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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本世纪以来美国霸权版“中国威胁”论，是与“菲越版”即南海版“中国威胁”论互相唱和，沆瀣一气的。
再者，美国霸权版“中国威胁”论，又是与日本新一代军国主义者的“大和版”即东海版“中国威胁”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
回顾至此，细心的、善思考的人们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1）美国和日本当年曾经争霸太平洋，互为敌国，势不两立，1942年美国在珍珠港事变中曾受日本狡诈偷袭，损失惨重，1945年日本曾受美国两颗原子弹滥炸，无辜平民数十万死于非命。何以这两个势不两立的敌国，如今却结成同盟，抱成一团？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就美国一方而言，其外交政策有无相对稳定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准则？
（2）美国和菲律宾当年是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美在菲曾长期拥有庞大的苏比克军事基地，但迫于菲律宾民众强大压力，自1992年11月下旬起其军事力量已撤出多年，如今又在南海版“中国威胁”论烟幕掩护下，大规模卷土重来，“轮值存在”或“轮换驻扎”
。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就美国一方而言，其外交政策有无相对稳定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准则？
（3）美国和越南当年曾经互为敌国，势不两立，美国曾以阻遏“红色中国共产主义蔓延”为名，大军入侵南越，在北越土地上狂轰滥炸，血腥屠杀，庐舍为墟，在越南人民长期抗击下，1975年终于彻底败北退出。如今又在南海版“中国威胁”论烟幕掩护下，卷土重来，多方煽动越南反华。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就美国一方而言，其外交政策有无相对稳定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准则？
对以上三个问题的答案是：一方面，上述日本、菲律宾、越南三国国情不一，因此，出现上述三种现象的综合原因也各有不同；但是，就美国一方而言，其外交政策却的确具有相对稳定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准则。
具体说来，美国外交政策相对稳定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准则就是对外实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只问目的，不择手段。这种基本理念和基本准则，深深植根于美国立国前一百多年以及立国后二百多年的一脉相承的历史实践传统基因；也深深植根于美国主流社会意识和价值体系的传统基因；特别是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经济体制。
有案可查的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世界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是世界历史潮流之滚滚向前，不可能不遇到各种障碍，有时历史似乎会倒退。
即以美国霸权版的“中国威胁”谰言为例，历史就似乎倒退了三十多年。一如美国“冷战思维之父”凯南早在1984年就坦率承认的那样，某些美国人有个“真古怪”的乖僻：“时时刻刻都想在美国国境以外找到一个邪恶中心，以便把美国的一切麻烦都算在它的账上”；“总是自动而有意识地夸大假想敌国的军事潜力，从而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对这个假想敌的怀疑、恐惧和对抗心理。”
如今，怪癖再次发作，他们终于再次如愿以偿地找到这样一个新的“邪恶的中心”——中国，借以在美国国内进行“敌忾同仇”的精神动员，蒙蔽美国人民盲目地支持当今美国当局穷兵黩武、称霸全球的一切行径。于是，形形色色、花样翻新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又纷纷出笼了。
人们也不免回想起：五十多年前，时任美国高官“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威廉·邦迪（William P.Bundy）打起“替天行道”的伪善大旗，招摇撞骗，以“维护亚洲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帮助亚洲国家取得发展和进步”，维护“全球亿万人的自由与生命”为名，妄图为美军在亚洲狂轰滥炸、大规模屠杀无辜平民妇孺的血腥罪行，遮羞盖丑，欺世惑众。人们更不免回想邦迪这种谬论当时即遭到中国《人民日报》一位“观察家”针锋相对的迎头痛击，其伪善面目暴露无遗。
但是，五十多年来，美国当局的霸权积习和“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不但未见收敛，反而不断变本加厉。当年邦迪身体力行、凯南坦率揭示的冷战思维，仍在美国生生不息，代代相传：2012年，随着美军在“反恐战争”中取得阶段性成果，奥巴马政府重提和加紧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即“重返亚太”战略。这个战略的基础和核心，就是按美国立国二百多年的传统，凭武力、靠“拳头”说话，计划从2013年开始，至2020年，将60%海军舰艇集中到太平洋地区。
自此时起，原来相对太平的太平洋就日益不太平，波涛起伏，日益动荡不安，进入“多事之秋”！
这些最新霸权行径，貌似历史的倒退，实乃历史的再现，它们不过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臭名昭著的“炮舰政策”在21世纪历史条件下的“故伎重演”，“痼疾复发”，查一查美国的祖传“家谱”，赫然在目，显见乃是美国建国前后四百年来
殖民扩张实践的长期持续和不断延伸。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当今美国人的远祖乃是来自英国的殖民者。英国的殖民者及其政客绅士们实际上就是一伙海盗。“惯于吹嘘自己道德高尚的约翰牛，却宁愿用海盗式的借口经常向中国勒索军事赔款”
。那些貌似正人君子、“装出一副基督教的伪善面孔”的达官显宦和社会名流，其所作所为，充分说明他们大量地保留了他们历代“祖先所特有的古老的海盗式掠夺精神”
。杀人越货、谋财害命、敲诈勒索、坐地分赃等等，都是他们的祖传惯伎。在对待弱国的外交活动中，他们的拿手好戏是捏造罪名、恫吓讹诈；两面三刀、挑拨离间；收买内奸、组织叛乱；甚至不惜篡改和伪造外交文件，颠倒黑白、欺世惑众，煽动战争歇斯底里。对于这些阴谋诡计和卑劣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援引确凿可靠的事实、史料和文件，一一揭穿内幕，剥夺其招摇撞骗的资本，暴露其丑恶无耻的嘴脸。同时，也严正地警告这些唯利是图的殖民者：他们侵略掠夺活动所获得的“纯利”，只不过是在广大被压迫民族中给自己招来仇恨，终将导致他们自己的彻底覆灭。
英国殖民主义者历代“祖先所特有的古老的海盗式掠夺精神”，在他们登上美洲大陆的四百年来，获得了代代传承、扩大，并且由其美国后裔们进一步发展成为不断向全球扩张的美国霸权主义。
在登上美洲大陆的四百年来，英国殖民主义者及其美国后裔们之所以热衷于不断向北美西部、中美、南美、亚洲、非洲乃至全球开疆拓土和扩大势力范围，极力实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说到底，就是为了攫取各种自然资源和人间财富。践踏他国主权，霸占他国领土——这是殖民主义者使掠夺稳定化、经常化、长期化的必要手段和必然趋势。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来，领土本身便意味着肥沃的农耕土地、广袤的种植园、农场、畜牧场；茂密的森林和丰富的木材；地面下各种珍贵的矿藏；领土上的千千万万居民则是用之不竭的劳动力和取之不尽的赋税财源。夺得了领土便意味着攫取了这一切财富，殖民主义者是深知这个真谛的。因此，亚洲、非洲、美洲的广阔疆土，往往在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下一大片又一大片地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进而言之，占领或夺得他国领土之后，又可进一步有权攫取其周边领海、大陆架、经济专属区的水中渔业资源、海底油气资源以及其他各种珍贵矿藏；还可以有权管控周边海上航运和交通要道，从而攫取各种经济利益。
兹就英国殖民主义者及其美国后裔们四百年来的殖民扩张，择其荦荦大端，简述如下
：
（一）英国老殖民主义者的传统
就美国的历史而言，一般的说法是从英国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开始的。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历史，是指1607年英国在北美建立第一个殖民地到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时期的历史。17世纪初，在欧洲列强争夺北美的热潮中，伦敦的富商们在英王的支持下，采用民间集资入股的方式，发起并组建了以殖民北美为目标的“弗吉尼亚公司”或称“伦敦公司”。它的成员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被称作冒险家的股东；二是受股东雇佣、从事殖民地开拓的殖民者。
这些公司名为“贸易公司”实为“商盗一体”，是英国殖民者在海外进行商业和走私、海盗活动、奴隶贩卖的综合性机构。
北美移民中有富商投机家、破产绅士、冒险家，还有被遣送到北美洲服刑的罪犯，被迫出卖劳动力在欧洲就订立契约而运到北美洲服苦役的贫苦劳动人民、清教徒等。
英国在北美洲东部大西洋沿岸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霸占和侵略活动，陆续地建立起来了十三个殖民地，称为“英属北美殖民地”（British Colonies in North America）。
以下就四百年来英美殖民主义者在美洲大陆以内和美洲大陆以外的长期侵略扩张行径，作概要的回顾，以验证美国霸权主义者当今强化在全球的侵略扩张行径，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其祖祖辈辈残暴成性和极端利己的海盗基因（DNA）的必然传承和恶性发展。
（二）黑奴贸易的血泪史
在美洲，经过欧洲殖民者长期的屠杀和虐杀，美洲印第安民族土著居民人口锐减。矿山、种植园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同奴隶来源的日益衰竭，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西方殖民者广泛采取毒辣的办法，以非洲人“猎取”非洲人：由西方殖民者出枪出弹，唆使非洲沿岸部落酋长发动“猎奴战争”，掳掠内陆活人，交给殖民者，以换取廉价商品和新的枪支弹药。贩奴商人在换得这些“猎获物”后，便把这些会说话的“黑色牛马”锁上脚镣，像装填牲口一样把他们塞进运奴船的货舱，贩给美洲的矿主和园主，牟取百分之几百到百分之一千的暴利。
在海运中，许多黑奴活活闷死、病死在拥挤不堪的货舱中。贩奴船上的死亡率通常是百分之三十。又常因船上疫疠流行或缺粮缺水，船主便下令把大批还活着的奴隶抛到海里喂鲨鱼。
据大略统计，从16世纪至19世纪三百多年间，奴隶贸易使非洲总人口共约损失了一亿，长期“猎奴”战争和大量贩奴虐杀所造成的经济力、人力上的严重破坏，是整个非洲大陆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殖民者用非洲亿万黑人的堆堆白骨，为欧美两洲“先进文明”的大厦填筑了牢实的基础。
（三）“星条旗”上从13颗星骤增到50颗星：美国在北美急剧扩展领土
美国领土急剧扩张膨胀，主要体现为“西进运动”、“西北争夺”和“西南战争”。
“西进运动”：前文提到，1607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开始在北美建立第一块殖民地。此后历经一百多年，此种殖民地相继增至十三块。1776年7月，这十三块殖民地联合发表独立宣言（The Unanimous Declaration of the Thirtee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宣布脱离宗主国——英国，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宣布建国之后，美英之间打了七年仗，以英军战败告终。1783年，美英签订了《巴黎和约》，英国被迫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并同意把原属英国的北美阿拉巴契山脉以西、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划归美国管辖。自此，迄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不久，百余年间，美国不断大规模地从东向西极力扩张地盘。史称“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
概括地说，“西进运动”是指美国东部居民以及来自欧洲的居民，在美国政府刻意组织和多方鼓励之下，向北美西部地区迁移和进行开发的群众性运动。它始于18世纪末，终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运动大大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西进运动”的开展，大批土著印第安人惨遭屠杀。可以说，西进史也就是美国对印第安人进行大规模残酷屠杀的历史。
剩余的土著幸存者则被强行驱赶到十分荒凉贫瘠的“保留地”。幸存的印第安人被迫迁徙之路也被称为印第安人的“血泪之路”。
在“西进运动”中，这个一向自我标榜“博爱”、“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大大加速了剿灭西部原住民土著的进程。美国政府为了尽快夺取西部广袤疆土和丰富资源，镇压当地原住民即土著印第安人的反抗，竟然采取一切惨绝人寰的残暴手段，力图把土著印第安人斩尽杀绝。可以说，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乃是美国建国后推行将近百年的基本国策。
具有强烈讽刺意义的是，对印第安人雷厉风行地推行“种族灭绝”政策的始作俑者之一，竟然就是那位主笔起草《独立宣言》，冠冕堂皇地向全世界宣称“人人生而平等”，并被推崇为“美国民主之父”的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此人自1800年至1808年连任两届总统。在他第一届任期内，适逢法国拿破仑派遣入侵海地的远征军全军覆没，急需资金来重整旗鼓；另外，拿破仑担心如果美国和英国结盟，对法国开战，英国必将进攻北美大陆中西部法属路易斯安那大片地区，与其让这片落入法国宿敌英国之手，不如卖给美国，法国可解除后顾之忧，全力以赴在欧洲大陆争霸，控制整个欧洲。于是，1803年5月2日，美、法签订《路易斯安那购地条约》（The Louisiana Purchase Treaty），法国仅以1500万美元极其低廉的总价款将该大片地区甩卖给了美国，通过此项条约，美国一举鲸吞了21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从密西西比河西岸到洛基山麓之间的广大地区，每平方公里只支付7美元。
此后，随着疆土大踏步急剧向西推进而大规模驱逐和屠杀印第安人的一系列事件，就是在杰斐逊总统的任内开始的。自1803年起，征剿屠杀印第安人成为美国联邦正规军队和民兵的基本任务。到了1814年，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edison）政府更变本加厉，竟然参考1703年北美各殖民地议会当时屠杀印第安人的奖励标准
，颁布法令，规定每上缴一个印第安人（不论男女老少甚至婴儿）的头盖皮，美国政府将会发给奖金50—100美元：每杀死一个12岁以下印第安人婴幼儿或女印第安人奖50美元，每杀死一个12岁以上青壮年印第安人男子奖100美元。正如马克思当初所怒斥的，殖民主义者“只有拿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
随后，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特别是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结束后，根据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颁布的《宅地法》（Homestead Act）
，美国白人屠杀印第安人的活动达到高潮，许多印第安人村庄在一夜之间变成鬼域。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美国联邦正规军采取分进合击等战术，集中发起了一千多次不同规模的军事行动。这种残暴的屠杀和征剿，从1803年一直持续到1892年，差不多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
美国历史学家在有关著作中评论这段历史时写道：“美国向西、向南、向北三个方面猛烈推进时，不仅排挤了阻挡它前进的国家，并且残暴地镇压了这些土地上原来的主人——印第安人的反抗。这种残酷地驱逐印第安人的行动是美国历史上最可耻的污点之一，而当时美国许多杰出的民主领袖也曾积极参加这种行动。”
美国廉价购得原法属路易斯安那大片地区之后，“食欲”不减反增。作为此项“西进”大餐末尾添加的一道“甜点”，美国矛头由西面转向东南，就西佛罗里达是否属于路易斯安那地区的问题与西班牙之间发生争执。美国认为西佛罗里达应是路易斯安那的一个组成部分。1804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摩比尔法案，将西佛罗里达划入密西西比地区，引起西班牙的愤怒抗议。1815年西班牙呼吁外国帮助它保护佛罗里达，但没有得到任何欧洲列强的响应。因美国1810年占领了珀尔河以西的西佛罗里达地区，1818年占据西班牙据点圣马克斯和彭萨科拉，西班牙又面临西属拉丁美洲各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已经展开的情况，在这种形势下，西班牙只好被迫让步。1819年2月22日美国与西班牙签订佛罗里达条约，规定西班牙将东、西佛罗里达让与美国，同时还放弃对俄勒冈地区的要求权；美国则支付500万美元，作为其向西班牙政府提出的土地所有权要求的代价。
于是，美国继鲸吞了原法国所属路易斯安那大片地区之后，又逐步向东南蚕食了原西班牙所属的佛罗里达地区。
“西北争夺”：即美英在西北俄勒冈地区和英属加拿大西部的争夺。俄勒冈是指落基山以西、圣佛朗西斯科湾（旧金山湾）以北、俄属阿拉斯加以南的大片地区。1818年英美签订条约，规定这一区域在10年以内“对双方的臣民和公民开放”。1825年以后，英美俄勒冈问题集中在北纬42度至54度40分之间的区域。
1844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波尔克在竞选获胜后不久就提出“北纬54度40分或战争，二选一”（Fifty-four Forty or Fight！）的口号，北纬54度是美国提出的国境线，波尔克的意思是如果英国不接受这条界线，美国将不惜一战，没有妥协的余地。英国起初的态度也很强硬，但其实双方都不愿诉诸战争，最终各自让步。1846年，两国签订协议，俄勒冈地区以北纬49度为界一分为二，南部（除温哥华岛）划给了美国，北部划归英属的加拿大。
1859年，北纬49度以南的奥勒冈地区加入了美国联邦，成为美国的俄勒冈州。
“西南战争”：即“美墨战争”。美国1776年独立后，乘欧洲列强在非洲、亚洲争夺殖民地之机，在北美大陆大肆扩张。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确立了扩张领土、称霸美洲的基本国策。很快，美国政府的侵略目光便落到了近邻大国墨西哥身上。当时德克萨斯是墨西哥的一个省份。1835年墨西哥宣布要在德克萨斯境内根绝奴隶制
，墨西哥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的美国移民奴隶主因此发动武装叛乱，墨西哥政府出兵镇压，美国竟直接出兵干涉，并支持得克萨斯于次年宣布独立。1845年7月，以疯狂扩张著称的美国总统詹姆斯·波尔克（James K.Polk）正式宣布把得克萨斯并入美国的版图。几乎与此同时，波尔克又命令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将军率领一支部队悄悄进驻得克萨斯与墨西哥交界的努埃塞斯河畔，伺机发动侵略战争。当年11月，波尔克以墨西哥应归还美国300万美元债务为要挟，要求墨西哥承认以格兰德河为两国边界，美国以1500—4000万美元“购买”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地区，遭到墨西哥政府断然拒绝。1846年5月13日，美国政府向墨西哥宣战，美墨战争正式爆发。1848年2月2日，美墨双方签订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美国攫取了墨西哥近一半的领土，合计约230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20个中国福建省，或4个法国，或6.5个德国）
。这就是今天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大部，以及科罗拉多州和怀俄明州的一部分。美国仅仅付给墨西哥1500万美元作为“补偿”。通过美墨战争，美国一跃成为地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大国，而且从此成为美洲的主宰。就连亲自参与了战争的美国名将格兰特（Grant）也不得不承认：“这场战争乃是强大民族对弱小民族所进行的最不正义的战争之一。”
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终于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到1898—1914年间先在欧美然后在亚洲最终形成了”
。
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的统治是帝国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
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各国垄断组织的出现，不仅没有消弭竞争，反而促使竞争在更广阔的范围、更巨大的规模、更激烈的程度上继续进行。“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
。
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各大国垄断集团为了争夺销货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展开了抢先占领势力范围和瓜分世界的空前猛烈的恶斗。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世界业已被瓜分完毕。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帝国主义列强实力对比不断发生变化，经济急速发展的后起国家来到资本主义的吃人筵席时，座位都已占满了，它们不但要求“入席”，而且要求“首座”，要求按照实力的新对比重新瓜分世界，因而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充满了从别人手上夺取殖民地、重新分配势力范围、重新排列世界霸主座次的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导致了1898年的美西战争、1899—1902年的英布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而且愈演愈烈，后来终于酿成了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美国而言，1898年的美西战争是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并终于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的“里程碑”和转折点，也是“美利坚帝国”对亚非拉美多次发动侵略战争的第一恶例。
有人认为，关于美国在北美急剧扩展领土的上述过程，依据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杰斐逊国家领土扩张纪念馆”的展品及其他有关史料，也可以整体概括为五次“西进”：原先，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之初，它的全部领土限于从英国手里继承下来的、英国在北美的13块殖民地，即东部大西洋沿岸狭长地带的13个州，因此，当时的美国星条旗上只有13颗星。1776年宣布建国以后，特别是1783美英《巴黎和约》签订以后，美国殖民主义者迅即将领土扩展到密西西比河东岸。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西进。1803年，美国第三届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利用拿破仑打了败仗的困境，用极其低廉的价格，从拿破仑手里购买了原属法国势力范围的整个“路易斯安那地区”，进一步把领土从密西西比河西岸一直扩展到洛基山麓。这是美国建国以后历史上的第二次西进。19世纪40年代，美国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把原属墨西哥领土的新墨西哥、得克萨斯、科罗拉多、犹他、内华达、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等大批土地划入了美国版图，把领土一直扩展到太平洋东岸。与此同时，它还从英国手里夺得了俄勒冈、华盛顿州、爱达荷以及蒙大拿、怀俄明等地。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三次西进。19世纪60年代，它利用俄国当时所处的困境，仅用720万美元即从沙皇手里购买了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并出兵占领了中途岛，把领土扩展到北冰洋和太平洋。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四次西进。1898年，它通过美西战争，占领了西属夏威夷群岛、关岛等地。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五次西进。1959年，阿拉斯加和夏威夷正式以州的身份被纳入美国联邦。从此，星条旗上由美利坚合众国建国初期的13颗星增加到50颗星。
（四）“美利坚帝国”对亚非拉美多次发动侵略战争
1996年1月2日，《纽约时报》刊登了雅可布·海尔布伦（Jacob Heilbrunn）和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两人合撰的文章，题为《美利坚第三帝国》，其中概述了美国自19世纪末期以来向外扩张的三个阶段和相继建立的三个帝国，每个帝国都是在击败其强大对手之后对战败者实行控制而逐步扩大美国在全球的影响。“美利坚第一帝国”形成于1898年的美西战争之后，一直延续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此期间，美国攫夺了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加勒比的很大一部分地区。“美利坚第二帝国”形成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至1989年底，在此期间，美国以西欧和亚洲为中心，致力实行强权控制和扩大影响。
1990年起，美国不断在中东地区许诺“承担军事义务”，为建立“美利坚第三帝国”奠定基础。1990年8月至1991年2月，美国布什总统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海湾战争。它打着“解放科威特”的旗号，表面上看来是一场“正义”战争，但实质上是美国为了从军事上击败伊拉克、重新控制海湾战略要地及其石油资源而进行的地地道道的非正义战争，通过对伊拉克的战争使美国成为波斯湾的支配力量。紧接着，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又“乘虚而入”，向东欧地区和以前是中立的南斯拉夫扩张，要在宿敌原苏联控制的地盘上确立起美国的“宗主权”和军事霸权。
看来，这两位美国人作出的这种概括，不无参考价值，也不妨以此作为框架，对“美利坚帝国”百余年来的暴力扩张行径，按时间顺序，择要予以具体说明，并依据最近十几年来美国加紧“重返亚太”的所作所为，揭示其穷兵黩武的侵略本质和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
1.武装侵略北非，胁迫西非建立殖民据点
2.向远东扩张
3.美西战争——为夺取班牙属地古巴、波罗黎各、菲律宾而发动的战争
4.武装侵略中国
5.多次入侵多米尼加
6.多次入侵海地
7.发动侵朝战争
8.侵略古巴
9.发动侵越战争
10.入侵巴拿马
11.残暴滥炸中国驻南使馆
12.侵略阿富汗
13.侵略伊拉克
以上粗略概述了美国立国前一百多年以及立国后二百多年来一脉相承的殖民扩张历史实践。
以下接着概述美国立国前一百多年以及立国后二百多年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这就是“天定命运”社会思潮和“实用主义”哲学理念的混血儿。可以说，“天定命运”社会思潮和“实用主义”哲学理念乃是美国立国前后四百年来不断实行殖民扩张的精神武装和理论武器。
自17世纪中后期以英国清教徒为主的欧洲殖民主义者大规模登上北美大陆开始，“天定命运”论就因经济拓展的客观需要“应运而生”，它是基督教教义被扭曲、白人种族“优越”被神化、暴力称霸被“合法”这三大因素的“杂交产物”。具体说来，英国清教徒为主的欧洲殖民主义者大规模登上北美大陆之后，为了侵夺当地原住民（土著）印第安人的土地和财产，在持续性和大规模的明火执仗、杀人越货的进程中，急需有一种心灵慰藉、精神武器和“理论依据”，能够把明火执仗、杀人越货的种种罪恶行径，粉饰成是“奉行上帝意旨”，是“替天行道”，是“昭昭天命”（Manifest dignity）
。更通俗些说，就是公开宣扬“放火有理”！“杀人无罪”！“抢劫有功”！如此这般的“杂交产物”——“天定命运”论，经过二百多年的持续发展，至19世纪40年代，即美国立国后一百六十多年之际，达到鼎盛，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和官方的立法准则，其间虽衍生出许多分支流派，但在三大要点上均“不离其宗”，即：
第一，种族主义邪说：在美国定居的安格鲁撒克逊族，是上帝的最佳选民，是造物主创造的最佳生灵，他们天生就应凌驾于其余一切种族之上；
第二，“受命于天”邪说：他们受上帝的指派去支配全人类的命运，造物主授权他们去统治造物主在人世间所创造的一切人类和一切事物；
第三，“暴力称霸合法”邪说：为了执行“昭昭天命”去统治上帝在人世间所创造的一切人类和一切事物，可以随时采取任何手段，既可以大规模杀人越货，也可以残暴屠戮土著，还可以随时发动战争，在美洲大陆以内和以外，任意开疆拓土，更可以暴力输出“美式民主”
、“和平演变”、“制造内乱”……所有这些手段，都是合乎天命，既符合自然法，也符合人间法律的。
由此可见，在19世纪达到鼎盛阶段的美国“天定命运”论，说到底，就是一种愚民的“符咒”，一种“公鸡血”注射，催使素有宗教迷信、种族优越感的为数不少的美国人，陷入高度亢奋、两眼发红、精神迷乱的状态，拿起一切可用的刀枪，使用一切可用的暴力，去欺凌、残害、屠杀一切弱势群体，去并吞美国在北美西部原土著的领土；去夺取北美南部原土著的领土及原属其他殖民主义者的属地；更进一步，去夺取中美、南美（拉丁美洲）的广袤疆土和海洋；又更进一步，去夺取亚洲、非洲的广袤疆土和海洋。正如当年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海因茨·哥尔维策尔批判“中国威胁”论那样，美国的“天定命运”论，实质上就是美国的另一种帝国主义口号，是美帝国主义向全球实行殖民主义扩张时期用以欺蒙和动员国内外公众、获得舆论支持的政治骗术，这个口号的产生、传播“显示了帝国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用以愚化和煽惑老百姓，嗾使他们去干坏事，或者去为自己的暴力霸权扩张罪行进行辩护。
正如马克思在其巨著中引述的一段话所评论的：“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
简言之，这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口号及其各种铺陈阐释，集中地、突出地体现了为数不少的美国人极端自私的“民族利己主义”的灵魂：即“只要我能捞它一把，哪管它寸草不生！哪管它血流成河！”不妨说，这才是“天定命运”论之所以在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风行一时，并被确立为美国长期的外交战略思想，而且直到现在还被不断“发扬光大”的真实思想根源。
为了配合和强化这种极端自私的“民族利己主义”的灵魂，就必须有一种与它相适应的、能帮助它“升华”的哲学理念，这就是逐渐居于美国社会主导地位的实用主义哲学流派。
“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从希腊词πραγμα（意即行动）派生出来的。它是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现代哲学派别，在20世纪的美国成为一种主流哲学理念。对美国的法律、政治、教育、社会、宗教和艺术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迄今为止，一百四十多年来，美国“实用主义”衍生出许多不同的流派和分支，但是其根本纲领和核心理念却始终“不离其宗”。
“实用主义”的根本纲领是：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实际效果当作最高目的。而实用主义者对行为、行动的解释，完全贯彻了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世界观的精髓，即只管行动是否给个人或集团带来某种实际的利益和报酬，而不问这种行动是否合乎客观实际，是否合乎社会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当道义与实利两者不能兼得时，宁可弃道义而取实利，不可为道义而弃实利。
简言之，“实用主义”的核心理念就是只管直接的效用、利益，不管是非对错。有用即是真理，无用即为谬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曾经得意洋洋地向世人介绍他应用“实用主义”的宝贵“经验”，说他曾将实用主义哲学家奉为良师，声称他从这些人的学说中发现了“行动的信心，生活和战斗的坚强意志，而法西斯的成功大部分得力于此”。
不过，历史却给了他应有的“光荣”结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墨索里尼被反法西斯的意大利人民处决后，双足又被套上了绞索，倒挂着暴尸于意大利米兰街头示众！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通过回顾历史，摆出事实，讲明道理，粗略地证明了国际社会现实中确实存在两种背道而驰的国际势力及其影响下的两种历史走向；粗略地揭示了美国长期推行侵华反华政策绝非历史的偶然，阐明了它的历史实践传统基因和意识形态传统基因；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批判和驳斥了当前美国当权派及其同伙和马前卒们大肆叫嚣鼓噪的东海版“中国威胁”论和南海版“中国威胁”论。
不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醒我们，对人类历史上任何阶段的社会实践活动和社会意识形态，都必须从其社会基础即经济体制中去深入探究剖析其总根和主源，才能彻底明了其来龙去脉，明辨是非，正确对应。
的总根源：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经济体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以大量客观史实为基础，得出科学的结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相继经历五种形态或五种体制，即沿着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序列逐步发展。每一种社会形态或社会体制，分别具有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是指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构成一定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各种设施。
马克思本人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作了精辟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恩格斯撰写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特别是在他晚年的书信中，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一定社会的基础是该社会的经济关系的体系，即生产关系的总和，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关系等三个方面，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首要的、决定的部分。而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复杂庞大的体系，由该社会的“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两个部分组成。
“观念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政治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指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主要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机构和政党、社会集团等，其中国家政权是核心。
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观念上层建筑为政治上层建筑提供思想理论根据，政治上层建筑为观念上层建筑的传播和实施提供重要的保证。政治上层建筑作为思想的“物质附属物”，是通过人们意识自觉建立的，它一经形成又强烈影响观念上层建筑，要求一定的观念上层建筑与它相适应。
在阶级社会，上层建筑具有阶级性。同一社会形态存在着不同阶级的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它反映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复杂性和经济关系的对立性。统治阶级的思想则是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无阶级社会，经济关系不具有对立性，上层建筑也不存在阶级性。
“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根源，是第一性的，决定性的；“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表现，是第二性的、派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表现在：第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观念的、政治的上层建筑都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上层建筑一经产生便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政治上层建筑表面上表现为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脱离社会的独立力量。第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便会产生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根本性质取决于它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在奴隶制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奴隶主专政的国家和以奴隶主阶级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在封建制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封建主专政的国家和以地主阶级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以资产阶级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第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主要表现在积极地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上层建筑一经产生，便成为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力量，促进自己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同时向阻碍、威胁自己经济基础发展的其他经济关系、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进行斗争。政治上层建筑运用强制手段，把人们的行为控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观念上层建筑则利用舆论工具，论证自己经济、政治制度的合理性，规范和控制人们的思想与行动。统治阶级凭借整个上层建筑维护和巩固本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
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中，从根源和派生的关系上看，经济基础是原因，上层建筑是结果。唯物史观既反对否定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唯心主义，又反对否定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形而上学观点。这两种观点都是违背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的。
以上粗略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以大量客观史实为基础所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他们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并加以发展创新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因此，这些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也就是我们应当作为理论指南，用以探究剖析美国关于“中国威胁”论这一“跨世纪谰言”的总根源。
马克思在综合考察和论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五种形态的基础上，侧重于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的本性或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从商品这一简单“细胞”开始着手，层层深入，犹如剥笋，科学地剖析和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对立性质，从而揭露了资产阶级榨取利润的来源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限于本书论述的主题和本书的篇幅，这里不能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进行的科学剖析，作全面系统的介绍，而只对马克思所一再强调的揭示资本主义之“本性”或“本质属性”的核心观点，加以简要的评介。有心深入了解马克思科学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全貌或概貌的读者，可以通读马克思的权威巨著《资本论》，或者概览任何一本目前我国各大学广泛采用的新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如前文所述，马克思在《资本论》这部权威巨著中，曾经在《所谓原始积累》一章里列举大量事实，揭示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殖民主义者—资产者—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和贪婪本性，指出这些暴徒们唯利是图所采取的手段是极其残酷和残暴无耻的，是充满了杀人越货、屠杀土著、种族灭绝、武装掠夺、暴力征服的，他们实行这种残暴掠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因此，“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为了进一步说明殖民主义者—资产者—资产阶级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先天劣根性”，马克思还引述一段话，十分辛辣地、形象地揭露资本—资本家—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和极端贪婪：“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唯利是图者势必贪婪无餍，贪婪无餍者势必永不满足，无餍贪婪者势必不择手段，于是乎，“巧取”不足，就转而豪夺；榨取不足，就转而攫取；贱买贵卖不足，就转而穷兵黩武，屠杀无辜，暴力征服；一国盘剥榨取不足，就转向武装侵略或吞并他国；本大洲恃强凌弱不足，就势必扩及其他大洲，一洋逞霸不足，就势必扩及其他大洋……如此这般，轮番使用，陈陈相因，愈演愈烈，于是，无餍贪婪又势必与无比凶残相伴而行，于是，弱国弱族，就成为刀下之鱼，俎上之肉，听凭强者霸者宰割，以顺遂其饕餮之欲。——回顾前文缕述的“美利坚帝国”立国前后四百年来的斑斑劣迹和累累罪行，难道不就是一直沿着这种历史轨迹步步拓展其全球霸业，猖狂横行天下吗？
前文提到，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终于发展成为帝国主义，或综合简称“资本帝国主义”。列宁深入考察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实况，对马克思的有关理论进一步加以补充和创新。
他明确指出，垄断资本的统治是帝国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各国垄断组织的出现，不仅没有消弭竞争，反而促使竞争在更广阔的范围、更巨大的规模、更激烈的程度上继续进行；为了争夺销货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各大国垄断集团展开了抢先占领势力范围和瓜分世界的空前猛烈的恶斗。但整个世界业已被瓜分完毕。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经济急速发展的后起帝国主义国家要求按照实力的新对比重新瓜分世界，因而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充满了从别人手上夺取殖民地、重新分配势力范围、重新排列世界霸主座次的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导致了1898年的美西战争等等，又进一步导致了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后起帝国主义国家——德国战败，“美利坚帝国”大陆本土地处两大洋之间，大西洋和太平洋是它的天然屏障，“得天独厚”，因此不但未遭重大战祸损失，反而左右逢源，通过向所有参战国出售武器和战争资源而大发战争横财。
又过了21年，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在新一代枭雄希特勒及其纳粹法西斯党徒“复仇主义”疯狂叫嚣中，东山再起，卷土重来，1939年在欧洲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数千万生灵涂炭，死于非命。在此期间，“美利坚帝国”又重施故技，再次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脚踩两船，左右逢源，大发战争横财。直到1941年底，因狡诈阴险的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国海军，美国才被迫参加了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
但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七十年，大量新的事实表明，“美利坚帝国”的帝国主义不但毫未改恶从善，其劣根性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更加恶性发展到极致地步，成为全球最大的霸权“暴发户”，成为当今世界综合国力最强的、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
说到美利坚帝国主义愈演愈烈的劣根性，就不能不深挖此种劣根性的制度根源和阶级根源，昭示公众。正如前文提到的，曾经长期参与设计美国对外基本国策因而通晓美国对外扩张政策内幕底蕴的资深外交家凯南，早在上一世纪80年代就已在其专著中坦率承认，美国每年都把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并出口武器装备，保持庞大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美国在数十年冷战过程中已经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而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全国性的穷兵黩武行径。
凯南这里所说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显然就是众所周知的美国“军事产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或军工产业垄断资产阶级，其构成分子，不仅有直接从事制造、销售、出口大量武器装备和一切军需用品的企业巨子，有生产、加工、运输各种战略物资的垄断大王，而且还有直接或间接控股这些军工生产企业和海陆空运输公司的金融寡头……，因此，美国“军事产业复合体”或军工产业垄断资产阶级实际上控制了全美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进而操纵全美国的主要政治命脉和文化命脉。在美国“民主”选举制度和政治“献金”制度下，最后得以脱颖而出的“精英分子”，诸如国会议员、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等等，几乎无一不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惬意的政治代理人或代言人。
顺理成章，由这些精英们所制定的美国对内对外国策，也就几乎无一不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惬意的、能使他们获得最大利润（30%—100%—300%）的政策，这岂不就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所精心设计的“连锁反应”和刻意追求的“最佳效果”吗？为了大发战争横财，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总是不断在幕前幕后积极怂恿和大力推动美国当局扩军备战，制造战争歇斯底里，伺机在这里那里发动规模战争或“局部战争”，不惜以千千万万美国普通百姓的血肉之躯充当炮灰，驱使他们奔向全球各地战场，更不惜随时在世界各地给弱者公众制造战争灾难，滥施杀戮，涂炭生灵，这不是屡见不鲜的历史事实吗？
简言之，概括地说，美国建国前后四百年来的恶性殖民扩张，劣迹斑斑、罪行累累、愈演愈烈，其总根源就在于美国的资本帝国主义经济体制以及由此孵育出来的美利坚帝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先天劣根性：唯利是图和极端贪婪。
由此可见，当代形形色色的美国霸权版“中国威胁”论及其“东海”变种和“南海”变种，其时起时伏，一再出现和甚嚣尘上，都不是历史的偶然。应当说，当前中国周边出现的这种国际现象，说到底，乃是“美利坚帝国”建国前后四百年来的恶性殖民扩张的历史延伸和必然结果，乃是以美国为首的这股国际负面势力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最新表现。
那么，面临当前来势汹汹的、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以美国为首的这股国际负面势力，中国应当如何对应？究竟有何底线？
无数事实证明：在国家林立的当代世界，弱肉强食之“丛林规则”依然盛行，国际弱势群体得来不易的国家主权，对于他们的生存与发展说来，有如布帛菽谷之不可须臾离！但是，当代国际法的这一基本原则、信念和理念，却时时遇到形形色色、变化多端的挑战和侵害，这就迫使全球弱势群体不能不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忧患意识和锐利目光，及时识破、坚决反击形形色色的挑战和侵害，捍卫国家主权这一基本原则、信念和理念，使它始终屹立，岿然不动！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19世纪至20世纪政治主权、经济主权的“攻防战”中，自鸦片战争以后一百七十多年来，经历过丧权辱国、饱受列强宰割的巨大历史创痛，也经历了通过百年苦斗，恢复国家尊严，在政治上、经济上自己当家作主的巨大历史欢欣。如今，已经步入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新情势下，又面临着新百年中的政治主权、经济主权“攻防战”。际此时刻，面对时起时伏、花样翻新的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种种外来压力、挑衅和侵害，很有必要时时重温邓小平同志早在三十四年前留下的殷殷叮咛：“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秉持邓小平1982年的殷殷叮咛，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坚定地重申：“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上，即使是中国很穷的时候，我们也是铮铮铁骨。”
“中国讲友好，也讲原则，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在涉及主权、统一及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国决不退让，决不妥协。”
针对新近的国际风云变幻和海疆侵华事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月再次强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2013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昭告全球公众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侧重从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角度，阐述和解读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新形势下的坚定信念和决心，指出：当前国际形势保持总体和平稳定的基本态势，但与此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局部动荡频繁发生，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互动，国际军事领域竞争更趋激烈，国际安全问题的突发性、关联性、综合性明显上升。亚太地区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舞台，美国调整亚太安全战略，导致亚太地区格局也产生深刻变化。中国仍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和挑战，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国家统一、维护领土完整、维护发展利益的任务艰巨繁重。有的国家深化亚太军事同盟，扩大军事存在，频繁制造地区紧张局势。个别邻国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上采取使问题复杂化、扩大化的举动，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制造事端。针对这些多元复杂多变的威胁和挑战，中国武装力量必须坚持的首要基本政策和原则，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坚定不移地实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防备和抵抗侵略，遏制分裂势力，保卫边防、海防、空防安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在太空、网络空间的安全利益。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坚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连续几代中国国家领导人三十多年来不断重申和反复强调的这些话，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在主权问题上的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可谓掷地有声、浩气凛然！
2014年3月28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在柏林发表演讲。会上习近平指出，几十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在政策上是这样规定的、制度上是这样设计的，在实践中更是一直这样做的。当然，中国将坚定不移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何国家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在回答关于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问题时，习近平指出，远亲不如近邻。从国与国的关系讲，朋友可以选择，但邻居是无法选择的，要世代相处下去。无论是从理智上还是从感情上，我们都认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对周边国家坚持亲、诚、惠、容的理念。当前，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总体是好的。我们主张通过协商和对话妥善管控分歧，解决争议。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
2014年4月8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强调，领土主权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我们不会妥协，不会退让，不会交易，更不允许受到一丝一毫的侵犯。中国军队肩负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使命，我们时刻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就能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8月中旬，中国《人民日报》又针对哈格尔在澳大利亚发表的谰言，刊登专文警告说，“中国也不是好欺负的，对于无理挑衅行为，必将做出清晰坚定的回应。”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4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
中提到，中国将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同时，我们维护本国领土主权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愿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主张也是明确的。对加强海上合作的积极行动，我们会倾力支持；对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挑衅行为，我们会果断回应。中国人历来讲求“以德报德，以直报怨”
，我们重情义，不会亏待朋友；我们讲原则，坚定维护根本立场。
2016年3月31日，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会晤时，针对中国南海的风云变幻和波涛迭起，再次重申中国的“底线”，明确警告国际黩武势力：“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权利，坚定致力于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同有关当事国直接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议。中方尊重和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同时不会接受任何以航行自由为借口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行为。”
一言以蔽之，中国尽管努力贯彻“和为贵”、“化干戈为玉帛”原则，但当代霸权龙头老大，一贯“虎狼成性”，怙恶不悛，为维持其全球霸主地位，总是时时“化玉帛为干戈”，到处穷兵黩武，肆意入侵他国领土领海领空，破坏国际安宁和世界和平秩序，面对此种无情现实，中国人民自宜牢记传承数千年的古训：“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尽早未雨绸缪，做好周全准备，“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动的两手”
：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