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为保证所选取样本的准确性及合理性，本文选取2008-2014年中国A股全部上市公司数据作为初始数据，后进行以下调整：①由于金融保险业债务资本成本与一般企业存在差异，故本文剔除了金融保险业公司样本；②剔除了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样本；③剔除了ST、PT的上市公司样本。最终选取了11460个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同时，按照实际控制人性质将全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其中国有企业为4843个观测数，非国有企业为6617个观测数。为了消除极端值对研究结论可能的影响，本文对模型中的连续变量做了1%水平的Winsorize处理。

本文中企业公益性捐赠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数据库，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数据通过查阅中国人民银行（http：//www.pbc.gov.cn/）短期贷款利率和长期贷款利率及CSMAR数据库中的税率计算得到。企业多元化数据由Wind数据库中营业收入比例计算得到。企业产权性质、财务数据及其他相关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基于Excel和STATA13进行数据合并与统计分析。

（二）研究模型和变量定义

本文主要研究企业公益性捐赠与企业债务资本成本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在中国制度背景下，产权性质对于企业公益性捐赠与企业债务资本成本关系的影响。故本文进行了以下实证研究：一是检验企业公益性捐赠额对于企业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二是依据不同产权性质分组检验企业公益性捐赠与债务资本成本的关系。具体的模型设计和变量定义如下：

全样本检验

cost=a0+a1×donate×donate+a2×donate+a3×ei+a4×q+a5×cs10+a6×dual+a7×lnsalary+a8×idr+a9×size+a10×lev+a11×dfl+a12×cr+a13×roe+a14×soe+∑Year+∑Ind+η

（1）

国有企业样本检验

cost＿n=b0+b1×donate＿n×donate＿n+b2×donate＿n+b3×ei＿n+b4×q＿n+b5×cs10＿n+b6×dual＿n+b7×lnsalary＿n+b8×idr＿n+b9×size＿n+b10×lev＿n+b11×dfl＿n+b12×cr＿n+b13×roe＿n+∑Year+∑Ind+φ

（2）

非国有企业样本检验

cost＿p=c0+c1×donate＿p×donate＿p+c2×donate＿p+c3×ei＿p+c4×q＿p+c5×cs10＿p+c6×dual＿p+c7×lnsalary＿p+c8×idr＿p+c9×size＿p+c10×lev＿p+c11×dfl＿p+c12×cr＿p+c13×roe＿p+∑Year+∑Ind+δ

（3）

其中，donate＿p代表非国有企业捐赠额，cost＿p代表非国有企业资本成本，donate＿n代表国有企业捐赠额，cost＿n代表国有企业捐赠额。

回归方程使用全样本数据，利用模型（1）观测企业公益性捐赠与企业债务资本成本的关系，用于检验假设1。再区分产权性质，利用模型（2）及模型（3）检验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公益性捐赠与企业债务资本成本的关系，用于检验假设2。

本文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债务资本成本。企业债务资本成本的主要测算方法有：（1）李广子和刘力（2009）、魏志华等（2012）以及郑军等（2013）分别采用利息支出加上手续费支出及其他财务费用占期末总负债的比重，以及企业财务费用占期末总负债的比重两种测算方法考察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然而这两种方法只考虑了企业费用化的债务资本成本而忽略了企业资本化的债务资本成本，故存在一定偏差。（2）陈汉文和周中胜（2014）用企业发生的利息支出除以企业总的银行借款（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之和）来度量企业获得的银行债务融资成本，这种方法忽略了不直接发生利息支出的那部分负债，并且也未考虑长短期负债的利率差异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3）姜付秀和陆正飞（2006）利用CAPM模型计算总资本成本时采用考虑了长短期借款规模及资本结构的测算方法计算加权债务资本。其中，短期负债选用资产负债表中的短期借款，长期负债剔除了不需要计付利息的负债，具体采用资产负债表中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借款、长期应付款及其他长期负债项目之和。本文选用姜付秀和陆正飞（2006）计算债务资本成本的方法。具体计算债务资本成本的公式为：

cost=B _L /（B _L +B _S +E）×K _dl ×（1-t）+B _S /（B _L +B _S +E）×K _ds ×（1-t）

（4）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企业公益性捐赠。学术界对于捐赠额的测算主要采取两种方法，即绝对指标测量和相对指标测量。本文借鉴相关文献利用捐赠额的绝对指标进行观测，为了有效降低数据分布的异方差性，对捐赠额取对数处理。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

12006分别用收入Herfindahl指数（hhi）和收入熵（ei）来测算。其中，hhi=∑p _i ×p _i ，p _i 代表企业分行业的收入比例，hhi指数越高，表明多元化程度越低。ei=∑p _i ×ln（1/p _i ），收入熵越高，表明多元化程度越高。

（2）净资产收益率（roe）。用净资产收益率来衡量企业盈利能力，一般认为企业盈利能力越强，对债权人越有保障，债务资本成本可能越低。预计净资产收益率与企业债务资本成本负相关。

（3）公司治理结构。本文用股权集中度（cs10）、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lnsalary）、独立董事比例（idr）及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dual）来衡量公司治理结构。预计股权集中度越低，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则公司治理结构更为完善（郑杲娉和徐永新，2011），公司债务资本成本可能更低。同时，从薪酬方面考虑高管人员在公司中享有的权利，作为衡量公司治理结构的替代变量。预计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债务资本成本负相关。

（4）公司成长能力（托宾q）。姜付秀和陆正飞（2006）指出，成长能力强的企业未来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越多，对债权人的保障程度相对较低，因此，企业会对债权人做出一定的风险补偿导致其债务资本成本升高，因此预计其与债务资本成本负相关。

（5）企业规模（size）。陈宏辉和王鹏飞（2010）研究发现，规模越大的企业捐赠数额越多。李胜楠等（2015）认为大型企业更加注重利益相关者及企业形象。本文用资产负债表中的总资产取对数替代企业规模。预计企业规模与债务资本成本负相关。

（6）流动比率（cr）。企业资产流动性与企业现金捐赠水平显著正相关（李胜楠等，2015；Rynes et al.，2003）。预计流动比率与债务资本成本负相关。

（7）财务风险（lev）。企业财务风险越高，债权人要求获得的回报越高，以作为风险补偿，因此债务资本成本升高。预计两者正相关。

（8）产权性质（soe）。依据我国特殊的国情，将A股全部上市公司划分为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预计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存在差异。

（9）年份（year），设置为虚拟变量，以控制不可观测的年度影响。

（10）行业（ind）。设置行业虚拟变量，以控制行业效应。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