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战争的起因

无聊的众神决定和人类玩一玩，于是挑起了一连串事件：一个男人偷走了另一个男人的妻子；国王们为了一片领土或是王位继承权而争吵；一位英国船长失去了一只耳朵；在布拉格，皇帝的代表们被扔出窗户；一艘美国战舰在哈瓦那港口爆炸；僧侣们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打架；一位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杀；日本士兵在北京一座古桥附近发动了战争。士兵阵亡，船只沉没，城镇被洗劫，而受难的总是平民。

战争的起因或许看似荒谬或无关紧要，但它的背后常常隐藏着更大的分歧和紧张态势。有时，一个火花便可点燃尚在闷烧的木材。在古代世界，人们相信特洛伊战争发生的原因是众神之王宙斯认为地球上的人类太多，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简单的办法，那便是鼓励他们彼此战斗，自相残杀。他让女神阿芙洛狄忒向特洛伊国王失散多年的儿子帕里斯许诺，总有一天他会娶到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不出所料，帕里斯爱上了海伦，而海伦已经嫁给了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海伦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同帕里斯一起去往特洛伊，还带走了墨涅拉俄斯的许多财富。于是，根据古人的说法，特洛伊战争开始了。来自斯巴达的希腊人及其许多盟友来到小亚细亚海岸，许多人在那里死去，最终，特洛伊被摧毁，幸存下来的人都成了俘虏。这些事真的发生了吗？如果不是众神犯了错，那特洛伊战争又是谁造成的？有证据表明，特洛伊废墟的周围确实发生过战争，在荷马之后的人认定，这场战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当时的世界是一个不稳定且充满暴力的世界，为了争夺土地、牲畜、贵金属和妇女，各个小国之间彼此争战。荷马把一场由贪婪的暴徒制造的、或许真正发生了的战争，写成了伟大的艺术作品。

对于中世纪和现代欧洲早期的王朝战争，我们的了解更多一些。统治者把他们的土地视为私人财产，认为为了增加自身的财产，自身的行为并没有什么过错。为发动战争找到一个理由总是可以办到的，无论是遭受了侮辱还是恢复古老的所有权，都可以是宣战的借口。连接欧洲统治者的家族关系网络意味着大多数的继承关系都可能存在争议。1328年，法国国王去世了，没有留下儿子和继承人。问题来了，谁拥有更多继承权，是表亲还是侄子？碰巧的是英格兰的国王与法国国王有亲戚关系，对王位的争夺导致了法英之间的百年战争。几百年后，另一位没有子女的国王去世了，这次发生在西班牙，三个国家——英国、荷兰共和国和法国，因为继承权问题发生了争执，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欧洲和全球的战争，这场战争从1701年持续到1714年，历时13年。

一直以来，对荣誉的侮辱——不论是对统治者还是国家，都是各国试图制造长期对峙局面时常用到的借口。1731年，詹金斯船长的耳朵被割掉了，他控诉这件事是西班牙水手干的，因为他们怀疑他在进行走私勾当。他向英国国王抱怨，但只是徒劳。1738年，在他展示了他所说的“可怕的残耳”后，英国议会决定对此予以关注。战争在次年爆发，一直延续到1748年，然而真正的原因并不是詹金斯的耳朵，而是英国渴望打破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和西属美洲的垄断，在利润丰厚的贸易活动（包括奴隶贸易）中分一杯羹。而在情理之中的是，西班牙人同样决心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

过去的战争可能是由一个领导人或一群精英发动的，但他们常常会得到一些民众的支持。希腊城邦的公民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感到担忧，于是团结一致与波斯人展开战斗。632年，在穆罕默德去世后，阿拉伯半岛上争斗不休的阿拉伯部落被宗教和倭马亚哈里发凝聚在一起，继而横扫中东、北非和欧洲的部分地区。在1618年发生的“布拉格抛窗事件”中，宗教正是幕后推手。作为波希米亚地区的一支强大力量，新教徒的权利得到了奥地利皇帝的保证，但他们发现这些权利却被皇帝的代表们侵犯了，于是便将他们扔出了布拉格城堡的窗户。尽管这些皇室官员大难不死，但这一事件却引发了一场叛乱。后来，奥地利人试图镇压叛乱，反而将欧洲大大小小的国家卷入了复杂的长期斗争，这是一场融合了宗教、社会、国家和王朝等多方面的战争。

保护教友可以为发动战争提供最方便的借口。19世纪中叶，列强们贪婪地注视着日渐没落的奥斯曼帝国。英国和法国都对地中海东部拥有巨大的兴趣，但它们不希望俄国向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旧称）伸出援手，因为它掌握着通往地中海海峡的最重要指挥权。当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僧侣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用烛台和十字架互相殴打对方头部时，沙皇决定亲自维护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的权利，而新教的英国和反教权的法国则表达了它们保护天主教和奥斯曼帝国的决心。

到了19世纪末期，美国开始在境外，特别是在邻国行使其与日俱增的权力。美国曾试图入侵加拿大或说服加拿大的居民臣服于美国，但这一计划失败了（与大英帝国较量可不是一个好主意）；不过，美国在搜刮南方这一方面似乎做得更好。当时的美国人已经“砍掉”了墨西哥的大部分地区，出于对安全和贸易的考虑，他们对加勒比海地区的兴趣与日俱增。美国人考虑建立一条横跨巴拿马地峡或尼加拉瓜，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运河，这个主意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国将注意力聚焦在该地区。除了英国之外，美国的主要障碍是濒于崩溃的西班牙帝国，它控制着富饶且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古巴岛。1898年，美国“缅因”号战列舰在哈瓦那港爆炸并沉没，致使大部分船员遇难，这次事件为美国的扩张主义者提供了便利。有影响力的赫斯特出版社指责西班牙人（很可能是他们错误的设计或航海技术导致了这场悲剧），敦促读者“记住缅因号”，并且要求进行报复行动。美国议会也欣然加入了这场“大合唱”，将总统推入了美西战争。这场战争使美国在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近乎意外的是，菲律宾也被收入囊中。

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犯下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错误：他前往了波斯尼亚的首都萨拉热窝，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认为这里属于塞尔维亚；并且时间还是在当月的28日，即塞尔维亚国耻日当天，这一天是为了铭记1389年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在科索沃战役中被奥斯曼帝国击败。一群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和暗中支持他们的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一目标，他们运气很好，杀死了大公和他的妻子。奥匈帝国皇室和政府都没有哀悼逝者，为这对夫妇举办的葬礼也吝啬而草率。大公一直不受欢迎，人们也看不起他的妻子，认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伯爵夫人。然而他们的死亡却为奥匈帝国摧毁塞尔维亚的企图提供了完美的借口，在维也纳看来，塞尔维亚在南部边境地区招惹麻烦已经太久了。德国决定支持奥匈帝国，用到的正是著名的“空白支票” 。俄国认定自己不能袖手旁观，坐视塞尔维亚被摧毁。德国的军事计划要求通过比利时攻击俄国的盟友法国，而英国决定保卫法国和比利时。5个星期后，欧洲从自罗马帝国以来最和平的时期之一，进入了一场全面战争。

另一个插曲轻易便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爆发，但它同样有着更深的根源。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试图在亚洲建立一个帝国，用来提供原材料、市场、廉价劳动力，并以此作为殖民地。早在1931年，当一连串炮弹在日本修筑的铁路线上爆炸后，日本就占领了中国富足的东北三省。1937年，日本士兵像往常一样在北京巡逻，他们拥有的这项权利是在19世纪末八国联军击败反对外国势力的义和团之后获得的。当巡逻队走近北京的一座古桥——卢沟桥时，清晰的枪声突然响起。据说在几个世纪前，威尼斯的探险家马可·波罗就是通过这座桥进入北京的。第二天，日本人拿出了一具穿着日本士兵制服的尸体。尽管在北京有传闻称，日本人只是给一个死去的中国乞丐打扮了一番而已，但这次事件却为日本入侵中国长城以南地区提供了借口，日本人继而占领了中国辽阔的海岸线，直至香港边境。这次入侵使美国方面的意见从孤立主义转向了对抗。

由此可见，在不同的时代和地方，战争的起因显然多种多样：绑架、爱情、宗教、王朝斗争、征伐、帝国主义、暗杀或谎言。但某些动机则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贪婪、自卫、情感和信念。

无论是赖以生存的食物，用来奴役或生育后代的妇女，还是珍贵的矿物、贸易或土地，对他人所拥有的东西心生贪婪总是战争的导火索。霍布斯说，人类之间相互争斗“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别人的人口、妻子、孩子、牲畜的主人”。蒙古骑兵曾致力于抢夺战利品，但最终他们摧毁了一个帝国后又建立了一个帝国。为了寻找黄金，科尔特斯 和皮萨罗在16世纪早期颠覆了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因为想要增加自己的领土，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的统治者在18世纪末瓜分了波兰。希特勒将他的战争带到了东方，因为他相信为了生存，德国民族需要更多的土地和资源。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占领了科威特，因为他想要得到后者的石油。

修昔底德 说：“强者尽其所能，弱者必受其苦。”但弱者可以做出决定保卫自己，而不是屈服。在1939年至1940年的冬季战争中，弱小的芬兰与强大的苏联交战，尽管芬兰人最终不得不举手投降并放弃了自己的部分领土，但这个国家仍然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波兰人在1939年选择与纳粹德国和苏联对战，因为其他选择似乎更加糟糕。事实上，想到波兰被两方敌人占领时遭到的待遇时，你很难说波兰人做出的选择是错误的。在面对迫在眉睫的危险时，个人和团体往往会因为恐惧而选择战斗，即使当时他们尚未受到攻击。他们是为了保护自己所珍视的东西——财产、家庭、祖国而战的。

虽然战争通常被视作男人的领地，但女人也可以成为开战的借口。19世纪的德国作家、民族主义者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 说法国人“刻薄、淫荡、贪婪、残忍”，说他们玷污了德国女人并使她们的男人受辱，德国男人必须通过战斗来一血前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张颇受欢迎的英国明信片上展示了一张女人的脸，上面配有文字：“在夜晚，闪耀于战壕之上的星辰。”双方的征兵海报都展示了无助的女人遭受敌国野蛮士兵威胁的画面。战时针对敌军的宣传警告说，他们的女人并没有保持应有的忠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用广播向澳大利亚士兵发出警告，说他们的女人对驻扎在那里的美国人太熟悉了。在1939年至1940年的“奇怪战争” 期间，当法国士兵在边境站岗，等待德军即将到来的进攻时，德国人则竖起了巨大的广告牌，使对面的法国可以清晰地看到上面的内容，上面写着：“北方省份的士兵们，放荡的英国士兵正在睡你们的妻子，强奸你们的女儿！”一个法国部队则回应称：“我们毫不在乎，我们来自南方！”纳粹的宣传机构还玩起了种族恐惧的把戏，描述法国和英国妇女被他们的帝国或美国黑人士兵引诱的场景。

有时人们会辩称：预防性战争是最佳的自卫方式，它针对的更多是预想中而非真实的威胁。根据修昔底德的观点，斯巴达的公民们投票支持战争是“因为他们害怕雅典的力量会在未来进一步增长，因为正如他们所见到的那样，希腊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处在雅典的控制之下”。罗马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迎战更加强大的迦太基人，因为正如波里比阿 所说的那样：“他们开始极度焦虑，担心迦太基人一旦成为西西里岛的主人，就会发现他们是非常危险和可怕的邻居。”以色列在1967年首次攻击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第三次中东战争），因为它担心这三个国家正在策划一场协同战争。在1914年的危机中，德国最高指挥部认为只剩下3年的时间，快速现代化的俄国就会因太过强大而处于不败之地，于是，德国加快了战争的势头。1941年，日本军方在目睹美国加紧备战的情景时，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对珍珠港的袭击是一场赌博，目的是把美国从战争中赶出去，从而让日本拥有现在和未来的所有收益。冷战期间，敌对双方都担心对方可能会为了获得优势而先行发射核弹头。

而另一种恐惧也会增加战争的压力。在1914年以前的欧洲存在一种担忧，即过于和平的现状会使社会软化，许多人还谈论一次好的冲突如何使一个国家的道德素质得到加强，并使其年轻人成为坚定的爱国者。1938年，当《慕尼黑协定》看似结束了战争的可能时，希特勒却被德国人的欢欣鼓舞所震惊。在一次为德国编辑和记者召开的会议上（当然在那时这些人都在纳粹的统治下），希特勒告知与会者，他们必须教育德国人，从而使“人民内心深处的声音开始慢慢地呼唤使用武力”。

对他者的猜疑和恐惧，从敌对的帮派到国家，甚至在威胁可能并不存在的地方也会产生被威胁的感觉，就像我们人类的近亲黑猩猩那样。冷战期间，西方和苏联集团互不信任，这意味着双方都倾向于从最不利的角度理解对方的言行，甚至是偶然发生的事件。一只熊试图爬上美国导弹周围的栅栏，被误认为是入侵者；鸟群飞过，被美国和加拿大的雷达认作飞机或导弹；在苏联的技术人员看来，太阳在云层上闪闪发光的景象看起来就像进攻来袭。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简而言之，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一次，美国一名技术人员误将一盘训练磁带放入了北美防空司令部的电脑里，指挥中心突然接到苏联导弹正在袭来的警告。轰炸机的机组人员急忙前往他们的飞机，美国导弹也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万幸的是，人们及时发现了这个错误。1983年，在意外击落了从纽约起飞的韩国客机KAL007之后，苏联将一些毫无联系的巧合事件编织在一起，比如北约的训练演习，以及时任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之间的加密通信日渐频繁，然后用这些事件构建出核攻击迫在眉睫的假象。

如今，有一部分人认为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他们想要寻找相关迹象，他们当然可以找到。哈佛大学的一个项目指出了一种名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东西。这个术语以经典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命名，将他的著名观点“雅典权力的增长和斯巴达的恐惧导致了战争的发生”总结为一条规则，虽然有人对这条规则产生分歧，但它看上去几乎总是正确的：当一个崛起的力量威胁到一个现有的力量时，战争就很可能发生。由于这一结论取决于对过去事例的选择性解释，它已经为且将继续为专家们提出不同意见提供很大的空间。

人类也会因为霍布斯提到的“琐事”而发动战争，“琐事”即指“一个单词，一个微笑，一个不同的观点，以及任何其他被轻视的迹象，无论是直接体现在他们身上，还是反映在他们的亲属、朋友、国家、职业或名字上”。荣誉和荣耀都是抽象的概念，但它们也可以比生命本身更重要。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将伟大的战士阿喀琉斯作为自己的榜样——阿喀琉斯从不愿忍受侮辱，并在睡觉时将一本《伊利亚特》放在枕头下面。为了追求荣耀，太阳王路易十四对欧洲发动了多年的战争，致使法国陷入贫困，他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己。“我不会试图为自己正名，”一次与荷兰开战后，他说，“对一位贵族来说，雄心和追求荣耀总是可以被原谅的……”赢得战争，获得领土，努力将国王的亲属置于欧洲的其他宝座上，即使随之而来的战争对法国并没有好处，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路易十四自己的荣耀。有着同样野心的拿破仑对路易十四的对手马尔博罗公爵比对国王更钦佩，在他的榜样中，排第一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远征埃及，渴望像亚历山大一样在东方建立一个帝国。“我满怀梦想，”后来拿破仑写信给朋友说，“我看到自己创立了一个宗教，骑着一头大象进军亚洲，头上戴着头巾，手里拿着一本新《古兰经》，那是我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创作的。”在追寻荣耀的过程中，拿破仑颠覆了整个欧洲，摧毁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虚构人物西拉诺·德·贝热拉克 ^[1] ，不允许别人侮辱他的鼻子，在必要的时候他会因此与对方决一死战，而在历史中则有很多相似的真实事件。在过去，为了维护荣誉，或是因为受到侮辱和伤害而决意报复，不论是出于真实想法还是假想，这样的想法已经引发了许多战争。面对1914年的大公遇刺事件，奥匈帝国需要做出决定，此时其领导人十分在意帝国的荣耀，准备直面与俄国开战的威胁。“这将是一场希望渺茫的战事，”奥匈帝国总参谋长对他的情妇说道，“但必须继续下去，因为如此古老的君主政体，如此光荣的军队，不能那么不光彩地倒下。”同年8月3日，他在下议院发表演讲，宣布政府已决定介入正在开展的战事之中；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第一子爵 则谈到了英国的“荣誉义务”。而如今的街头帮派，其成员宁可一死，也不愿被侮辱（不尊重），他们的动机有什么不同吗？

迦太基最重要的统治者因为在公元前3世纪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被罗马打败而蒙羞。据说伟大的迦太基将领哈米尔卡牵着小儿子的手，让他发誓永远不和罗马做朋友。这个孩子就是汉尼拔，日后，他成长为一个更加伟大的将领，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差点将罗马摧毁。1871年，在法国惨败于德意志联邦之后，法国将巴黎的雕像披上了黑布，以此象征他们失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省份 。1914年，战争爆发时，欢呼的人群扯下了这些雕像的“丧服”。反过来，德国在1918年战败后则渴望复仇。《凡尔赛和约》被德国所有政治派别的人认为是具有报复性且非正义的，而它也被认作20世纪20年代让德国犯下许多错误的罪魁祸首。一位英国记者遇见了两位年长的德国妇女，她们说自己不能再每周都把衣服送去洗衣房清洗了，这都要怪和约。希特勒和纳粹掌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承诺要打破和约造成的“枷锁”。希特勒打破了这一切，宣布终止赔偿，并公然违反裁军条款，将军队开进非军事区莱茵兰，同时吞并奥地利。

希特勒的目标远远不止要摧毁和约或是使德国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他的目标是给德国人民——他认为的雅利安人——一片适合他们的、幅员辽阔的领土，并最终确保他们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就意识形态而言，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信奉救世主，是邪恶的还是不切实际的，它都是历史上一些最大冲突的核心所在。直到今天，民族主义者——涵盖范围很广，从一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到另一个极端的重视共同文化与历史的爱国主义者——仍在以国家的名义进行战斗和杀戮。“我很遗憾，”美国革命军人内森·黑尔 曾说，“我只有一次生命能献给我的祖国。”

宗教信仰可以融入民族主义之中，就像东正教对待塞尔维亚人和俄国人那样，它既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值得为之献身的理由，也提供了对永生的承诺。十字军战士并没有离开他们在欧洲各地的家园，只是为了获得战利品和土地而踏上漫长、危险的旅程前往圣地。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就有更多更好的东西。他们被自己认定的一项神圣使命所驱使，发誓要为基督教世界夺回基督曾经生活过的土地。许多十字军战士，比如英国的“狮心王”理查一世、法国的腓力二世，还有很多地产大亨，抛下了自己的财产、地位和家庭而出征，可他们中的很多人再也没有回来。在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等宗教领袖的煽动下，信徒们想起《耶利米书》中的那句“刀剑不经血的，必受诅咒”，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那些他们认为是异教徒的人。在1099年的耶路撒冷大屠杀中，据说街道上到处都是鲜血，有些地方鲜血甚至漫到了十字军的马匹膝盖处。“没有一个人活下来，妇女和儿童都没能幸免于难。”当时的报道写道。

意识形态的战争往往是最残酷的，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因为天国或某种形式的人间天堂证明了，一切以其名义所做的事情都是正当的，包括排除人为的障碍。那些持有错误思想或信仰的人就该死，如同疾病就应该被消灭一样；或者说，这些人的牺牲是必要的，为的是实现造福全人类的伟大梦想。马丁·路德对新教的思想影响巨大，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挥剑杀人的手并非人类的手，而是上帝的手。”这种态度助长了那个世纪（16世纪）里势如水火的宗教战争，继而引发了随后的三十年战争；就同20世纪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引发的战争一样，人们认为战争所做的是历史的工作，而不是上帝的工作。自然，如今的我们同样面对着宗教战争，目标也是无限的，直到终极目标达成。可悲的是，即使是旨在终结战争本身的战争，也呈现出了“目标无限”的特征。如果目的是永远消除战争的祸害，那么以此名义犯下的任何残忍暴行都会被视为正当的举动，因为为之付出的牺牲无疑都是值得的。在三十年战争开始之前，激进的加尔文主义者拥护一种极端形式的新教教义，他们开始认为哈布斯堡王室是黑暗的力量，在正义得到救赎之前必须将其根除。当法国大革命中的激进分子准备对欧洲发动战争时，他们也认为这是为了拯救地球。正如1791年一位革命者所说：“因为我想要和平，所以我要求战争。”就同宗教战争一样，此时的敌人变成了全人类的敌人，他们必须被彻底摧毁，而不仅仅是被打败。

内战常常体现出圣战的特点和残酷，因为它们关系到社会的本质。人们认为异端背叛了社会，拒绝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和愿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极端的暴力和残忍是被允许的，甚至是有必要的，目的是恢复受损的政体。当来自同一家庭的人转而互相攻击彼此时，曾经的爱，或者至少是宽容，都会演变成仇恨，甚至强烈到每个人都想消灭对方的程度。内战中的每一方都在曾经由双方共享的空间内为合法性和统治权而斗争。外部敌人是一种威胁，但它却是清晰且可以理解的；内战则是因另一方不可理喻的背叛造成的伤害，以及由背叛激起的愤怒所引发的。“内战”这一概念最早由罗马人提出，他们将罗马内部的冲突视作严重的道德败坏，这种“败坏”也令罗马文明自身受到了质疑。

我们之所以特别恐惧内战，一方面是因为内战撕碎了维系社会团结的纽带，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常常标志着对另一方的无节制暴力。美国南北战争的伤亡人数或许比美国所有其他战争的伤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在当时约3000万的总人口中，约有300万人参加了战斗，至少60万人死亡，50万人受伤。如果以如今更为庞大的美国人口总数为基准，死亡人数接近500万。还有大约15万平民直接死于暴力、饥饿和疾病。自1945年以来，国家间的战事日益减少，内战却一直增加。希腊、尼日利亚、苏丹、阿富汗、也门、叙利亚、刚果、北爱尔兰、南斯拉夫……这个名单很长，涉及世界上的许多地区。虽然确认类似冲突中的死亡人数并非完全不可能，但也非常困难，部分原因是缺少良好的战争记录。哪些死亡是战争的结果？我们是只需要记录参战者的人数，还是也要计算他们的支持者？或许还有因饥饿或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因此，在对自1945年以来死于内战的人数进行估算时，有人认为结果是2500万，这个数字比其他答案低得多，但依然令人震惊，何况我们还得将数百万逃离暴乱的难民纳入考量。

在内战中，和平时期的小恩怨和小敌意都会被放大，变得致命。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一场冲突在科西拉城邦的公民之间爆发了，从表面上看它是民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事实上，修昔底德曾说：“人们常常因私人仇怨而被杀害，或是因欠债而被债务人杀害。死亡无处不在。而且在这种情形下，人们会走向极端，甚至做出更加难以想象的事情。有的父亲杀害了儿子，有的人被从庙宇里拖出来或是在祭坛上被屠杀，有的人被封在狄俄尼索斯的神庙里而后死去。”

内战通常会造成家人和朋友之间永久的分裂。拉尔夫·霍普顿爵士和威廉·沃勒爵士是17世纪英格兰西南部的地主，他们从童年起就是朋友。两人都是清教徒，在贯穿整个英国社会的巨大宗教分歧中站在同一边，他们去同一个教堂，都成了议会议员，在很多问题上持相同意见。他们都支持1641年的《大抗议书》，这份文件记录着议会对查理一世的许多政策持反对立场。不过，霍普顿认为自己必须支持国王对抗他的对手；英格兰出现内战后，这对老朋友选择了不同的立场。1643年，正值保皇党人和议会议员在英格兰西南部竞选之际，霍普顿写信给沃勒要求会面。而沃勒的回答既真诚又令人心碎：

先生：

如今我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联想到我们之前的经历、我们的友谊所带来的快乐，这一切都变得令人神伤。当然，我对你的感情绝无改变，反对意见本身也不能破坏我们的友谊，但我必须忠于我所服务的事业。那位伟大的上帝，他是我心灵的探索者，他知道我对这次的征程抱有多么悲伤的情绪，对这场没有敌人的战争的厌恶又有多么强烈。但我把它看作上帝的杰作，这足以安定我心中的激愤。和平之神在合适的时候会赐给我们和平。与此同时，我们站在舞台上，必须扮演这场悲剧分配给我们的角色。让我们用充满敬意、不怀个人仇恨的方式放手去做吧。

无论结果如何，你我的情谊至死不渝。

你最爱的朋友

他们再也没有相见。保皇党战败后，霍普顿流亡布鲁日，于1651年在那里去世。最终，沃勒对致力于恢复君主制的共和国大失所望，死于1668年。在内战中，有许多类似霍普顿和沃勒这样的悲剧。

内战是很难被忘却的，即使在和平到来时也是如此，因为和平会让不久前还是敌人的人民生活在一起。宽恕是困难的，失败者很难接受失败，胜利者也很难宽宏大量。针对在内战前后犯下的罪行，英国议会于1660年通过了《赦免、赔偿和遗忘法案》（The Act of Pardon，Indemnity and Oblivion），这样的法令在历史上极为罕见。不过，如今在卢旺达、哥伦比亚、北爱尔兰和南非等地，我们看到了更系统化的致力于和平与和解的努力。在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 发生的情况倒是更为常见，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是一种“长期不文明下的和平”。或许秩序会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回归，就像二战后的西班牙或铁托治下的南斯拉夫那样，但有关野蛮与暴行的痛苦回忆却潜藏于地下。古罗马诗人贺拉斯 曾警告说：“火，在灰烬下阴燃。”有关过去的争论仍然在分裂着今日的西班牙，正如最近佛朗哥将军纪念碑在洛斯卡多斯山谷遭受的命运所引发的愤怒展现出来的那样。有关过去的记忆在前南斯拉夫更未被美化过，人们对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事情讳莫如深。一个半世纪过去了，美国内战的阴影仍然笼罩在相关争论之上——关于美利坚诸州同盟旗帜的飘扬、美利坚诸州同盟将领的雕像、混乱的种族政治以及南方白人挥之不去的怨恨。

“缔造和平比发动战争难得多。”那位既充满智慧又愤世嫉俗的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 曾这样说。的确，这句话几乎对所有的战争都适用。很多时候，国家并没有在发动战争之前考虑好想要达成什么目的，希望获得怎样的和平。1914年之前，德国军方就有了一个精心设计的进攻计划，制订这项计划花费了多年时间，用了大量人手，经过了反复演习。史里芬计划是欧洲的军事参谋所能做出的最好计划，但它却有着致命的缺陷。史里芬计划认为德国必须同时攻击其邻国法国和俄国，于是排除了包括前线战争或防御战争在内的其他所有选择，而且它没能考虑到伟大的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摩擦和美国人所说的墨菲定律，这一切都可能在战争中出错，致使最好的军队执行的最好的计划失败。最危险的是，作为领导层的产物，史里芬计划只要求军队专注于战斗，却几乎没有考虑之后平民会遭遇什么。

在战争中，与之类似的鼠目寸光的情况比人们想象得更加普遍。1914年，德国人还没有确立好战争的目标，也尚未考虑到若是法国和俄国求和，他们要怎样做。1941年9月，随着与美国的战争日益临近，日本召开了一次高级别的帝国战争会议，天皇、重要的军事领导人、资深政治家都出席了会议。在当时，主导政策制定的军方，针对近在眼前的战争，提供的文件其目标却惊人地模糊。“我们不能排除的可能性是，”文件说，“战争可能会因美国公众舆论的巨大变化而结束……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与此同时，我们希望影响事态的发展，结束这场战争。”不久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后来因战争罪受到审判）将这项决定比作闭着眼睛跳崖。“有时我们必须有勇气去做不平凡的事情。”亚洲、美国和日本人民都为这种勇气付出了沉重代价。

很多时候，在那些为战争做决定的人眼中，胜利可以神奇地解决一切问题。1998年，美国军方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和制订击败萨达姆·侯赛因的计划，并在军事演习中对这些计划进行测试。后来，负责中东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安东尼·津尼说：“令我震惊的是，我们有击败萨达姆军队的计划，却没有重建伊拉克的计划。”他在1999年组织了自己的军事演习，得出的结论是入侵的军队将面临相当大的问题；国家很可能会“沿着宗教和/或种族界限”分裂，敌对势力将争夺权力，美国人将面临日益增长的敌意。2002年，正当美国向伊拉克开战之际，最后一场大型战争演习考验了美国军队击败一个无名中东政权的能力。美国人在先进的电子设备、坦克、飞机和军舰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然而，弱小得多的“敌方”将领却向其对手发出了警告。他使无线电保持沉默状态，用摩托车传递信息，令对手的电子监控很难追踪到他的行踪。他用快艇上的自杀式炸弹（从理论上）击毁了16艘美国战舰。五角大楼被袭击使得比赛中途暂停，且规则被改写。战舰奇迹般复活了，“敌方”将领奉命关闭防空系统并公布关键部队的位置。对此他感到厌恶，选择了退出。

不对称战争，指一个较弱政权通过非常规手段干扰和挑战更强大的力量，这位“敌方”将领所做的展示是对即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生的事件所发出的警告。美军在这些地方遭到游击队的袭击，后者会通过安全的渠道进行通信，还会使用廉价的简易爆炸装置，通常是装有炸药的炮弹或其他容器，容器里装满了钉子等零碎的金属物，利用廉价的工具和现有技术就可以引爆，如儿童玩具车或车库门的遥控器。

占领这两个国家的军队遭受的大部分伤亡是由这些装置造成的。此外，在最初推翻塔利班和萨达姆·侯赛因之后，这些占领军缺乏清晰的目标。军方发现自己在进行国家建设，而他们并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也没有得到过明确的指示。在2003年3月入侵和占领伊拉克之前，只在华盛顿举行过一次会议——在那年的2月，但为时已晚，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在此次会议中，来自美国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中情局等各个部门的代表齐聚一堂，探讨战后局势。尽管国务院花了一年时间做了大量研究，但国防部和白宫明确表示他们对研究结果不感兴趣，也不希望美国顶尖的伊拉克问题专家对战胜后发生的事件进行规划。

正如联军在伊拉克发现的那样，战争有着自己的势头，而且往往开始容易，停止难。如今的政府可能会对有限的战争或是“警察行动”进行讨论并有所期待，然而一旦进入战争，他们便会发现很难脱身。在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中，胜利者可以将和平强加于失败者，这种代价可能极其高昂；但在经谈判达成的解决方案中，双方都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于是很难向社会精英和公众交代。同时，战争的目标往往会随着代价——伤亡和金钱的增加或复仇欲望的上升而扩大。为了预防政治和社会动荡，政治领袖们往往会许诺给公众一些稀奇古怪的奖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参战各方都没法迅速取胜时，各国政府在外交部、政界人士和游说团体的敦促下列出了日益详尽、雄心勃勃的“采购清单”。俄国认为自己将接管黑海和从奥斯曼帝国进入地中海的海峡，英国和法国则打算瓜分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领土。在度过战后第一个血腥的月份后，德国为总理起草了“九月计划”，设想在非洲建立一个涵盖法国和英国殖民地的庞大的德意志帝国，同时使德国在整个欧洲大陆占据经济主导地位，范围从英吉利海峡到乌克兰再到巴尔干半岛。到了1918年，正如布尔什维克新政府签订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所表明的，德国的战争目标已经扩大到囊括政治霸权的地步。俄国在西方失去了大片领土；波兰、芬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 即将成为德国或其附属国奥地利的保护国。2002年，北约军队前往阿富汗，最初是为了推翻塔利班政府，但随着日渐陷入低级的斗争，它们的目标也逐渐扩大，涵盖了一系列无疑值得称赞的目标，从国家建设、公共卫生到妇女教育等。

发动战争的借口多种多样，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其根本原因却并未发生重大变化。或许托词会有所不同：那些曾经言称“荣誉”（honour）的国家，现在往往会说“威望”（prestige）或“信誉”（credibility）。然而，贪婪、自卫、情感和思想仍然是战争的助产士。从根本上讲，战略——战争的广义目标，并未改变。在陆地或海上，总有一方试图削弱或永远摧毁敌方发动战争的能力。战略目标可以是防御性的，让敌方筋疲力尽；也可以是进攻性的，向敌方的军队发动战争，围攻对方的城镇与港口，或是破坏其贸易和生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各个社会及其组织、价值观在不断演变和发展，它们得以拥有不同的资源和技术，战术（为实现战略目标而进行战争的方式）和后勤（可以确保军队获得所需物资）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

[1] 法国电影《大鼻子情圣》（ Cyrano de Bergerac ）中的主人公，该电影于1990年在法国上映。 3IfRlzLPugQ8K0N7SEtawd6Sme4oiigniphPz1j/9EEmq1+DUEg1cf0+d/mh6BQ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