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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圣诞夜后，巴拉纳戈尔的守夜祈祷式上，一个新的使徒教团在爱的热泪中成立，以纪念他们仙逝的古鲁……时光飞逝，多年以后，罗摩克里希纳的思想被转变为活生生的行动。
在思想与行动之间，需要搭建一座桥梁，他们起初无法下定决心去搭建。唯一具备必要的能量和建设性才能的那一个是纳伦（Naren）
[1]
，而他自己犹豫了。他甚至比他们所有人还要更加不确定，梦想与行动撕扯着他。在架起横跨两岸的桥梁之前，他需要了解和探究对岸：印度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状况。然而，没有什么是清晰的：即将来临的使命在这个命运选中的年轻人狂热的心中朦朦胧胧地燃烧，当时他只有二十三岁。任务是如此地艰巨、庞大和复杂！何以完成任务？要从何时何地开始着手？在极度痛苦之中，他推迟了下决定的时刻。然而，他能够阻止自己内心隐秘的深处那充满激情的讨论吗？自青少年时起的每一夜，它都纠缠着他，不是有意识地，而是无意识地贯穿他天性中热烈而冲突的本能，以及冲突的欲望——拥有、征服和统治尘世的欲望，和弃绝一切尘世之物以便拥有神的欲望。
这种斗争在他的一生中不断地卷土重来。这名战士和征服者想要拥有一切：既拥有神又拥有世界，就是说，统治一切、弃绝一切。各种过剩的力量在他罗马运动员般的身体和凯旋将军般的头脑中争夺统治权。然而，正是过多的力量致使他不可能将他的洪流局限在任何河床之内，除了神的河床——向大一（Unity）全然地自我臣服。骄傲与迫切的爱之间、两个巨大的欲望（二者是对手和不折不扣的兄弟）之间的这种争夺要如何解决？
还有第三个要素，罗摩克里希纳的预言者之眼早已看出，而纳伦自己也预见到了。当时，有人对这个年轻人表示担忧或怀疑，因为在他身上，各种如此狂暴的力量在运作着，而他的古鲁却断言：
“在纳伦遭遇苦难和不幸的那一天，他性格中的骄傲将化成无限慈悲的心境。他对自己的强大信仰将成为工具，在灰心丧气的灵魂之中重建已然失去的信心与信仰。他那基于强大自制的自由品行，将在他人眼里闪闪发光，成为真正自由的自我展现 [2] 。”
遭遇苦难和不幸——不仅是模糊笼统的不幸，而且是明确的不幸、近在咫尺的不幸、同胞的不幸、印度的不幸——将成为刀上火石，由此，一颗火星飞溅而出，点燃整个灵魂。以此为基础，骄傲、雄心与爱、信仰、科学与行动——他的所有力量与所有欲望全部投入服务于人的使命当中，合起来成为一场熊熊大火：“这种宗教将给予我们自我信仰，民族自尊，以及力量去喂养和教育穷人、解除我们周围的不幸……如果你想要找到神，就去服务于人！” [3]
然而，只在数年的耳闻目睹之后，他才意识到了自身的使命，并全心投入；在那些直接经验中，他亲眼看见、亲手触摸赤裸的印度母亲悲惨而荣耀的身体。
让我们用文字来伴随他经历“流浪岁月”（Wanderjahre）
。
在巴拉纳戈尔的第一年，他将最初的几个月致力于使徒们的相互启发，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已然准备好向人传道。他们渴望专注于追寻神秘觉悟，而内心生活的欢喜让他们的双眼远离外界。纳伦虽然共享他们对无限者的渴望，但意识到了这种基本的吸引力对于消极的灵魂是多么地危险，它就像重力之于一块下落的石头，而纳伦的梦想本身是行动，他不会让他们被冥想麻痹地吞没。于是，他让这段修道院隐居期成为一种勤勉教育的群居——一所灵魂的高级学校。他的才能与知识的优势从一开始就赋予了他对同伴们的一种默示但明确的领导权，尽管他们中有不少人比他年长。古鲁离世之时留给纳伦的遗言难道不是——
“照顾好这些伙伴！”…… [4]
纳伦毅然担负起了这所刚刚建立的学校的管理任务，不允许它沉迷于对神无所事事的遐想中。他让成员们始终保持警醒，并且“毫不怜悯”地不断“骚扰”他们的心意；他为他们朗读人类思想的伟大著作，向他们解释宇宙精神的演化，迫使他们对所有重大的哲学和宗教问题进行枯燥而热烈的讨论，他引导他们不屈不挠地走向无限真理的宽广地平线，这真理超越一切学派与种族的藩篱，他引导他们拥抱和统一所有的特殊真理。
这种精神的综合实现了罗摩克里希纳爱的信息所许下的承诺。这位不可见的古鲁指挥着他们的聚会，而他们得以在为他的普世心灵服务的过程中安置他们的智性工作。
然而，犹如法国中产阶级那样封闭在某个地方，并非印度出家人的特质，尽管欧洲人认为亚洲人喜静。甚至连那些修习冥想之人，他们的血液中也流淌着这样的世俗本能：浪迹天涯、居无定所、了无牵挂，所到之处皆是新地。这种成为流浪僧侣的倾向在印度宗教生活中有个特殊的名字——云游托钵僧，它不久便激励了巴拉纳戈尔的一些教友。从成立的那一刻起，整个教团就从未全部聚齐。头领中的两个，尤迦南达（Yogananda）和拉图（Latu），就缺席了1886年的圣诞节奉献仪式，有人追随罗摩克里希纳的遗孀去往边达本，还有人——比如年轻的萨拉达南达——突然消失，而没有交代自己去了哪里。尽管纳伦想要维系把兄弟们结合起来的这条纽带，但他本人也渴望逃离，并为这种渴望所纠缠。灵魂的这种流浪需求，这种消失在蓝天中的渴望——犹如一只笼中信鸽——如何能与新生教团所必需的稳定性调和？后来的安排是，该教团至少应有一部分成员始终留在巴拉纳戈尔，好让其他教友响应“森林的召唤”。实际上，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萨斯（Sasi，Soshi）从未离开教团，他是修道院的忠实守护者、固定的中心、鸽笼的压顶石，流浪的翅膀飞回他那里……
纳伦在两年时间里按捺住了飞翔的召唤。除了短期外出，直到1888年，他一直留在巴拉纳戈尔。接着，他突然离开，起初并非独自一人，而是带着一名同伴。尽管逃离的渴望是如此地强烈，但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如果被教友或某个预料之外的事件召唤，他总会回去。然后，他再度被神圣而疯狂的逃离渴望抓住，这种压抑了五年之久的渴望最终冲破了所有的界限。1891年，他独自一人，没有同伴，没有姓名，手持碗杖，作为无名乞丐，在数年时间里消失在印度的茫茫大地上。
然而，有一种隐秘的逻辑指挥着他的这个分心过程。对于被隐藏的神占据的人来说，不朽名言“如果你没有发现我，就不会寻找我”
再真实不过了；这样的人与隐藏的神做斗争，为的是从神那里磨出他们所承担的使命之秘密。
纳伦毫不怀疑有个使命等待着他。他的力量、他的天赋在他内部请愿；时代的狂热、世道的悲惨、被压迫的印度发出的无声恳求萦绕着他；而悲剧性的对比——印度尚未实现的庄严而古老的命运对比儿女们的背叛导致的国家堕落，死亡的痛苦与绝望对比爱的复活——折磨着他的心。但他的使命究竟是什么？该由谁来告诉他？神圣的古鲁已经离世，并未向他道明他的使命。在活着的人当中，有没有谁
能够照亮他的道路？唯有神。那么，就让神说话吧！但神为何沉默？神为何拒绝回答？
纳伦是去找神的。
他于1888年突然离开加尔各答，穿越贝拿勒斯、达由迪亚、勒克瑙、阿格拉、边达本、北印度和喜马拉雅山。对于这趟旅程以及后来的旅程，我们一无所知，纳伦对他的宗教经历保密，我们只能从遇到他或陪同他的教友的回忆录里获取信息。
1888年，第一次云游期间，在离开边达本之后，他于哈提拉——一个小火车站，非常偶然地收了第一个弟子，这个人前一分钟还完全是个陌生人，下一分钟便被他的一瞥深深吸引，放下一切追随他，并至死不渝地忠于他，这个人名叫萨拉特·钱德拉·笈多（Sarat Chendra Gupta，后改名为萨达南达，Sadananda）。
[5]
他们伪装成乞丐四处云游，常被驱逐，有时几乎饿死渴死，毫不关心社会地位，甚至愿意吸贱民的烟斗。萨达南达病了，纳伦把他扛在肩上，穿越危险的丛林。接着，纳伦也病了，于是他们不得不返回加尔各答。
这第一次云游将古老的印度生动地展现在他眼前，永恒的印度、吠陀的印度，连同她的英雄和神祇，身披传说与历史的荣光，雅利安人、莫卧儿人、德拉维人——万象归一。
这第一次的冲击让他意识到了印度与亚洲的灵性统一性，他向巴拉纳戈尔的教友们传达了他的这一发现。
从1889年的加济布尔之旅中，他似乎带回了对人类福音的某种直觉，这种福音正被西方新的民主制度无意识地、盲目地书写。他告诉教友，何以“在西方，神圣权利的古老理想以前一直是独一存在者（上帝）的附属品，后来，它逐渐被认为是所有人的财富，而不分阶级，由此，人的精神得以认识自然（Nature）与整体（Unity）之神性”。他看到并立刻宣称，有必要把美国和欧洲已经尝试并取得如此令人满意之结果的那些观念引入印度。所以，从一开始，他就展现出了自由的、伟大的精神，该精神渴望并寻求共同的善，即所有人通过共同努力共同取得灵性进步。
1889年和1890年，安拉阿巴德和加济布尔的短期之旅进一步启发了他的普世观念。在加济布尔访谈期间，我们可以看到，他正在走向印度信仰与现代科学、吠檀多与今日社会现实、纯粹精神与无数神祇的综合（无数神祇是宗教的“低级观念”，是人的软弱所必需的，全都具备如下特质：作为知识的幽灵、人类精神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法门和不同阶段，朝着存在的巅峰缓慢地攀爬）。
这些尚且是灵光一闪，是他的未来之草图。然而，它们全都在他的头脑中积聚和发酵。在位于巴拉纳戈尔的修道院里，在由责任所规定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在与朋友们的交流中——在这些狭小的边界内，一种奇妙的力量在这个年轻人心中生起，再也无法遏制。他必须挣脱捆绑，扔掉锁链、生活方式、姓名、身体，扔掉属于纳伦的全部，在不同人的帮助下再造另一个自我，让已经长成的巨人能够自由地呼吸——重生。重生为辨喜。他仿佛卡冈都亚（Gargantua，巨人），把令自己窒息的绳子撕成碎片……这再也无法被描述为云游对修行的召唤、为了追随神而告别兄弟们。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年被他的那些没有用武之地的力量几近逼死，现在他被一种致命的本能驱动着，投靠了一套野蛮的说辞，对于这套说辞，虔诚的弟子们避而不谈。他在贝拿勒斯说：
“我要走了，再不回来，直到像颗炸弹，在社会上爆炸，让社会像条狗一样地跟随我。”
尽管我们知道他本人是如何击败这些可怕的魔鬼，并让它们以最大的谦卑服务于卑微者，但我们也喜欢沉思这些骄傲与雄心所具有的凶猛力量，这力量令他窒息。过度的力量让他受苦，这力量强烈要求统治，他心里有个拿破仑。
于是，在1890年7月初，这一次，他挣脱了自己亲手建立的巴拉纳戈尔这个可爱的家，挣脱了罗摩克里希纳庇护的这个灵性之巢。他的翅膀送他远去。他首先去请求“神圣母亲”（罗摩克里希纳的遗孀）
为他的长途旅行祝福。他渴望切断所有缠缚，退隐喜马拉雅山。然而，在一切好东西中，孤独（是珍宝，也是群居之人的恐惧）是最难实现的。父母、朋友，都会否定孤独（托尔斯泰深知这一点，并且从未实现孤独，直到在阿斯塔波沃弥留之际……）。社会生活对那些逃离它的人提出许许多多的要求，当逃离者仍是年轻的囚徒时，要求甚至更多！纳伦直到付出代价才发觉了这一点。代价还包括那些爱他的人：他的兄弟道友们决意跟随他，以致他不得不几乎冷酷无情地和他们分手。
即便如此，这个悲惨世界也不会允许纳伦忘记它——一个妹妹的死触动了孤独中的他。妹妹是这个残酷社会的可怜受害者，让他想起印度女性被牺牲的命运和人民生活中的可悲问题，进而他感到，继续做一个冷漠的旁观者是可耻的。在他认为自己最终实现了孤独的时刻，一连串或许可以算是命中注定的事件不断地打破他的孤独，并将他从静默的喜马拉雅山扔回充满喧嚣和人类贪欲的平原。随着这些心烦意乱发展成疲劳与困苦，他在喜马拉雅山脚下恒河边的斯利那加和蜜拉特得了两场重病，几乎死于白喉，接踵而来的极度虚弱让这场伟大的孤独之旅雪上加霜。
然而，他的孤独之旅还是完成了。即便他要死，也是死在路上，死在他自己的路上——由他的神向他启示的路上！1891年2月，尽管朋友们一再挽留，他还是独自离开了德里。这就是那次伟大的起程。他如同潜水员，一头扎进印度洋，而印度洋淹没了他的踪迹。在漂浮的残骸与货物中，他只不过是个披着松垮长袍的无名桑耶辛，许许多多桑耶辛中间的一个。然而，天才之火在他眼里燃烧。无论怎么乔装，他都是王子。
[1]
我要提醒读者，他原名纳伦德拉纳特·达塔（Narendranath Dutt）。直到1893年赴美前夕，他才改名为辨喜。
关于这个话题，我咨询过罗摩克里希纳传道会。斯瓦米·阿肖卡南达（Swami Ashokananda）怀着巨大的善意把一项全面调查的全部结果交给了我。根据辨喜在修道院最重要的弟子之一——斯瓦米·萨达南达（Swami Suddhananda，时任罗摩克里希纳传道会秘书）的决定性见证，罗摩克里希纳总是叫他纳伦德拉，或者更简短地称他为纳伦。尽管他让某些弟子成为桑耶辛，但他从未按照常规形式给他们起法名。他实际上给纳伦起了个绰号，叫卡马拉克夏（Kamalaksha，莲花眼），但纳伦马上放弃了这个绰号。在他起初云游印度期间，他以不同的名字现身，以便隐藏自己的身份。有时他是斯瓦米·维韦迪夏南达，有时他是萨切南达。此外，在赴美前夜，当他去向当时的神智学会主席奥尔科特上校（Colonel Olcutt）申请去美国的介绍信时，奥尔科特上校以为他叫萨切南达，上校没有把他推荐给自己在美国的朋友，反而提醒他们要远离他（奥尔科特写给夏玛帕拉的信在美国，萨达南达读过）。是他的重要朋友凯特里王公在他登上赴美轮船的那一刻，向他提出了辨喜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一个幻觉：这位斯瓦米拥有“分辨力量”。纳伦接受了它，也许是暂时的，然而他再也没法换掉这个名字，即便他想要换掉，因为在几个月里，这个名字就俘获了一批印度—美国名流的心。
[2] 就是独一的神圣存在者（引自萨拉达南达的著作 Divya Bhana ）。
[3] 《辨喜的生活》，出自《辨喜全集》第二卷第七十三章（ The Life of Vivekananda ，Vol. II，Chapter LXXIII），1893年之前的对话。
[4] 《罗摩克里希纳南达弟子回忆录》中有关罗摩克里希纳弥留之际的记载，在美国出版，收录于 Messages from the East （参见第一卷第十二章）。
[5]
辨喜重要的美国弟子克里斯汀修女给我看了她《未公开的回忆录》，在这本书中，她留下了有关这一事件和萨达南达富有魅力的人格的珍贵记述，是从辨喜对她讲的私房话里收集起来的。
萨达南达是哈提拉年轻的火车站站长。他看见几乎饿死的纳伦来到火车站。他被纳伦的一瞥迷住了。“我追随的是一双恶魔般的眼睛。”他后来说。他带纳伦到他家，而当纳伦离去时，他跟随了他，一跟随就是一生。
这两个年轻人都是艺术家和诗人。然而，与导师不同，在萨达南达那里，理智是第二位的，尽管他受过良好教育（他学过波斯语，受到苏菲派的影响）。跟纳伦一样，他对美有着强烈的感觉，并享受自然和乡村的愉悦。没有人比他对辨喜更加忠诚。他沉浸在导师的存在当中，只要闭上双眼，冥想纳伦的面容和仪态，就能立刻进入纳伦的深邃思想。辨喜把他描述成“我精神的孩子”。如果没有认识罗摩克里希纳，他天生与萨达南达是最像的；萨达南达生活中的事件让人想起辨喜，以及珍贵传说中的若干圣人：他看见一头水牛被鞭打，立刻，鞭痕出现在他身上；他照顾麻风病患者，像敬拜神一样敬拜他们；他整夜抱着一个得了天花发烧的人，为他降温。他比后来的任何弟子更加拥有民主精神（根据克里斯汀修女的讲述，部分归因于穆罕默德的影响）。在瘟疫期间，他是传道会里最先组织清扫队的人之一。他爱不可接触者，并分享他们的生活。他受到年轻人的热爱。在他最后一次生病期间，一伙忠诚者自称为萨达南达的忠犬，以热烈的虔诚照看他；他们为他丢下一切，就像他为辨喜丢下一切。他不允许他们之间产生不寻常的师徒关系，他是他们的伙伴。“我只能为你们做一件事，”他说，“就是把你们带到斯瓦米吉那里。”尽管有时比较苛刻，但他始终充满欢乐，就像他选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而且他把这种欢乐传达给他们。他们始终对他充满爱的回忆。
请读者们原谅这个长长的脚注，在一定程度上打断了故事的思路。感谢克里斯汀修女为西方的虔诚心灵保存这朵印度“小花”，它实际上充满圣方济各式的恩典，在我看来比写作的迫切需要本身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