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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成都方面，前蜀群臣对李严的来访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很多人虽然没有明说，但用后来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们已经对后唐强大的武力心怀恐惧，但也有强硬的主战派主张迎难而上，准备与唐军对抗。
宋光嗣之弟，宣徽北院使宋光葆，算是此时前蜀群臣中的主战人士。他上书王衍：“很明显，晋王已经有了欺凌我国的野心，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应该马上选将练兵，进驻各沿边要塞。同时要积蓄粮草，整修战船，对即将发生的入侵严阵以待！”
王衍觉得有理，马上任命宋光葆为梓州观察使兼武德节度使，出镇东川，替换下自己那个只关心发财致富的舅舅徐延琼，负责对后唐的备战。宋光葆出镇东川后，调查了前方的实际情况，又上书王衍，提出一套以攻为守，先发制人的方案：
“请于嘉州（今四川省乐山市）沿江造战船五百艘，募水兵五千人，沿长江东下出三峡，臣同时率东川之师与之配合，水陆并进，攻向江陵。条件有利则进取，条件不利则退守峡口。东北沿边各军，要抢先占据险要，严防死守，先立于不败之地。另外从国内精选骁壮三万，奇袭凤翔、长安，如果运气好，可夺取关中，东据黄河、潼关之险而守。然后北招契丹，多许诺他们一些好处，让契丹兵南下，与我军呼应，夹攻后唐。如果运气不好，则重兵退守大散关，巩固我们的边防。这样做，即使不能成功，也可以事先打乱敌人的计划。”
这实在是一个胆大包天到了脱离实际的方案，要执行它，完全超出了前蜀帝国拥有的武力上限，理所当然没被前蜀朝廷接受。不过，这个方案的部分内容，还是被王衍或徐家姐妹认为是有价值的，于是，前蜀开始向靠近后唐的前线各藩镇增兵，加强防御。只不过这些措施后来并未收到明显效果。
宋光葆这个没有实施的方案，按理说本该高度保密，却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被泄露了，成为后来李存勗向前蜀兴师问罪的重要借口。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由宋光葆出任东川（武德）节度使这件事，引发的一系列微妙的连锁反应，对前蜀亡国影响更大。
宋光葆去东川，顶掉了徐延琼的节度使之位。蜀国太师徐延琼，虽然论能力，只是个一无所长的庸人，可要论亲疏，人家毕竟是皇帝的亲舅舅，太后的亲弟弟（也有记载说他是徐太后的哥哥），裙带之硬，在蜀中无人能及。这次为了备战，让徐延琼吃这么大一个哑巴亏，他姐和他外甥也觉得过意不去，要设法弥补一下。正好在徐延琼回成都后不久，发生了王宗俦试图串联王宗弼谋反的事件。虽然因为王宗弼拖延不作为，王宗俦谋反未遂，但徐家姐妹与王衍在事后得知他们离鬼门关曾经是如此之近，不由得吓出了一身冷汗。王宗弼这次不反，也不能保证下次不出事呀！可能还是亲兄弟更靠得住。
经过一番权衡，王衍下诏，任命徐延琼为京师内外马步都指挥使，掌管成都城内禁军的兵权，替换下王宗弼。六年前，高祖王建有过遗命：徐家姐妹的兄弟可以给予高官厚禄，但不允许他们掌兵。王衍这道诏书，可以说是公然打了先皇老爸的脸。
本来就从心眼儿里看不起王衍与徐家姐妹的众军头，自觉理直气壮，对此格外愤愤不平（结果，后来真到有事之时，徐延琼根本指挥不动应该听他指挥的哪怕一兵一卒）。被解除兵权的王宗弼嘴上没说什么，但以他的为人与后来的实践看，显然是怀恨在心，把此前徐家姐妹给他的多少好处忘了个精光，做好了恩将仇报的准备。
宋光葆当上节度使，还引得他的一位宦官同行红眼病发作。是呀，当个节度使多爽啊，比窝在宫里服侍人强多了，可以专制一方，还可以统率大军，在那里就能真正享受人上人的荣誉。这样的好事，凭什么只落到他宋光葆的头上呢？
宋光葆的这名有追求的同行，名叫王承休。王承休容貌俊秀，善于迎合主子。王承休能力低下，但依靠这些已足够让他得到花花公子王衍的赏识，官至宣徽北院使，成为前蜀此时有影响力的宦官之一。
当然，另有被写入史书的八卦记载说，平庸的王承休能够在前蜀宦官群中名列前茅，还与一则绯闻有关。
话说从唐代起，就有不少宦官公然娶妻，如高力士、李辅国、仇士良等。王承休也跟风娶了一个严姓美女为妻。不想，对美女一向来者不拒的王衍，发现自己的奴才竟然金屋藏娇，心中不平，与严氏勾搭上了。据说，王衍还赐给严氏一面铜镜，上面刻着赞美严氏的婉约小诗：
炼形神冶，莹质良工。
当眉写翠，对脸传红。
如珠出匣，似月停空。
绮窗绣幌，俱涵影中。
王承休毫不在意，反正他与严氏的夫妻关系本就有名无实，如果严氏能在皇帝耳旁多替他吹点儿枕头风，岂不是好事一件？不过，就算这些八卦传闻都是真的，严氏在王承休飞黄腾达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次要的。那么，王承休得到重用的关键在哪儿？
王衍是身处迷雾中的当局者，无法像后世的旁观者一样，知道王承休后来都经历了些什么事，能够充分了解这位宠宦的能力之低下。在后唐军队将末日审判送来之前，前蜀皇帝眼中王承休的形象，可能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可大用的俊才。因为，在博取王衍的信任和恩宠方面，王承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帮手（不包括严氏）。
第一个帮手，是前文提过的，王衍身边的大文痞韩昭。韩昭与王承休的私交极好，结成朋党。在共同为王衍搜寻美女、良伶取乐之余，两人相互吹捧，经常在王衍面前盛赞对方的贤良能干，前蜀皇帝因此对这两位宠臣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王承休的第二个帮手安重霸，作用更为重要。
安重霸，本是代北云州（今山西省大同市）人氏，生性贪财好货，又狡诈多智，曾是一名晋军军官，隶属名将李嗣源的麾下，后来据说是因为犯了罪，叛逃到后梁，在后梁时间不久，不知什么原因又叛逃到前蜀。不过，结合后来发生的事，在下有些怀疑，安重霸可能就是晋军派到后梁的卧底，无奈到后梁后身份暴露，回晋国的道路又被阻断，才来到前蜀。
安重霸擅长骑射，被王建任命为亲军将领。王衍即位后，升他为简州（今四川省简阳市）刺史。安重霸到简州，听说当地有一个姓邓的富商擅长下围棋，就把此人召来，声称自己也喜欢下围棋，要与他对弈一局。对弈的规则是由安重霸定的，极不平等：为了不乱尊卑，邓富商没有资格与安刺史坐着下棋，每落一子，就被叫到西北院墙下站着，不能走，不能吃饭，等待安刺史落子。可恼的这安刺史还是个长考派，整整一天只下了十几手，把邓富商站得头晕眼花，手酸脚麻，饥肠辘辘，苦不堪言。折腾够了，才有人适时提醒邓富商：你难道以为刺史老爷真是爱下棋吗？于是第二天，邓富商主动献上十锭黄金，算是认输的彩头，才算躲过这下棋之苦。
安重霸的目标可不止于一个小小的刺史，他将敲诈百姓、贪污索贿所得，投资于官场，继续往上爬。往上爬，得有一个好的抓手，安重霸选中了与王衍亲近，又比较好糊弄的王承休，屈身事之，为他出谋划策，用自己的高智商，补足王承休的短板。从此，安重霸与王承休，恰如狈之居于狼背，默契配合，共同“进步”。
在安重霸的谋划下，王承休说服王衍：咱们不是要加强备战吗？但现有各军的高级将领多是先帝时代的旧人，对皇上您的旨意常常阳奉阴违，咱们就应该重新编组一支对皇上您绝对忠诚的新军，那样皇上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时，就不用担心那些老头子的反对了。
王衍认为王承休想得很周到，就下旨在前蜀各军中抽选精锐士卒一万二千人，到成都会集，编成御前左右龙武军。这支军队被编成四十个“军”（前蜀独有的军队编制，每军可能为三百人，也许是历史上使用“军”这个建制的最小规模），因为是皇帝最亲密的军队，所以从装备到待遇，都要比前蜀其他军队优厚。这对于少数加入龙武军的军士而言，固然是个让人愉快的好消息，但对于大多数没有被选入龙武军的蜀军士兵来说，这种同工不同酬的做法，只让他们心中产生了不平衡的怨念，更加减少了他们对大蜀新天子原本就不算太多的忠诚。
皇帝亲军的指挥官，当然要避开那些倚老卖老，经常不听招呼的老军头，任用王衍最信任、最亲密的人。于是，不出安重霸所料，王承休被任命为龙武马步都指挥使，而他自己也顺利升任副手。
可是，将蜀国最精锐的军队，配属给一个阉宦和一个降将，真真是岂有此理！就算不用我们，也不能让这样两个人上啊！这样的安排，让蜀军众老将闻之哗然，内心多有不平。此事发生的时间，还在王衍用亲舅舅徐延琼代替名义哥哥王宗弼之前。因为这两件事，王衍将王建时代留下的老军头得罪了两遍。
再说后唐方面，很快便得知了前蜀在唐蜀沿边各要塞增兵备战的情况（从李存勗能够清楚获知宋光葆的上书内容来看，后唐在前蜀内部应该建有一个情报网，也许就来自安重霸），为了降低未来伐蜀战争的难度，在战略战术方面精明依旧的李存勗决定兵不厌诈，来一次以和议佐攻战，再派一个叫李彦稠的大臣为使，出访成都。
李彦稠于同光二年（924）九月初到达成都，到同年的十一月才返回，在前蜀停留的时间比李严还长（李严访蜀时间为同年的四月至五月）。
就在李彦稠动身返回后唐的十一月，前蜀朝廷认为他们与李彦稠的谈判非常成功，前蜀已经与后唐实现了和解，至少暂时不会有战争了。或是为了节省军费，或是为了证明前蜀方面和平的诚意，蜀军取消了备战计划，让前一段时间加派到边界各要塞的军队，纷纷班师回京。例如，从威武城撤回关宏业等二十四军，从武定、武兴两镇撤回刘潜等三十七军，从天雄撤回王承骞等二十九军，从金州撤回王承勋等七军。前蜀对后唐的防御准备，重新降到了较低的水平线上。
不过，作为后世的读史者，在下隐隐有一种感觉：相信李存勗的和好诚意，也急切盼望与后唐帝国实现睦邻友好的前蜀上层人物，更像是徐家姐妹，也许还有王宗弼等帝国元老，但不太像是皇帝王衍自己的意思。前蜀统治阶层，在如何面对后唐这个强邻的战略上出现分歧，使前蜀的外交政策也出现了自相矛盾的左右摇摆。
比如，在史书记载中，李彦稠离开前蜀的第二个月，在安重霸的教唆下，早就眼红宋光葆出镇东川的王承休，向王衍进言说：“听说秦州多美女，请派我去那里挑选佳丽，呈献皇宫。”王衍大悦，当即任命王承休为天雄节度使，进封鲁国公，并让他带着御前左右龙武军的全部四十个军赴任秦州，充作牙兵。《十国春秋》为此事还加了一段评语：“先是唐昭宗世宦官虽盛，未有建节一方者，宦者得为节度使，自承休始也。”
这段记载问题很多。首先，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王承休在同光二年（924）十二月才出任天雄节度使，比同年五月就当上东川节度使的宋光葆足足晚了半年多，宦官当节度使根本不是“自承休始”。史书出现这种失误，仅仅是粗心大意，还是有别的原因？再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更多在逻辑上不合情理的地方。
疑点一，王承休主动选择去秦州。天雄镇主要位于今甘肃省东南部，是前蜀境内经济最落后、环境最艰苦的藩镇之一，紧挨着强大的后唐，边防形势严峻，职业危险性极高。王承休如果仅仅是想享受当一方节帅的荣耀和威风，完全可以在内地给自己找一个更富庶、更安全的藩镇安身，何苦去虐待自己？
疑点二，如果王衍让王承休去秦州，只是为自己选美女，这样低强度任务应该用不到大量军队。为什么要将刚刚组建的龙武军四十个军全部派到秦州去呢？这样王衍身边不是又没有可靠的亲军了吗？而且，王衍向唐蜀边境地区增派军队的行动，明显与稍前前蜀为展示友好，大量撤军的做法相矛盾，不怕激化刚刚缓和的唐蜀关系（在前蜀众臣中这是普遍看法，虽然并不是真相）吗？
结合后续发生的一些事，在下感到，这些矛盾可以有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在王承休请求出镇天雄的理由中，去秦州找美女这件事可能有，但只是一部分原因，主要原因是，他劝说王衍逆其母以及多数大臣的意见，发动属于他的第二次北伐，创建让天下人刮目相看的功业！
王衍那少年的心被打动了，他不怕打仗，因为王承休的“大智大勇”给了他勇气；王承休也不怕打仗，因为安重霸那气定神闲的“运筹帷幄”给了他勇气；安重霸更不怕打仗，因为他可能是后唐派来的卧底，即使不是卧底，他对王衍也没有一丝忠诚负累，他早就准备出卖前蜀，来为自己在中原大国的荣华富贵铺路！
从王衍这个人此前的经历看，自从他开始记事起，前蜀陆陆续续与周边邻居岐国、大长和、荆南，发生过多次战争。但这些战争的规模不大，交战地域都在远离成都的边境，除了刘知俊那次，敌人从未深入蜀境，而且大多数交战最后都是前蜀打赢了。在这种记忆中长大的王衍，对战争的可怕大概缺少感性认识，对蜀国天险的可靠性容易估计过高。他有一次途经剑门关时，写下《题剑阁》一诗：
缓辔逾双剑，行行蹑石棱。
作千寻壁垒，为万祀依凭。
道德虽无取，江山粗可矜。
可见，王衍也知道自己道德无取，但还是认为前蜀的江山稳固，没太大危险。如果赢了，可以实现第一次北伐没能实现的抱负；输了，国家也没太大危险，自己又找到了王承休、安重霸这两位忠心耿耿的杰出将才，那干吗不试一把呢？
王承休和安重霸在大多数朝臣的反对与白眼中前往秦州上任去了，王衍开始了有些激动又有些忐忑不安的等待。在等待中，王衍更改了前蜀一批亲王的封号：原普王王宗仁改封卫王、雅王王宗辂改封豳王、褒王王宗纪改封赵王、荣王王宗智改封韩王，等等。这些亲王原来的封号多是蜀地的地名，新的封号却是中原出现过的国名，王衍改封的意思很明显。
然后，王衍宣布在新年开始时大赦天下，将年号由乾德改为咸康。咸者，全部也；康者，安乐也。这是意味着他要让全天下共享安乐吗？同时，王衍大量铸造“咸康元宝”铜钱，使这种铜钱成为铸期极短（不到一年，前蜀就亡国了），但存世量颇多的一种古钱。他认为自己的统治疆域将要扩大，所以增加货币发行量吗？
同光三年（前蜀咸康元年，925年）的一天，王衍举行宴会，忽然举着酒杯愁眉不展。在一旁的宠臣顾在珣忙问：“陛下何忧？”
王衍叹道：“现在我们北边有后唐，南边有蛮诏（大长和国），我在位都这么久了，仍然不能吊民伐罪，拯救他们的百姓，所以很烦恼哇！”
顾在珣忙宽慰说：“咱们朝廷里俱是贤臣，陛下有什么好担忧的呢？”
在座的有一个官居太子洗马的官员，名叫林罕，性情诙谐，喜欢写讽刺文章，听了这段君臣对话，回去后借着顾在珣的口吻，写下一篇奇文：
“说到让国家大兴土木建造宫殿，选拔军中骁勇之士护卫自己，手持斧钺，出镇大藩。又在远方修饰行宫，引诱皇上的车驾远出巡幸，挑衅强邻，制造祸端的，咱们有贤臣王承休在。
“说到摧挫英雄，吹扬佞媚，没有一点儿才智，却高居国家决策层的腹心，在嬉笑玩弄间取人性命，倚仗枢密大权屠戮私仇，让有功劳的人都被扫地出门，使政事无贿赂就办不成的，咱们有贤臣宋光嗣在。
“说到接受先皇的遗命嘱托，号称国家之栋梁，却既不肯为国事尽忠心，也不肯隐退保身名，放任一族人奢侈腐化，自己骄傲自满，只留下贪官污吏之业绩，再见不到社稷重臣之身影的，咱们有贤臣王宗弼在。
“说到让马屁之声响彻云霄，让正直言论销声匿迹，从规章制度中找到做坏事的依据，用巧妙的言辞修饰可耻的奸谋，围绕在君王左右，只凭三寸不烂之舌，就让国势倾危的，咱们有贤臣韩昭在。
“说到性情凶残狠毒，贪婪无耻，私下纵火烧坏军营，只为腾出空地给自己扩建豪宅，不顾众口喧嚣，民怨沸腾，还能心安理得犯众怒的，咱们有贤臣欧阳晃在。
“说到用酷毒手段坑害百姓，用官府权力欺行霸市，身为一郡之太守，辜负皇天之隆恩，将阳安（今四川省简阳市西北，时为简州治所）地界破坏得满目疮痍，却能在内廷蒙蔽君上，传扬美名的，咱们有贤臣田鲁俦在。
“说到身为君王的元舅，位居三公的高位，不思为国家谋划，一心为小家谋利，住宅之豪华已等同于皇家林苑，还贪得无厌地索求金银珠宝的，咱们有贤臣徐延琼在。
“说到出为一方镇守，入掌朝廷枢机，俨然国之栋梁，但从不发一句直言规劝君主，只会阿谀奉承，迎合上意的，咱们有贤臣景润澄在。
“说到搜求女色，取悦皇上，时时追求破格的恩典，贪得无厌地邀取皇上的宠爱，对皇上的咨询则敷衍了事，不学无术，既不忠诚，又不勤勉，为国家添加一个蛀虫的，咱们有贤臣严凝月在。
“说到高唱亡国之音，迎合奢侈的风气，用巫觋一类邪术糊弄陛下，让皇上走向桀、纣的昏聩，远离唐、虞的教化，还有贤臣我（指顾在珣）在。
“陛下您任用了这么多的贤臣来治理国家，用得着担心社稷不安吗？”
《十在文》是在前蜀灭亡前夕，由熟知其内情的臣子，对这个帝国统治阶层创作的一张全景速写图，将帝国上层的腐朽与堕落描绘得淋漓尽致。此文表明，包括大量的朝臣在内，众人已经对这个国家的前景不抱任何希望了。
这样的国家，不遇强敌，暂时没什么事，如遇强敌，恐怕不能指望有多少军队、将领、臣子，能豁出性命来保卫它，特别是当进犯的强敌能为这些人提供出路的时候。这一切，将很快得到证明。
《鉴诫录》没有记下林罕写作这篇奇文的准确时间，但从其内容很容易判断，应该是同光三年九月发生的事。因为到这个月，王承休才在安重霸的建议下，奏请王衍巡幸秦州。王承休才有了“命銮舆而远幸”，并且“为衅之端，为祸之源”的事迹，从而荣登林罕评选的“十大贤臣”之首，甚至排在宋光嗣的前边。
为什么？很显然，在以林罕为代表的相当一大批官员看来，以前蜀现有的国力军力，去挑衅强大的后唐，是典型的作死之举。但他们的少年天子好像被鬼迷住了心窍，不知为什么看不出这么浅显的道理，也不听众人的劝诫，甘心被王承休牵着鼻子，滑向唐蜀开战的深渊！
当然，这一切虽然是林罕和一大批前蜀朝臣的感觉，但不是王衍和其心腹的看法。
但是，当王衍看到这篇将他和他的重臣骂了个狗血喷头的奇文时，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连忙吩咐史官：快将此文编入国史，千万不要让这样的好文章失传了！不过，闻过喜则喜矣，王衍根本没有做出任何改变，尽管这个时候再想做任何改变已经来不及了。把王衍逗乐的是文中的幽默，至于文中的思想，王衍只把它看作小臣的无知与偏见。你们完全不知道朕正在下一盘怎样的大棋，朕很快就用事实来教育你们！
王承休于上年十二月到秦州上任，一到任便拆除了原节度使衙门，新建行宫，同时在民间征选女子教授歌舞。这些事都是王承休的老本行，他干起来轻车熟路。王衍本意是想北伐，但不能让他进军途中没有美女怡情悦性，那太难为咱们风流成性的少年天子了。
至于王承休在秦州有没有什么备战之举，史无明文，大概交给了安重霸去办，毕竟这样做才算专业对口。但安重霸根本就没有真要帮助前蜀，可能成效也不怎么显著。
但老天爷好像愿意帮前蜀一把。如前文所述，同光三年的上半年，后唐遭遇了严重旱灾，接下来的三个月，又是全境的大水灾。这些灾情虽重，可在短期内不会对后唐的军力造成太大影响，但它们给军事外行王承休和王衍带来了某种错觉：北伐扬威的机会到了！
为掩人耳目，避免众臣的强烈反对，王承休派人送来了《美人图》和《花草树木图》，展示秦州的人文之美与山川之秀，做出奏请王衍巡幸秦州，只是为了让皇帝旅游散心，不会引发唐蜀冲突的假象。王衍则将统领大军，以护卫巡游的名义，前往秦州。
但朝中众臣也不是这么好糊弄的，他们纷纷设法劝阻。论言辞恳切，林罕在《十在文》里的旁敲侧击还排不上号。重臣王宗弼也上书反对，估计他一介武夫的文采不好，奏疏让王衍直接扔在了地上。王衍母亲徐太后也表示反对，可王衍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不愿总生活在母亲的阴影下，放弃这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再听不进母亲的劝告。
前文提过，曾经在科考时抨击朝政，被当政官员陷害，却得到王衍亲自营救且提拔的蒲禹卿，此时为报君主的知遇之恩，抱着必死决心，上了一篇长达两千多字的著名奏疏。在奏疏中，蒲禹卿提醒王衍：“我们虽然与后唐刚刚缔结了友好盟约，但我方大军北上，岂能不引起他们的怀疑？”又警告说：“昔日刘禅向邓艾投降，李势向桓温屈膝，都足以证明，仅据山河之险，是靠不住的！”蒲禹卿的上书可能并未送到王衍面前，到韩昭那里就被扣下了。韩昭对这个眼中钉说：“我收下你的奏疏，等陛下西巡归来，自然会派狱吏一个字一个字地追究你的罪行！”
于是，谁也阻止不了王衍大军北上了。王衍不知道的是，与此同时，在数千里外，另外一支大军也已经从洛阳出发，正与他相向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