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与送别

开元十八年（730），漫游吴越江南的孟浩然在杭州建德新安江上泊船夜宿，写下诗句“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一种安详静谧但又深沉怀远的乡愁扑面而来。强盛的国力和安靖的社会，使唐人很喜欢游历，尤其是唐代的文人，游历成风。他们的足迹遍布帝国的东西南北。当时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重要的交通干线东可达山东半岛，西北直通西域，西南可到南诏，东北自太原经幽州可到山海关以东之地，南下可到桂林、广州。

而当时，唐帝国还在黄河修建了中国帝制时代最长的大桥，也是黄河上最早的大桥——蒲津浮桥，这座纯铁建造的蒲津浮桥，渡口两侧各有四头铁牛，每尊铁牛重达八万斤左右，连同牵牛的铁人、固定船只的铁柱以及铁山、绞盘等物，耗用的生铁相当于唐朝年产铁量的百分之八十。到宋英宗治平年间，由于地震和黄河水患的同时破坏，铁牛掉进了水里，就发生了怀丙和尚捞铁牛的故事。

至于出行工具，则是有严格的规定，《新唐书》卷二十四《车服志》记载，天子、皇后、皇太子、王公才可以乘车，余皆以骑代车。普通的胥吏、商贾之妻、老者准乘苇軬车，就是用芦苇席子做车篷的车辆。商贾、庶人、僧侣、道士不乘马。同时，借着大运河、灵渠、广通渠、新漕渠等运河，帝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水运网络，舟楫成了帝国重要的交通工具。

得益于帝国的马政，骑马成了贵族或有钱人最主要的出行方式，但对于普通农家，“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所以，唐代平民的骑乘之物乃是驴。骑驴在唐代又称策蹇，贾岛“推敲”的典故就是诞生在驴背上。而鬼才诗人李贺留给后世的印象则是“恒从小奚奴，骑 ，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李商隐《李贺小传》）。

在疆域广大的帝国，驿站星罗棋布。每个驿站中，除了驿马，还有大量的驿驴，因此唐朝的租车业——“赁驴”是很普遍的。日本僧人的记载是“五十文一天”。《通典》卷七述唐开元年间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陆路交通景况：“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一千多年以后，毛驴仍然是北方地区重要的交通工具。1937 年 6 月 26 日，梁思成、林徽因骑着毛驴来到山西五台山脚下的豆村，在那里发现了中国最有分量的唐代建筑佛光寺。

有驿站，便会有驿馆，唐代的大驿馆相当于今日之星级酒店。当时天下最有名的驿馆是褒城驿。这座驿馆，厅堂庭廊极其宏丽，厅外有池沼，可以泛舟，也可垂钓，闲来还可凭栏赏月，景色迷人。唐人李肇写的野史《唐国史补》卷下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江南有一个驿吏，请新到的刺史去参观一处驿馆。他先带刺史进酒库，看到各色美酒一应俱全，其外画一神曰杜康。又带刺史进茶库，见各地名茶应有尽有，复有一神曰陆鸿渐（陆羽）。最后又来到菹库，则是腌制好的各种酱菜，香味扑鼻，亦有一神曰蔡伯喈（蔡邕）。结果惹得刺史大笑道：“不必造神。”参观后，这位刺史赞不绝口，十分满意。

庞大的帝国、完善的交通体系和大量喜欢壮游的文人，构成了帝国旅途最主要的场景，因此唐人的诗歌中，往往有着一种深深的寂寞，这种寂寞便是乡愁。而送别，则成了帝国最惆怅的礼仪。盛唐送别第一伤心地乃是咸阳，当时的咸阳，叫渭城，隶属京畿道。唐人送别，东至三十里灞桥，西至四十里渭城，折柳依依，举杯戚戚，曲终人散，别意无穷。出了咸阳便是向西的丝绸之路，路上要经过吐蕃人的领地，穿过沙漠和戈壁，远远望见一座关，便是玉门关了。唐诸王孙李贺（他自称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曾经在这里写下“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的绝世名句。

在河南巩县诗人杜甫的眼中，在咸阳的送别则肃杀哀伤得多。咸阳桥横跨渭河两岸，为当时通往西域的大道。被征戍边的百姓经常要由此经过，大队人马卷起来的尘埃，簇拥着大片黄云朝前翻滚。整座咸阳桥在尘雾笼罩之下，兀自还未停息。杜甫见沿途草木枯黄，浮沙更多，走不多远，鞋袜里便装了不少沙土，身上衣冠也渐染成黄色。离都城长安这样近的所在竟是满目荒凉，使人感到风尘之苦。他想起那年因送孙宰出为华原县尉，曾来渭北。偶见暮云春树，怀念远隔江东的李白，往日情景，依稀如在目前。彼时，农村虽已凋敝，墟里炊烟犹映斜日，道旁高柳尚趁晚风。这一切，被杜甫记录在了他的律诗《兵车行》中：“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据统计，唐代两千多位诗人，几乎每一位都写过送别诗。在那些传唱不衰的唐诗中，有许多都是别离之作。南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武周时代，则天女皇召见了一位七岁的南海女子，命赋诗送其兄。女子“应声而就”：“别路云初起，离亭叶正飞。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连一个小女娃都有如此惆怅的送别之情，可见唐人的乡愁是多么绵长。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