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展示过六位小说家创作中的形象以后,小说的年代次序是否看来已不那么重要了?
倘若小说是在发展,它是不是跟英国宪法,甚至跟妇女运动走着不一样的发展路线?我之所以说“甚至跟妇女运动”,因为英国小说正巧在19世纪时与这运动有着紧密关联——其中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致它误导了一些评论家,以为那是一种有机的联系。他们断言,随着妇女地位的改善,小说也将越来越好。这是大错特错了。一面镜子不会因为一场历史盛会从它面前经过而变得光亮。唯有镀上一层新的水银,它才会更加明亮——换言之,就是在它获得新的敏感度以后。 小说的成功也全凭它自身的敏感度,而不在于它的题材成功与否。
帝国瓦解,人们有了投票权,可是对于那些在圆形房间内写作的人而言,真正至关重要的乃是手里握着笔的感觉。他们也许会决定就法国或俄国革命写一部小说,然而种种回忆、联想和激情纷纷涌现,影响了他们的客观性,因而待小说完成,当他们在重读的时候,会发觉小说像是别人握着他们的笔写成的,并且把他们原定的主题贬抑为背景了。那个“别人”无疑正是他们自己,却并非那活跃于时空中、在乔治四世或五世治下生活的自己。历来如此,作家在写作时多少会有相似的感受。他们已进入一种可姑且称为“灵感”的共同状态 [1] ,就这个状态而言,我们也许可以说: 历史发展不息,艺术不为所动。
“历史发展不息,艺术不为所动”虽是一句简陋的格言,却近乎一句口号了。尽管迫不得已采用它,我们也还一定得承认它的粗拙。它所包含的不过只是部分的真相。
首先,它不让我们考虑人类的思想是否世世代代有所变化。举个例子,在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幽默地书写店铺和酒馆故事的托马斯·德龙尼 ,与他当代的典型——应该是尼尔·利昂斯 或佩特·里奇 ——在本质上是否有所不同?事实上,德龙尼跟他们没什么差别。作为个人固然有差异,却不因为他是四百年前的人,就有本质上的区别。若说隔着四千年或一万四千年,我们或许得踌躇一下,然而四百年在我们人类的生活中实在不算什么,根本来不及发生显著的变化。因而我们用在这里的口号实际上并无不妥。我们大可反复念诵而不会感到不好意思。
在谈到传统的发展时,且看看若不去考虑世代的变化会让我们损失什么,情况就会比较严重了。
除了流派、影响和潮流以外,英国小说还有技巧,而它还真的一代一代有所不同。就以嘲弄小说人物的技巧为例,嘲笑和戏谑可不完全是同一回事。伊丽莎白时代的幽默家挑选牺牲者的方式与现代小说家大为不同,引人发笑的招数也不一样。若说幻想的技巧: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目标和整体效果,虽说与斯特恩颇为相似,实际上用的手法却不相同。在一脉相承的传统中,她属于其后期。再说对话的技巧:尽管我十分愿意,却没有办法在上面那些成双成对的实例中,举出一组对话来,原因在于“他说”和“她说”的用法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千差万别,足以显示各自的时代特色,而说话的人物即便有着类似的构想,却不见得会在一段摘录里展现出来。
好了,我们不能这么拿各种问题来逐一检验,而且还必须得承认,即使我们可以毫不惋惜地将题材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弃之不顾,终究是因为我们力不能及。文学传统是横亘在文学与历史之间的边疆地带,装备齐全的评论家会在这地段花上许多时间,从而充实自身的见识和判断。我们书读得不够多,实在不该踏足那里。我们必须假装那是历史的一部分,与它切割。我们断不可以跟年代学扯上任何关系。
图17
《圣林》
The Sacred Wood
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T. S.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的评论文集,内有20篇文章,包括《传统及个人才能》(
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以及《哈姆雷特及其问题》(
Hamlet and His Problems
)等。
为使我们稍感安慰,我且引用这讲座的前一任主讲T. S. 艾略特先生的一段话。在《圣林》(图17)一书的导言中,艾略特先生这般列举评论家的职责:
维护传统是他的职责——假使这世上真的有一种优良传统值得传承。此外,持续以稳健的目光把文学作为整体看待,也同样是他的职责。这显然意味着不能将文学视为被时间净化过的圣物,而应超越时间去审视它。
第一种职责我们履行不了,至于第二种职责,我们必须努力实行。我们既无法检验传统,也不能维护它。但我们能够想象所有小说家同在一个圆形房间里,并以我们强大的无知迫使他们脱离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认为值得这么做,否则我还真不敢冒险接下这个讲座。
那我们该如何对小说着手——那一片海绵似的地域,那些具有一定长度、篇幅却难以界定的散文体虚构作品?
自然不是用什么精妙的装备。原则和系统或许对别的艺术形式很有用,在我们这里却并不适合——或者说,即便用上了,所得的结论还必须被重新审查。而谁又该来当这个审查者?大概只能是人心了。我恐怕这事就只能这么一对一地直来直往了,尽管我们有理由对这粗糙的形式感到怀疑。对一本小说最终的考验是我们到底对它有多喜爱,一如我们对朋友或任何我们无法定义之物那样。感性——对某些人而言,这是个比年代次序更邪恶的妖魔——会潜伏在幕后说“可是我喜欢这样啊”,“噢,可是这对我没什么吸引力嘛”,我可以保证的是,这种感情用事的声音不会太高亢或太早响起来。
但凡小说都避免不了浓烈得令人窒息的人类特性,小说被人性浸透,无论喜欢与否都逃不过去,也不能免于批评。我们可能讨厌人性,但若是将之驱除甚或涤净,小说也就会枯萎,只剩下一堆字词。
我选择了“面面观”作为标题 [2] ,是因为它既不那么学术性,意义也不那么明确,也因为它留给我们最大的自由度,还因为它不啻意味着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观看一部小说,也意味小说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观看自己的作品。
我选择了七个方面来探讨小说: 故事、人物、情节、幻想、预言、模式以及节奏。
[1] 福斯特在一篇叫《作者不详》( Anonymity )的短文中曾略论这一灵感理论。
[2] 英文原书名为 Aspects of the Nov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