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战争是人类代代相传的诅咒

群体之间的战争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驱动力。在史前时代，群体选择把已经成为领地性肉食动物的人科物种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让他们团结、机智、进取，还懂得了恐惧。因为每个部落都明白，如果不武装自己、做好准备，部落的存续就会受到威胁。古往今来，大量技术的发展都以赢得战争为核心目的。攫取大众支持的最佳办法莫过于渲染战争并由此激发起他们同仇敌忾的情绪，而人脑中的杏仁核最擅长调动这种情绪。我们时不时会发现自己在为阻止石油泄露而“战”，为遏制通货膨胀而“战”，为治愈癌症而“战”。无论是哪里的敌人，无论是有生命还是没有生命，我们都必须打一场胜仗。我们一定要在前线取胜，无论后方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只要让大家认为有必要为保护本部落一战，似乎任何借口都可以用来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就算记得战争导致的悲惨状貌也无法阻止。1994年4月到6月，在卢旺达占多数的胡图族对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少数派图西族及胡图族温和派痛下杀手。经过100天肆无忌惮的刀砍枪杀，共有80多万人遇难，其中大部分是图西族人。大屠杀导致卢旺达总人口减少了一成。屠杀结束后，有200万胡图族人因为害怕图西族的报复而逃离卢旺达。这场惨剧的直接原因是两族人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宿怨，但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卢旺达是非洲最拥挤的国家。随着人口不停增长，人均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谁能拥有和控制全国的所有耕地成为引发致命争端的导火索。

在大屠杀之前，图西族人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当年的比利时殖民者认为图西族是两个种族中较为优秀的一方，于是给予了他们特权。图西族人自然也这么认为，尽管两族说着同样的语言，但胡图族明显低人一等。而在胡图族人看来，图西族人却是侵略者，是在几代人之前从埃塞俄比亚迁来的。许多胡图族人对邻居痛下杀手是因为有人向他们保证，说杀了隔壁的图西族人，死者的土地就归他们所有。他们把图西族人的尸体丢进河里，并戏言这是把死者赶回了埃塞俄比亚。

某个群体一旦被孤立，被剥离了人的特性，那么任何残忍的行径，无论其程度如何、受害者如何众多（甚至包括整个民族和国家），人们都能为这些暴行找到借口。

事实向来如此。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雅典人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要求独立的米洛斯人不再支持斯巴达，转而臣服于雅典的统治。双方使节与会探讨时，雅典人这样解释了众神为人类制定的命运：“强者有权要求，弱者必须服从。”米诺斯人宣布他们绝不为奴，还说要到众神面前讨个公道。雅典人答道：“无论是我们信仰的神还是我们了解的人，能够统治者必然统治，这是天性。这律法并非我邦所定，也非我邦第一个施行。我们只是奉命而为。我们也知道，你们，以及全人类，只要如我邦一般强大，一定也会如我邦一般征服。不必搬出众神，我邦已经声明，我们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是和你们相当的。”米诺斯人坚决反抗，很快就被赶到的雅典军队征服。写到米诺斯人的下场时，修昔底德的笔触像希腊悲剧一般从容淡定：“随后，希腊人把已满参军年龄者悉数杀尽，妇孺皆收为奴，继而殖民全岛，派500希腊人定居。”

有一则著名的寓言，专门用来讽刺人性中残酷无情的黑暗面：蝎子请青蛙驮它过小溪，青蛙起初是拒绝的，说害怕蝎子会蜇自己。蝎子向青蛙保证自己不会。它说：“如果我蜇你，那我们不是都要淹死了吗？”青蛙听后应允。游到中途，蝎子蜇了它。“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双双沉入水下之际，青蛙问蝎子。蝎子答：“这是我的天性。”

我们不能把往往伴随着屠杀的战争看作少数几个社会的文化的产物。它也不是历史的歧路，并非人类在演化路上的阵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与国之间的暴力冲突已经大幅减少，部分原因是几个大国之间的核武器对峙，就像一只大号瓶子里装着两只蝎子。然而，内战、叛乱以及由国家支持的恐怖活动却并未消退。总的来说，在全世界，大规模战争已经让位于小规模战争，其类型和级别在狩猎采集社会以及原始农耕社会更加常见。各个文明社会都为消除酷刑、处决和谋杀平民的暴行做出过努力，但小规模战争就是无法禁绝。

各地的考古遗址中满是大规模冲突发生过的证据。有大量震撼人心的历史建筑都是出于防御的需要修建的，其中包括中国的万里长城、英格兰的哈德良长城、欧洲及日本的宏伟城堡、阿那萨吉人 在峭壁中凿出的房屋，还有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的高耸城墙。就连雅典卫城，起初都是一处被城墙包围的要塞。

考古学家还发现，被屠杀者的墓葬很常见。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工具中有明显是用来打斗的武器。1991年，有研究者在阿尔卑斯山发现一具“冰人”，据考证有5 000年历史，这具冰尸就是被扎进胸口的箭头夺去了性命。他被发现时带着一张弓、一囊箭以及一把像刀子或匕首的铜质利器，可以想见那是在狩猎活动中佩戴和使用的。但同时他的身上还有一把短斧，斧头为铜制，上面没有伐木者劈砍树木和骨骼的痕迹，因此更有可能是一把战斧。

常有人说，少数存续至今的狩猎采集社会，尤其是在非洲南部的布须曼人和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其社会组织形式很接近我们的狩猎采集者祖先，他们没有战争，这证明大规模暴力冲突是较晚才出现的。但是，这些社会都已经受到了欧洲殖民者的排挤和削弱，其中的布须曼人更是在那之前就遭遇了祖鲁人与赫雷罗人的侵略。布须曼人曾经人口众多，生活的土地也比今天的灌木丛林地和沙漠要辽阔、肥沃得多。那时，他们的部落之间还相互征战。现存的岩画，以及早期欧洲探险家和定居者的陈述，都描绘了布须曼人群体之间持械激斗的场面。当赫雷罗人在19世纪侵略布须曼人的领地时，一度被布须曼人的战士驱赶了出来。

那么，遥远的史前时代又如何呢？战争的出现会不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农业和村庄扩张、人口密度升高的原因？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在尼罗河谷和巴伐利亚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的觅食者墓葬中，有几处大墓里埋葬着整个宗族的成员。许多成员是被棍棒、长矛和箭杀死的，死状惨烈。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4万年前到大约1.2万年前，零散的人类骸骨上不时会出现打杀的印记，有的头部遭受重击，有的骨骼上留着砍痕。而这段时期正与著名的拉科斯岩画及其他岩画的创作时间相符，其中一些岩画描绘了人类被长矛刺杀的场面，被刺者有的已死去倒下，还有的在死亡边缘挣扎（见图8-1）。

这也可以证明剧烈的群体冲突曾经在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考古学家已确认，智人在大约6万年前走出非洲、向外迁徙，他们中的第一批到达了今天的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这些先行者的后代在那些偏远地带定居，保持着狩猎采集或原始的农耕社会形态，直到后来欧洲人前来殖民。起源很早并保留至今的远古文化还留存在印度东海岸安达曼群岛上的土著、中非的姆布蒂俾格米人以及非洲南部的昆族布须曼人的文化中。所有这些民族，在历史中都有过或如今正发生着侵占领地的行为。

在人类学家研究的全世界数千种文化中，铜地和因加利克的因纽特人（Copper and Ingalik Eskimo）、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格布西族、马来半岛的塞芒人、亚马孙流域的西里奥诺人、火地群岛的雅甘人、委内瑞拉东部地区的瓦劳人、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西海岸的土著等可以被认为是少有的“和平”的群体。不过这些文化中，有些还是有着较高的凶杀率。例如新几内亚格布西族人与铜地和因加利克因纽特人，成人有1/3死于凶杀。人类学家史蒂文·A.勒布朗（Steven A. LeBlanc）和凯特丽·E.雷吉斯特（Katere E. Register）曾在文章中分析过：“这些小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多多少少都有亲属关系，这一点或许可以用来解释凶杀率高的事实。这自然也引发了一些令人费解的问题，比如到底谁算是群体内的自己人，而谁又算是外人？杀人行为在什么情况下算作凶杀而在什么情况下可称为战斗？诸如此类的问题及其答案颇有些含混不清。因此，这些所谓的和平文化，有一些与其说是真实情况，不如说取决于我们对凶杀和战斗的定义。实际情况是，在这些社会中也时有战争发生，但通常被认为规模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关于人类遗传演化的动力，存疑的关键问题是：群体水平的自然选择是不是比个体水平强有力的自然选择还要强劲？换言之，促使个体本能地对其他成员做出利他行为的力量能否强有力地抑制个体的自私行为？20世纪70年代建立起来的几个数学模型显示，如果缺乏利他基因的群体灭绝或衰退的相对速率非常高，那么群体选择会占有绝对优势。其中一类模型说明，当群体内利他成员的增殖速率超过了自私个体的增加速率，那么基于遗传的利他性就会在群体内扩散。2009年，理论生物学家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得出一个更真实的模型，与观察数据十分吻合。他采用的方法回答了下面这个问题：若合作性群体在与其他群体发生冲突时更可能拥有绝对优势，群体间的暴力程度是否足以影响人类社会性行为的演化？表8-1显示了从新石器初期至今，狩猎采集群体中因战争导致的成年人的死亡率，结果支持上述观点。

由此看来，部族侵略大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以前，但具体是多久以前还不清楚，或许在以腐肉和猎物为主食的能人时代就已开始。也可能这是一份更为古老的“遗产”，从600万年前现代黑猩猩与现代人类走上分岔路时就已出现。从珍·古道尔起，一系列研究人员记录下了黑猩猩群体内部的谋杀行为，黑猩猩群体之间还会发生致命的突袭。结果发现，无论是黑猩猩还是狩猎采集者、原始农民，族内或群体间暴力冲突导致的死亡率是差不多的。不过，在黑猩猩中，非致命的暴力冲突要远远多过人类，大约是人类的成百上千倍。

黑猩猩会组成群体一起生活，用灵长类生物学家的话说，它们组成的“社会”最多可容纳150个个体，领地达方圆38千米，密度达到每平方千米5个个体。在每一个这样的黑猩猩群体中，又会形成小的亚群。每个亚群的平均个体在5～10个，它们一起行动、进食和睡觉。雄性终其一生生活在同一个集体中，而大部分雌性会在年轻时就离开出生的群体并加入邻近的群体。雄性比雌性更爱群居，它们的等级意识非常强，常常因为争夺地位发生打斗。它们会与其他同类结盟，使用各种花招或欺骗手段利用或完全逃避统治秩序。年轻雄性黑猩猩之间的群体暴力，形式与年轻男人之间的群体暴力非常相似。除了不断为争夺个体和帮派的地位而激烈斗争，它们往往会避免与敌群展开大规模公开对抗，而多采用突袭的方式。

已有证据表明，雄性黑猩猩帮派突袭邻居的主要目的在于杀死或驱逐对方的成员并抢占地盘。乌干达基巴莱国家公园的约翰·米塔尼（John Mitani）与其合作者见证了自然环境中黑猩猩之间的战斗。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们观察到黑猩猩种群之间的战争与人类战争极其相似。每隔10～14天，由多达20只雄性黑猩猩组成的巡逻队会去敌方领地刺探。它们排成一列纵队，静悄悄地从地面爬到树顶，一旦周遭有响动就谨慎地停下来。如果遇到战斗力更强的黑猩猩，巡逻小队会立刻解散并逃回自己的地盘；如果遇到的是一只落单的雄性黑猩猩，它们会一拥而上，把对方揍死；如果遇到的是一只雌性黑猩猩，通常它们会放它一马；如果雌性黑猩猩带着幼儿，它们会把小黑猩猩抢过来杀死并吃掉它。最终，经过长时间连续不断的入侵，研究者重点观察的黑猩猩群体侵占了对方的地盘，使本社群的领地扩大22%。

我们现在还无从断定，黑猩猩和人类中都存在的这种侵略领地的行为究竟是从共同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还是在非洲“老家”由于各自面临的自然选择压力和机遇而独立演化得来的。但从两个物种在行为细节上惊人的相似性来看，如果要用最简单的假设来解释，那这种行为最有可能从共同祖先那里继承而来。

我们可以用种群生态学的原理深入探讨人类部落本能的根源。人口以指数级增长，如果种群中每有一个个体死去，却伴随有更多的后代出生，哪怕后者是前者的一个非常小的倍数，比如1.01，整个种群的数量也会增长得越来越快，就好像利滚利。在资源充沛的条件下，无论是黑猩猩还是人类，种群数量都会出现指数级增长的趋势，但在几代之后，就算是在最好的时代，增长速率也会被迫减缓。在某种限制因素的干预下，种群规模会在一定时间之后达到峰值，随后保持稳定，或在某个范围内上下起伏。偶尔也会发生整个种群崩溃的情形，结局是该物种在当地消失。

那“某种限制因素”是指什么呢？它可以是自然界中随种群规模变化的任何因素。举个例子，狼对于其猎物驯鹿和马鹿的种群来说就是限制因素。随着狼群的繁衍，驯鹿和马鹿的数量就会停止增长或开始下降。反过来，驯鹿和马鹿也是狼的限制因素：当猎物减少或消失，比如现在所说的驯鹿和马鹿，捕食者种群也会衰落。再举个例子，导致疾病的病原体及其感染的宿主，两者的关系同样如此。当宿主种群规模扩大，数量越来越多、密度越来越大，病原体种群也随之增大。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传染病在人或动物之间大肆传播的现象，直到宿主种群大幅度下降或有相当比例的宿主对病原体免疫，疾病才会消退。病原体相当于捕食者，只不过它不会把猎物“一口吃掉”。

除此之外，限制因素还是分层级的。假设人类把狼杀掉，替马鹿去除了主要限制因素，就会出现另一个限制因素：迁徙。因为它们的个体数量会越来越多，食物出现短缺，只有离开此地迁去别处才会有更高的存活概率。出于种群压力而迁徙是旅鼠、蝗虫、帝王蝶和狼群等动物高度发达的本能。如果不让它们迁徙，其种群规模或许会扩大，但届时又会出现其他限制因素。对于很多物种来说，这个限制因素就是领地防卫，毕竟领地是重要的食物来源，不能使之落入旁人之手。为了宣布自己占有着地盘并要求同物种的竞争对手离远点，狮子会咆哮，狼会嗥叫，鸟会鸣叫。人类和黑猩猩更是有着强烈的领地意识，显然这种控制种群的手段深植于我们的社会体系。在黑猩猩和人类这一支起源时——在600万年前黑猩猩与人类分道扬镳以前，肯定发生了什么事，但目前我们只能猜测。不过我相信现有的证据最符合下列假设顺序：一开始的限制因素是食物，随着为获取动物蛋白而采用集体狩猎的方式，这一因素的限制性减弱。为了保障食物供应，它们演化出了领地意识。通过战争和吞并扩张领土，也有利于传播那些促进团结合作、结成同盟的基因。

几十万年来，领地意识和保护领地的行为给小规模、散布的智人社会带来了稳定，也为今天尚存的小规模、散布的狩猎采集群落带来了稳定。这段漫长的时期里，环境里随机出现的极端条件轮番影响着领地内可容纳的种群的规模。这些“人口冲击”导致智人被迫迁徙或以侵略战争的方式扩张领土，有时甚至两者兼而有之。与此同时，为了征服邻近群体，同没有亲缘关系的外族结成同盟的做法也变得更有价值。

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变革使人类可以通过培育农作物和驯养家畜获得远比过去多得多的食物，人口因此迅速增长，但这一进步并未改变人的本性。人口数量只不过是在丰富的新资源可容纳的范围内增长。当食物不可避免地再次成为限制因素时，人口变化仍与领地密切相关。他们的后代也从未改变。现在的我们从本质上讲依然是和狩猎采集者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有了更多的食物和更大的领地。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多地的人口规模已到达食物供给和水供给所支持的极限。这正是每一个之前的人类部落都经历过的处境，不同的是，以前发现新领地后，当地原住民会在很短时间内被赶尽杀绝。

人类一如既往地争夺着重要资源，整体态势愈演愈烈。这个问题主要源于人类未能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抓住良机。他们原本可以在那时停下脚步，使人口增长低于环境设下的最低限度。然而，人类这一物种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我们无法预见一开始的增长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只是有什么拿什么，盲目遵循着受尽环境制约的旧石器时代祖先遗传给我们的本能，不断繁殖，不断消耗。 +tr7Ta0JpP19LM6qeTHcgD2E/gm6iKY1ApSc1KZmRS/mgjP5nlvwdxQkv0ypqYx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