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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一点不假：那天早上，除了盯着打字机上的白纸，琢磨如何写信外，我什么事都没做。同样不假的是：我每天早上都没有太多事要做。但这可不是我必须出去寻找老潘鲁多克夫人的珍珠项链的原因。我又不是警察。
打电话给我的是埃伦·麦金托什，情况自然就不一样了。“你好吗，亲爱的？”她问，“忙吗？”
“说忙也不忙，”我说，“大部分时间不忙。我非常好。出什么事了？”
“我觉得你不爱我，沃尔特。还有，不管怎么说，你应该找点事做。你太有钱了。有人偷了潘鲁多克夫人的珍珠，我想让你去找回来。”
“你不会以为在和警察局通话吧？”我冷淡地说，“这是沃尔特·盖奇家。我是盖奇先生。”
“好吧，那你给埃伦·麦金托什小姐传个话，”她说，“告诉盖奇先生，要是他半小时内不赶到这里，他就会收到一个挂号邮包，里面是一枚订婚钻戒。”
“对我可是好事一桩，”我说，“这只老乌鸦还能再活五十年。”
但她已经挂了电话，于是我只好戴上帽子，下了楼，开上帕卡德汽车走了。这是四月下旬的一个怡人清晨，要是你在乎这类事的话。潘鲁多克夫人住在卡隆德莱特公园附近的一条宽阔安静的街道上。这栋房子看上去大概五十年都没变过模样，而埃伦·麦金托什也许还要在里面住上五十年，除非老潘鲁多克夫人一命呜呼，不再需要护士了。这个想法并没让我的情绪高涨起来。潘鲁多克先生几年前去世了，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一处产权不清的房产，还有一张长长的房客名单。
我按响前门的门铃，门开了，速度有点慢。开门的是一个穿着女仆围裙的小老太太，灰白头发在头顶上打了发髻。她看着我，就像之前从未见过我，现在也不想见。
“我找埃伦·麦金托什小姐，”我说，“我是沃尔特·盖奇先生。”
她哼了一声，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去，我们走进散发着霉味的休息室，来到一个围着玻璃的门廊，里面全是柳条家具和埃及坟墓的气息。她离开时又哼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门又打开了，埃伦·麦金托什走了进来。也许你不喜欢身材高挑的姑娘，一头蜂蜜色的秀发，皮肤就像草莓和桃子—水果店老板一看见就会从盒子里偷偷拿出来，留给自己的那种。如果你不喜欢，我可真为你遗憾。
“亲爱的，你还是来了，”她叫道，“你真好，沃尔特。现在坐下，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我们坐了下来。
“潘鲁多克夫人的珍珠项链被盗了，沃尔特。”
“你在电话里说过了。我的体温依旧正常。”
“请原谅我的职业性猜测，”她说，“这可能不太正常—一向如此。项链是一串由四十九颗匀称的粉色珍珠串成的，是潘鲁多克先生送给潘鲁多克太太的金婚礼物。她近来很少佩戴，大概除了几个非常老的朋友过来吃晚饭时，或者感觉身体不错可以坐起来的时候才会戴。每年感恩节举办晚宴，招待所有房客、朋友，还有潘鲁多克先生留给她的老员工时，她也会佩戴那条项链。”
“你的动词时态有点混乱，”我说，“不过大概意思清楚了。继续。”
“好吧，沃尔特，”埃伦说，带着某些人称之为调皮的表情，“项链被偷了。是的，我知道我已经说三遍了，但其中有些蹊跷。项链原本放在一个旧保险箱的皮匣子里。保险箱有一半时间是开着的。就算保险箱是锁上的，我判断一个壮汉也能用手掰开。今天早上，我要从保险箱里取一份文件，打算问候一下那串珍珠—”
“我希望你打定主意守着潘鲁多克夫人，不是因为她可能会把那串项链留给你，”我语气生硬地说，“珍珠很适合老人和金发胖丫头戴，至于高挑窈窕的人—”
“哎哟，闭嘴，亲爱的，”埃伦打断我，“我当然不是为了那些珍珠啦—因为它们是假的。”
我用力吞了口口水，死死地盯着她。“好吧，”我往旁边瞟了一眼，“我听说老潘鲁多克偶尔会从帽子里变出几只对眼儿的兔子，但在金婚纪念日送妻子一串假项链，这真是让我服了。”
“哎呀，别犯傻了，沃尔特！当时珍珠是真的。实际情况是，潘鲁多克夫人把项链卖了，找人做了一串仿品。她的一位老朋友，加勒莫尔珠宝公司的兰辛·加勒莫尔先生，悄悄替她做了这件事，因为她当然不希望别人知道。这也是她为什么没有报警的原因。你会替她找回项链的，对吗，沃尔特？”
“怎么找？她为什么要卖掉项链？”
“因为潘鲁多克先生突然撒手人寰，没来得及为那些长期受他资助的人做好安排。接着大萧条就来了，资金方面更是捉襟见肘，只够维持家用，支付仆人薪水。这些仆人全都伺候潘鲁多克夫人多年，她宁愿挨饿也不会赶他们走。”
“这是两码事，”我说，“我向她脱帽致敬。但我又如何能找到项链呢？再说有什么必要—如果它是仿品的话？”
“好吧，这串珍珠项链—我是说仿品—价值两百美元，是在波西米亚特别定制的，花了几个月时间。考虑到那边的局势，她大概再也买不到一串这么好的仿品了。她害怕有人发现是假的，或者盗贼一旦发现这是赝品就会敲诈她。你瞧，亲爱的，我知道谁偷了它。”
我说：“啊？”我很少用这个字眼，因为我认为它不属于绅士的词汇。
“是我们雇了几个月的司机，沃尔特。一个残暴可恶的大块头，名叫亨利·艾切尔博格。他前天突然走了，毫无缘由。从没有人离开过潘鲁多克夫人。她上一个司机年纪很大，死了。可亨利·艾切尔博格没吭一声就走了。我断定是他偷了珍珠项链。他还试图吻我呢，沃尔特。”
“哦，是吗？”我换了个声音，“试图吻你，嗯？亲爱的，这块烂肉现在在哪儿？你有线索吗？我感觉他不太可能在街上晃荡，等我去揍扁他的鼻子。”
埃伦对我垂下了光滑的长睫毛—每当她这样，我就像清洁女工背后的头发一样迎风凌乱。
“他没有逃跑。他肯定知道珍珠是假的，他可以高枕无忧地敲诈潘鲁多克夫人。我给他的中介公司打了电话，他已经回去了，而且再次登记等待雇用。不过他们说，提供他的住址是违反规定的。”
“为什么不会是别人偷走了珍珠呢？比如说，小偷？”
“没有别人了。仆人们没有嫌疑，每天晚上房子都像冰柜一样锁得严严实实，也没有任何人闯入的迹象。此外，亨利·艾切尔博格知道珍珠藏在哪儿，因为潘鲁多克夫人上次戴完之后—那是潘鲁多克先生的周年忌日，她邀请了两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共进晚餐—他看见我把项链收回去了。”
“那一定是个狂野的派对，”我说，“好吧，我会去一趟中介公司，让他们给我地址。公司在哪儿？”
“名字叫艾达·托梅家政服务公司，东二街200号，一个让人很不舒服的社区。”
“对亨利·艾切尔博格来说，不会比我那个社区更让他不舒服，”我说，“所以他试图吻过你？”
“沃尔特，珍珠才是重点，”埃伦温婉地说，“我真希望他还没发现珍珠是假的，然后扔进了海里。”
“要是他扔了，我就让他潜水找回来。”
“沃尔特，他6英尺
3英寸高，人高马大，”埃伦害羞地说，“当然，不如你长得帅。”
“正是我的身高，”我说，“我很高兴会会他。再见，亲爱的。”
她抓住我的袖子。“只有一件事，沃尔特。我不介意你稍微活动一下筋骨，因为那很有男人味。但你要记住，千万不要惹出麻烦，把警察招来。另外，尽管你人高马大，大学打过右边锋，但你有一个小弱点。可以答应我不喝威士忌吗？”
“这个艾切尔博格，”我说，“才是我想喝的。”
东二街的艾达·托梅家政服务公司完全没辜负公司名称和地点所蕴含的意义。我被迫在接待室里等了一小会儿，那里的气味够让人受的。公司由一位面孔硬邦邦的中年妇女坐阵，她说亨利·艾切尔博格在他们这儿登记应聘司机，她可以通知他给我打电话，或者让他来办公室面试。但当我将一张十美元的钞票放在桌上，表示这只是聊表寸心，不影响公司正常收取的佣金时，她就慈悲大发，把他的地址给了我。那地方在圣莫妮卡大道以西，靠近以前叫作“舍曼”的地方。
我没有耽搁，马不停蹄地驱车前往目的地，担心亨利·艾切尔博格打电话给中介，知道我要过去。结果，在这个地址上的是一家脏兮兮的旅馆，位置倒挺方便，靠近城际车道，入口与一家中国人开的洗衣店相邻。旅馆在楼上。楼梯上—只是有些地方—铺着一条条残破的橡胶垫，上面起固定作用的黄铜片歪歪扭扭，已经发乌。上到一半后就闻不到中国洗衣店的气味了，取而代之的是煤油、烟屁股、通风不良的卧室和油腻的纸袋味儿。楼梯口的木架上有个登记簿。最后一条记录是三个星期前用铅笔写的，写字的人手抖得厉害。我由此推断，这里的管理一定在敷衍了事。
登记簿旁有一只电铃，标牌上写着“经理”。我按了按电铃，然后等待。片刻之后，走廊里的一扇门开了，噼里啪啦的脚步声不慌不忙地向我靠近。一个男人出现在我面前，穿着一双磨损的皮拖鞋和一条颜色难以形容的长裤，最上面的两颗文明扣敞着，好给大肚腩更多的自由空间。他系着红色吊裤带，腋下和其他地方的衬衫黑乎乎的，脸也急需一次彻底的清洗和鼻毛修剪了。
他说：“满房，老兄。”说完冷笑一声。
我说：“我不是来开房的。我找艾切尔博格，听说他住这里。据我观察，他没有登记。这个嘛，你当然知道，是违法的。”
“你真聪明，”胖子又冷笑一声，“沿着走廊往里，老兄。218号房。”他晃了晃大拇指，颜色和大小几乎跟烤焦的土豆差不多。
“请带一下路好吗？”我说。
“妈呀，副州长来了，”他说着笑起来，大肚腩也开始跟着抖动，小小的眼睛消失在一层层黄色的肥肉里。“好吧，老兄。跟我走。”
我们走进昏暗的走廊深处，来到尽头处的一扇木板门前，门上方的木制通气窗紧闭着。胖子用一只胖手捶了捶门。没有动静。
“出去了。”他说。
“请开一下门好吗？”我说，“我想进去等艾切尔博格。”
“你怎么不进猪圈呢，”胖子爆了句粗口，“你以为你是谁啊，废物？”
这可激怒了我。他块头不小，大约6英尺高，但满脑子都是关于啤酒的回忆。我左右看了看黑乎乎的走廊。这地方看上去像被遗弃了一样。
我一拳打在胖子的肚子上。
他一屁股坐到地上，打了个嗝，右膝盖狠狠地撞到了下巴。他咳嗽着，泪水充满眼眶。
“妈的，老兄，”他哼哼道，“你比我小二十岁。这不公平。”
“把门打开，”我说，“没时间跟你废话。”
“一美元，”他一边说一边用衬衫擦眼睛，“两美元，我就守口如瓶。”
我从口袋里掏出两美元，把胖子扶起来。他把两美元折好，变出一把普通的万能钥匙，那玩意儿我花五美分就能买到。
“大哥，你这一拳，哪儿学的？”他问，“大多数的大块头都是空有一身肌肉。”他开了门。
“要是你过会儿听到动静，”我说，“当作没听见。坏了东西，我会加倍赔偿。”
他点点头，我走进房间。他在我身后把门锁上，脚步声渐渐远去，只剩下一片寂静。
房间狭小，简陋，俗气。里面有一个褐色的五斗柜，挂着一面小镜子，一把直背木椅，一把木制摇椅，一张瓷釉剥落的单人床，床罩上落满补丁。房间只有一扇窗户，窗帘上有苍蝇尸体的痕迹，绿色百叶窗底部的板条不见踪影。角落里有个洗手池，旁边挂着两条薄如纸片的毛巾。当然，这里没有浴室，也没有橱柜。架子上挂着一根黑色物体，代替了橱柜的功能。在它后面，我看到一套超大号的灰色西装，要是我穿成衣的话，应该正是我的尺寸，只是我不穿成衣。地板上放着一双黑色烤花皮鞋，至少是十二码的。还有一只廉价的布面手提箱，没上锁，我自然就搜查了一遍。
我还搜查了床头柜，惊讶地发现里面的东西干净整洁、品位不错，只是东西不多，更没有项链。我又把房间里其他看起来可能或不可能的地方都搜了一遍，但没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
我坐在床边，点了支烟，静静等待。显然，亨利·艾切尔博格要么是个大傻瓜，要么就是清白无辜。从这个房间和他留下的痕迹里，看不出他是盗窃珍珠项链的人。
脚步声传来时，我已经抽了四支烟了，比我平时一整天抽的都多。脚步声很轻很快，但并未显得鬼鬼祟祟。一把钥匙插进锁里，转了一下，门就大大咧咧地敞开了。一个男人走了进来，看着我。
我6英尺3英寸高，体重超过200磅
。这个男人也是高个子，但看上去比我轻。他穿着一身蓝色哔叽西装，除了“整洁”之外找不出更大的优点。他长着一头浓密粗硬的金发，脖子像卡通画里的普鲁士下士，肩膀很宽，大手坚实有力，脸看上去饱经风霜。绿幽幽的小眼睛闪着光，我当时觉得他身上有一种邪恶的气息。我立刻看出，他不是那种可以随便开玩笑的人，但我并不怵他。我的块头和力量与他不相上下，而毫无疑问我的智商略胜一筹。
我从床上从容不迫地站起来说：“我在找一个叫亨利·艾切尔博格的人。”
“你是怎么进来的，伙计？”这是一个愉快的声音，嗓门粗重，但还没到刺耳的程度。
“这一点可以稍后解释，”我冷冷地说道，“我在找一个叫亨利·艾切尔博格的人。你是他吗？”
“哈，”男人说，“一个小丑。一个喜剧演员。等我松松皮带。”他向房间里走了几步，我也同样向前迎了几步。
“我叫沃尔特·盖奇，”我说，“你是艾切尔博格吗？”
“给我个硬币，”他说，“然后我就告诉你。”
我没理会。“我是埃伦·麦金托什小姐的未婚夫，”我冷冷地对他说，“我听说你试图吻她。”
他又向我走近一步，我也向他走近一步。“什么意思—试图？”他冷笑道。
我猛地挥出右拳，正中他的下巴。在我看来，这是实实在在的一拳，但他几乎纹丝未动。我又给了他的脖子两记左刺拳，然后一记右拳打在他宽鼻子的一侧。他不耐烦地哼了一声，一拳打中了我的太阳穴。
我被打得弯下了腰，感觉天旋地转，就像双手抓着房间在抡。当房间被抡起来后，我用力一甩，后脑勺撞在地板上。这让我暂时失去了平衡。当我正想着怎么恢复平衡时，一条湿毛巾开始扇我的脸，我睁开双眼。亨利·艾切尔博格的脸近在咫尺，脸上带着关切的神情。
“老兄，”他的声音传来，“你的小身板就像中国人的茶水一样没劲。”
“白兰地！”我用嘶哑的声音说，“出什么事了？”
“你被地毯上的一个小洞绊倒了，老兄。你真的需要酒吗？”
“白兰地。”我又哑着嗓子说，然后闭上了眼睛。
“我希望你别再让我动手。”他说。
门打开又关上。我一动不动地躺着，努力忍住胃部的恶心。时间慢慢流逝，仿佛拖着长长的灰色面纱。然后，房间门再一次打开又关上，接着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抵在了我的嘴唇上。我张开嘴巴，烈酒滚入我的喉咙。我咳嗽起来，但这灼热的酒液顺着我的血管流淌，瞬间给了我力量。我坐了起来。
“谢谢你，亨利，”我说，“我可以叫你亨利吗？”
“这个不收税，老兄。”
我站起来，面对他。他好奇地看着我。“你看起来没事，”他说，“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病了？”
“去你的，艾切尔博格！”我用尽全力给了他的侧下巴一拳。他摇了摇头，眼神看上去有些懊恼。趁他还在摇头时，我又给了他的脸和下巴三拳。
“所以你是动真格了！”他一边吼着，一边抓起床砸向我。
我避开了床的一角，但躲得太快，失去平衡，一头撞向窗下的护板，撞进去4英寸深。
一条湿毛巾又开始拍打我的脸。我睁开双眼。
“听着，小子。你击球两次，一球未中。也许你该试试轻点的球棒。”
“白兰地。”我用沙哑的声音说。
“你该喝威士忌。”他用一只玻璃杯抵住我的嘴唇，我饥渴地喝起来，然后又挣扎着爬起来。
令我吃惊的是，床根本没有移动过。我坐到上面，而亨利·艾切尔博格坐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和我可以相处得不错，”他说，“我没吻过你的女人，尽管我并没有说过不想吻。你全部担心的就是这个？”
他拿起刚出去买回来的1品脱威士忌，给自己倒了半杯，然后若有所思地吞下去。
“不，还有一件事。”我说。
“说。但别再动手了。说定了？”
我不太情愿地答应了他，“你为什么不在潘鲁多克夫人家工作了？”我问道。
他的眼睛在粗乱的金色眉毛下看着我，然后又看了看手上的酒瓶，“你会叫我美男子吗？”
“呃，亨利—”
“别跟我扭扭捏捏的。”他怒道。
“不，亨利，我不认为你很英俊，但毫无疑问，你很爷们儿。”
他又倒了半杯威士忌递给我。“轮到你了，”他说，我一口喝下去，并未完全意识到我在做什么。我不再咳嗽以后，亨利从我手上拿走酒杯，再次倒上。他闷闷不乐地喝着自己的酒。现在酒瓶差不多快空了。
“假设你爱上了一个貌若天仙的姑娘，像我这种长相的人，像我这样的家伙，出身牛圈，在母牛大学摸爬滚打，把相貌和教育都留在了计分板上。除了鲸鱼和货运猪—就是你们说的火车头—我跟什么都干过仗，而且都能将它们横扫在地，不过自然时不时地也会被揍。后来我找到一份工作，每天时时刻刻都能看见这位可爱的姑娘，但知道完全不可能。你会怎么办，伙计？我嘛，我只好辞掉那份工作。”
“亨利，我想和你握握手。”我说。
他无精打采地跟我握了握手。“所以我请辞了，”他说，“我还能怎么办？”他举起酒瓶，对着光线打量着，“哥们儿，你犯了个错误，让我弄来这个。我一旦喝起来就像环球航行一样没完没了。你的钱带够了吧？”
“当然，”我说，“亨利，如果你想喝威士忌，那你就该喝威士忌。我在好莱坞的富兰克林大道上有套不错的公寓。我没有瞧不起你这间简朴的，当然也是暂时的居所，不过我还是建议我们一起去我的公寓，那里比较大，有更多空间可以伸开手脚。”我欢快地挥了挥手。
“看来，你是醉了。”亨利说，绿色的小眼睛里带着羡慕。
“我还没醉，亨利，尽管我确实感受到了威士忌的作用，我觉得非常愉快。你不必介意我说话的方式，那只是个人习惯，就像你自己那种简明扼要的言谈方式。但在我们出发之前，我还有一个十分微不足道的细节想和你聊聊。我受雇来寻找潘鲁多克夫人的珍珠项链。我明白有可能是你偷走了它。”
“孩子，你在冒很大的风险。”亨利柔声说。
“这是工作上的事，亨利，实话实说是最好的解决之道。那些珍珠只是仿品，所以我们应该很容易达成协议。我对你没有恶意，亨利，我感激你买了这瓶威士忌，但工作就是工作。你愿意收下五十美元，归还珍珠，然后我们就当这事没发生过吗？”
亨利不高兴地笑了两声，但他说下面这番话时，声音里并没有敌意：“原来你以为我偷了几颗珠子，坐在这里等着一帮条子扑上来？”
“没人报警，亨利，你可能不知道珍珠是假的。把酒给我，亨利。”
他把瓶子里剩下的酒差不多全倒给了我，我情绪高昂地一饮而尽。我把杯子扔向镜子，可惜没有击中。那玻璃杯是质地很沉的廉价货，落在地板上，没有摔碎。亨利·艾切尔博格开怀大笑。
“你笑什么，亨利？”
“没什么，”他说，“我只是在想某些人会发现自己有多蠢—关于那些珠子。
“你是说你没偷那些珍珠，亨利？”
他又大笑起来，带着些许阴郁。“是啊，”他说，“我的意思是没偷。我应该揍你一顿，但何必呢？谁都有可能犯傻。不，我没偷任何珍珠，老兄。如果它们是仿制品，我不会费这个事。如果它们真是我有次看到老太太戴在脖子上的那玩意儿，我肯定不会躲在洛杉矶的一个廉价小房间里，等着几车警察来逮我。”
我又一次握住他的手，摇了摇。
“我只需要知道这些，”我高兴地说，“现在我放心了。我们可以去我的公寓，想想有什么办法和方式找回那些珍珠。亨利，我们可以组队，我们一定能克服任何困难。”
“你没在开玩笑吧，嗯？”
我站起来，戴上帽子—上下戴反了。“不，亨利。我在给你提供一份我认为你需要的工作，而且威士忌管够。我们走吧。你现在的状态能开车吗？”
“见鬼，我没醉。”亨利一脸惊讶地说。
我们离开房间，走过黑乎乎的走廊。那个胖经理突然从某个模糊的阴影中冒出来，站在我们面前，揉着大肚腩，一双贪婪的小眼睛满怀期待地看着我，“一切都好吧？”他询问，嘴里叼着一根年深日久、已经发黑的牙签。
“给他一美元。”亨利说。
“为什么，亨利？”
“哦，我不知道。就给他一美元。”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美元纸币，给了那个胖子。
“谢了，伙计。”亨利说。他一把掐住胖子的喉结，轻巧地抽走了他指间的纸币。“这是买酒的钱，”他补充道，“我讨厌向别人要钱。”
我们挽着胳膊走下楼梯，留下那位经理拼命想把牙签从食道里咳出来。
那天下午五点，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自家公寓的床上。我的公寓位于好莱坞富兰克林大道上的莫雷纳城堡公寓，靠近伊瓦尔街。我转过头痛欲裂的脑袋，看到亨利·艾切尔博格躺在边上，只穿着衬衫和裤子。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也穿得很少。旁边的桌子上摆着一瓶种植园牌黑麦威士忌，整整一夸脱
，几乎还是满的，而地板上倒着一瓶同样牌子的上好威士忌，已经完全空了。地板上还散落着衣服，东一件西一件，香烟在一把安乐椅的缎面扶手上烫出了一个洞。
我小心翼翼地摸了摸自己。胃部僵硬、酸胀，下巴一侧似乎有点浮肿。除此之外，一切正常。我从床边站起来，一阵刺痛穿过太阳穴，但我不为所动，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向桌上的那瓶酒，将瓶口举到嘴边。我喝了一口那火一般的液体，霎时感到如获重生。饱满欢畅的情绪向我袭来，我已做好进行任何冒险的准备。我回到床边，使劲摇了摇亨利的肩膀。
“醒醒，亨利，”我说，“太阳快下山了。知更鸟在呼唤，松鼠在叽喳，牵牛花要卷起来睡觉了。”
像所有实干家一样，亨利·艾切尔博格醒来时握紧了拳头。“什么东西在响？”他大吼道，“哦，是的。嗨，沃尔特。你感觉怎么样？”
“感觉棒极了。你休息得好吗？”
“那还用说。”他把光脚甩到地板上，用手指抓着自己浓密的金发，“我们喝得很开心，直到你晕了过去，”他说，“于是我就打了个盹儿。我从不一个人喝酒。你还好吗？”
“是的，亨利，我真的感觉很好。我们还有活儿要干。”
“棒极了。”他走向那瓶威士忌，从容不迫地灌了一大口。他用手掌揉了揉肚子，绿色的眼睛闪着平和的光。“我是个病人，”他说，“我得吃药了。”他把酒瓶放在桌上，四处打量着公寓。“老天，”他说，“我灌酒灌得太快了，我都没怎么看看这个垃圾堆。你这小地方不赖啊，沃尔特。老天，一台白色打字机，还有一部白色电话。怎么回事，小子—你刚升职了？”
“只不过是些傻乎乎的爱好，亨利。”我一边说一边随意地挥了下手。亨利走过去，看着书桌上并排摆放的打字机和电话，还有镶着银边的办公用品，每件东西上都刻着我姓名的首字母。
“挺阔绰，嗯？”亨利说，绿色的眼睛转向我。
“凑合吧，亨利。”我谦虚地说。
“好吧，接下来干什么，伙计？你有主意了还是我们继续喝？”
“是的，亨利，我确实有个主意。有你这样的人帮忙，我觉得可以付诸实践。我觉得我们应该，像他们说的，打探一下小道消息。一串珍珠遭窃，黑道马上就会听到风声，珍珠很难出手，亨利。我读到过，因为它们无法切割，而且容易被专业人士认出来。黑道上很快就会热闹起来。我们应该不难找到人，给相关人士传信，就说我们愿意以合理的价格把东西买回来。”
“对醉汉来说，你口才真不错，”亨利说着伸手去拿酒瓶，“但你难道忘了这些珠子是赝品吗？”
“出于情感方面的原因，我很愿意花钱把它们赎回来。一样的。”
亨利喝了些威士忌，似乎很喜欢那味道，于是又喝了一些。他礼貌地朝我挥了挥酒瓶。
“说得通—就目前来说，”他说，“但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正在闹腾的黑道，不会为了一串玻璃珠闹腾吧？还是说我喝多了？”
“亨利，我在想，黑道可能很有幽默感，这个笑料会传得很快很广。”
“说到这点，我有个想法，”亨利说，“有个小混混发现潘鲁多克夫人有一串牡蛎珠价值不菲，于是他干净利落地掀开盒子，一溜烟地跑到销赃人那里。销赃人一看珠子笑掉了大牙。我觉得类似的故事可能会在台球厅传开，成为大家的谈资。目前为止，真够疯狂。但这个小偷会急着将这些珠子出手，因为对他来说，这是烫手山芋，虽然这些东西也就值五美分外加营业税。但溜门撬锁是违法的，沃尔特。”
“但是，亨利，”我说，“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小偷很笨，当然不会有太大影响。但如果他多少有点智商，事情就不一样了。潘鲁多克夫人是个非常骄傲的女人，住在城里的富人区。如果被人知道她戴的珍珠是赝品，特别是，要是报纸暗示这些珍珠还是她丈夫送给她的金婚礼物—我相信你能领会其中的含义，亨利。”
“小偷一般不会太聪明，”他说着揉了揉硬朗的下巴，然后抬起右手大拇指，若有所思地咬着。他看了看窗户，看了看房间一角，又看了看地板。他用眼角的余光打量我。
“勒索，是吧？”他说，“有可能。但骗子不太会跨行。而且，那家伙可能会传话。有这种可能，沃尔特。虽然我不喜欢当掉金牙去买一串假珍珠，但有这种可能。你打算出多少钱？”
“一百美元应该绰绰有余，但我最高愿意给到两百，这是赝品的实际价格。”
亨利摇了摇头，拿起那瓶酒。“不行。那家伙不会为了这点钱暴露自己。这不值得他去冒险。他会扔了珠子，避免麻烦。”
“我们至少可以试试，亨利。”
“好吧，可是去哪儿？我们的酒不多了。也许我最好穿上鞋出去一趟，嗯？”
就在这时，好像我没说出口的祈祷得到了回应，响起一阵轻轻的、低沉的敲门声。我打开门，拣起晚报的最后一版。我关上门，一边往房间里走一遍展开报纸。我用右手食指摸了摸报纸，对亨利·艾切尔博格自信地一笑。
“你看，我跟你赌一瓶老种植园牌威士忌，答案就在这份报纸的犯罪版里。”
“没什么犯罪版，”亨利咯咯笑道，“这是洛杉矶。我肯定赢你。”
我将报纸翻到第三版，手有些抖。尽管我在艾达·托梅家政服务公司等候时已经在早报上看到了我要找的东西，但我不确定它会不会原封不动地出现在晚报上。不过我的信念得到了回报。那篇报道没有撤掉，还和原先一样，出现在第三栏的中间。文章很短，标题是：卢·甘德西因珠宝盗窃案受到传讯。“听听这个，亨利。”我开始朗读。
根据匿名举报，警方昨天深夜逮捕了泉水街一家著名酒馆的老板路易斯·（卢）·甘德西。警方就近日在本市西部高级住宅区连续发生的晚宴抢劫案对他进行了深入审讯。据传，时髦住所的女性客人们在枪口的威胁下，被迫交出价值超过二十万美元的昂贵珠宝。甘德西深夜才获释放，他拒绝向记者做出任何声明。他低调地表示：“我从来不对警方指手画脚。”抢劫案组的威廉·诺加德警长对调查结果表示满意。他说，甘德西与抢劫案没有关联，匿名举报纯属私人报复。
我将报纸折起来，扔到床上。
“你赢了，老兄，”亨利说着把酒瓶递给我。我喝了一大口，把酒瓶还给他，“现在怎么办？找到甘德西，把他抓起来？”
“他也许是个危险人物。你觉得我们是他的对手吗？”
亨利轻蔑地哼了一声。“当然，泉水街的一个小混混而已。手上戴着假红宝石的蠢胖子。带我去找他。我们把这个蠢货重新组装一遍，把他的五脏六腑都扔进下水道。不过我们的酒快喝完了。大概只剩下1品脱了。”他对着光线检视酒瓶。
“亨利，我们现在已经喝够了。”
“我们还没醉，不是吗？我来了以后只喝了七杯，也许是九杯。”
“我们当然还没醉，亨利，但你喝的都是大杯酒，我们后面还有一个艰难的夜晚。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刮胡子、穿衣服，我进一步认为我们应该穿上晚礼服。我有一套多余的礼服，你穿一定合身，因为我们的身材几乎相同。两个高大威猛的男人共赴一番事业，这当然是个不同寻常的预兆。晚礼服会让小人物对我们刮目相看的，亨利。”
“棒极了，”亨利说，“他们会以为我们是为某个大佬工作的暴徒。这个甘德西会吓得把他的领结都吞下去。”
我们决定按我的意见行动。我为亨利准备好衣服。在他洗澡剃须时，我给埃伦·麦金托什打了个电话。
“噢，沃尔特，真高兴你来电话，”她叫道，“有什么发现吗？”
“还没有，亲爱的，”我说，“不过我们有了个主意。我和亨利正要付诸实施。”
“亨利？沃尔特，哪个亨利？”
“怎么了？当然是亨利·艾切尔博格，亲爱的。你这么快就忘了他了？我和亨利是好兄弟了，我们—”
她冷冷地打断我，“你在喝酒吗，沃尔特？”她以一种非常疏远的口气质问道。
“当然没有，亲爱的。亨利是个滴酒不沾的人。”
她严厉地哼了一声。透过电话，我也能清楚地听到那个声音。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她才问：“难道亨利没偷珍珠吗？”
“你说亨利，天使？当然没有。亨利离开是因为他爱上你了。”
“哦，沃尔特。你说那只猩猩？我敢肯定你喝得太多了。我再也不想和你说话了。再见。”她用力地挂断了电话，这样我的耳朵就能感受到其中的痛苦之情。
我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瓶老种植园牌威士忌，思考着我到底说了什么冒犯她或不得体的话。我想不出个所以然，只好借着那瓶酒聊以自慰，直到亨利从浴室出来，穿着一件我的百褶衬衫，戴着上浆的翻领和黑色领结，看上去风度翩翩。
我们离开公寓时，天已经黑了。虽然埃伦·麦金托什在电话里的口气令我有些沮丧，但我至少还是满怀希望和信心的。
甘德西先生的酒馆并不难找，亨利在泉水街上招呼到的第一位出租车司机就把我们带到了那里。酒馆名叫“蓝潟湖”，内部笼罩在一种令人难受的蓝光中。我和亨利步履稳健地走进去，因为我们在出发去找甘德西先生之前，先在“曼迪的加勒比岩洞”吃了点东西。亨利穿着我那套第二好的晚礼服，几乎可说是英俊潇洒。他的肩上披着一条带流苏的白色围巾，后脑勺上戴着一顶黑色的轻呢帽（他的头只比我的大一点），夏季风衣两边的口袋里各装着一瓶威士忌。
“蓝潟湖”的吧台前挤满了人，我和亨利径直走到后面灯光昏暗的小餐厅里。一个穿着脏兮兮的晚礼服的男人走上来招呼我们，亨利说找甘德西，他指了指独自坐在远处角落一张小桌边的胖子。我们走了过去。
那个人的面前放着一小杯红葡萄酒，正慢慢地转动手指上的一颗绿石头。他没有抬头。桌子旁边没有其他椅子，于是亨利将两只手肘撑在桌上。
“你是甘德西？”他说。
那个人仍旧没有抬头。他皱了皱乌黑浓密的眉毛，漫不经心地说：“对，是。”
“我们想跟你私下谈谈，”亨利告诉他，“找个没人打扰的地方。”
甘德西这才抬起头，平淡的杏仁状的黑眼珠里满是厌倦之色。“噢？”他耸耸肩问道。“谈什么？”
“谈谈珍珠，”亨利说，“一串四十九颗，匀称，粉色的。”
“你要卖—还是要买？”甘德西问道，他的下巴上下摇晃着，仿佛觉得很有趣。
“买。”亨利说。
桌边的这个男人默默地勾了勾指头，一个非常魁梧的侍者出现在他的身边。“这些人醉了，”他毫无生气地说，“把他们轰出去。”
侍者抓住亨利的肩膀。亨利漫不经心地抬手抓住侍者的手腕，用力一扭。侍者的脸在那种蓝惨惨的光里变了颜色，那是一种我无法形容的颜色，但肯定不太健康。他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亨利松开手，对我说：“在桌上放一百美元。”
我掏出钱包，从两张百元大钞中抽出一张，那是我之前在莫雷纳城堡附近的银行取的，以备不时之需。甘德西瞪着那张钞票，朝大个子侍者做了个手势，他就把手捧在胸前，一路揉搓着走了。
“干什么用？”甘德西问。
“买下五分钟和你单独相处的时间。”
“真好笑。好，我同意。”甘德西拿起钞票，整齐地折好，放进马甲口袋里。然后他把双手放在桌上，用力撑起身子，摇摇晃晃地走了，没有看我们。
我和亨利随他穿过拥挤的桌子，来到餐厅的另一边，穿过护墙板上的一道门，进入一个狭窄阴暗的走廊。走到尽头处，甘德西打开一扇门，走进一间亮着灯的房间，站在那里替我们把着门，橄榄色的脸上带着严肃的微笑。我先走了进去。
当亨利从甘德西身前走进房间时，后者以令人惊讶的敏捷，从衣服里抽出一根闪亮的黑皮短棍，狠狠地给了亨利的脑袋一下。亨利一头栽倒在地。甘德西关上房门，就他的身材而言，堪称神速。他靠在门上，左手拿着短棍，右手中突然出现一支沉甸甸的黑色左轮小手枪。
“有趣吧？”他礼貌地说，咯咯地笑了起来。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我没有看清。前一刻，亨利还趴在地上，背对着甘德西。下一刻，抑或只是同时，什么东西来了个鲤鱼打挺，甘德西发出一声咕哝。我随即看到亨利满头粗硬金发的脑袋埋在甘德西的肚子上，两只大手抓住甘德西毛茸茸的手腕。接着，亨利完全直起身子，甘德西被抛到空中，平衡在亨利的脑瓜顶上，嘴巴张得老大，脸变成了绛紫色。接着，亨利抖了抖身子，看上去只是轻轻一抖，只听一声巨响，甘德西的后背狠狠砸在地上，躺在那里大口喘气。接着，钥匙在门锁中一转，亨利背靠着门站在那里，左手拿着短棍和手枪，同时急不可待地摸索着口袋里的威士忌。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我靠在墙边，感到胃部一阵恶心。
“一个小丑，”亨利拖着长腔说，“一个喜剧演员。等我松松皮带。”
甘德西翻了个身，极为痛苦地慢慢爬起来。他摇晃地站在那里，一只手在面前上下挥舞，衣服上全是土。
“这根短棍，”亨利说着给我看了看那根黑色的棒子，“他拿这个打我来着，是不是？”
“怎么，亨利，你不知道？”我问。
“我只想确认一下，”亨利说，“没人可以这么对待一个叫艾切尔博格的人。”
“好了，你们这些小子想怎么样？”甘德西突然问道，没了意大利口音。
“我告诉过你我们想要什么，大饼脸。”
“我想我不认识你俩，”甘德西说着小心地弯下腰，坐在一张破旧办公桌旁的木椅子上。他擦了擦脸和脖子，摸了摸身上的其他地方。
“你打错主意了，甘德西。几天前，一个住在卡隆德莱特公园的女士丢了一串有四十九颗珍珠的项链。小偷干的，难度不大。我们公司要承担一点那些珠子的保险费。还有，我要拿回那张一百元钞票。”
他走到甘德西面前，甘德西飞快地从口袋里取出那张折好的钞票，交给他。亨利把钞票给了我，我放回钱包里。
“我想我没听说过这件事。”甘德西小心翼翼地说。
“你用短棍打了我，”亨利说，“你给我仔细听好。”
甘德西摇了摇头，畏畏缩缩地说：“我不养小偷或抢劫犯。你们误会我了。”
“仔细听着，”亨利声音低沉地说，“你可能听到过风声。”他用右手的两根手指拎着那根黑色短棍，在身前轻晃着。那顶略小的帽子仍然戴在他的后脑勺上，尽管有些皱巴巴的。
“亨利，”我说，“今晚似乎光是你在忙了。你觉得这样公平吗？”
“好吧，你来训训他，”亨利说，“揍胖子最有趣了。”
这时，甘德西的脸色正常了一些。他死死地盯着我们。“保险公司的人，嗯？”他将信将疑地问。
“你说对了，大饼脸。”
“你们找过梅拉科力诺吗？”甘德西问。
“哈，”亨利吼道，“一个小丑，一个—”但我突然打断了他。
“等一下，亨利，”我说，然后转向甘德西，“梅拉科力诺是个人吗？”我问他。
甘德西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当然—是个人。你不认识他啊？”他那野李子一般的黑眼睛里升起阴暗的疑云，但转瞬即逝。
“打电话给他。”亨利说，指了指那张破烂办公桌上的电话。
“电话坏了。”甘德西若有所思地拒绝了。
“短棍也坏了？”亨利说。
甘德西叹了口气，在椅子上转动了一下肥胖的身体，将电话拉到面前。他用染了墨水的手指拨了一个号码，等待着。过了一会儿，他说：“乔？我是卢。两个保险公司的人正在处理一桩卡隆德莱特公园的项目……对……不，是珍珠……你没听到风声吗？好吧，乔。”
甘德西挂上电话，又在椅子上转过来。他用困倦的眼睛打量着我们，“没消息。你们在为哪家保险公司工作？”
“给他张名片。”亨利对我说。
我再次掏出钱包，从中抽出一张我的名片。这是一张镂刻的名片，上面只有我的名字。于是我用口袋里的铅笔在名字下面写道：莫雷纳城堡公寓，富兰克林大道，靠近伊瓦尔街。我给亨利看了看，然后交给甘德西。
甘德西读了一遍名片，默不作声地咬着指头。他的表情突然一亮，“你们最好去见见杰克·劳勒。”他说。
亨利死死地瞪着他。甘德西的眼神此刻明亮、坚定、真诚。
“他是谁？”亨利问。
“经营企鹅俱乐部的。在日落大道上—8644号之类的。如果有人能查出珍珠的事来，非他莫属。”
“谢了，”亨利平静地说，他瞥了我一眼，“你相信他吗？”
“这么说吧，亨利，”我说，“我认为他不太可能说真话。”
“哈！”甘德西突然叫道，“一个小丑！一个—”
“闭嘴！”亨利吼道，“这是我的台词。消息可靠吗，甘德西？关于这个杰克·劳勒。”
甘德西奋力点头。“消息可靠，绝对可靠。凡是上流社会碰过的东西，杰克·劳勒都要插手。但他不容易见到。”
“这你不必担心。谢了，甘德西。”
亨利将黑色短棒扔到房间的角落里，打开一直握在左手里的手枪枪膛。他卸下子弹，然后弯下腰，把枪往地板上一滑，直到它滑到桌子下面不见了。他随意地抛了会儿子弹，然后任由它们掉在地板上。
“再见，甘德西，”他冷冷地说，“少管闲事，如果你不想到床底下找鼻子的话。”
他打开门，我们迅速走了出去，畅通无阻地离开了“蓝潟湖”。
我的车停在离街区不远的地方。我们坐进车里，亨利将胳膊搭在方向盘上，忧郁地望着前方的挡风玻璃。
“你怎么想，沃尔特？”他终于问道。
“如果你问我的意见，亨利，我认为甘德西先生在胡编乱造，只是为了打发我们。此外，我觉得他不相信我们是保险公司的人。”
“我也这么觉得，还有一点，”亨利说，“我估计根本没有名叫梅拉科力诺或者杰克·劳勒的人。这个甘德西拨了个空号，装模作样地打了一通电话。我应该回去把他的胳膊和腿卸下来。他妈的死胖子。”
“这是我们能想出的最好的主意了，亨利，而且我们竭尽所能了。现在我建议我们回我的公寓，想想别的办法。”
“顺便一醉方休。”亨利说着发动汽车，从路边开走了。
“我们也许可以小酌一番，亨利。”
“啊！”亨利吼道，“缓兵之计。我应该回去，砸了那个地方。”
他把车停在了一处十字路口，尽管当时没有红绿灯。他将威士忌酒瓶举到嘴边。他正在喝时，一辆车从后面上来，撞到了我们的车，但撞得并不严重。亨利呛了一口，放下酒瓶，衣服上溅了一些酒。
“这个城市越来越挤了，”他吼道，“一个人喝口酒都会被聪明的猴子撞到手肘。”
我们的车没有向前走，后面车里的人一个劲儿地按喇叭。亨利一把推开门，下了车，然后又回来。我听到一阵喧闹，高嗓门的那个是亨利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钻进汽车，继续开走了。
“我本该把他的脸撕下来，”他说，“但我心软了。”他飞快地开完好莱坞至莫雷纳城堡公寓剩下的路程。我们上楼进到我的房间，手拿大玻璃杯坐下。
“我们最好喝上一夸脱半的烈酒，”亨利一边说一边看着他之前放在桌上的两瓶酒，旁边还有两个空瓶，“这样我们应该就能想出办法了。”
“亨利，要是不够的话，卖酒的地方还有很多。”我愉快地喝干了我那杯酒。
“你似乎是个正经的家伙，”亨利说，“为什么说话总是这么逗？”
“我好像没办法改变我的说话风格，亨利。我的父母恪守新英格兰的新教徒传统，可我就是没办法用那种方式讲话，即便在大学也不行。”
亨利试着消化这番话，但看得出，它沉甸甸地坠在他的肚子里。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甘德西和他颇为可疑的建议，这样过了大概半个小时。这时，我桌上的白色电话突然铃声大作。我快步走过去，希望是埃伦·麦金托什打来的，希望她已经消了气。结果却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很干脆，有一种令人不快的金属质感。
“你是沃尔特·盖奇？”
“我是盖奇先生。”
“好吧，盖奇先生，我知道你想在黑市上找某件珠宝。”
我紧紧握着话筒，转过身，朝亨利做了个鬼脸，但他正心事重重地又给自己倒了一大杯老种植园牌威士忌。
“的确如此，”我对着电话说，尽力让声音保持平静，虽然我的兴奋已经难以抑制，“如果你说的珠宝是指珍珠的话。”
“一串四十九颗，老兄，价格是五千美元。”
“简直荒谬，”我倒吸一口气，“五千美元买这些—”
那个声音粗鲁地打断了我。“你听到了，老兄。五千美元。伸出手来，数数手指。不多不少。考虑考虑吧，我会再打电话来。”
电话干巴巴地挂断了，我颤抖着把话筒放回支架，浑身发抖地回到椅子上坐下，用手帕擦了擦脸。
“亨利，”我用低沉而紧张的声音说，“奏效了，但太奇怪了。”
亨利将空酒杯放到地板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把空酒杯放下，没再倒酒。他用那双严肃的、一眨不眨的绿眼睛紧紧地盯着我。
“是吗？”他轻声说，“什么奏效了，孩子？”他用舌尖慢慢地舔了舔嘴唇。
“我们在甘德西那里做的事奏效了，亨利。一个男人刚给我打了电话，问我是否正在黑市上寻找珍珠。”
“老天啊，”亨利撅起嘴唇，轻轻地吹了声口哨。“那个该死的意大利佬还真有两下子。”
“不过开价是五千美元，亨利。这就很难解释了。”
“啊？”亨利的眼睛鼓起来，眼珠仿佛快要挣脱眼眶了。“五千美元买那个赝品？这家伙疯了吧。你说过，也就值两百美元。这家伙就是个吸血的臭虫。五千美元？呵呵，五千美元够我买足够的假珠子，铺满大象的餐车了。”
我能看出亨利充满疑惑。他默默地将我们的杯子倒满酒，我们越过酒杯瞪着对方，“沃尔特，你打算怎么办？”他在一段漫长的沉默后问道。
“亨利，”我坚定地说，“只有一件事可做。埃伦·麦金托什的确是私下里跟我说的。她并未得到潘鲁多克夫人的明确许可，告诉我有关珍珠的事。我想我应该尊重她的隐私。但现在埃伦正在生我的气，不想跟我说话，因为我喝了不少威士忌，尽管我的表达和思维仍然清晰。现在出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情况，我想，无论如何应该咨询一下这家的亲朋好友。当然，最好是干过大买卖的人，还要懂珠宝。亨利，眼下就有这么一个人，明天早上我就去拜访他。”
“天啊，”亨利说，“这么一大套话，你用九个字就能说清，老兄。这个家伙是谁？”
“此人名叫兰辛·加勒莫尔先生，他是第七大街的加勒莫尔珠宝公司的总裁。他是潘鲁多克夫人的老友—埃伦经常提起他—实际上，正是这个人为她弄到的这串赝品。”
“但这个家伙会走漏风声的。”亨利反对道。
“我不这么认为，亨利。我认为他绝不会做任何令潘鲁多克夫人难堪的事。”
亨利耸了耸肩。“赝品就是赝品，”他说，“你拿它变不出什么新花样？就算珠宝公司的总裁也不行。”
“对方要价这么高，其中必有蹊跷，亨利。我能想到的唯一理由就是敲诈。坦白地说，让我独自处理这件事有点儿麻烦，因为我对潘鲁多克的家庭背景了解不多。”
“好吧，”亨利说着叹了口气，“如果这是你的直觉，你就跟随它好了，沃尔特。而我最好吹着小风回家睡觉，好保持体力应付之后的累活，如果有的话。”
“你不介意在这里过一夜吧，亨利？”
“谢了，伙计，但我回旅馆也很好。我只要把这瓶多余的猫尿带走，帮我入眠就好了。我可能上午会接到家政公司的电话，然后就得刷个牙去卖苦力了。我猜我最好换身行头，好跟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说着，他走进浴室，没过多久就穿着他自己那套蓝色哔叽西装出来了。我让他开我的车，但他说他那个街区不安全。不过他倒是同意穿上他之前穿的那件风衣，小心翼翼地把没开瓶的威士忌塞进口袋里，热情地握了握我的手。
“等一下，亨利。”说着我掏出钱包，展开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
“这是什么意思？”他咆哮道。
“你现在暂时没工作，亨利，而且你今晚干得非常出色，虽说目前的结果令人困惑。你应该得到报酬，而我也负担得起这点小意思。”
“好吧，谢了，伙计，”亨利说，“不过算我借你的。”他的声音沙哑而激动，“需要我早上打电话给你吗？”
“务必打给我。我还想到了一件事。你是不是应该换一家旅馆？假设，不是由于我的错误，警方知道了这桩窃案。他们不会怀疑到你吧？”
“见鬼，他们肯定会反复盘问我几小时，”亨利说，“但他们能得到什么呢？我又不是软柿子。”
“当然，这由你决定，亨利。”
“好啊。晚安，伙计，别做噩梦。”
然后他就走了，我突然感到非常沮丧和孤独。对我来说，亨利的陪伴是鼓舞人心的，尽管他的言语十分粗鲁。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男子汉。我用剩下的威士忌给自己倒了一大杯，心情抑郁地一饮而尽。
在酒精的作用下，我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想不计一切代价地给埃伦·麦金托什打电话。我来到电话前，拨了她的号码。过了很久，一个迷迷糊糊的女佣接了电话。然而，当埃伦听到我的名字后却拒绝来接电话。这让我更加沮丧，几乎浑然不觉地把剩下的威士忌喝光了。随后，我倒在床上，沉入断断续续的梦乡。
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了我，我看到早晨的阳光洒在房间里。九点钟了，所有的灯还亮着。我爬起来，感到身体僵硬乏力，因为我还穿着晚礼服。但我还是个身体健康、情绪稳定的人，不像我预想的那么糟。我走过去拿起电话。
亨利的声音说：“感觉怎么样，伙计？我宿醉得跟螃蟹似的。”
“还不坏，亨利。”
“家政公司来电话说了工作的事。我最好过去瞧瞧。我晚点过来？”
“好的，亨利，务必要来。十一点我应该就办完昨晚跟你提过的那件事回来了。”
“还接到过那人的电话吗？”
“还没有，亨利。”
“收到。回见。”他挂了电话。我去冲了个冷水澡，刮了胡子，穿好衣服。我穿了一套棕色商务西装，喝了些楼下咖啡店送上来的咖啡。我还让服务生把公寓里的空酒瓶清走了，给了他一美元辛苦费。喝完两杯黑咖啡后，我的精神再次振奋起来，于是我开车前往市中心的加勒莫尔珠宝公司，它在西七街有家巨大而光鲜的商店。
这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这样的好日子里，事情想必会进展顺利。
谁知兰辛·加勒莫尔先生果然不易见到，我迫不得已告诉他的秘书，这件事与潘鲁多克夫人有关，而且事关机密。这条口信传进去后，我立刻就被带进一间有长长镶板的办公室，加勒莫尔先生站在尽头的大办公桌后面。他向我伸出一只瘦长的、粉色的手。
“盖奇先生？我想我们没见过面，对吗？”
“没有，加勒莫尔先生，我想我们没见过面。我是埃伦·麦金托什小姐的未婚夫—至少截至昨天晚上还是。您大概认识她，她是潘鲁多克夫人的护士。我来找您是为了一件非常敏感的事，在我开口之前有必要请您保密。”
他大约七十五岁，又高又瘦，举止得体，保养得不错。他有一双冷冷的蓝眼睛，但笑容亲切。他打扮得相当年轻，穿着一套灰色的法兰绒西装，领口上别了一朵红色康乃馨。
“我定过一个规矩，有些事从来不打保票，盖奇先生，”他说，“我一向认为这几乎算一个是非常不公平的要求。但如果你说这件事涉及潘鲁多克夫人，而且的确非常敏感和机密，我愿意破一次例。”
“的确如我所说，加勒莫尔先生。”我说道，随后毫无隐瞒地把整件事和盘托出，甚至连前一天喝了太多威士忌这种事都没遗漏。
听完我的讲述后，他好奇地打量我。那只精致的手拿起一支老式的白色鹅毛笔，用羽毛缓缓地搔着右耳。
“盖奇先生，”他说，“难道你猜不出来他们为什么对那串珍珠索价五千美元吗？”
“如果您允许我猜测的话，对于这么一件具有如此私人性质的事情，我大概可以贸然提出一种解释，加勒莫尔先生。”
他把白色羽毛转到左耳边，点点头说：“说吧，孩子。”
“那些珍珠实际上是真的，加勒莫尔先生。您是潘鲁多克夫人的老友—说不定还是青梅竹马的恋人。当她把那串珍珠，她的金婚礼物，交给您卖了，因为她迫切需要钱去慷慨助人时—您没有卖掉珍珠，加勒莫尔先生。您只是假装卖了它们。您从自己的腰包里，拿出两万美元给她，同时把真的项链还给了她，谎称它们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制作的赝品。”
“孩子，你的脑袋瓜比你的言谈聪明得多，”加勒莫尔先生说。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把精致的窗帘拉到一边，低头望着第七大街上熙熙攘攘的街景。他回到桌边坐下来，露出一丝怀念的微笑。
“你几乎都说对了，盖奇先生，真是令人难堪，”他叹了口气，“潘鲁多克夫人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女人，否则我只要向她提供一笔两万美元的无担保贷款就可以了。我碰巧也是潘鲁多克先生产业的共同管理人。我知道，按照当时金融市场的行情，除非不理性地变卖产业，否则根本无法筹措到足够的钱，照顾那些亲戚和随从。所以潘鲁多克夫人变卖了她的珍珠—按照她的想法—但她坚持不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而我做了你刚才猜测的事。这不重要。我能负担这样的举动。我一生未婚，盖奇，大家认为我是个有钱人。实际上，当时那些珍珠根本卖不到我给她的一半价钱，或是它们今天所值的价钱。”
我垂下眼睛，唯恐这位善良的老先生会因我的直视而尴尬。
“所以，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筹措五千美元，孩子，”加勒莫尔先生随即又语气轻快地补充道，“这个价钱很低了，尽管被窃的珍珠远比切割的宝石更难交易。如果我能信任你，你认为你能承担这个任务吗？”
“加勒莫尔先生，”我语气坚定但平静地说，“对你来说，我完全是个陌生人，而且只是一介凡夫俗子，但我以我对已经去世的、备受尊敬的父母的记忆向您保证，我绝不会胆怯懦弱。”
“好，你很有血性，孩子，”加勒莫尔先生和蔼地说，“我不担心你会偷走这笔钱，因为我对埃伦·麦金托什小姐和她男朋友的了解可能比你估计得要多一点。此外，那些珍珠是上了保险的，当然，是以我的名义。其实我应该让保险公司处理这件事。但你和你那位有趣的朋友到目前为止似乎干得不错，我相信做事应该有始有终。这个亨利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
“他有些粗鲁，但我已经非常喜欢他了。”
加勒莫尔先生又把玩了一会儿他的白色鹅毛笔，然后拿出一本很大的支票簿，开了一张支票。他小心地吸干墨水，隔着桌子递给我。
“如果你拿到了珍珠，我会让保险公司把钱还给我，”他说，“如果他们喜欢我的声音，就不会有麻烦。银行就在街角，我会等着他们的电话。如果他们没打电话给我，你可能无法兑现支票。小心点，孩子，别受伤。”
他又一次跟我握手。我犹豫着说：“加勒莫尔先生，您对我的信任比任何人都多。当然，除了我的父亲。”
“我现在就像个傻子，”他带着一抹奇怪的微笑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有人像简·奥斯汀的小说那样说话了，一听到，我就变成了傻瓜。”
“谢谢您，先生。我知道我的语言有些古板。我可以斗胆请您帮我一个小忙吗，先生？”
“什么忙，盖奇？”
“埃伦·麦金托什小姐现在和我有些疏远，我想请您给她打个电话，告诉她我今天没有喝酒，而且您还委托给我一件非常微妙的任务。”
他大声笑起来。“我很乐意，沃尔特。我知道她是可以信赖的，我会告诉她事情的原委。”
接着，我便告了辞，拿着支票来到银行。出纳员怀疑地看着我，然后从柜台后消失了很久，最后才点出一叠百元大钞，一脸不情愿的表情，就像那些钱是他自己的。
我将那叠钞票放进口袋后说：“麻烦给我一卷两角五分的硬币。”
“一卷两角五分的硬币，先生？”他的眉毛一挑。
“没错。我用它们付小费。不用说，我希望它们是卷好的，这样方便带回家。”
“噢，明白。请给我十美元。”
我接过那卷粗硬的硬币，放进口袋里，然后开车返回好莱坞。
亨利正在莫雷纳堡的大厅里等我，粗糙有力的手来回转着帽子。他脸上的皱纹看上去比昨天更深，我注意到他的呼吸里有股威士忌味。我们上楼来到我的公寓，他急切地转身看我。
“运气如何，伙计？”
“亨利，”我说，“在我们进一步开始今天的工作之前，我希望你清楚地知道我没有喝酒。我看到你已经喝过了。”
“只是提提神，沃尔特，”他有点懊悔地说，“我去应聘那份工作，还没赶到就泡汤了。有什么好消息吗？”
我坐下来，点上一支烟，平静地看着他。“亨利，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告诉你。不过在你昨晚对付了甘德西之后，不告诉你似乎有点小气了。”我又犹豫了一会儿，亨利注视着我，捏着他左臂上的肌肉。“珍珠是真的，亨利。我得到指令，继续这笔交易。现在我的口袋里就装着五千块现金。”
我简要地告诉了他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惊讶得难以用语言形容。“天哪！”他叫道，嘴巴张得老大，“你是说你从加勒莫尔那里拿到了五千美元—就这么拿到了？”
“正是如此，亨利。”
“孩子，”他真诚地说，“你有一张人畜无害的脸蛋，还会花言巧语，能让很多人像把钱交给警察一样地交出来。五千块—从一个生意人那里—就这么拿到了。哎呀，跟你比我就是猴子的舅舅，蛇的老爸，女子俱乐部午餐里的蒙汗药。”
就在这时，就像有人看到我回来一样，电话铃再次响起，我跳起来去接。
那正是我等待的声音，但并不是最渴望听到的那个。“早上考虑得怎么样了，盖奇？”
“清楚多了，”我说，“如果能保证我得到礼遇，我准备推进这笔交易。”
“你是说你拿到钱了？”
“此刻就在我的口袋里。”
那个声音好像缓缓地舒了口气。“你会拿到珍珠的，没问题—如果我们拿到那笔钱，盖奇。我们在这行里干了很久了，不会失信。假如我们不讲信用，消息很快就会传开，以后就没人再和我们玩了。”
“是的，这个我明白，”我说，“你接着说怎么办吧。”我冷冷地补充道。
“仔细听好，盖奇。今晚八点整，你来太平洋帕利赛德。知道在哪儿吧？”
“当然。日落大道马球场西边的一个小型住宅区。”
“没错。日落大道从那儿直接穿过。那里有一家药店—开到九点。今晚八点整到那里等电话。一个人。听好了，盖奇，一个人。不准带警察，不准带壮汉。那里是偏远的郊区，我们有办法让你去我们想要你去的地方，也知道你是不是一个人。全都听明白了吗？”
“我又不是白痴。”我顶了一句。
“别用假钞，盖奇。我们会核实的。别带枪。你会被搜身，我们有足够的人手从各个角度监视你。我们认识你的车子。别耍花招，别自作聪明，别犯错误，就不会有人受伤。这是我们做生意的规矩。钱是什么样的？”
“都是一百美元的钞票，”我说，“其中只有一些是新币。”
“好极了。那么八点见。放聪明点，盖奇。”
电话在我耳边挂断，我也挂上电话。几乎与此同时，电话又响了起来。这回是我最想听到的声音。
“噢，沃尔特，”埃伦喊道，“我之前对你太刻薄了！请原谅我，沃尔特。加勒莫尔先生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我怕极了。”
“没什么可怕的，”我温柔地说，“潘鲁多克夫人知道了吗，亲爱的？”
“她不知道，亲爱的。加勒莫尔先生叫我不要告诉她。我是在第六大街的一个商店里打电话的。哦，沃尔特，我真的很害怕。亨利会跟你一起去吗？”
“恐怕不行，亲爱的。一切都安排好了，他们不允许那样做。我必须独自前往。”
“哦，沃尔特！我好害怕。我受不了这么提心吊胆。”
“没什么好怕的，”我安慰她道，“只是个简单的交易。而且我也不算胆小鬼。”
“但是，沃尔特—哦，我会试着勇敢些，沃尔特。你能答应我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吗？”
“不喝酒，亲爱的，”我坚定地说，“滴酒不沾。”
“噢，沃尔特！”
我们又说了些类似的话。别人对这些可能毫无兴趣，可我却感到非常愉快。最后，我们互相道别，我答应一见完那些骗子就立刻给她电话。
我转过身，发现亨利正痛饮他刚从口袋里掏出的一瓶酒。
“亨利！”我厉声喊道。
他越过酒瓶看着我，脸上是粗野而坚定的表情。“听着，伙计，”他用低沉而硬朗的声音说，“我光听你说就知道这是个陷阱。杂草丛生的荒郊野外，你一个人去，他们会给你几闷棍，抢走你的钱，把你扔在那里—而珍珠还在他们手里。这可不行，伙计。我说—绝对不行！”他几乎是吼出了最后几个字。
“亨利，这是我的使命，我必须去做。”我静静地说。
“哈！”亨利嗤之以鼻，“我说不行。你是个疯子，但你也是个好人。我说不行。威斯康辛艾切尔博格家的亨利·艾切尔博格—事实上，我不妨说是密尔沃基艾切尔博格家的亨利·艾切尔博格—说不行。而且他用两只拳头说话。”他又就着酒瓶灌了口酒。
“你喝个烂醉肯定帮不上忙。”我不高兴地说。
他放下酒瓶看着我，粗犷的脸上写满惊讶。“喝醉，沃尔特？”他的声音轰隆隆地抗议道，“你说我喝醉了？艾切尔博格家的人喝醉了？听着，孩子。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你要想看我喝醉，大概需要三个月。等什么时候你有三个月的时间，加上大约五千加仑的威士忌和一个漏斗，我会很乐意抽时间让你看看艾切尔博格喝醉了是什么样。你不会相信的。孩子，到时候，这个城市除了几根柱子和一堆烂砖头，什么都没有了，但在这当中—老天，如果我再跟你混久一点就知道英语怎么讲了—在这当中，一片寂静，也许方圆50英里
之内没有活人，亨利·艾切尔博格会躺下来对着太阳微笑。喝醉，沃尔特。不是醉得酒气冲天，甚至不是乡村俱乐部的醉法。但你可以用‘喝醉’这个词，我不会觉得受辱。”
他坐下来继续喝酒。我忧郁地瞪着地板，无话可说。
“不过，”亨利接着说，“那是以后的事了。现在我只是在吃药。就像人们说的，要没有一点疯疯癫癫，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喝酒喝大的。我要跟你去，沃尔特。那地方在哪儿？”
“在海滩附近，亨利，你不能跟我去。如果你一定要喝醉—那你就喝醉吧，但是你不能跟我去。”
“你有辆大车，沃尔特。我可以躲在后面的地毯下。小菜一碟。”
“不行，亨利。”
“沃尔特，你是个好人，”亨利说，“我要跟你一起去钻这个圈套。闻闻这从酒桶里出来的味道，沃尔特。我看你有点虚弱。”
我们争论了一小时，我的头都大了，而且开始感到极度紧张和疲倦。就在那时，我犯下了一个可能是致命的错误。我没经住亨利的诱惑，喝了一小口威士忌，纯粹是为了治疗不适感。这让我感到轻松多了，于是我又喝了一大杯。那天早上，我只喝了咖啡，前晚也只吃了一点。过了一小时，亨利又出去买了两瓶威士忌回来，而我像小鸟一般雀跃。现在，所有困难都烟消云散了，我发自内心地同意亨利躲在汽车后面的地毯下，陪我共赴鸿门宴。
我们愉快地喝到两点，那时我开始感到昏昏欲睡，于是躺到床上，陷入沉沉的梦乡。
再次醒来时，天几乎已经黑了。我从床上坐起来，心里一阵惊慌，同时感到一阵刺痛穿过太阳穴。然而，才六点半而已。我一个人在公寓里，拉长的影子悄然划过地板。桌上的那排威士忌空瓶令人恶心。亨利·艾切尔博格则不见踪影。我本能地感到惶恐，但几乎马上又感到羞愧。我快步走向挂在椅背上的西装，手伸进胸口内侧的口袋里。钞票还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犹豫片刻之后，我带着一丝隐秘的愧疚掏出钞票，慢慢地数了一遍。一张不少。我收起钞票，想嘲笑自己对他如此缺乏信任，接着我打开灯，走进浴室，用冷热水交替冲了个澡，直到头脑相对清醒了一些为止。
洗完澡后，我正要穿上干净的内衣，门锁突然转动了起来，亨利·艾切尔博格走了进来，腋下夹着两个包好的酒瓶。他望着我，在我看来，充满真诚的关爱。
“像你这样睡一觉就好的人是真汉子，沃尔特，”他钦佩地说，“我偷偷拿了你的钥匙，免得吵醒你。我得去弄点吃的，再买些酒。我独自喝了一些，我告诉过你，这是有悖原则的，但今天是个大日子。不过，我们现在开始要放松点，喝点酒。在一切结束前，我们可不能神经紧张。”
他一边说一边拆开一瓶酒的包装，给我倒了一小杯。我感激地喝下去，血管中立刻涌起一股暖流。
“我打赌你去检查口袋里的那叠钱了。”亨利笑着对我说。
我感到自己脸红了，但没有开口。“好了，伙计，你做得对。不管怎么说，你又对亨利·艾切尔博格了解多少呢？我刚才还干了点别的事。”他的手伸到背后，从屁股口袋里掏出一把短柄自动手枪，“如果这些家伙想动粗，”他说，“我买了五美元的枪子儿，它们可不介意动动粗。而且艾切尔博格家的人从不会失手。”
“我不喜欢这样，亨利，”我严肃地说，“这不符合约定。”
“去他娘的约定，”亨利说，“那些家伙拿到钱，周围又没有警察。我要去看着他们交出珍珠，不会脚底抹油。”
看得出与他争辩毫无用处，于是我穿好衣服，准备离开公寓。我们又各自喝了一杯酒，然后亨利把一整瓶酒放进口袋，我们这才离开。
在通往电梯的走廊里，他低声解释道：“我叫了辆出租车等在外面，一会儿好跟着你，以防那些家伙有同样的主意。你可以绕过几个安静的街区，这样我就能看出来是否有人跟着你了。但更大的可能性是，他们在快靠近海滩时才跟踪你。”
“这肯定花费了你一大笔钱，亨利，”我对他说，在等电梯上来时，我又从钱包里掏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递给他。他不情愿地接过来，最终还是折好塞进了口袋。
按照亨利的建议，我在好莱坞大道北边的几条坡路上兜了几圈。之后我听到身后传来出租车明白无误的喇叭声。我在路边停下车。亨利从出租车里出来，付了车费，然后钻进我的车里，坐在我的身边。
“查清楚了，”他说，“没人跟踪。我就这么缩在座位底下，你最好在哪儿停车买些吃的，要是我们得和那些流氓来硬的，肚子里有货很重要。”
于是我向西开去，下坡转到日落大道，在一家拥挤的汽车餐厅停下。我们坐在吧台前，吃了简单的煎蛋卷和黑咖啡，然后继续上路。当我们到达贝弗利山时，亨利又让我在几条住宅区的街道上绕来绕去，他则小心翼翼地透过后窗观察动静。
最终，对情况完全满意后，我们才驾车返回日落大道，平安无事地穿过贝沙湾和韦斯特伍德的外围，几乎开到了里维埃拉马球场。在这里，下面的山谷中有一片僻静之地，名叫曼德维尔峡谷。亨利让我沿着山坡爬了一小段路，然后停下来。我们喝了一点他瓶子里的威士忌，然后他爬到汽车后座，将庞大的身躯蜷在地上，盖上地毯，自动手枪和酒瓶放在地上方便拿到的地方。这一切完成之后，我继续启程。
太平洋帕利赛德的居民好像休息得很早。当我到了那个或许可以称为商业中心的地段时，除了银行旁边的药房，其他店铺都关门了。我停好车，亨利还安静地躲在后面的地毯下面，只当我站到黑暗的人行道上时，才留意到小声咕嘟喝酒的声音。我走进药房，看到店里的时钟显示七点四十五分。我买了一包香烟，点燃一支，在敞开的电话亭边站好。
药剂师是个红脸大汉，年龄不详。他将小收音机的音量调得很大，正收听某个愚蠢的广播剧。我告诉他调低音量，因为我正等一个重要的电话。他照做了，但态度并不文雅，然后立刻退到药店后面，透过一扇小玻璃窗恶狠狠地看着我。
就在药房的时钟显示八点差一分时，电话亭里传来刺耳的铃声。我匆忙走进去，把门紧紧关上，拿起话筒，有点不由自主地发抖。
还是那个冷酷的、带有金属质感的声音。“盖奇？”
“我是盖奇先生。”
“你照我说的做了？”
“对，”我说，“钱就在我的口袋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不喜欢睁眼说瞎话的感觉，即便对方是个小偷，但我也只好勉为其难。
“那么，听好。沿着你来的路，往回走300英尺，在消防站旁有个加油站，刷着红绿白三色，已经关门了。在它旁边，往南有一条土路。沿着这条路走3/4英里，你会看见一道4乘4英尺的白篱墙，几乎就横在路上。你的车可以从左侧挤过去。调暗车灯，通过那里，继续沿着小山往下开，你会来到一片长着鼠尾草的谷地。把车停在那里，关掉车灯，然后等着。明白了吗？”
“完全明白，”我冷冷地说，“一定遵照你的指示。”
“还有，伙计。半英里之内都没有人家，附近也肯定不会有人。你有十分钟赶到那儿。从现在开始，已经有人监视你了。尽快赶过去，而且要一个人—不然你只会白跑一趟。不要点火柴或者光片，不要用手电筒。上路吧。”
电话挂断了，我离开电话亭。我前脚走出药房，那个药剂师后脚就冲向他的收音机，把音量调到震耳欲聋的程度。我钻进汽车，调了个头，按照指示沿着日落大道往回开。亨利依旧躺在车后，像坟墓一样安静。
我现在非常紧张，可我们带来的所有酒都在亨利那里。我很快就开到了消防站，透过前面的窗户可以看到四个消防员在打牌。我向右转进土路，经过红绿白三色的加油站，几乎一瞬间，夜色就变得格外沉寂。尽管我的汽车发出低沉的轰鸣，但我还是可以听见四面八方传来的蟋蟀和树蛙的叫声，以及从附近水塘传来的某只孤独牛蛙刺耳的呱呱声。
道路先是下沉，后又抬起，远处有一扇黄色窗户。接着在我前面，在没有月光的漆黑夜色中，一道模糊的白篱墙幽灵般地出现在路中央。我注意到边上的缺口，于是调暗车灯，小心地驶过去，又向下经过一小段颠簸的山路，来到一片椭圆形的谷地上，四周环绕着低矮的灌木丛，到处散落着空酒瓶、易拉罐和片片废纸。然而，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刻，这里完全是被遗弃的样子。我停下车，关掉引擎和车灯，双手放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我没听到身后传来亨利的声音。我大概等了有五分钟，虽然感觉像是过了更久，但周围没有任何动静，只有异常的寂静和孤独。我感到心情低落。
最终，我身后传来一阵微弱的声响。我回过头，看到亨利苍白模糊的脸庞正从地毯下面窥视我。
他声音沙哑地低声问道：“有什么动静吗，沃尔特？”
我使劲朝他摇了摇头，他再次用地毯遮住脸。我又隐约听见一声喝酒的咕噜声。
整整十五分钟过去了，我才敢动上一动。这时，等待的紧张已经令我身体僵硬。所以我大胆地推开车门，踏到凹凸不平的地上。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慢慢地来回走动，双手插在口袋里。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流逝。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我已经感到不耐烦。我走到汽车的后窗处，轻声朝车内说话。
“亨利，我看我们是被如此拙劣的手段给耍了。我很担心这只是甘德西先生的一个低劣的恶作剧，为了报复你昨晚的举动。这里一个人都没有，而且只有一条进来的路。我看这里不像我们预期会面的地方。”
“狗娘养的，”亨利低声回答，黑暗的车内又响起一阵咕嘟声。接着一阵窸窣声，他从地毯下面钻了出来。车门顶着我的身体打开了，亨利的脑袋伸了出来。他的眼睛尽其所能地四下打探。“坐在脚踏板上，”他低声说，“我要出去。如果他们在灌木丛里监视我们，只会看到一颗脑袋。”
我按照亨利说的做了，竖起衣领，压低帽檐。亨利像影子一般悄无声息地下了车，无声地关上车门，站在我前面，观察目力所及之处。我可以看到他手上枪管的微弱闪光。我们就这样僵了十多分钟。
然后亨利发怒了，将小心谨慎抛到了九霄云外。“被骗了！”他咆哮道，“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沃尔特？”
“不知道，亨利。”
“这是个试探，就是这么回事。来时的路上这些王八蛋监视了你，看你有没有守规矩，然后他们又在药店监视了你。我跟你赌一对白金的自行车车轮，你在那里接到的是一个长途电话。”
“是的，亨利，既然你这么说，我相信一定是的。”我伤心地说。
“好啦，孩子，那些流氓甚至都没有出城。他们坐在家中有毛绒衬里的痰盂旁，把你当孙子耍。明天那个家伙会再给你打电话，说目前一切正常，但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今天晚上可以改到圣费尔南多山谷见面。考虑到他们要应付额外的麻烦，价码也涨到一万美元。我应该回去，把甘德西的脖子扭过来，塞进他的左裤腿里。”
“好了，亨利，”我说，“我毕竟没有完全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因为你坚持要跟我一起来。也许他们比你想象的聪明一些。我想，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城，希望明天还有再试一次的机会。你一定要向我保证不再插手。”
“有病！”亨利愤怒地说，“没有我跟着，他们玩弄你就像猫玩弄金丝雀一样。你是个好人，沃尔特，可你知道的答案还不及小婴儿莱罗伊
多。这些家伙是小偷，他们手上有一串珍珠，如果处理得好能给他们带来两万美元的收益。他们想尽快出手，但还是会尽可能地榨取所有利益。我应该马上回去找那个肥猪甘德西。我对付那个笨蛋的手段可多了，有的还没发明出来呢。”
“好了，亨利，不要动粗。”我说。
“哈，”亨利咆哮道，“那些家伙太让人来气了。”他的左手将酒瓶举到嘴边，解渴般地痛饮起来。之后，他的声音低了几度，听起来平和多了，“还是喝酒吧，沃尔特，聚会搞砸了。”
“也许你是对的，亨利。”我叹了口气，“我承认，在整整半个小时里，我的胃像秋天的落叶一样抖个不停。”
于是我大胆地站到他身边，尽情地灌了几口火辣辣的烈酒。我瞬间就振作了起来。我把酒瓶递给亨利，他小心地放在脚踏板上。他站在我身旁，用宽大的手掌上下抛着自动短枪。
“我根本不用工具就能对付那帮家伙。见鬼去吧！”他手臂一扬，手枪便被抛进了灌木丛中，落地时发出一声闷响。他从车旁走开，双手叉腰，抬头望着夜空。
我走到他身边，借着微弱的光亮，注视着他转过去的面孔。一种奇怪的忧伤涌上心头。我认识亨利的时间很短，但我已经非常喜欢他了。
“好吧，亨利，”我最后开口道，“下一步怎么办？”
“我想，打道回府吧，”他沮丧地慢慢说道，“喝个痛快。”他双手握拳，慢慢地甩了甩，然后转身面对我：“是的，没有别的事可做了。回家吧，孩子，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
“未必如此，亨利。”我轻声说。
我从口袋里掏出右手。我的手很大。右手里握着一卷那天早上从银行换来的两毛五美分的硬币。我握着硬币的手变成了一只很大的拳头。
“晚安，亨利，”我轻声说，同时使出浑身力气挥出一拳。“你打过我两拳，亨利，”我说，“我还有一记重拳没有还你！”
但是亨利没有听我说话。我的拳头带着硬币的重量狠狠打中了他的下巴。他的双腿一软，像被抽掉了骨头一样，身子向前直挺挺地倒下去，倒地时擦过了我的衣袖。我赶紧闪到一旁。
亨利·艾切尔博格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地上，像橡胶手套一样绵软无力。
我有点悲伤地低头看着他，等着他动一动，但是他连一块肌肉都没动。他静静地躺在那里，完全失去了意识。我把那卷硬币放回口袋，弯下腰仔细搜查他的身体，把他像一袋肉那样翻来翻去。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珍珠，它们缠绕在他左脚脚踝上，外面套着袜子。
“好了，亨利。”我最后一次对他说，尽管他已经听不见了。“你是一位绅士，虽然你也是个小偷。今天下午你有十几次机会把钱拿走，什么也不留给我。你刚才手上有枪时也可以把钱抢走，但就连那个想法也让你难受。你把枪扔了，我们是一对一，没有帮手，没有干扰，即使到那时，你还是犹豫了，亨利。事实上，亨利，我想对一个成功的小偷来说，你犹豫得有点太久了。但是作为一个有体育精神的人，我只是对你更加敬佩。再见，亨利，祝你好运。”
我掏出钱包，抽出一张百元钞票，小心翼翼地放进我之前看到亨利塞钱的口袋里。然后我回到车上，对着酒瓶喝了口酒，又把瓶塞塞紧，将酒瓶放在他的身旁，方便他的右手去拿。
我确信他醒来时用得上。
回到公寓时，已经十点多了，但我立刻走向电话，打给埃伦·麦金托什。“亲爱的，”我叫道，“我拿到珍珠啦。”
透过电话，我听到她深呼吸的声音。“哦，亲爱的，”她的声音紧张而兴奋，“你没受伤吧？他们没伤害你吧，亲爱的？他们拿了钱就放你走了？”
“没有‘他们’，亲爱的，”我骄傲地说，“加勒莫尔先生的钱完好无损，是亨利一个人干的。”
“亨利！”她以一种奇怪的声音喊道，“但是我以为—马上过来，沃尔特·盖奇，告诉我—”
“我的呼吸里有威士忌味儿，埃伦。”
“亲爱的！我知道你需要它。马上过来。”
于是我再次下楼来到街上，匆匆赶往卡隆德莱特公园，不一会儿就到了潘鲁多克夫人的府邸。埃伦来到外面的门廊接我，我们在黑暗中拉着手轻声交谈，因为整栋房子的人都睡觉了。我尽可能简洁地把我的故事讲了一遍。
“但是，亲爱的，”她最后说道，“你怎么知道是亨利干的？我以为亨利是你的朋友。还有电话上的这个声音—”
“亨利曾经是我的朋友，”我带着些许悲伤说，“正是这点毁了他。至于电话上的声音，那是小把戏，很容易安排。亨利有几次离开我去安排这件事。只有一个小地方让我产生了怀疑。我把写了公寓名的私人名片给了甘德西后，亨利需要通知他的同伙，说我们与甘德西碰了面，给了他我的名字和地址。因为当我想出这个愚蠢，或者也许不那么愚蠢的主意—即拜访某个著名黑道人物，说我们想赎回珍珠时，亨利有了一个机会。他可以让我以为，之所以有那通电话，是因为我们找了甘德西谈话，并告诉了他我们的困难。但是，既然第一个打到我公寓的电话是在亨利有机会跟同伙说我们见过甘德西之前，所以这里面显然有鬼。
“这时，我想起有辆车从后面撞了我们的车，亨利跑回去教训那个司机。当然，撞车是故意的，亨利故意制造了这个机会，而他的同伙就在那辆车里。于是亨利一边假装对他大吼大叫，一边传达了必要的信息。”
“但是，沃尔特，”埃伦听完这个解释有点不耐烦，“这是件很小的事。我真正想知道的是你是怎么判断亨利拿了珍珠的？”
“你告诉我是他拿的，”我说，“你当时非常肯定这一点。亨利是个很有耐心的人。他的风格就是把珍珠藏到某个地方，根本不担心警察会对他怎么样。他会换个工作，或许过了很久之后才把珍珠拿回来，不动声色地离开这里。”
埃伦在黑暗的门廊上不耐烦地摇摇头。“沃尔特，”她厉声说道，“你在隐瞒什么事情。你不可能这么确定。除非你确定无疑，你也不会对亨利下这么狠的手。我太了解你了。”
“好吧，亲爱的，”我谦虚地说，“确实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暗示，那种聪明人会忽视的愚蠢细节。如你所知，我不使用那种常规的公寓电话，我不希望被律师之类的人打扰。我用的电话是私人线路，号码也没有登记在黄页上，但是亨利的同伙却打了那部电话，而亨利在我的公寓里待了很久，我故意没给甘德西先生那个号码，因为我没指望甘德西先生会打来。从一开始，我就相信是亨利拿了珍珠，我想的只是怎么让他把珍珠交出来。”
“哦，亲爱的，”埃伦大叫着搂住我，“你真勇敢，我真的认为你其实很聪明，虽然方式有些奇特。你相信亨利爱上了我吗？”
但我对这个话题没有任何兴趣。我把珍珠交给埃伦保管，尽管夜色深沉，我还是立刻开车前往兰辛·加勒莫尔先生的宅邸，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并把钱还给了他。
几个月之后，我很高兴地收到一封火奴鲁鲁
寄来的信，信纸用的是一种十分廉价的牌子。
好吧，伙计，星期天你给我的那一拳就是那笔钱，我没想到你有这个胆量，当然也就没做好准备。但那也是一件好事，整整一个星期，每次刷牙我都会想起你。真遗憾，我不得不滚蛋，因为你是个好人，虽然有点傻乎乎的。我现在想和你大醉一场，而不是在这里擦拭油阀，大老远地寄来这封信。我有两件事想让你知道，两件事都光明正大。我确实深深地爱上了那位高挑的金发女郎，这也是我离开那个老太太的主要原因。当一个男人被一个女人迷得晕头转向时，他就会产生一些古怪的想法，而偷珍珠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就那么把珍珠扔在面包盒上，这简直是犯罪，而我在吉布提给一个法国佬打过工，知道珍珠和雪球的区别。但是当我们在灌木丛中单独在一起时，我心软了，下不了手。告诉那位金发女郎，你有一枚戒指，而我向她问好。
你一如既往真诚的，亨利·艾切尔博格（化名）
另外：你知道吗，那个给你打电话的混球，想把你塞进我背心口袋里的一百美元分走一半。我只好狠狠地修理了他一顿。
你的，
亨·艾（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