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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四十三岁的雷蒙德·钱德勒丢掉了在石油公司的工作。像所有人到中年突然丢掉工作的男人一样，钱德勒感到不知所措。当时正值美国大萧条时期，钱德勒意识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走到尽头，不得不重新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他想到自己年轻时的抱负—写作，并从中隐约看到一丝希望，但从何处起步依然是一个困扰他的问题。
失业后不久，钱德勒和妻子开车沿着太平洋海岸线进行了一次旅行。正是在这次旅行中，钱德勒找到了未来写作的方向。每天晚上，在酒店住下后，钱德勒会从书架上挑一本通俗杂志来消磨时间。当时正值通俗杂志的黄金时代，读者群的扩大使得杂志对作者的需求也大幅增加。虽然通俗杂志刊载的故事通常质量不高，但能获得的好处却显而易见。钱德勒深知，假如自己一开始就选择严肃作家之路，必然要经过漫长而坎坷的学徒期，而为通俗杂志撰稿则可以一边学习写作，一边赚到稿酬。对于人到中年，需要养家糊口的钱德勒来说，这不失为一个脚踏实地的选择。尽管还没有动笔，但他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光亮。在给友人的信中，钱德勒写道：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我真心向往之地，现在我已经走到了它的边界。我正在成为一名初出茅庐的作家。
当时，最著名的通俗杂志叫《黑面具》，为它供稿的作者包括硬汉派作家达希尔·哈米特
和厄尔·斯坦利·加德纳。两位前辈作家都将人性和角色塑造融入现实主义的侦探故事中，并且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这无疑向钱德勒证明了一种颇具吸引力的可能性，即无须彻底牺牲对艺术的追求，也可以靠写作维持生计。
钱德勒报名参加了一个短篇故事写作的函授课程，从最基本的技巧学起。他坦言自己受到亨利·詹姆斯和海明威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也有意识地学习美式俚语，将它们记在笔记本中，希望用这种语言表达只有文学语言才能诉说的内容。
1933年12月，钱德勒在《黑面具》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故事《勒索者不开枪》。这是钱德勒耗费一年多的时间写成的。相比后期的作品，《勒索者不开枪》显得较为粗糙，但它无疑展现了钱德勒的独特风格和巨大潜力。随后的几年里，钱德勒撰写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发表在《黑面具》和《星期六晚邮报》等刊物上。
以今天的眼光看，钱德勒这一时期的作品水准参差不齐：有些尚未脱离通俗杂志的套路，而另一些则被他当作素材放进了后来的长篇小说里。因此，相比出版两本厚厚的钱德勒短篇小说全集，更好的方式是去粗存精，从钱德勒的短篇小说中精选出最具代表性的篇章汇编成册，供读者鉴赏。
这本《侦探的简单艺术》从钱德勒的众多短篇小说中精选出五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们是《惹麻烦的珍珠》《麻烦是我的饭碗》《我会等候》《西班牙之血》和《奇拉诺夜总会的枪声》。此外，还有一篇钱德勒谈论侦探小说艺术的文论《谋杀的简单艺术》。读者不仅可以从这本书中管窥钱德勒的写作历程，也可探寻钱德勒式文风的发展变化。
阅读这些短篇小说，我们不难归纳出钱德勒关注的三大母题：
其一是“堕落”，即财富如何败坏一个家族，导致恶行自上而下地传递。比如《麻烦是我的饭碗》。
其二是“系统”，即掌控政治与有组织犯罪的权势人物形成的网络，而侦探的工作就是与这个“系统”进行搏斗。比如《奇拉诺夜总会的枪声》和《西班牙之血》。
其三是“命运弄人”，即那些出于善意的行为却导致悲剧的发生。比如《我会等候》和《惹麻烦的珍珠》。
这些母题也将在钱德勒随后的七部长篇小说中反复出现—情节会更复杂，人物会更丰满，但反映出的思考却可以在这些早期的短篇作品中觅到踪迹。
文论《谋杀的简单艺术》写于1944年上半年，同年12月发表于《大西洋》杂志。这篇文论系统地展示了钱德勒对侦探小说（特别是硬汉派侦探小说）的理解和写作理念。
钱德勒极为赞赏几位为《黑面具》杂志写作的通俗作家，特别是达希尔·哈米特。钱德勒认为，哈米特不仅将现实主义纳入侦探小说的写作，而且使用的是真正的美国语言。然而，钱德勒本人的雄心则不止于此。他想做的不仅仅是描写一桩谋杀案，更要书写那个发生谋杀案的世界—这样的世界需要英雄和救赎。
那么，钱德勒心目中的英雄是什么样的呢？在《谋杀的简单艺术》中，钱德勒给出了答案：
这种小说里的侦探必须是这样的人。他是英雄，是一切，是一个完整的人，平凡却不普通的人。套用一句老派的话，他必须是一个充满荣誉感的人—这种荣誉感与生俱来、不可避免、不假思索，当然更无须挂在嘴上。他必须是他所在的世界里最杰出的人，且在任何一个世界里也毫不逊色。
他不会太有钱，否则也不会去当侦探。他是个普通人，否则就无法混迹于普通人中间。他善于洞察人性，否则就干不了这份工作。他不挣不义之财，但如果受了侮辱，他会公正地还以颜色。他是独行侠，他的骄傲需要你以礼相待，否则你将后悔莫及。他说话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辛辣风趣、生动荒诞，对虚伪深恶痛绝，对卑鄙不屑一顾。
在钱德勒的心目中，伟大的侦探小说就是这样一个人“探寻幕后真相的冒险”。
刘子超
2021年3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