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假如他们都坐在一个圆形房间里，一起写作

现在我们要谈谈更重要的一项，即“某一或某些阶段”的限定。这种以时间来衡量一个发展过程中某个阶段的观念，以及随之产生的对于影响和学派的强调，恰恰正是我在这简要的概观中所希望避免的，而我相信《咖孜帕稠》的作者对此也会从宽。

时间啊，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观照英国小说家，并不是把他们置于时间的洪流中载浮载沉，稍有不慎就会被淹没，而是让他们都坐在一个圆形的房间，一如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一同在写他们各自的小说。他们坐在那里时，不会去想：“我生活在维多利亚女王治下；我呢，在安女王时代；我呀，继承的是特罗洛普的衣钵；我嘛，正在跟奥尔德斯·赫胥黎唱反调。”

他们手中握着自己的笔，这个事实远比上述这些更真切。在半着魔状态之中，他们的悲痛与欢喜随着墨水涌出，并被这创造性活动步步趋近，而当奥利弗·埃尔顿 ^[1] 教授说“1847年以后，真正充满激情的小说再也没有了”时，这些小说家没有一个听懂他的意思。

这就是我们为他们想象的情景——这想象并不完美，于我们却是适切的，它将使我们免于陷入伪学术之中，那可是一个极大的危险。

真正的学问，是我们人类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之一。一个人选择了一门有价值的学科，精通其所有的事实以及其周边学科的主要真相，还有谁能比他更得意呢？那以后他便可从心所欲了。倘若他的学科是小说，只要兴之所至，他大可按年代顺序讲授，因为他已经饱览过去四个世纪所有重要的小说，甚至也包括许多不重要的作品，而且对于任何与英国小说相关的知识都有足够的了解。

已故沃尔特·罗利 ^[2] 爵士（他也曾主持过这个讲座）正是这样的一位学者。罗利对小说所知甚多，以至于他能谈论小说的影响。他探讨英国小说的专论所采用的分期论述法，他那些才学未逮的后继者自当规避才是。

学者就和哲学家一样，可以凝视时间的河流。 他所观察的虽非其整体，却可看见流经他身旁的各种事实和多样的个性，并评估它们之间的关系。倘若他所做的结论对于我们就像对他本人一样的珍贵，那他老早就该教化了全人类才是。

可你们知道，他失败了。真正的学术不可言传，真正的学者寥若晨星。今天的听众中，有真正的学者，或者也有潜在的学者，但寥寥无几，讲台上则肯定是没有的。我们大多都是伪学者。对于我们的特性，我要以同情和尊敬之心来看待，因为我们这个阶层人数众多，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教会和国家均地位显赫。帝国的教育被我们操控，新闻界乐得沾我们的光，我们也是晚宴上的宠儿。

所谓伪学术，往好的方面说，是无知对学问的敬拜。它还有与经济相关的一面，对此我们无须苛责。我们多数人都必须在三十岁之前找到工作自力更生，不然就得依赖亲友过活，而很多工作唯有通过考试才能获得。伪学者在考场上往往表现优越（真正的学者倒不擅于考试），即便考坏了，他仍对考试的权威肃然起敬。这些考试是通往职场的大门，它们有权决定命运的吉凶。一纸谈论《李尔王》的论文有可能带来光明的前途，比那出牵强附会的同名戏剧实用多了，它或许能成为晋身地方政府委员会的敲门砖。

一个人总不会坦白对自己承认：“这就是知识的用处了，它助你平步青云。”他感受到的经济压力通常在潜意识里，而他去应试，仅仅是觉得给《李尔王》写一篇论文，虽说是一个非常狂乱而可怕的经历，却也是极度实用的。无论这是玩世不恭抑或是天真无知，他都无可指责。只要一日求学为的还是书里的黄金屋，只要一日还是唯有考试方能取得某些功名，那么我们便都还得认真把考试系统当一回事。假如有谁创造出另一道求职的青云梯，那么我们所谓的教育，绝大部分都会烟消云散，却不会有人因此而变得更愚蠢一点。

问题在于这个人跑去从事评论——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工作——那他很可能害人不浅，因为他按着真学者的方式做学问，本身却并不具备一个真学者该有的真才实学。他没把书读懂，或尚未把书读过就给它们分类别评等级，此乃他的头等大罪。

按年代分门别类吧，这些是1847年前写的书，那些是之后写的，或者是1848年以前或以后写的。也可以分成安女王治下的小说、前小说 、原小说（图10）、未来小说。也有的按题材来分类——这更加无聊。譬如始于《汤姆·琼斯》的“客栈文学”、始于《谢利》 ^[3] 的“妇女运动文学”、从《鲁滨逊》到《蓝色珊瑚岛》 ^[4] 的“荒岛文学”、再乏味不过的“流氓文学”以及“公路文学”，还有“苏塞克斯文学”（伦敦周围各郡中，最醉心于文学的也许就是苏塞克斯了）。不成体统的作品——虽然令人讨厌，可又是一种很严肃的调查研究，只有年高德劭的伪学者才能从事。更有根据作品与工业主义、航空工业、手足病治疗，甚至与天气的关系而归类的小说。

我把天气也说进来，那可不是信口胡扯，而是得到我多年前读到过的一本最神奇的小说专论所授权的。这本书远渡大西洋而来，它叫我永世难忘。这是一部名为《小说的取材与方法》 ^[5] 的文学手册。作者姓名姑且隐去，他是一位伪学者，还十分优秀。他按写作日期、长度、地区、性别和观点等等来给小说分类，直至倾尽所有可能为止。可他暗中留了一手，就是把天气当最后一张牌，藏在袖子里。这张牌打出来，它可会龙生九子。他给每个龙子举出实例，以证明无论他再怎么不济，至少态度是毫不草率的。

我们就浏览一下他这张清单吧。

首先，天气可以是“装饰性”的，就像在皮埃尔·洛蒂 ^[6] 的作品中一样；然后呢，天气可以是“功利性”的，如同《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图11）（没有弗洛斯河就没有磨坊，没有磨坊就不会有塔利弗一家）；天气也可以是“说明性”的，正如《利己主义者》 ^[7] 里的天气；还可以“预拟和谐的气氛”，一如菲奥娜·麦克利奥德 的作品；它可以用在“情绪的对照”上，譬如在《白兰垂小爵爷》 ^[8] 中那样；也可以成为“行动的决定性因素”，就像吉卜林的一篇短篇小说里写的，一位男士因为沙尘暴而向错误的对象求婚；天气还可以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影响”，譬如《理查德·费沃里尔的考验》；天气甚至可以“自己当主角”，就像《庞贝城的末日》 ^[9] 中的维苏威火山爆发；最后呢，它可以自始至终都“不存在”，就像在童话里。我喜欢他最后甩给了“不存在”。这使得一切看来那么的合乎科学，又那么的井井有条。但他本人却意犹未尽，在完成了分类之后，他说，对了，当然还有一项需要补充的，那就是才华了。除非拥有才华，否则一个小说家即便知道了这九种天气类别也是无益的。

他受到自己这一反思的鼓舞，再按照小说的语调进行分类。小说只有两种语调，即个人的与非个人的。在为这两种语调各自举例以后，他又犯起愁来，再补充说：“是这样的没错，可你还是必须得有才华，不然哪一种语调都帮不了你。”

动辄提到才华，这又是伪学者的一项特性。他可喜欢提到才华了，因为这个词铿锵有力，可以豁免他的义务，使他不必去探究其意。文学都是由天才写的。小说家都是天才。就这样，现在我们给他们分分类就行了。他就是这么做的。

他所说的一切也许都精确无误，却没有一点用处，因为他这是绕着书在打转，而不是读透它们。他要不是没读过这些书，就是没有正确地解读它们。书是非读不可的（何其不幸，因为这得花很多时间）；此外再没有别的法子可以探索它们的内容。有些野蛮部落会把书吃掉，然而在西方世界，迄今仅知， 唯有阅读可以消化一本书。 读者必须独自坐下来与作者较量，伪学者可不愿意下这苦工。他宁愿费工夫去将一本书跟它当时的历史，或是跟其作者的生平事迹，又或是跟它里头所描写的事件，尤其重要的是跟某种趋向联系起来。只要能用上“趋向”这个词，他马上就来劲了，虽然他的那些读者很可能感到无趣，但他们一般会在这时候掏出铅笔来做个笔记，只因为深信“趋向”这东西轻便百搭，可以随便挪用。

正是因为如此，面对眼前这本来就组织松散的课程，我们不能按照时期来探讨小说，我们不能注视着时间的流水静观默察。按我们的能力，有另一种景象更为合适：

那就是所有的小说家同时在写他们的小说。他们来自不同的年代和阶层，有着不一样的性情和目标，不过手里全都握着笔，并且正在进行创作。

我们不妨从他们肩上望过去，且看他们正在写些什么。这也许能祛除年代学这个恶魔，它可是我们眼下的大敌，有时候也是这些小说家的大敌（下一周我们将会谈到这个）。

“噢，时间与世人之间的夙怨可真是难以泯灭！”赫尔曼·麦尔维尔（图12）这般喟叹，而这怨仇不仅在生死间无休无止，就连在文学创作和评论这条冷僻的道路上也没完没了。我们避开它，姑且想象所有小说家都在一个圆形的房间里一起写作。在听到他们的言语以前，我不会提及他们的大名，因为一个人的名字会引来诸多遐思和联想，它的时代、它的各种“八卦”，所有我们恨不得弃如敝屣的无谓之物。

这些小说家按照指示，分成两人一组。我们看看第一对写了些什么：

一

我不知该怎么做，我不知道！——上帝宽恕我吧，但我迫不及待了！我祈望——可我不晓得该祈求什么而不犯罪。然而我还是希望能取悦上帝，让 他 怜悯我吧！——我在这儿谁也见不着——这是个什么世界呀！——它有什么令人向往的呢？我们所渴望的幸福，如此奇怪地混成一团，让人无从知晓该渴望什么！一半的人类在折磨另一半，又在折磨别人中折磨着他们自己。

二

我所憎恶的就是我自己——当我想到一个人为了幸福，必须从别人的生命里拿取那么多，而且纵使如此他也并不快乐。他这么做无非是为了自欺，让自己无话可说——可那样顶多只能撑一小会儿。那个可怜兮兮的自我一直萦绕不去，一直不知为何总给我们制造新的焦虑。结果呢，这说明“攫取”并不，从来不，根本不是一种幸福。唯一安全的事是“给予”。它最不会欺瞒你了。

显而易见，坐在这儿的两位小说家几乎用同一个角度看待生活，然而当中的第一位是塞缪尔·理查森，至于第二位你们或许已经认出来是亨利·詹姆斯（图13）了。

他们两人都毫无激情，简直都是忧心忡忡的心理学家。他们都对受苦十分敏感，也都崇尚自我牺牲。他们虽然已尽力尝试，可都欠缺悲剧感。他们都有一种神经兮兮的高尚精神——正是这精神品质支配了他们——还有，他们写得多么好啊！——他们的文采丰沛，洋洋洒洒，却没有一个字用得不精确妥当。他们之间隔了一百五十年，可他们在其他方面难道不也十分相近吗？把他们并置，让这两人为邻，不也使我们得益吗？

当然，听到我这么说，亨利·詹姆斯必定会深表遗憾——不，不是遗憾，他会表现他的惊讶——不对，也不是什么惊讶，而是他意识到这种假定的近邻关系居然套用到他身上，而且他还得强调，居然是跟一个店铺掌柜套在了一起！ 我深信理查森也会同样小心翼翼，对于英格兰境外还有如此正派有德的作家深表怀疑。不过这些表面的区别，实际上等同毫无差异，反倒给了他们额外的共通点。我们就让这两人坐在那里和谐共处，再转向下一对小说家。

一

在约翰逊太太的一双巧手之下，葬礼的准备工作进行得轻松愉快。在这悲伤的葬礼前夕，她拿出早已备妥的黑色棉缎、厨房用的轻便梯子，还有一盒镀锡大头钉，将屋子用黑色花彩和蝴蝶结装饰起来，品味力求高雅。她给门环系上黑色绉纱，在加里波第 那幅钢版画的边角挂上一个巨大的蝴蝶结，还将那一尊属于死者所有的格莱斯顿 先生的胸像，用黑布缠裹起来。她让那两个有着提沃利和那不勒斯海湾景致的花瓶背过身去，于是将那灿烂明媚的风光收藏起来，只露出朴素的蓝色珐琅。她早已考虑周全，预先为前厅置办了一块桌布，还用紫罗兰色的罩子替换那一直使用至今、上面的黄水仙与玫瑰花均已残败褪色的绒布，让它功成身退。只要能赋予她这个小小的家一点高贵的庄严感，一颗充满爱意的关怀之心可以做的，她都做齐全了。 ^[10]

二

客厅的空气里飘荡着糕点熏人的甜香，我四下张望，寻找那一张放置茶点的桌子。要等到眼睛习惯了屋里的幽暗，才看得见那桌子。它上面放了一个切开的李子蛋糕，还有切开的橘子、三明治、饼干以及两个细颈玻璃瓶，我很清楚这两个瓶子原是装饰品，之前一直没见它们被使用过。如今一个盛满了波特酒，一个则装着雪利酒。我站在这张桌子旁，才发觉到那卑躬屈膝的彭波契克披着一身黑大衣，帽子上别了好几码长的黑带子，一边忙不迭地把食物塞进嘴巴，一边做出各种谄媚的动作要引起我的注意。当他发现这么做奏效了，便立即走上前来（满嘴雪利酒和糕点的气味）压低声音对我说：“可以握个手吗，尊敬的先生？”随即和我握起手来。（图14）

这两个葬礼绝对不是在同一天举行。一个是波利先生父亲的葬礼（1910），后面一个是《远大前程》里葛吉瑞太太的葬礼（1860）。然而威尔斯与狄更斯的描写用的是相同的视角，甚至也用上了同样的风格技巧（试比较两个花瓶和两个细颈玻璃瓶）。

这两位小说家都是幽默家和细致入微的观察者，都通过详尽地罗列细节再忽然一把扫除以收效。他们都心胸宽广；他们都讨厌虚伪小人，并乐得向这些人开火；他们都是可贵的社会改革者；他们压根儿没想要把著作局限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有时候他们那些活泼的散文会像廉价的留声机唱片一样发出刮擦声，多少显得品质粗劣，而作者把脸凑过去，离读者的脸也未免太近了些。换句话说，这两位小说家的品味都不高：美的世界几乎对狄更斯关上门了，对威尔斯则完全大门紧闭。

他们还有其他相似之处——譬如他们刻画人物的方式，不过这一点容我们稍后再来探讨。

这两人之间真正巨大的差异，也许在于时代给无名天才少年所提供的机遇：他们一位生活在一百年前，另一位在四十年前。

显然机遇的不同对威尔斯有利。他比他的前辈受到更好的教育，尤其是科学的加入彻底强化了他的头脑，压制了他的歇斯底里。他记录了社会的一大进步——“多特男童院”（图15）已由工艺专科学校取代。可是在小说艺术上，他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差异。

下一对小说家又将如何呢？

一

但是关于那个斑点，我拿不准那是什么。我终究不相信那是用钉子给弄出来的。它太大，太圆了，我本来大可站起来，可是即使我起身看它一眼，十有八九我还是没法说得准。因为一件事情一旦结束，就没有人知道它是怎样发生的了。

噢，天呀，生命何其神秘！思想是何其偏颇！人类又是多么地无知！为了证明我们几乎控制不了自己的拥有之物——即便经过了所有文明的进程，生活仍然是一件充满偶然性的事——我只需要列举一生中遗失的几件东西就够了。

先从遗失物品中最神秘的一桩开始吧——哪会有猫去咬，哪会有老鼠去啃——装着钉书工具的三个浅蓝色小罐？接下来还有那些鸟笼、铁环、溜冰鞋、安女王时代的煤斗、弹子球板、手摇风琴——全都不见了，其中还有珠宝呢。蛋白石和祖母绿，都散落到萝卜根附近。可以肯定，这是一点一点地日削月减呀！此刻我坐在这儿，身上居然还有衣服可穿，周围竟还有着坚实的家具，这简直不可思议。哎，要有谁想给人生打个比方，就只能将之比作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冲出地铁…… ^[11]

二

至少有十年了，我父亲天天都下决心要动手修理它，然而至今它还没被修好。这情况，除了我们家，别的人家连一个小时都难以忍受。最令人惊讶的是，世上再没有别的话题能比门合页更使我父亲口若悬河了。然而与此同时，对于门合页，我想他必然是史上最伟大的空谈家，他的雄辩术与执行力永远都在互相矛盾。每次只要客厅的门一打开，他的哲学或原则都得惨烈殉难。不过就是三滴油加一根羽毛的事，再拿锤子好好敲一敲，就能永远地保住他的颜面。

人可真的不合逻辑。尽管有能力让伤口愈合，他却甘受那创伤的煎熬。他的整个人生恰恰与他的所知相互矛盾。神所恩赐于他的珍贵礼物——他的理性（而不是灌给他润滑油），徒然使他愈发善感，又让他痛苦倍增，让他因此更加忧郁、更加不安！可怜的不幸之人，他这是在自讨苦吃！难道这辈子必须承受的苦痛还不够多，他非得给自己再添点烦扰不可？他跟那些无可避免的邪恶苦苦斗争，却屈服于那些避得过的祸害，而它们给他制造的麻烦，十有八九都不会在他心中彻底根除。

我敢以一切美好与良善起誓，若是在项狄府方圆十英里内能找到三滴油和一把锤子，客厅的门合页当可在本朝终结以前被修好。（图16）

后面引用的段落当然是来自《项狄传》。另一段文字则出自弗吉尼亚·伍尔夫。她与斯特恩皆为幻想家。他们从小事物着手，拿它大做文章，之后再以它终结。 他们对生活的混乱表示出幽默的欣赏，又灵敏地察觉其中之美，并将两者结合。 他们甚至连声音都是同一个调调——有一种蓄意为之的困惑，像在公告天下他们不知何去何从。毫无疑问，这两人有不同的价值观。斯特恩是个感伤主义者，而弗吉尼亚·伍尔夫（或许不包括她的近作《到灯塔去》）则冷淡超然之极。他们的成就也是难以匹敌的。但他们用的手法非常相似，也达到了相同的奇特效果，客厅的门永远不被修好，墙上的斑点结果竟是一只蜗牛，生命竟是如此混乱，噢天哪，意志薄弱如斯，感觉烦躁如斯——哲学——上帝——噢天哪，看看那个斑点——听听嘎吱作响的那扇门——存在真的是太……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呢？

[1] 奥利弗·埃尔顿（Oliver Elton，1861—1945），英国学者，其代表作有《英国文学综述》（ A Survey of English Literature ）六卷。

[2] 沃尔特·罗利（Walter Alexander Raleigh，1861—1922），英国学者、诗人、评论家。其代表作有《英国小说》（ The English Novel ）。

[3] 《谢利》（ Shirley ），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1816—1855）以约克郡纺织工业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4] 《蓝色珊瑚岛》（ The Blue Lagoon ），爱尔兰作家亨利·德维尔·斯塔克普尔（Henry de Vere Stacpoole，1863—1951）的浪漫小说。

[5] 《小说的取材与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Fiction ），美国戏剧评论家克莱顿·米克·汉密尔顿（Clayton Meeker Hamilton，1881—1946）论述小说写作的评论性作品。

[6] 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1850—1923），法国小说家、海军军官，著有《冰岛渔夫》（ Pêcheur Islande ）《拉曼邱的恋爱》（ Ramuntcho ）《菊夫人》（ Madame Chrysanthème ）等极富异国情调的作品。

[7] 《利己主义者》（ The Egoist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家、诗人乔治·梅瑞狄斯的代表作之一。写一个声誉良好，却善于控制他人的“利己主义者”威洛比爵士的求偶之路，以深刻的心理描写著称。

[8] 《白兰垂小爵爷》（ The Master of Ballantrae ），英国作家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的代表作之一，写的是两兄弟之间的冲突。

[9] 《庞贝城的末日》（ The Last Days of Pompeii ），英国作家、政治家爱德华·布沃尔-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1803—1873）的著名历史小说。

[10] 摘自英国作家H. G. 威尔斯（H. G. Wells，1866—1946）的喜剧性小说《波利先生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Mr. Polly ）。H. G. 威尔斯是英国著名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他创作的科幻小说，如《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星际战争》（ The War of the Worlds ）、《隐身人》（ The Invisible Man ）等都是20世纪科幻小说中的主流话题，对该领域影响深远。

[11] 摘自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 The Mark on the Wall ）。 RtOjZw88ptbumAsW5HY6ysEC68xjZo6DHSM/86Cm1aj5ZuxQLvORRqyqeCHDqB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