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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政府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一直在理论界存在争议，不同的国家，甚至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有很大区别。为了更清楚地阐明政府在我国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中的定位，首先需要明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不应介入，以及应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西方经济学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政府是否应该介入以及充当什么角色做了不同的回答。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是“守夜人”，其职能在于保护本国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建设和维持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资源配置完全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完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关系的复杂化，市场的缺陷不断暴露出来，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古典分析范式对大萧条无能为力，由此产生了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调节和干预，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的“凯恩斯主义”。在1973年以前，凯恩斯主义一直统治着宏观经济学几乎所有的领域，受其影响，在日本、韩国甚至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滞胀状态，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和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政府失灵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出现，凯恩斯的弟子们也开始转型，主张将市场与政府结合起来，明确界定了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和政府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强调在弥补市场缺陷的同时，也要尽力避免政府的缺陷。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实践经验教训基础上，又大胆突破了列宁、毛泽东的思想，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调节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标准。正是邓小平的“两种手段论”使我国社会主义的整体模式发生了转换，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综合国力的重大提升。
总之，完全理想化的市场、完全独立的外在化的国家是不存在的。政府和市场都是现代社会现实经济过程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渗透，存在着一种互替、互补、互动的复杂的结构性关系。尤其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政府更应发挥其经济功能，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及时调整政府的定位，充分整合各种资源，扶持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竞争力，提高本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综合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