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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能够起床了，就想到给你写信。
邮局把你比赛后的长信遗失，真是害人不浅。我们心神不安半个多月，都是邮局害的。三月三十日是我的生日，本来预算可以接到你的信了。到四月初，心越来越焦急，越来越迷糊，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你始终不来信的原因。到四月十日前后，已经根本抛弃希望，似乎永远也接不到你的家信了。
四月十日上午九时半至十一时，听北京电台广播你弹的Berceuse ［《摇篮曲》］和一支Mazurka ［《玛祖卡》］，一边听，一边说不出有多少感触。耳朵里听的是你弹的音乐，可是心里已经没有把握孩子对我们的感情怎样——否则怎么会没有信呢？——真的，孩子，你万万想不到我跟你妈妈这一个月来的精神上的波动，除非你将来也有了孩子，而且也是一个像你这样的孩子！马先生
三月三十日就从北京寄信来，说起你的情形，可见你那时身体是好的，那么迟迟不写家信更叫我们惶惑“不知所措”了。何况你对文化部提了要求，对我连一个字也没有：难道又不信任爸爸了吗？这个疑问给了我最大的痛苦，又使我想到舒曼痛惜他父亲早死的事，又想到莫扎特写给他父亲的那些亲切的信：其中有一封信，是莫扎特离开了Salzburg［萨尔茨堡］大主教，受到父亲责难，莫扎特回信说：
“是的，这是一封父亲的信，可不是我的父亲的信！”
聪，你想，我这些联想对我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四月三日的信，我写的时候不知怀着怎样痛苦、绝望的心情，我是永远忘不了的。妈妈说的：“大概我们一切都太顺利了、太幸福了，天也嫉妒我们，所以要给我们受这些挫折！”要不这样说，怎么能解释邮局会丢失这么一封要紧的信呢？
你那封信在我们是有历史意义的，在我替你编录的“学习经过”和“国外音乐报道”（这是我把你的信分成的类别，用两本簿子抄下来的），是极重要的材料。我早已决定，我和你见了面，每次长谈过后，我一定要把你谈话的要点记下来。为了青年朋友们的学习，为了中国这么一个处在音乐萌芽时代的国家，我做这些笔记是有很大的意义的。所以这次你长信的失落，逼得我留下一大段空白，怎么办呢？
可是事情不是没有挽回的。我们为了丢失的那封信，二十多天的精神痛苦，不能不算是付了很大的代价；现在可不可以要求你也付些代价呢？只要你每天花一小时的工夫，连续三四天，补写一封长信给我们，事情就给补救了。而且你离开比赛时间久一些，也许你一切的观感倒反客观一些。我们极需要知道你对自己的演出的评价，对别人的评价——尤其是对于前四五名的。我一向希望你多发表些艺术感想，甚至对你弹的Chopin［肖邦］某几个曲子的感想。我每次信里都谈些艺术问题，或是报告你国内乐坛消息，无非想引起你的回响，同时也使你经常了解国内的情形。
你每次要东西，我们无不立刻商量，上哪儿买，找哪种货；然后妈妈立刻出动，有时她出去看了回来，再和我一同去买。但是你收到以后从来不提，连是否收到我们都没有把握。我早告诉你，收到东西，光是寄一张航空明信片也行。
托马先生带给你的礼物，其中重要的几件是怎样分配的，你也从未报告。
还有一件挺重要的事，就是你得的奖金共有多少？如何存放？过去你音乐会收入项下，除去每月贴在零用方面的以外，还剩多少？我查问你这些，无非因为你不大会理财；其实即使你会理财，也应当告诉我们听听。
比赛委员会在三月底就寄来program［节目单］一册、纪念册（英、法文的各一册），中文的比赛招贴两大张，这些想必是杰老师嘱咐的。你看人家对我这样周到！这当然也是出于你的缘故！
你说要回来，马先生信中说文化部同意（三月三十日信）你回来一次表演几场；但你这次（四月九日）的信和马先生的信，都叫人看不出究竟是你要求的呢，还是文化部主动的。我认为以你的学习而论，回来是大大的浪费。但若你需要休息，同时你绝对有把握耽搁三四个月不会影响你的学习，那么你可以相信，我和你妈妈没有不欢迎的！在感情的自私上，我们最好每年能见你一面呢！
至于学习问题，我并非根本不赞成你去苏联，只是觉得你在波兰还可以多耽两三年，从波兰转苏联，极方便；再要从苏联转波兰，就不容易了！这是你应当考虑的。但若你认为在波兰学习环境不好，或者杰老师对你不相宜，那么我没有话说，你自己决定就是了。但决定以前，必须极郑重、极冷静，从多方面、从远处大处想周到。
你去年十一月中还说：“希望比赛快快过去，好专攻古典和近代作品。杰老师教出来的古典真叫人佩服。”难道这几个月内你这方面的意见完全改变了吗？
倘说技巧问题，我敢担保，以你的根基而论，从去年八月到今年二月的成就，无论你跟世界上哪一位大师哪一个学派学习，都不可能超出这次比赛的成绩！你的才具，你的苦功，这一次都已发挥到最高度，老师教你也施展出他所有的本领和耐性！你可曾研究过program［节目单］上人家的学历吗？我是都仔细看过了的；我敢说所有参加比赛的人，除了非洲来的以外，没有一个人的学历像你这样可怜的——换句话说，跟到名师只有六七个月的竞选人，你是独一无二的例外！所以我在三月二十一日信上就说拿你的根基来说，你的第三名实际远超过第三名。说得再明白些，你想：Harasiewicz［哈拉谢维兹］、Askenasi［阿什肯纳齐］、Ringeissen［林格森］，这几位，假如过去学琴的情形和你一样，只有十至十二岁半的时候，跟到一个Paci［百器］，十七至十八岁跟到一个Bronstein［勃隆斯丹］，再到比赛前七个月跟到一个杰维茨基，你敢说：他们能获得第三名和Mazurka［玛祖卡］奖吗？
我说这样的话，绝对不是鼓励你自高自大，而是提醒你过去六七个月，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杰老师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假如你以为换一个school［学派］，你六七个月的成就可以更好，那你就太不自量，以为自己有超人的天才了。一个人太容易满足固然不行，太不知足而引起许多不现实的幻想也不是健全的！这一点，我想也只有我一个人会替你指出来。假如我把你意思误会了（因为你的长信失落了，也许其中有许多理由，关于这方面的），那么你不妨把我的话当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爸爸一千句、一万句，无非是为你好，为你个人好，也就是为我们的音乐界好，也就是为我们的祖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的人类好！
我知道克利斯朵夫（晚年的）和乔治之间的距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是免不了的，但我还不甘落后，还想事事、处处追上你们、了解你们，从你们那儿汲取新生命、新血液、新空气，同时也想竭力把我们的经验和冷静的理智，献给你们，做你们一根忠实的手杖！万一有一天，你们觉得我这根手杖是个累赘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我会销声匿迹，决不来绊你们的脚！
你有一点也许还不大知道。我一生遇到重大的问题，很少不是找几个内行的、有经验的朋友商量的；反之，朋友有重大的事也很少不来找我商量的。我希望和你始终能保持这样互相帮助的关系。
杰维茨基教授四月五日来信说：“聪很少和我谈到将来的学习计划。我只知道他与苏联青年来往甚密，他似乎很向往于他们的学派。但若聪愿意，我仍是很高兴再指导他相当时期。他今后不但要在技巧方面加工，还得在情绪（emotion）和感情（sentimento）的平衡方面多下克制功夫（这都是我近两三年来和你常说的）；我预备教他一些less romantic［比较不浪漫］的东西，即巴赫、莫扎特、斯卡拉蒂、初期的贝多芬等等。”
他也提到你初赛的tempo［速度］拉得太慢，后来由马先生帮着劝你，复赛效果居然改得多等等。你过去说杰老师很cold［冷漠］，据他给我的信，字里行间都流露出热情，对你的热情。我猜想他有些像我的性格，不愿意多在口头奖励青年。你觉得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