各关卡的人员，让他们分出人手严密巡视关卡以外的各条小道，查拿绕道过关的商人，一旦抓获，从重从严处罚，看谁还敢逃税。
对于孔谦这份可以增加政府收入的奏疏，李存勗可比对待卢质那份会减少收入的奏疏重视多了，立即批准，督促各地相关部门，要严格按孔谦的方案开展工作，不得松懈，更不得敷衍。
虽然孔谦在“开源”方面成就不小，但他的方法全是在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对后唐经济的长远发展其实是有害无益的。
后唐在同光一朝的财政状况从来没有真正好过。由于藩镇供奉悉入内库的制度，国家收入被大量分流；治理黄河（收拾后梁决口留下的烂摊子），筹备与契丹、前蜀的战争，都是巨大开销；那几年也没有遇上哪怕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
孔谦不得不在“节流”方面做出很多努力。
当上租庸使之初，孔谦就上奏李存勗：“现在国家用度不足，原因之一就是吃公家饭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各道的判官（各地主官的辅助官员，不一定干什么）之类的，数量太多，早就该精简。建议从今以后，每个藩镇可以设置节度使、观察使、判官、书记、推官各一员。每个留守设判官一员，另外三京府可另置判官、推官。在此标准之外的多余官员，各道有困难要保留也行，但国家不再负责发工资。”
孔谦这道奏疏一上，各地大批官员就此失业或者减薪，但这还不算完，孔谦接着要让更多官员理解成语“祸不单行”的含义。
孔谦先向李存勗提出了一个不美好的现实：“现在官员的名义俸禄都高，但因为国家的现钱数量不足，只能采用折支发放，官员实际所得很少。”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何谓“折支”。古代朝廷给官员发俸禄时，早期主要是发粮食，连官位的级别都直接以粮食的重量单位“石”来做标准。后来因为经济发展，钱作为当时财富最佳的交换和储存媒介，其优越性越来越突出，官员俸禄中钱的比例逐渐上升。到唐中期以后，官员俸禄的组成虽然很复杂，但钱已经是俸禄的主要部分，也是最受欢迎的部分。
官员希望发到手的都是钱，但很难做得到。朝廷常常会根据国库实际拥有的物资情况，将一部分官员的俸禄，用据说价值相当的各种实物发放。这里的实物如果是粮食还好，但很多时候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如苏轼就记述过，他在黄州为官时，领到的折支竟然是官府卖酒后退还的包装袋！
还要注意这个“据说”，这里同孔谦推出的生丝还贷政策一样充满了猫儿腻，即使不考虑实物变现的困难，这种折支通常也会让官员的实际俸禄收入远远低于法定俸禄收入。
大家都不喜欢折支，那怎么办呢？孔谦提出的方案是：所有官员俸禄减半，但今后都发现钱，不再折支。李存勗如今对孔谦的建议都采纳，新的俸禄政策立即推行。但官员很快发现只是推行了百分之五十：俸禄减半，立竿见影地做到了；取消折支，不过是一句空话。
孔谦的财政政策在平民百姓间，也在官场内激起了广泛的怨恨。虽然受损官员的人数远没有受损百姓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愤怒比百姓的愤怒更可怕。可是孔谦不在乎，他觉得只要让李存勗欣赏他，肯保着他，你们算得了什么？
包括郭崇韬在内，大家暂时确实没本事拿孔谦怎么样，但这种愤怒并不会消失，只会慢慢积累成一股强大的势能，而且针对的不仅仅是孔谦，更会暗暗指向支持他、庇护他的李存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