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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6日，蜚声全球的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逝世，享年92岁。
次日，《纽约时报》发表了长篇讣文，回顾了威尔逊教授辉煌的一生和他在生物学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并称赞其为“进化生物学先驱”。
同一天，威尔逊后半生中最大的学术“对手”，被誉为“好战的无神论者”的英国学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在社交媒体上写下这样一句表示悼念的话：“惊闻爱德华·威尔逊去世的噩耗。伟大的昆虫学家、生态学家，最伟大的蚂蚁学家、社会生物学的发明者，岛屿生物地理学的先驱，和蔼的人文主义者和生物爱好者，克拉福德奖和普利策奖获得者，伟大的达尔文主义者，安息吧！”——但在这一连串溢美之词的后面，道金斯仍不忘在括号里补上这么一句：对亲缘选择的漠视除外。
就在威尔逊这本《社会性征服地球》英文版首发之际，这对“老冤家”依旧口水战不断。其实在很多专业人士看来，威尔逊和道金斯在进化论这个学术领域内的共同点远远大于不同点。比如，他们都声称自己是进化论创立者达尔文的信徒，都坚信自然选择原理，都承认基因在生物繁衍、发育、演化中的核心地位。当然，他们也都在用最尖锐的声音，指责对方在进化生物学中“误入歧途”。
笔者并非人类学、生物学专业背景，从学术角度评论两位“老冤家”自然力不从心。不过，冲着威尔逊和道金斯这两位又同时都是鼎鼎大名的畅销书作家，作为拜读过两位学者若干部作品的读者，或许从读者角度倒可以坦承几句心中的想法。
他们到底在争论什么？在我看来，简单说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虽然他们都承认亲缘选择和群体选择在人类演化中的作用，但在哪一个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方面，道金斯相信是亲缘选择，威尔逊则坚信是群体选择。
为威尔逊博得显赫声名的，是他对蚂蚁终其一生的深入研究。在进行了数十年的蚂蚁研究之后，20世纪70年代中期，威尔逊创立了一种生物学的“新综合”（new synthesis），叫作“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旨在说明社会性生物的行为具有其遗传学基础。
作为典型的群体性物种，蚂蚁已经有上亿年的演化历程，被誉为“无脊椎动物的征服者”。小小的蚂蚁缘何做到这一点？威尔逊给出的解释是“群体性行为”。每一个蚂蚁个体都微不足道，但成千上万的蚂蚁聚集在一起，则显示出令人着迷的群体行为，诸如分工、利他和互利行为。
早年的威尔逊是达尔文的忠实拥趸，也是亲缘选择理论的信仰者。然而，长期的观察让他渐渐感觉到，如果仅用亲缘选择的理论，无法解释蚂蚁的“真社会行为”。在他看来，这种真社会行为是无法仅仅靠亲缘选择进化出来的。道理也很简单，那就是所需要的演化时间太长，且结果并不确定。威尔逊发现，蚂蚁、蜜蜂、白蚁等仅占昆虫总数2%的社会性昆虫，反倒成为无脊椎动物的征服者，而这些昆虫的真社会行为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巢穴的存在。巢穴对于蚂蚁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个体生命。巢穴是种群繁衍生息的结构性存在，可以说没有巢穴就没有蚁群。
在获得这样一种启示之后，威尔逊便决意不再仰赖亲缘选择解释群体行为，并越来越坚信群体选择才是真社会行为的最后解释。威尔逊和哈佛大学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
教授等合作者，将这种真社会性称为“超级有机体”（superorganism）。威尔逊认为，道金斯坚称“亲缘选择”的错谬之处，在于把虫后与后代的分工误以为是合作，并将后代离开母巢的行为视为背叛。威尔逊进一步提出，在一个蚁群中，职虫只不过是蚁后及其表型的延伸。换句话说，职虫只不过是某种“机器虫”。“虫后＋后代”成为某种超个体，这种超个体的性状是可以遗传的。也就是说，群体的成败取决于超个体在群体竞争中的表现，威尔逊称之为“表型可塑性”。
1979年，在威尔逊与他的合作者提出“基因-文化协同演化”（gene-cultural co-evolution）的新主张之后，威尔逊后半生的研究，就完全转到用群体选择理论重新解释人类由来的方向上来。
对于社会性群体、聚落来说，原始聚落就是超个体。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会持续传递到超个体中。“基因-文化协同演化”说的就是这种多层级选择。个体层面是基因起主导作用，群体层面则是文化起主导作用，但这两个层级并非两不相干，而是彼此纠缠。威尔逊的观察是，自然如何做出选择，主要关注的点应放在人性和本能是如何塑造形成的。
如果说，在1975年威尔逊那本著名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 Sociobiology ： The New Synthesis ）中，威尔逊还是基因决定论的忠实信徒的话，那么在1979年他提出“基因-文化协同演化”的观点之后，他基本上就修正了自己的主张。威尔逊认为，人性并不等于人性背后的基因。文化不但为基因演化提供驱动力，且具有钳制遗传过程的倾向，就如食物、疾病在漫长演化中对人的塑造一样。
正是这种交织在一起的多级适应性，导致人类出现“真社会性”，并多次跨过“幸运转角”，诸如200多万年前的直立行走，100多万年前学会用火并成为杂食动物。这些“幸运转角”带来身体特征的根本性变化，包括骨盆、汗腺、大脑、双手等部分的变化。
威尔逊将蚂蚁的真社会性平移到人类，提出巢穴对真社会动物的核心作用。巢穴与营地是种群合作、使用工具、发育社交智能的关键，也是出现劳动分工、协同的关键。这种真社会性，占据了威尔逊进化生物学思想的核心。
其实，这一理论与道金斯大约同一时期提出的“MEME”（谜因或模因）概念如出一辙。只不过道金斯只是提出了这个概念，但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许是意识到谜因对亲缘选择的“杀伤力”太强，道金斯有意淡化甚至敌视这一概念，也未为可知。
畅销书与学术著作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畅销书天然一副“故事相”。这本《社会性征服地球》就是典型。作者借用“高更三问”做全书骨架，勾勒出人类演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我们是谁三个问题的大画面，将群体选择、真社会性、基因-文化协同演化等关键概念悉数囊括在内，让人沉浸其间的同时，很自然地跟着故事讲述者的逻辑走。
在达尔文之后，人们对人类起源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虽然神创论不可遏制地走向衰落，但关于人类起源的“科学解释”却总不能尽善尽美，一旦有新的主张提出来，也总是能掀起阵阵波澜。启蒙运动以西方流行观念来对万事万物寻求科学解释，并认为一切学问都可以奠基于数学、物理学，于是诞生了各式各样的“社会科学”，比如孔德的社会物理学，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说”，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当然也包括威尔逊的“基因-文化协同演化”说。
19世纪，基因的发现让生物学拥有了一个可以类比物理学“原子”的基础概念。更重要的是，生物学基因支撑下的细胞、组织、器官、有机体是活生生的，是一切生物的结构基础。50年代之后出现这样一股学术思潮：逐渐从“一切基于物理学”转向“一切基于生物学”。威尔逊是这一转变的力挺者。他甚至认为，这一转变会带来“知识大融通”（consilience）。
然而，“一切基于生物学”的思想，有一个致命的陷阱：遗传决定论。也正是这一点，让威尔逊饱受世人误解和诟病。尤其是，当威尔逊将DNA与人类文化组成新的“嵌合体”，并认为这种嵌合体才是人类的本质（“我们是谁”的答案）的时候，他真的是仅仅将自己的学说，小心翼翼地局限在学术领域中吗？对这一点，我深感疑虑。
关于人类起源问题，过去40年里“走出非洲说”广为流行。特别是DNA分子考古学，在20世纪80、90年代给出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被西方媒体报道为“发现夏娃”“发现亚当”云云。
1986年，PCR技术的诞生使得利用DNA开展考古学研究成为可能。随后，一系列分析考古学成果公之于众，并迅速掀起全球浪潮。一时间，“发现夏娃”“发现亚当”的说法此起彼伏，人类在10万～6万年前最后一次走出非洲的说法，渐渐成为主流。
1987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遗传学家瑞贝卡·坎恩（Rebecca Cann）教授等分析了145位不同人种妇女胎盘的线粒体DNA样本，提出了“线粒体夏娃学说”，认为现代人类在距今29万～14万年前起源于非洲。1997年，美国人类进化研究者安·吉本斯（Ann Gibbons）等又根据Y染色体研究结果提出了“亚当学说”，认为最早的男性出现在非洲，与“夏娃学说”相吻合。此外，科学家们还对不同人群的线粒体DNA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其结果似乎均支持“非洲起源说”。
人类起源的诸多学术争议中，“单地起源说”和“多地起源说”历来敏感。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假说在远古人类起源上争议并不大，人们所争论的只是现代智人的起源。
近年来，“单地起源说”在解释欧洲尼安德特人灭绝的问题上遇到挑战。按照传统的说法，尼安德特人大约灭绝于6万～2万年前，也就是最后一次人类走出非洲的过程中。在解释这种灭绝时产生了多种假说，比如尼安德特人与现代智人相比，缺乏社交协同能力，他们虽然威猛，但不善交际、独往独来、不屑合作等。
瑞典进化学家斯万特·帕博（Svante Pääbo）因在已灭绝古人类基因组和人类进化领域的贡献，获得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奖委员会称，帕博在过去15年里对尼安德特人基因组进行测序，并研究智人与尼安德特人存在的基因混杂现象，有重大的发现。这一重大发现的证据首次出现于2010年，此前帕博开创了从尼安德特人骨骼中提取、排序和分析古代DNA的方法。一项更加细致的分析发表在2020年1月的《细胞》（ Cell ）杂志上，结果表明，部分尼安德特人与早期智人的后代曾经迁徙回非洲，并与那里的早期智人有过混合——非洲裔现代人的基因组中，也有0.3%来自尼安德特人。
简单说就是，尼安德特人并未“死绝”。
这一结论让兴盛了二十余年的现代智人“非洲亚当夏娃说”冷却了下来。在中国古人类学界，也有一位与威尔逊几乎同龄的古人类学家吴新智院士，是这一争论中孤独的少数派。
谈到古人类起源，相信中国读者都很熟悉元谋人、北京人（那个遗憾消失的头盖骨）、蓝田人、许昌人等许多中华大地上曾经出现的古人类。与威尔逊类似，吴新智院士所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人类演化中的文化的力量是否被大大低估了。
对人类起源的问题，吴新智的观点是“连续进化附带杂交”。他认为，中国猿人持续进化，中间可能和来自欧洲、非洲地区的猿人杂交，但这种杂交并不是主流。吴新智的结论源于化石证据的连续性，通过比较各个时期的猿人头盖骨、化石（比如典型的铲形门齿）等得出。吴新智的进化观点，更接近威尔逊的多层级选择理论。
令人惋惜的是，年长威尔逊1岁的吴新智院士，与威尔逊同在2021年12月去世。
威尔逊的多层级选择理论，所挑战的恰恰是层级论思想中最为核心的一个问题。
层级论是他所在的文化背景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暗线。从古希腊的“存在巨链”到古罗马普罗提诺的“太一说”，从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从希尔伯特的“形式主义”到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从20世纪数学的“朗兰兹纲领”到威尔逊的“基因-文化协同演化”论，物种跨越层级跃迁的可能性，既是拯救的必要前提，也是堕落的可能路径。
西方的文化叙事有三个著名的隐喻：伊甸园、大洪水、巴别塔。这最后一个隐喻，就是试图探寻上升之阶的终极解决方案。
威尔逊的“基因-文化协同演化”，与近20年“拉马克学说”的“复兴”如出一辙。如果强调群体选择在人类演化中的积极作用，那么对于浸染西方文化的人而言，一个不可遏制的冲动就是为什么不干预这一文化选择的进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迈克斯·泰格马克教授，在2018年出版的《生命3.0》（
Life 3.0
）
中，就显露出这样的情结：让人类演化的进程加快发生，这已经不是愿望，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明确指出这一点是有意义的。启蒙运动之后，进步的阶梯维系在理性之上。“一切通过理性”背后的一个潜台词就是“一切通过计算”。这是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的理想，也是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的理想。这种理想在计算工具得以极大提升之后，成为当今“计算中心主义者”的理想。
威尔逊的思想，可以说为这种“计算中心主义”提供了正当性。
而东方的文化也强调人以群分，且更强调协作。简单说，与威尔逊思想的差别在于，我们的文化会留白，会为不确定性保留充足的空间，乐于在大量变数、机缘中体味生命的真谛。这可能是包括威尔逊在内的西方学者难以感悟的文化意象。亲缘选择也好，群体选择也罢，其中一个软肋就是太过看重“选择”，从而忽略了文化意义上的“不选择”“保留选择的权利”“保留更多的可能性”，其实是选择中更加主动、积极的因素。我们的文化敬畏天道，知道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更重要的是，对这种“知道”保持着敬畏和谦卑。
在基于符号推演和计算的智能科技时代，在大数据、大模型、大算法呼啸而来袭卷一切的时代，群体选择似乎已经拉开大幕。但从我们的视角看，问题依然是，人们能在过往的失败中学到多少经验？
这部洋洋洒洒的大作，固然不乏精湛的论证与阐释，也不乏睿智的思想，但在读的过程中，倘若能顺着作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体味其中的味道，恐怕也是一种读书体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