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人类、社会与战争

如果你去拜访阿尔卑斯山上美丽的小城博尔扎诺 ，便会发现南蒂罗尔考古博物馆的外面总是排着长队。人们耐心地等待着，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带着孩子，想要看看博尔扎诺的招牌：一个生活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的人的木乃伊化的尸体。在金字塔或巨石阵建成之前，奥兹——这个冰人——就已经去世了，但冰层将他的身体和使用的物品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直到1991年被两名徒步旅行者发现。他穿着一件用草编成的斗篷和些许其他衣物，包括裹腿布、靴子和一顶帽子，都是用皮毛制成的。他的最后一顿饭吃的是干肉、树根、水果，很可能还有面包，它们仍在他的肚子里。当时他带着木篮和各种工具，包括一把铜头斧头、一把刀、多支箭和部分弓的零件。

起初，人们以为他只是在风雪中迷路后孤独地死去了，然后在接下来的五千年时间里未被世人打扰。看起来这是一个关于无辜的农夫或牧羊人的悲惨故事。然而，在发现它后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由于医学和科学的进步，通过CT扫描、X光和生化测试，使得对人体进行更细致的检查成为可能。人们发现奥兹的肩膀上嵌有一个箭头，全身都是擦伤和割伤。他的头显然也被击打过。他很可能受到了一个或多个袭击者的攻击，并最终死于这些伤口。从他的刀和箭头上留下的血迹来看，他也很可能在某个时候杀死了其他人。

在石器时代晚期之前，早期的人类已经可以制造武器，聚众相残，并尽最大努力消灭对方，关于这一点，奥兹绝不是我们所掌握的唯一证据。在世界各地，从中东、美洲到太平洋，都发现了可以追溯至奥兹或者更早时代的坟墓，里面堆满了留有暴力死亡痕迹的遗骸。尽管用木头和兽皮制成的武器一般无法保存下来，但考古学家们发现了用石头制成的刀片，有的甚至嵌在骸骨之中。

似乎暴力在更早些时候就已出现了，事实上它就出现在我们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段，那时，我们的祖先正过着游牧生活，一路寻找可食用的植物并杀死其他生物来果腹。关于已知的这些事，其中有很多猜测的成分。收集和阅读证据，特别是探寻久远的过往——人类大约在35万年前出现在地球上 ——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正在逐渐积累更多证据，这都要归功于考古发现和科学进步，例如读取古代的基因。如今我们知道，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一直到近世才组成了各自的小团体，分散在全球各个气候较为温和的地区。由于没有太多物质可以争夺，如果一个小团体受到了其他团体的威胁，那它可能会选择直接躲开。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研究人类社会起源的那些人都倾向于认为早期的游牧民族过着和平的生活。然而考古学家也发现了来自这段漫长而遥远的时期的骸骨，它们受到的损伤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人类学家试图观察那些少数得以幸存到现代的游牧和狩猎采集式社会，以此了解过去那个世界的模样。这是一条迂回的道路，存在着隐患：局外人在观察这种社会时，会带着自己先入为主的意见，而这种接触本身就会带来变化。

话虽如此，但也有一些令人很受启发的发现。例如，在1803年，一个名叫威廉·巴克利的13岁男孩从英国在澳大利亚的流放地逃了出来，在接下来的30多年里，他在土著人中间找到了避难所。后来他描述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突袭、伏击、长期纠纷、突然暴力死亡都是社会的一部分。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在严酷的北极地区，第一批探险家和人类学家发现，包括因纽特人（Inuit）和因纽皮亚特人（Inupiat）在内的当地居民用骨头和象牙制造武器，包括盔甲，并有着口述过去战争故事的丰富传统。1964年，拿破仑·查冈，这个年轻的美国人类学学生前往巴西热带雨林，对亚诺玛米人进行田野调查。他希望他们能证实在当时流行的一个观点，即猎食者基本上是爱好和平的。他发现，在每一个村庄里，亚诺玛米人大部分时间都能和谐地相处，彼此之间平和而友善；然而，当与其他村庄打交道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不同村庄之间的分歧最终会通过棍棒和长矛来解决，一个村庄会袭击另一个村庄，杀死男人、儿童并绑架妇女。在长达30年的观察后，他得出了结论：1/4的亚诺玛米人死于暴力。

尽管在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生物学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言语和思想交锋（实际上这就是战争），但证据似乎站在了持有该观点的人一边：他们认为根据已知的一切，人类存在着一种以有组织的方式互相攻击的倾向；换言之，即发动战争。这就要求我们尽力去理解，为什么人类总是愿意并总能成功地互相残杀。这不仅是一个费脑子的难题，回答它还有更多意义：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自己进行战斗的原因，避免在未来发生冲突的希望就会很渺茫。到目前为止，相关理论已有很多，但还没有一致的答案。或许战争是对日益减少的资源——食物、领土、性伴侣或奴隶——的贪婪或争夺的结果。或许是受到生物联系和共同文化的塑造，因而我们重视自己的群体，无论是宗族还是国家，并且惧怕他者？就像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一样，当我们感受到威胁时，我们会本能地攻击吗？战争究竟是我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发动的，还是我们通过思想或文化构建的？在21世纪，战争和人们对战争的恐惧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着，所以这些问题的答案也颇为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杀戮的欲望，战争就不可能发生，但这一点还不足以定义战争。我们不会把两个在酒吧里打架的男人，或是把在街头或公园里斗殴的帮派成员视为发动战争的人。导致伤亡的暴力是战争的一部分，但我们倾向于将其视作战争的工具，而非战争本身。伟大的德国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在他一篇著名的评论中说：“战争是一种旨在迫使我们的对手满足我们自身愿望的暴力行为。”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战争都存在一个目的。与个人或帮派一样，发动战争的原因可以关乎荣誉、生存或是控制，但这与酒吧斗争的区别在于规模和组织。战争往往涉及数十人、数百人、数千人甚至数百万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或几个人互相施暴。战争是两个有组织的社会之间爆发的冲突，它要求自己的成员服从团体，并且这样的组织通常已经在各自的领土上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正如英国学派政治理论家赫德利·布尔 所言：“暴力不是战争，除非它以一个政治集团的名义进行……”接着他说：“同样，以一个政治集团的名义实施的暴力，除非针对的是另一个政治团体，否则也不能称为战争。”帮派是有组织的，它们的成员可以声称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但它们并不是稳定的政治和社会集团。它们当然可能会变成这样的集团，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规模，成为有能力参与战争的宗族、部落、酋长领地、男爵领地、王国或国家。

关于战争的诸多悖论之一是人类在创造有组织的社会之时就已经很擅长战争了。事实上，战争与人类社会，两者是共同发展的。战争——两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有组织、有目标的暴力行为——在我们发展出有组织的、定居的社会之后变得更加复杂，而这也使那些社会变得更有组织性，更加强大。仅仅在10000年前——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的一瞬间——某些原始的人类开始定居并成为农夫，战争也变得更加系统化，开始需要特殊训练和战士阶层。除了世界各地的坟墓，考古学家还在其他地方发现了一些防御工事存在的证据，比如在土耳其，那些防御工事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年以前，那里还发现了一片似乎被蓄意烧毁的民居。随着农业技术的出现，人类开始被更多地束缚在一个地方，有更多的东西值得去偷盗，也有更多的东西值得去保护。为了保卫自己，人类需要更好的组织和更多的资源，反过来，这又导致各个团体或是通过和平，或是通过征战来开拓自己的领土并增加自己的人口。

在关于战争的起源与发展的争论中，有一个探讨人类是否变得越来越暴力的问题。史蒂芬·平克和其他持有类似想法的人，例如考古学家伊恩·莫里斯 ，都对此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暴力有明显减少的趋势。如今，大多数国家不再进行公开处决，他们制定了禁止虐待动物或儿童的法令，诸如逗熊或斗狗之类的运动大多是非法的。而乐观主义者则更进一步，试图把过去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加在一起——这本身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此论证过去的战争死亡率要远高于今天。虽然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占当时活人的比例在20世纪与21世纪有所下降，但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大流血事件比以往战争中的类似事件严重得多。但另一些人则对这一数字提出质疑，他们指出，20世纪的战争死亡人数可能占过去5000年间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75%。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用数学工具进行的研究表明，战争虽越来越少，却越发致命，这就是目前的趋势。他们的论点是：社会的联系越紧密，冲突就越容易沿着社会关系网迅速传播，就如同电脑病毒和森林火灾一般。1914年夏天，在巴尔干半岛发生的一场小冲突最终演变成一场大型战役，基于各种条约、协议和计划，欧洲各个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密切，从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开始，紧张局势迅速升级、蔓延，最终导致一场大战全面爆发。

争论仍在继续，就算史蒂芬·平克是正确的，这种观点似乎仍旧难以使人信服。我们这些自1945年以来一直享受着“长期和平”的人需要反思的是，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包括中南半岛、阿富汗、非洲大湖区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冲突仍在继续。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一个长期项目做出推断，在1989年至2017年间，有200多万人死于战争。自1945年以来，大约有5200万人因冲突而被迫逃亡。

暴力与战争在过去盛行，并延续至今日，引出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人类是否天生注定要互相争斗？有一种研究这个问题的途径是观察我们在动物世界的近亲——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它们都生活在有组织的群体中，存在相互沟通的方式，并且能够制造原始的工具。（最近，在北爱尔兰，一对有进取心的黑猩猩合作，用树枝制作了一个梯子，然后从贝尔法斯特动物园逃走了。）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外表非常相似，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人们一直以为它们属于同一个物种。事实上，它们群居的方式与同陌生者打交道的方式早就大为不同了。

珍妮·古道尔 在坦桑尼亚自然栖息地对黑猩猩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她和同事们逐渐与当地的风景融为一体，黑猩猩也渐渐忽略了他们的存在。观察员们观察了黑猩猩的一系列行为——发展关系、照顾自己的幼崽、参与游戏，以及互相残杀。在这些雄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中，每一只黑猩猩都紧紧地依附于自己的领地，通常会在并未遭到挑衅的情况下与其他黑猩猩集团发生冲突。它们杀死离开自己领地太远的落单黑猩猩，还会发动突袭，杀死竞争对手的雄性、雌性和幼崽。在一场特定的长期冲突中，一个集团会消灭另一个集团并占据它的领地。珍妮·古道尔在回忆录中提到，最初她以为她研究的那些黑猩猩“在很大程度上比人类要更好”，但之后她又说，“突然之间我们却发现，黑猩猩也会很残忍——它们就和我们一样，在本性上有黑暗的一面”。

在我们下定论说人类的本性中有着不可磨灭的污点之前，我们应该先看一下倭黑猩猩这个反例，它们彼此之间既不打架，也不相互猎杀。倭黑猩猩看起来与它们的近亲黑猩猩一样聪明，但它们却进化得非常不同，这很可能是因为它们生活在刚果河南岸，在那里觅食很容易，也不会像坦桑尼亚黑猩猩那样遭遇更加强大的对手，特别是大猩猩。在倭黑猩猩内部，雌性（而非雄性）会形成强大的群体，且往往会支配雄性。当互不相识的倭黑猩猩相遇时，它们的第一反应并非发动攻击，而是试探性地凝视，然后慢慢地朝对方移动。它们开始分享食物，为彼此梳毛，大方地互相拥抱，给对方带去各式各样的快乐。（倭黑猩猩玩耍的视频在互联网上很受欢迎，虽然有些人认为这些视频并不适合全家一起观看。）倭黑猩猩更喜欢的是交配而非战争，这究竟是环境还是进化造成的，抑或两者兼而有之，目前仍存在争议。

人类与这两个近亲中的谁最为相似？答案似乎是与两者都很相似。我们无法否认与它们的关系：人类与黑猩猩、倭黑猩猩的DNA约99%相同。然而，与它们不同的是，我们已经发展出了语言、精妙的技术和抽象思维的能力。我们建立了高度复杂的社会与政治机制、思想、信仰体系和价值观。我们当然可以和黑猩猩一样，在恐惧时做出激烈的反应，但我们也可以像倭黑猩猩一样，拥有高度发达的友好互动、合作、信任和利他主义的能力。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 在他的著作《人性悖论》（ The Goodness Paradox ）中指出，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学会了驯服自己好斗的一面，其中的部分做法是像驯化野生动物那样驯化自己。想想狼最后是如何变成我们信任的宠物狗的。他认为人类在一起劳作的过程中，通过杀死集体中较为暴力的成员，逐渐摆脱了他们。或许正如其他人类学家所提出的那样，当女性及其父母在寻求温和的、易于合作的配偶时，性偏好也起了一定作用。兰厄姆继续说，当我们的祖先逐渐被驯化时，他们也在建立社会和政治体制，包括垄断暴力的强大中央政府，所以，与黑猩猩不同，他们的臣民不能再随意地实施伤害和杀戮了。然而这并不意味暴力的终结，相反，有组织的社会可以用更加有组织、目的更明确的方式使用暴力。在兰厄姆教授看来，悖论之处在于当人类变得越来越友善，他们也越来越擅长杀戮，且战斗规模变得越来越大。

在我看来，我们不能否认进化赋予我们的东西。我们有冲动、诸如恐惧之类的感觉，以及对食物与性等事物的需求和欲望。像大多数物种一样，从鸟类到哺乳动物，我们对自己的领土有着强烈的依恋。但我们也是芸芸众生之一，有能力做出决定，受我们本性中好的或是坏的一面的驱使。我们创造了文化，这些文化又反过来塑造了我们的身份，帮助我们确定我们所认为重要的东西。因此，我们不仅为生存所需的食物、性、庇护所而战，也为一些抽象的东西而战，比如，我们认为值得实施杀戮或是为之献身的宗教或国家。不论战争的起因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也不会只知道战斗，我们还会寻求和平解决纷争的方法。事实上，人类曾经梦想，现在也仍然梦想着彻底摆脱战争。

对于我们是如何进化的，为何会进化成这样，这种进化结果在战争中有多么重要，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定论。另一个同样长期被激烈讨论的问题是：社会本身让我们变得更好还是更坏，更和平还是更好战？这场辩论并不是围绕着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展开的，而是围绕着两位欧洲思想家展开的：托马斯·霍布斯 和让-雅克·卢梭。这两个人都试图厘清人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战争还是和平是我们的正常状态。两人都描述了人类在有组织的社会出现之前的自然状态。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没有依据表明人类在遥远的过去是如何生活的；不过，他们发现，想象人类如何在没有规则或组织的情况下共存，对于审视自己所在的社会是非常有用的。

卢梭认为，暴力不是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认为人类天生是善良的，是所身处的社会造成了他们的堕落。他描述了一个田园牧歌式的社会，在那里猎食者彼此和睦相处，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人们有足够的食物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因而没有必要去战斗，无论是去夺取别人的食物，还是保卫他们拥有的东西。当人类定居下来，开始耕作时，邪恶便悄然而至。卢梭认为这导致了私人财产和专业贸易的发展，因为有些人仍然是农民，其他人则成为工匠、战士或统治者。成功的人积累了更多财产，致使原有的平等社会变得不平等，出现了等级制度。弱者被强者剥削，社会上出现了贪婪、自私、暴力的迹象。当社会和国家进化得越来越复杂时，凌驾于其成员之上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人类的自由便越来越少。由于各自独立的国家倾向于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因此它们更有可能相互开战。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解决办法不是回到他所假想的天堂，他认为那是不可能的，而是在个体与社会、政治机制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人类需要共同生活和工作，但那得身处于一个为他们服务的国家（而不是相反），在一个能保障他们自由的国家，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做这一切。如果人类的行为就像是彼此之间自由地签订了契约，那么个人和社会都会变得更加幸福与和谐。一旦实现了这一点，开明的国家就可以共同努力克服对彼此的恐惧、猜疑和贪婪等这些往往会导致战争的东西。卢梭似乎曾设想过一个欧洲的联邦体，其成员国会将战争宣布为非法行为，并致力于保障和平。

霍布斯则描画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在他设想的自然状态下，人类过着不稳定的生活，互相斗争以求生存。他眼中的生活是“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短暂的”，没有时间，也没有多余的资源用于制造工具、种植作物、开展贸易或进行学习。“不了解地球的面貌，没有时间的记录，没有艺术，没有书信，没有社会；最糟糕的是，还有持续不断的恐惧和暴力死亡的危险。”安定的社会与大国的发展远不会导致冲突的发生，情况恰恰相反。一个强大的政治体系的发展——霍布斯称之为利维坦 ——为控制暴力提供了途径，至少在社会内部是这样。国际社会的现状仍然很像大自然原始的状态，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里，各个国家之间你争我夺。强者欺凌弱者，弱者投降或被武力征服。与卢梭不同的是，霍布斯没有期望社会和国家能够变得更加开明，并学会自愿地与彼此合作。

我们中的很多人仍然更喜欢卢梭的观点和假设，即人类是天生无辜和热爱和平的。从很多方面来看，20世纪都是如此可怕，于是我们不断寻找比我们更好、更温和的当代社会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它们没有隐匿在遥远的热带岛屿、雨林或沙漠中，也许可以根据正确的原则创造它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段时间里，西方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已经在苏联找到了理想中的伊甸园，直到最后有太过明显的证据证明，苏联存在大规模的饥荒和谋杀，这也让大多数人无法再对暴力视而不见。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在一开始似乎是良性的，兴高采烈的年轻人期待将社会改造成一个平等主义的天堂，人人都将快乐地工作，建设一个新世界。但是，美好的景象后来发生了改变，一切变得暗淡了许多。

从《圣经》中的伊甸园开始，文学和艺术便描述了过去和平的黄金时代或即将到来的乌托邦。诸如赫西奥德、塞涅卡等古希腊和古罗马诗人认为，人类在遥远的过去曾享受过一个黄金时代，后来历史朝着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迈进，人们在那时获取了武器，变得贪婪和好战。印度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类似的故事。早期的探险家们遇到了美洲或太平洋地区的人们，他们中的很多人看起来是那么爱好和平，让这些探险家们大为震惊。他们传出的见闻引发了正迅速工业化的西方世界的想象。在19世纪，如亨利·卢梭和保罗·高更等西方的艺术家，描绘了那些梦幻般的场景，美丽的非洲人或太平洋岛民被树上即将掉落的水果环绕着。画面中的人们显然没有任何战斗的意图，也没有这个必要。

当人类学作为一个严肃的研究领域在19世纪和20世纪出现时，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一幅美好的画面。20世纪20年代，在萨摩亚群岛（位于南太平洋）进行田野调查的玛格丽特·米德 描绘了一个没有罪恶、贪婪、愤怒的世界。那里同样没有战争，没有来自其他文明的诅咒。她写道，在萨摩亚，没有人“因自己的信念受苦，或为了特殊的目的战斗至死”。年轻人很容易追随长辈，他们偏爱开放的性关系，家家户户都在一起吃饭，彼此分享丰盛的食物。“有时直到午夜之后很久，村庄才陷入沉睡的梦乡；而后，村庄一直沉睡到黎明，其间只有暗礁发出的柔和雷声和情人的低语……”她所写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书中指向了一个没有越南战争的世界，一个有着无罪恶感的爱与自由的世界。最近，米德的研究和结论遭到了质疑。有批评者指出，当时米德并不能熟练地说当地的语言，而且她仅仅在萨摩亚待了几个月；此外最值得诟病的或许是，她打算不加批判地全盘相信当地人告诉她的一切。（后来，这些当地人中的一些人称在有关萨摩亚青少年那简单的、无罪恶感的性生活方面，他们对她撒谎了。）据传教士和水手等早些年到访过萨摩亚的人描述，其实萨摩亚人相当热衷于互相争斗。在帝国主义到来之后，先来的是美国人和德国人，英国人随后到来，萨摩亚才停止了内斗。有一段时间，我们认为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振奋人心的例子，说明各国之间如何达到和谐相处的状态。遗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对玛雅文字的解读都显示，玛雅文明现存的文学作品主要与战争有关。

那么问题来了，历史究竟是如卢梭所说的那样，还是如霍布斯所说的那样？考古和历史的证据坚定地指向了霍布斯，即战争是人类经历的岁月中长期存在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该期待一个更像卢梭所说的那样的未来。而与此同时，令人吃惊的是，战争也为社会带来了和平与进步，或许这也算是一种安慰。

这便让我联想到战争的第二个悖论：不断增长的国家权力和更庞大国家的出现——霍布斯将其称为“利维坦”——常常是战争的结果，但它反过来也能创造和平。国家的权力与制度是基于统治者的权威，无论这种权威是来自神明还是选民，以及被统治者的默许，但非常关键的一点是，战争和暴力威胁常常是混杂在一起的，国家既可以将这两者施加于自己的人民，也可以施加于敌人。19世纪，在西方大部分国家和亚洲的部分国家出现了国家警察，土匪行为和低级的暴力活动逐渐消亡。当君主获取的武力足以摧毁私人军队并夷平城堡时，欧洲封建领主的权力就被击破了。强势国家的出现与它对在境内使用武力与暴力的垄断是相伴而行的。如果你拒绝交税、放火焚烧邻居的房子或是无视征兵的号令，一个强势国家就会对你，通常还有你的财产下手，你将为此受到惩罚，有时甚至会被处决。在铁托的严格统治下，南斯拉夫人民能够和平共处，正如一个克罗地亚人所说：“每隔一百码 就有一个警察，为的是确保我们彼此之间非常相爱。”铁托死后，他所属的政党也分崩离析，南斯拉夫的不同种族在无耻煽动者的鼓动下开始互相攻击。或许我们会认为国家是压迫的化身，但我们的确应该思考一下，在没有国家权力的地方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萨摩亚人和新几内亚高地人曾经知道这一点，也门、索马里和阿富汗等失败国家不幸的人民也知道这一点。

在对抗外部敌人的战争中获得的成功常常会被用来进一步增强国家权威及其合法性，因为无论是民选的政府，还是独裁的政府，都会将伟大的胜利看作美德和他们取得成就的标志。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9年的美国国情咨文中谈到了诺曼底登陆后美国获取的胜利（他忽略了其他盟军的存在）。他说，这是为了美国和“为了我们”。他接着说：“从那以后发生的一切——我们在科学和探索方面的巨大飞跃，我们在平等和正义方面取得的无与伦比的进步，所有的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要归功于先辈们的血泪、勇气和远见。”罗马人建造圆柱和凯旋门来歌颂皇帝和国家的荣耀。拿破仑利用作家和艺术家来赞美他在法国掌权的胜利，当他成为皇帝时，一位谄媚的参议员称赞他是“征服了他们所有人的无与伦比的英雄，把万物从混乱中拯救出来，为我们创造了另一个宇宙”。只要看上去不可战胜，拿破仑就会一直控制着法国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而希特勒的一连串胜利甚至征服了怀疑他是否适合执政的德国保守派。

相反，不能保卫自己国家的人民或是在对外战争遭遇失败的统治者将会失去人心。在中国古代，若是皇帝无法处理内部的暴动或是遭受了外部的袭击，就会被视作失去天命，不再适合担任统治者。拿破仑三世，伟大的拿破仑之侄，由于在普法战争中领导法国走向战败，他的政权垮台了，他也因此流亡海外。当希特勒在1941年夏天入侵苏联时，斯大林说：“列宁建立了我们的国家，而我们把它搞砸了。”林登·约翰逊总统决定退出1968年的美国大选，因为他的政府没能结束越南战争。

国家和帝国会在征服战争中，或是当弱国向它们投降时变得更加强大，而进行无望的单方面挣扎则不会使它们变得更强。雅典人用海军和陆军征服并控制邻国；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军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罗马军团从罗马向外进军，逐一征服他们途经的地方；中国曾经一度分裂成150个左右的小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诸侯国林立），它们在痛苦和血腥中逐渐走向统一。中国人仍然会怀着恐惧回想起公元前5世纪到前3世纪的战国时期，当时，残余的几个国家之间进行了一系列无休止的征战，人民贫困潦倒。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最终将这几个不同的国家置于他的统治之下。秦始皇是一个无情的暴君，但他却被人民铭记于心，因为身为统治者的他为中国带来了和平与秩序。他的陵墓位于西安，有一队队兵马俑陪葬，这也正好提醒了人们军事力量在他统一国家时所起到的作用。在离我们更近的时代，普鲁士，这个拼凑起来的领土，用它的军队夺得了越来越多的疆域，最终建立了现代德国。

大国不一定就是好国，不过，它们也的确为自己的人民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安全和稳定。那些大国通过军事力量延续自身，但它们的持久性取决于自身是否能够提供一个公道而高效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有助于它们赢得人民的默许甚至忠诚。罗马人清楚地知道，他们利用战争为自己创造和平；但他们也知道，可以利用的工具还有很多。正如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所说的那样：“记住，罗马人，你应该用你的力量统治各国（这将成为你的技能），用法律维护和平，宽恕那些被征服的，制服那些骄傲自满的。”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权力本身是无法维持利维坦的存续的。罗马帝国之所以能延续那么长时间，正是因为它取代了一批纷争不断的国家，而且在其境内，人民、食物和货物可以沿着建筑质量良好的道路自由通行，当它们穿越地中海时，那里的海盗已被清理干净。在帝国内部，经济繁荣发展，人民越发长寿。事实上，是外国人流入了罗马帝国，而非罗马人离开了自己的国度。罗马的臣民并没有被武力镇压，尽管这种威胁确实始终存在。大多数罗马战士会沿着罗马的边界作战。更优越的利维坦拥有统一的法律、合理的税收和财产的安全，有时甚至像罗马帝国一样，可以容忍不同的风俗与宗教。

强大的武装力量可以建立强大的国家，可是一旦失控，这些力量也会削弱国家。在罗马帝国，肆无忌惮的将领们会带领忠于他们的军队与国家相对抗，士兵们也会将自己的忠诚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据罗马历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记载，罗马皇帝佩蒂纳克斯 在193年遇刺身亡，当时他在位刚刚3个月，随后可耻的场面发生了：“就好像在某个集市或拍卖室内一样，整个城市、整个帝国都被拍卖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维坦衰落了，政府变得越来越无能，无力应对来自国内的武装叛乱和边境沿线的敌人。汪达尔人洗劫了日渐衰弱的罗马（455年）。骑在马背上的蒙古士兵一举横扫波斯、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旧政权。一支由农民领导的起义军打败了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的最后一支军队，在1368年建立了明朝。两个半世纪后，满族人从长城上的一个缺口闯入，继而取代了明朝统治。

若是利维坦足够强大，它们也能为邻国带来和平。在19世纪，大英帝国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确保全世界的航道安全，并尽可能地平息冲突。英国人这样做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为的是保护他们自己的贸易和帝国，但不列颠治世 就如此前的罗马帝国一样，也使贸易与商业繁荣、全球间的人口广泛流动成为可能。我们或许生活在美国利维坦霸权即将终结的时代，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需要某人或某事来维持秩序；而一个稍欠稳定的备选方案则是一个在规模和力量上大致势均力敌的大国联盟，其成员同意通过共同努力来维护和平。这种情况在欧洲曾有发生：19世纪上半叶，欧洲协调 机制逐渐形成；20世纪20年代，民主政权在短期内大量出现。然而，只要有一两个大国决定挑战现状，就可以使和平走向战争，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世界很容易返回到霍布斯所说的无政府状态中，在那种状态下，国与国之间不存在信任。而后的前景就是反复的冲突，如同发生在失败国家内部的一样。

在西罗马帝国覆灭之后的5世纪，欧洲的发展逐渐恢复到原来的较低水平：由于道路和航道对旅行者而言太过危险，贸易持续萎缩；此外，知识水平和艺术水平也逐渐衰落。一拨又一拨的侵略者——盎格鲁人、汪达尔人、匈奴人、哥特人横扫而来，他们肆意抢夺和劫掠财物，因为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们。而当地豪强则利用自己的城堡和家仆剥削他们的臣民，并且相互发动战争。12世纪时，一位编年史作家写道，维托的罗伯特的遗嘱记载了“近40名男性亲戚，他们都为自己的骑士身份而自豪，彼此之间一直争战不停”。欧洲处于统一的时候远比中国要少，但它断断续续地从15世纪约5000个独立政治单位（主要是男爵领地和公国）发展到17世纪初的500个，继而发展为19世纪初拿破仑时代的200个，在1945年后则不到30个。这样的发展并未给战争画上句号，但它确实限制了潜在参战者的数量，从而限制了有可能发生的战争的数量。虽然面临着因爆发冲突而陷入危险的可能性，欧洲统一体与欧洲制度的发展仍被有意识地看作欧洲国家体系的替代物；而欧洲各强国之间的战争，正如人们希望的一样，已经变得令人难以接受。

发动战争的需求与国家发展是齐头并进的。历史学家查尔斯·蒂利 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战争缔造了国家，国家制造了战争。”保护自己，避免受到邻国或游牧民族的突然袭击，需要组织人们战斗，然后提供领导力、纪律和训练，使他们严格服从命令。政府需要知道他们究竟需要召集多少战士，这就促成了计数和记录的出现。“人口普查”这个词语来源于古罗马；公元前6世纪，当权者开始将男性公民列入名单，一方面是为了征税，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需要携带武器。早期的士兵通常会自带武器和食物，但在更大规模、更长时间的战役中，政府不得不担起为他们提供这一切的责任，这便意味着需要有更多的官僚去清点和寻找补给，并且需要有更多的动物和船只来运送士兵。公元前216年，在对抗迦太基军队的著名的坎尼战役中，据估算，约8万人（在古代世界，得到明确的数字总是一件棘手的事）的古罗马军队每天需要约100吨小麦。在18世纪，英国海军是当时不列颠群岛上最大的单一工业体。虽然你花5000英镑就可以建造一个棉纺厂，但一艘大型海军主力舰，例如纳尔逊“胜利号”，则要花费6万英镑以上。为了建造、配备和维护海军，需要在不列颠群岛和海外的造船厂、仓库和基地，以及越来越多的官员、管理人员、供应商和工人。海军需要大量的资金、组织和管理，而英国政府也为此开发了必要的工具和机构，后来它们在管理英国社会的其他方面也派上了用场。英国财政部成立于17世纪下半叶，为的是控制军费开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追踪所有政府部门开支的机构。17世纪90年代，英国正在与法国交战，急需财政资金，作为应急措施，英国政府成立了英格兰银行，它可以从认购者一方获得资金，并以固定利率向政府放贷。如同财政部一样，英格兰银行也由此成长为英国财政系统的关键部分。由于在税收方面的效率颇高，政府能够保证定期按时支付利息，投资者认为由政府发行的年金或债券是可靠且可取的投资方式，结果便是更多的资金被用于战争一类的目的。

伟大的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说：“金钱是战争的力量来源。”十几个世纪后，英国的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 抱怨道：“金钱的匮乏使一切，尤其是海军，变得混乱不堪。”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曾三次重建自己的舰队，但当最后一支舰队在公元前405年被摧毁时，雅典已耗尽了资源，只能被迫向斯巴达及其盟友投降。有时，如果战败的敌人颇为富有的话，战争是可以得到回报的。亚历山大大帝就从波斯人那里积累了巨额财富。在16世纪和17世纪，西班牙人从战败的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那里带回大量金银，用来资助自己在欧洲的战争。在1870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之后，德意志联邦要求法国一次性付清钱款。在1918年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中，德国强迫苏俄交出黄金，并将自然资源向西输送，而盟国则试图根据《凡尔赛和约》向德国索取战争损失赔款。

然而，在通常情况下，政府需要从本国人民的身上吸纳必要的资金，或者向有意愿贷款的人借贷。一直到20世纪下半叶，战争都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的最大开支。1688年至1697年，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与英国之间长达9年的战争中，据估算，法国的战争花费达到了收入的74%，而英国则达到了75%。尽管路易十四的军队屡战屡胜，但他最终不情愿地缔造了和平，因为他再也找不到愿意借钱给他的人了。事实证明，英国人在征税、借贷和管理债务方面比法国得更好。虽然法国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但路易十四和他的继任者却从未妥善地利用这些财富，最终影响了法国发动战争的能力。政府一味借款只会使国家走向破产。1789年，路易十四的后代路易十六被迫采取了一个十分致命的做法：他召集法国主要社会阶层的代表人士开会，希望他们能投票赞成征税。

确实，英国人发现征税是相对更容易的事，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港口征收关税。然而，更重要的是，英国人拥有议会，可以在必要时增加税收，到了18世纪，英国拥有了或许是全欧洲最为有效的税收征管系统。公众怨声载道，但还是为此付了钱。到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英国人平均每年缴纳的税款几乎达到了法国人的3倍。更重要的是，英国的税收是由政府机构征收的，而非像法国那样，由购买了增税权的税农来征收，他们只要交给政府固定数额的税款，就可以保留他们征收得来的任何剩余部分。约翰逊博士 在他的字典中，大概是将针对国内商品征收的重要消费税定义为由“卑鄙小人”征收的“可恶的税”，但这却是英国维持海军力量和海外军队运转的关键。随着英国政府变得更有组织、更有效率、更为强大，它也能加强对整个英国社会的控制，包括反叛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消费税专员收集了大量的信息，从蜡烛制造商的数量到商店的数量等。税务局向数以千计的酿酒商、酒馆老板、茶叶和咖啡经销商以及许多其他行业人士发放了许可证，遍地都是税务局的检查员，正如人们抱怨的那样，仿佛有着“上万只眼睛”。

这种稳定的年度收入意味着，假使政府决定借款，它的放款人就可以确保获得偿还。英国政府效仿荷兰早期的做法，发展了一套容易推行的公共信贷体系，通过发行短期和长期的纸面票据向本国公民借贷，并系统地偿还这些债务。政府经常使用另一种新手段，即偿债基金，从而将一定的政府收入用于偿还债务。如果没有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英国就不可能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时拥有那使之成为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经济与军事强国的海军。我们记得佩皮斯在他的日记中记载的精彩人物细节，他对伦敦的描述，他对妻子及其朋友的不耐烦，他那游离不定的眼神，但他也是一个严肃的人、一位敬业的官僚，经过多年的艰苦工作，他将英国海军从一个低效和腐败的机构，重整为一支强大的战斗力量。他学习造船的方法，检查每一份合同，也了解船上所有物品的价格——从焦油到大炮。他说他发现“这让人心满意足，希望我能通过这种做法来为国王省钱”。他所做的远远不止这些——在他为海军服务30年期满后，海军的船只和枪支数量增长了一倍，而且被管理得既高效又清廉。

到了18世纪，欧洲的中央集权国家权力日益增长，拥有了国家组织、控制和供养的陆军与海军，这也意味着政府拥有了打击顽抗和反叛势力的手段，无论这些势力是当地权贵、暴动群众还是强盗。国家需要维持自身对国内武力的垄断，保护自己不受外部敌人的攻击，而这也使国家能更好地控制社会、资源和人民的生活。中世纪时，英格兰和苏格兰政府都会命令自己的臣民定期进行射箭练习，苏格兰人被告知要放弃足球运动。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相关国家的政府决定着工厂生产什么商品、配给什么商品。从事某些工作的熟练工人，比如军需品行业或采矿业，失去了更换工作或志愿加入武装部队的自由。时尚、餐饮、娱乐、旅游行业，全都因战争而受到管制。即使在和平时期，军事纪律和军事组织也在蔓延。想想那些被严格限制开工、收工时间的工厂，看看如今的亚马逊仓库，再想想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公共教育是如何让学生们穿上校服，整齐地排成队列的，在今天，有时我们还能见到这样的景象。

另一方面，国家不得不进行有益于部分或整个社会的变革，以提升其军事能力。统一的法律和有效的行政管理或许是调动国家战争资源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它们同样可以扩大公民的权利和活动空间。在历史上，公民拥有的权利一再与兵役联系在一起。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世界里，拥有公民身份同样意味着有拿起武器的义务，而这反过来证明了公民身份的有效性。虽然在大多数城邦中，公民的身份都与财产问题相关，但在雅典等海上强国中，对划桨手的需求则意味着那些除了力气一无所有的自由人可以通过划桨来获得公民身份。在罗马共和国的早期，罗马与它的意大利邻邦常年争战不休，垄断了权力的贵族领袖们不得不号召普通人——平民——去战斗。传说有一次，这些平民撤到了罗马之外的地方并选出了自己的代表——保民官，他们要求获得对贵族行政官和元老院等主体做出某些决定的否决权，并且最终获得了成功。很多国家经常会授予战时服役的外国人以公民的身份。直到2018年，在移民到美国的人中，曾在军队服役的人在申请公民身份时，程序都会被加快。

19世纪和20世纪，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各国发动战争的能力大幅度增强，各国政府，甚至是专制政府，都在进行变革，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或预想中的战争，并借此赢得民众的支持。各国政府鼓励地方修建铁路，部分原因是在国内爆发动乱或去往边境参战时，方便将军队运送到全国各地。当军方提出要求时，德国开始使用统一的单一时区替代原有的零碎时区，以便他们能顺利地调度军用列车。为了培养更合格的士兵和水手，政府需要提供给他们更好的教育和更好的营养保障。英国政府和公众颇为失望地发现，在1899年至1902年南非战争期间，1/3的志愿兵因为不合格而被拒绝。这刺激人们对公共卫生及其相关设施的改善提出了更多要求，比如为贫困儿童提供免费校餐等。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中惨败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了农奴制，部分原因是改革征兵制度。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试图使自己国家的官僚机构、司法和教育体系变得现代化，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后来几代的俄国变革家主张建立代议制度，作为建设国家的一种举措。正如耶夫根尼·特鲁贝茨科伊（Yevgeny Trubetskoy）亲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说的那样，“在有必要求助人民来保卫俄国时，是不可能与人民对立的”。

在1914年至1917年间，俄国政府正是这样做的，它的治理违背了许多本国人民的意愿。当战争削弱了政府的能力及其合法性时，往往会为巨大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开辟道路。“胜利”可以巩固一个政权的力量，正如长期的消耗战可以摧毁一个政权的力量一样。有时这种变化会发生在政治上，一群统治者会取代另一群统治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则会引发更为根本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所有参战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那些较为强大的国家——英国和法国，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德国，则躲过了风暴。它们经受了变化，但在1918年后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德国的确成了一个共和国，但它的机构，从官僚机构到军事机构，以及它的文化，基本上保持不变。）而在1914年之前，作为列强中最脆弱的一个，俄国的经历则完全不同。事实证明，沙皇政权没有能力应对战争和来自社会的压力，到1917年，面对民众的不满、组织性越来越强的抵制，以及许多军队日渐增长的厌战情绪，沙皇政权的权力日渐萎缩。人们质疑的不仅是沙俄政权的能力，更是俄国社会的本质。在战争爆发之前，革命党人一直在呼吁结束独裁统治，将俄国社会改造成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但这群人内部的分歧十分严重，他们的人数很少且受到了当局的迫害。战争使他们得到的支持增加，且使他们对激进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呼吁更加有力。即便如此，若不是因为沙皇本人的顽固，以及他在临时政府中的继任者没能使俄国从战争的深渊中脱身，这个政权仍有可能以某种形式继续坚持下去。这一切都为一个最强硬、最无情、最具有战略智慧的革命者提供了夺取政权的机会。然而，如果在第一次二月革命爆发时，列宁仍在瑞士流亡，那么在今天他便会成为20世纪历史上一个微小的注脚。德国最高指挥部为了短期的利益，就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让列宁乘坐著名的封闭火车，穿越德国领土返回俄国。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1月发动了政变，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秩序，由此改变了俄国和整个世界的历史。如今的我们仍生活在他所带来的影响之中。

另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战争既带来了毁灭，也带来了创造。我们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取得的许多进步，比如喷气式发动机、晶体管、计算机，都是因为战时需要而被发明的。青霉素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它由亚历山大·弗莱明在1928年首次发现，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有了用于研制青霉素的资金。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率先在战场上使用了输血方法。如今，伤员检别分类在医院急诊科得到了广泛使用，但它却起源于战争，且很可能是在拿破仑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战地医生在对伤员进行分类方面较为领先，他们将伤员分为“任何治疗都无济于事”“立即处理便可存活”，以及“可以等待治疗”几类。外科手术——治疗创伤性伤口或复原支离破碎的脸部，在20世纪的战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部分原因是当时有太多病人需要接受治疗。

由于参与了战争，社会中很多妇女得以拥有事业、受到教育并获得权利。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英国政府就订立了1918年的《人民代表法》，将投票权扩大到所有无财产的人群——工人阶级——以及30岁以上的妇女，作为对她们为战争所做贡献的肯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福利国家的引入也是基于类似的情感。冷战期间，包括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在内的美国政治领导人都承认，他们必须去做些什么，来为非洲裔美国人提供公民权利，而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相信这项事业的正确性。在长期的斗争中，为了证明美国和苏联哪个社会更好，宣传美国的种族歧视正是苏联一直拥有的撒手锏。

近来，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和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等著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大战也可以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参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都用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大战可以刺激就业；劳动力变得更有价值，工资和福利都会上涨；富人会自愿缴纳更高的税费，或者发现他们难以避税。在毁灭性的战争结束之时，开展重建或社会福利方面的重大计划也更容易获得支持。典型案例有威廉·贝弗里奇 ，他的报告为英国福利国家制度奠定了基础，他写道：“现在，当战争清除了各式各样的地标之时，也为在一个明确的领域运用经验提供了机会。世界历史上的革命性时刻是进行革命的时刻，而不是做出修补的时刻。”

也有一些证据表明，战争带来了社会和经济的平稳。男人（有时也有女人）被征召入伍，与他们从未见过的人待在一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些大多在公学接受教育的年轻军官在审查他们的部下写给家里的信件时，通常会惊讶地发现，这些普通士兵所表达的爱、恐惧和希望与他们自己所感受到的一样。后来因为小说《闪电侠》而一举成名的乔治·麦克唐纳·弗雷泽发现，他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缅甸战役中所属的兵团，其主要成员是强硬、沉默寡言的坎布里亚 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男孩，他发现他们虽陌生但极有吸引力。当他的家人为他寄来两本书时——一本是漫画小说，另一本是《亨利五世》，他以为没有人选择借阅莎士比亚的戏剧。当他的中士——他在十几岁时就离开了学校——将这本书拿走时，弗莱泽认为他一定不会去读的。但令他相当惭愧又深受启发的事发生了，3天后，中士将这本戏剧还了回来，他已经认真地读了一遍，并被它所感动。中士告诉弗莱泽，莎士比亚一定曾在军中待过，因为他对当兵的体验了如指掌。一位年轻的英国中产阶级妇女在那场战争中加入了英国皇家海军，她认为，在海军中，她这类人会比陆军或空军中的女性辅助人员要多，她发现自己会和苏格兰工人阶级妇女一起上技工课程。“这场战争，”后来她承认，“对像我这样受过私立教育的女孩来说，真的有很多好处。它告诉我工人阶级也可以拥有情感，他们也很聪明，非常聪明，我的天哪，有些女孩特别机灵。这些都是我以前从未想过的事情。”

战争可以带来好处，它有助于建立更强健、更公平的社会，这么说并不是在为战争辩护。当然，我们更希望改善我们的世界，去帮助弱者和不幸的人，或是在和平状态下取得科学技术的进步。然而在和平时期，我们更难以寻求想取得重大进步的意愿和其所需的资源；把解决贫困、阿片类药物危机或气候变化的事情推迟到明天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战争集中了我们的注意力，不管你是否喜欢这个事实，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如此。 lX4WP4emoLmNv4IoFSGH37bxST1IpX8ZQDDXTbtHIXwy9b6CIf6F2WXhyD1KxV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