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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在唐宋之间，艺术的渡口有三个：开封、成都、南京。
开封是山水画的中心，成都是花鸟画的中心，南京是人物画的中心，确立了中国绘画艺术题材的三大类。
同时代的成都和南京，设置皇家画院，汇聚了很多宫廷御用的职业画家。
脱离了王朝的正常轨迹，让大一统稍息了一会儿，虽是唐朝藩镇遗风，但也真不能说是一件坏事，因为乱世的自由度适合艺术生长，若用艺术的尺度来衡量，历史正因美的支撑而有了色彩和温度。
这个时代，承唐启宋，艺术之花缤纷在各个割据的小王国里，自成一格。没有大一统的紧箍，反倒给思想腾挪出了建构多样化艺术范式的自由空间，至北宋而结出文艺复兴之果。
公元907年，唐朝最后一个皇帝李柷，为朱温所废，第二年被毒杀，死时才16岁
，撇开皇帝头衔不说，单一个花季少年的命运，被这垂死的王朝牢牢绑定，哀莫大焉！继之而起，朱温建后梁，不出20年，后唐继之，然后是后晋、后汉，直至后周武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
期间，在南方和西部还有九国先后存在，北方有北汉。大约从公元902年杨行密被唐昭宗册封为吴王开始，前蜀、后蜀、南唐、吴越等，都在各自的地盘上成为割据一方的小国，直到公元979年北汉的版图并入北宋为止。
五代在中原更替，延续王朝惯性，追求大一统；南方却在众建小国，保境安民，让大一统的脚步慢下来，歇歇脚、透透气，这口气，一透就是几十年，透出个小国多“偏安”的局面。
用大一统来衡量，“偏安”只是个小时代，但它却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多元并存的一段历史时光，提示我们割据条件如何有益于艺术的自由成长，“百姓日用”可以不要皇上。
70多年的时间里，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有可能发生，尤其在艺术上。
十国铆足了劲头，也难以展示地缘政治的抱负，便尽可能去追求艺术风雅。偏安的日子，使人们有余力顾及有趣味的精神生活，首先在绘画领域，将天命无常安顿下来，让美来说话。
战乱频仍，天下分立，为那个时代的艺术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性，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国家”，各国纳贤也不问出身，使得艺术家在各自的精神领地追求自己的艺术目标。
历史是人性开启的文化的江山和文明进程。艺术或许可以不必回答文化的根本问题，但它能够表现人性的形态，建构一种文化或时代精神在当下的审美样式。人性是复杂的，却因我们思维的懒惰而被认知简化为善恶两面，史笔在记载了罪与黑的同时，也会记载光明和美善，而艺术则把被简化为善恶两面的人性修复，将人性还原为丰富多元的一面并呈现出来。
在历史的变动中，善恶随时间浮沉，而艺术如何说出自己的语言？卓越者，一如天启般脱却既定范式，以一种新的品位胜出，去重新定义审美对象，超越以往，启发当下，走向未来，擎着自由精神引领时代上升。
五代十国出现了一批绘画巨匠，著名者如后梁荆浩、关仝，南唐董源、巨然、徐熙、顾闳中、周文矩，后蜀黄筌、黄居寀父子等。荆浩其人，为山水画之拓荒者，行于高处，常以凌云之笔提亮灵魂，关仝师承荆浩而有发展，转向江山寥落，擅画山河之耸峙，两人并称“荆关”。董源、巨然，擅用水墨描绘江南烟雨，以不动声色的写实笔法呈现天道自然的本色，从远山近水的时空中“究天人之际”，将王朝更迭的“古今之变”终结在对桃花源永恒的憧憬里，世人称之为“董巨”。此外，顾闳中所画《韩熙载夜宴图》，周文矩所画《宫中图》，也向我们展开了一幅幅人性与政治的绘画长卷。从六朝山水诗到五代山水画，从南朝宫体诗到南唐宫廷画，绘画终于赶上了诗歌的步伐，成为据乱世而初绽的文艺复兴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