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世纪”的乡愁

627 年，关中大旱，灾民卖儿卖女以求生。刚刚在玄武门宫争中斩杀两位竞争对手的李世民，面对旱灾忧心忡忡，下令开仓救济，解决灾民的燃眉之急，并拿出御府金帛，供灾民赎回卖掉之子女，以免他们骨肉分离。这一年，李世民二十八岁。就在这一年，一位叫玄奘的僧人“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趁着夜色混在流民中溜出长安城，踏上了西行取经求法的漫漫征途。这一年，玄奘二十五岁。

627 年，唐朝的贞观元年，是“贞观之治”的起始，岁次丁亥。

根据中国传统五行学说，中国古人利用干支纪年法，以六十为周期（一甲子）把历史重复编排，他们认为每六十年一个轮回，事物发展就像草木随四季更替一样生长、繁茂、凋落与衰败。而其中的丁亥年，则是由衰而盛的关键性转折年，意味着从此年开始，各种事物步入一个长期的发展和繁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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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十七载，西去取经的玄奘在贞观十九年（645）正月回到了长安。四年之后，贞观二十三年（649）三月，比玄奘年长三岁的李世民感到身体不适，很快便缠绵病榻，不能下地走路了。

四月二十五日，实在撑不住的李世民终于决定，离开他日理万机的太极宫，携家眷和近臣到位于今西安市长安区滦镇南浅山上的离宫翠微宫避暑养病。时值孟夏，这里林木清幽，凉风习习。

在《秋日翠微宫》一诗中，李世民写道：

秋日凝翠岭，凉吹肃离宫。

荷疏一盖缺，树冷半帷空。

侧阵移鸿影，圆花钉菊丛。

摅怀俗尘外，高眺白云中。

对于翠华山，李世民有着特殊的感情，此前，贞观二十一年（647）四月，他命人重建太和宫，改名翠微宫，笼山为苑，列台观其中。他似乎和这翠华山之间有一种宿缘。最终，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李世民在寝殿含风殿辞世。此时，他的继承人太子李治心中除了悲伤，还在惦记着感业寺中一个姓武的女子。

继位的唐高宗李治，把玄奘安置在大慈恩寺中译经。在李治心中，大慈恩寺和大雁塔是他的母亲长孙皇后灵魂寄寓的场所。而他居住的大明宫，“北据高岗，南望爽垲，视终南如指掌，坊市俯而可窥”。再登临高出平地十五米的含元殿，透过宫殿的门楣，穿越丹凤门的鸱尾，一直往南，李治可以清晰地看见“壮丽轮奂，今古莫俦”的大慈恩寺，以及寺中“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的大慈恩寺浮屠。

龙朔三年（663），李治偕皇后武则天入住尚未完工的大明宫，自此，大明宫取代太极宫，成为大唐帝国两百四十余年内政和外交的中枢。

此后数百年间，无数道大唐帝国的政令自灯火通明的大明宫发出，影响着一个帝国的脉搏。唐朝皇帝威望最高的时候，大量的突厥人内附，突厥王族成为大唐最勇猛的将军；波斯萨珊王朝（Sassanid Empire）末代的两位波斯王都希望借助唐朝的力量复国，最终终老在长安；大量的遣唐使来自新罗和日本；而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亦来定居，散落于从敦煌到广州的大唐帝国城市。

国子监中有这些国家的留学生，最具热忱的是日本人，其中有些像今日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在中国居留达几十年，有的终生为唐官，深埋大唐。而更多的人回国之后，对日本的文化有了具体的贡献，很多方面仿照唐制：都城设计建造完全模仿长安，从铜币的设计到妇女的发髻，从室内的布置到围棋、茶道、诗词都参照大唐的时尚。从此之后，后世出土的日本文物深具中国色彩。那个时候，初次来长安的人都充满了陌生感，踏进这座大城市的每个访客无不感到惊诧，大开眼界，长安的瑰丽和宫殿的雄壮，已经超越了想象极限。这些外来的人为长安城的狂放情趣、繁华市井而目炫神迷。他们向往，畏缩，好奇，慌张……有着各种反应，百态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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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统治的三个世纪中，东方各地的财富也经由陆路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了大唐的土地上——或车装，或驼载，或马运，或驴驮。伟大的丝绸之路是唐朝通往中亚的重要商道，它沿着戈壁、荒漠的边缘，穿越唐朝西北边疆地区，最后一直可以抵达撒马尔罕（Samarkand）、波斯和叙利亚。从玉门关向西，有两条道路可供行人选择，这是两条令人望而生畏的道路，要经过流沙、戈壁和荒漠，还要面临极度的寒冷或酷热。

唐贞观九年（635）十一月，来自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国（Sogdiana）的使臣由撒马尔罕再次来到长安，粟特人的足迹遍布丝绸之路经过的一切地方，从东海之畔的扬州，到沐浴在地中海阳光下的拜占庭（Byzantium）。他们中最著名的不是商人，而是一位“柘羯”（武士）。他是一个胖子，擅长跳胡旋舞。这个叫安禄山的粟特胖子，与唐朝美人杨玉环有着一种暧昧的关系，后来他还把杨玉环的丈夫李隆基从长安赶到了成都。历史上把这段往事称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起因，是一个皇帝艺术家的“黄昏恋”。

开元二十五年（737）十二月，武惠妃病重，唐玄宗李隆基决定去骊山过冬时，第一次遇见杨玉环。只是皇家一次例行的谒见，却让一个五十多岁的皇帝和二十岁出头的儿媳订下了山盟海誓。

至德二年（757），在数千名精骑的簇拥下，从成都准备返回长安的太上皇李隆基取道凤翔东行。约莫走了三天，来到了咸阳兴平的马嵬驿，他铭心刻骨、昼思夜想的地方。驿站犹在，佛舍犹在，梨树犹在，可“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玄宗之后近半个世纪，元和元年（806），三十五岁的盩厔县县尉白居易作了一首叙事诗《长恨歌》，以极富想象力的笔调，描写唐明皇终夜不眠，看着宫前萤火虫飞来飞去，阶下落叶也无心找人打扫的情景。这样的忧恨缠绵，只会越陷越深，非人世间任何因素能舒慰。这首《长恨歌》也随之流传千古。但奇怪的是，当时在位的唐宪宗竟然默许了白居易写皇家爱情的行为。当时长安歌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伎哉”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

这个皇帝和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宫廷舞蹈家之间的爱情，终止在了马嵬坡，一个很小的地方，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代管的县级市兴平市西北十公里的土原上。而他们的爱情开始于长安东边骊山一处叫“华清池”的皇家园林。骊山是历代皇家的行宫圣地，一个很教人不安分的地方，周幽王曾经在那里烽火戏诸侯。李隆基最爱的华清池，位于今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北侧，东距西安三十公里。当旅游者乘火车或汽车前往临潼参观骊山及华清池时，应先注意四周黄褐色的泥土，黄仁宇先生曾经说，这种泥土与美国田纳西州一带耕地的土壤相似，它是中国历史展开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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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仍享国祚一百五十二年。

此后的唐王朝，在一个半世纪中努力重建，试图恢复盛世的辉煌，也一度让人看到希望的曙光，但是面对内外交困，最终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落、灭亡。中晚唐一百五十二年的历史中，唐王朝内部祸乱丛生，外部无力抵御周边势力的进犯，当时唐人引以为傲的长安更是数次沦陷。“国都六陷，天子九迁”的情况，更是成为中晚唐历史的一个真实写照。

然而，和国家面临的困境不同，安史之乱结束后，虽然唐王朝仍充满内忧外患，但国家自上而下，奢侈之风极度盛行，宴游、华服、美食、赌博、佞佛、乐舞等声色之乐甚至超过天宝开元之时。

《旧唐书·穆宗纪》说：“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李肇《国史补》卷下则说：“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

中晚唐女子的审美也充满了末世的放纵感。宪宗元和四年（809），白居易的《时世妆》写了一种中唐的“元和时世妆”：“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

十年后，穆宗长庆年间（821—824 年），女子的头饰不但越加浮夸，金碧珠翠，又出现了更加怪异的“血晕妆”：将眉毛剃去，再在眼上下画几道血痕一般的装饰。《唐语林·卷六》就记载：“长庆中，京城妇人首饰，有以金碧珠翠，笄栉步摇，无不具美，谓之‘百不知’。妇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横约于目上下，谓之‘血晕妆’。”这种加倍的奢靡，伴随着血色的妆容，散发着颓废和及时行乐的末世心态。

中晚唐的士人在经历党争、藩镇之乱、宦官当权之后，也消磨了建功立业的壮志理想，急于补偿失去的欢乐，在世俗欲望的满足中获得慰藉。从皇族到平民，唐人的求仙向道之风极盛。清代历史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唐诸帝多饵丹药”条载，中晚唐的几个皇帝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皆是服丹药中毒而死。

到了唐代中后期，唐代贵族服食丹药越加浮夸，白居易的《思归》诗就曾经写过他知道的服食丹药而死的诗人：“退之（韩愈）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微之（元稹）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杜牧）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崔玄亮）夸药力，终冬不衣棉。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

就在这样末世感十足的社会生活里，唐王朝终于走到了末日。

天复四年（904）正月，黄巢降将出身的宣武节度使、梁王朱温，挟天子以令诸侯，劫唐昭宗李晔迁都洛阳。朱温“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彻屋木，自渭浮河而下”（《旧唐书·昭帝本纪》，天祐元年），使长安沦为废墟。

唐长安城留于后世者，仅剩残垣断壁和若干城墙遗迹。

唐帝国最后一个皇帝哀帝（或称昭宣帝）李柷先被降为济阴王，迁于开封以北的曹州（今山东菏泽），安置在朱温亲信氏叔琮的宅第，后又被废除帝位。由于太原李克用、凤翔李茂贞、西川王建等仍然奉“天祐”正朔，不承认梁朝，朱温担心各地军阀的拥立会使废帝成为身边的定时炸弹，就一不做，二不休，于后梁开平二年（908）二月二十一日将十七岁的哀帝鸩杀。

至此，建国二百八十九年（618—907 年）的大唐帝国一去不返。

4

作为一个舶来品，“中世纪”一词是 15 世纪后期欧洲人文主义者开始使用的。这个时期的欧洲，从“文艺复兴”中衰落，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权来统治，传统上认为这是欧洲文明史上发展比较缓慢的时期。

而当“中世纪”这个词出现在中国史及其相关叙述中的时候，被默许指代 7 世纪至 10 世纪的隋唐时代，尽管学界对这一学术名词的“拿来主义”持质疑态度。日本文史家内藤湖南就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说：“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

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先生的中唐文学文化论集，也取名为《中国“中世纪”的终结》（ 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 ），估计宇文先生料到此种提法会有误会，故用了引号。

或许，“中世纪”这个名称是宇文先生的策略，是一个汉学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视野。在我看来，“中世纪”的“中”字用到唐朝，却是恰如其分。中者，中兴也。唐，这个中国历史中最能引人遐想的历史片段之一，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进入，都会有陌生的新鲜感。既然这个词来到了中国，不妨给予它一个中国的身份。

更遑论欧洲从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和中国从唐到宋的转型，其中的转化可以比较。英国学者赫伯特·乔治·韦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在《世界史纲》（ The Outline of History ）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初唐、盛唐的差异时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我喜爱的作家红柯说过：“我们从远古开始建造庄园、城堡和城市，却不相信地球是宇宙里的飞行物，是长翅膀的神鸟。”

没有想象的历史，并不能算是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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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帝国的消亡，陈寅恪指出：“自咸通以后，南诏侵边，影响唐财政及内乱，颇与明季之‘辽饷’及流寇相类，此诚外患与内乱互相关系之显著例证也。夫黄巢既破坏东南诸道财富之区，时溥复断绝南北运输之汴路，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以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

在唐史学者陆扬看来，唐帝国的消亡具有一种“突然性”。他在2010 年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有一个题为“唐帝国为何会瓦解”的讲座，他认为，唐帝国在 9 世纪末瓦解的时候，曾经对唐代最具威胁的周边许多政权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就外部环境而言，唐帝国尚有很大的生存空间。从内部来看，宣宗跟懿宗时代，几乎所有的藩镇，包括传统上认为是被武人掌控的那些藩镇，几乎都是文官政治，基本解决了长期以来藩镇的武人控制问题。

伴随唐帝国消亡的，还有隋唐新建的长安城。

天祐三年（906）以后，长安不再成为中国的国都。帝国的重心逐渐移至东边，中国开始了蓝色的大洋梦，东南区域以其土地肥沃、水道交通便利而更有吸引力。所以唐朝之后的历史中，几乎所有的王朝都采取一种南北为轴心的战线，与长安渐渐远隔。

今天，当我们穿过长安的躯壳西安，伸手抚摸一下眼前这粗糙、沉睡的四方城城砖，心里就莫名地温暖而踏实了，尽管唐朝的长安城墙是夯土筑造的，仅在城门部分有城砖包裹。我们的内心只要泛起愁思，我们仍会以春江花月夜的艳丽或《霓裳羽衣曲》的飘逸不断穿越历史，相望那个绕梁千年的江湖绝唱。

曾经，一个王朝的风花雪月主宰了那个叫长安的城市转瞬即逝的春秋，诗歌的漂泊带来了哀愁、天才、江山和美人，还有挥之不去的思念。那些焰火、野草、王孙和驿站，以及大氅，最终成了乡愁。今天，这种乡愁仍在。 8+tcf1F692I9B17Y+YHRrHndGs2UKllFu3xYcTEpSstyqsVRwUzZSvJ9wkACdA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