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系统

士族门阀出身的李唐皇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文官系统，这种制度不仅使古老的帝国运转有序，也对后世乃至当代的文官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官系统运转的机制是中枢制度，也就是三省六部制，而官员的官阶从正一品到从九品多达三十阶。唐朝规定每年冬季对文官进行一次考核，凡属吏部考功司考核的文官，在考核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考核标准分为“四善”（德义有闻、清慎明若、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和“二十七最”，根据不同的官职和职掌提出不同的考核才能的标准。此外，官员升迁也有一套系统，唐政府规定，京官五品以上，台省官及地方都管、刺史在任内须经三次年考，六品以下官吏及县令须经四次年考，才有资格参加文官的铨叙，历年考核成绩的累计，方是文官铨叙和迁转的主要依据，庞大的帝国机器正是依赖如此完整的系统才得以运转。

科举制度则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选拔制度，这一制度创于隋朝，在唐朝确立和完备。取士之科不像明清考八股文，而是分秀才、进士、俊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其他医、卜、星、相、琴、棋、书、画均可登科，其中以明经科及专以诗赋取士的进士科最为士流所重。唐代进士录取人数少则几人，多则三四十人，科举的应试资格不是一层层考试上来，而是要有“文名”。当时有一种名为“求知己”的风气，也叫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政界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唐人薛用弱《集异记》记载，王维曾由岐王李范引荐而向太平公主行卷，深受赏识，由此夺魁。

参与这种文官选拔考试的，除了唐人，还有胡人和遣唐使。《全唐文》卷七六七陈黯《华心》一文有记载：“大中初年（847），大梁连帅范阳公（指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得大食国（指阿拉伯帝国）人李彦升，荐于阙下。天子诏春司（指礼部主试官）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然，常所宾贡者不得拟。”据北宋人钱易《南部新书》卷三记载，自大中年始，礼部每年发榜公布的录取名单中，都会有两三个姓氏稀僻的“色目人”（又称“榜花”）。因科考而名垂史册的则是一个日本人和一个新罗人。开元年间，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汉名朝衡，或作晁衡）就参加了科举，一举高中，担任左春坊司经局校书，后来官至秘书监、安南都护，死在唐朝。乾符元年（874），新罗人崔致远参加科举考试，一举及第。他游宦大唐十余年，著作颇丰，回国后状进于唐者达二十八卷之多，被誉朝鲜半岛的启蒙人物。

在西方，英国是最早形成文官系统的国家，而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职员任用制度成为英国文官选拔制度的开始，此一制度的形成，便有着中国科举的影子。1854 年 7 月，英国议会派遣麦考莱（Macaulay）等三人组成委员会调查东印度公司任用制度。委员会提交了著名的《麦考莱报告》（ The Macaulay Report ）：职员任用须经公司竞争考试，以牛津、剑桥两大学的课程为标准，考试及格后再受训二年，期满按成绩分配工作。这一报告影响至深，英国行政部门流行的“通才教育”传统可追溯于此。其实，东印度公司的改革还源于中国人的建议，东印度公司因在广州的公司人员的建议，先后在英国设立学校（1806 年）训练行政人员，经考试后派印度任职。

即使有如此完备的文官系统，唐代仍然避免不了冗官的产生，这也是这套文官系统最大的弊病，后世中国基本沿袭了唐代的文官体系，冗官问题也一直影响到现代。据《新唐书·百官志一》记载：“初，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曰：‘吾以此待天下贤材，足矣！’”《旧唐书·曹确传》称“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员”，较前者说的还要少。时隔一百六七十年，杜佑“建中中忝居户部，专掌邦赋”时所著《通典》的记载，已经是“都计文武官及诸色胥史等，总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事繁官冗，导致职业良心和责任心的泯灭，唐帝国再也没有贞观朝、则天朝及开元、天宝时敢于担当的能官精吏，国家政治的运行逐渐走向根本无法挽救的败局。 f1ND13v3sExpm+bIETkBo/k45N13WyjO8CaEaRnUDtiuiHiuVSdtRF/knyRPS5T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