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的构思始于六年前我们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写作的初衷是为了以新结构经济学为分析框架来探讨为何北南合作投入甚大、收效甚微，探讨南南合作多赢的经济基础，澄清某些国际组织和国外媒体对于南南合作的误解（甚至诋毁），提出推动南南合作与改进国际治理的建议。当时针对的主要对象是英文读者，写作语言为英文。英文版即将于今年年底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G20峰会于杭州开幕之前，我们很高兴能以此中文版率先奉献给中文读者，揭示新结构经济学在国际发展经济学、国际援助及南南合作领域中的运用，加深以南南合作促进南方国家结构转型、消除贫困、实现联合国新近达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意义的认识，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实例，解释国际发展经济学的新理念、新观点，同时提出改进南南合作与全球治理方面的新建议。

基于我们在发展中国家和世界银行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国别实践，本书对传统的北南援助的定义，以及“有条件援助”的做法、手段、金融工具及其有效性和效率等提出了质疑。我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必须超越发展援助，甄别发展中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和增长瓶颈，运用南北和南南发展合作将贸易、投资、优惠贷款与商业贷款相结合，将资源开发与基础设施融资相结合，以多管齐下的方法，消除增长瓶颈，推动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从而创造就业，减少贫困，实现包容性的可持续增长。

在第1章引言中，我们讨论了本书的主题：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要进行结构转型？为什么传统的北南援助常常忽视这一目标？为什么要超越发展援助，促进南南发展合作？为什么要推动中非合作、“一带一路”，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转型？

第2章阐明结构转型的重要意义，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来源以及它在国际发展经济学中的地位、历史意义、与其他经济学理论的相对关系，以及它与工业革命以来欧美、日本、东亚“四小龙”的重大结构转型、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经验的关系，并讨论其延伸和应用。

第3章基于文献综述，讨论传统的北南援助与结构转型的关系。我们将1950年以来的国际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分别讨论北南援助、南南发展合作的指导理论和实践及其效果。我们认为传统的北南援助对于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的结构转型不甚有效主要是由于它的指导思想是基于发达国家经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其中有几方面的误导。首先，许多年来，主流经济学忽视了结构转型，忽视了基础设施在转型中的关键作用，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中的瓶颈。其次，“华盛顿共识”推行资本账户的完全自由化，给许多发展中国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宏观经济金融危机和财富的损失。再次，某些国际组织对于债务可持续性的分析不够全面，低估了基础设施对长期增长的正面影响，进而对于低收入国家的投资有过紧的限制。最后，我们分析了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双向学习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是建立在独立自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而不是援助与受援的关系之上的。双方都可以对对方说“不”。中方不盲目接受宏观层面的理论或任何条件，具有理论上的自信、政策上的自主权，也为此承担自己的责任。

在第4章中，我们讨论南南发展合作的定义，它与传统的北南援助有何不同，以及金砖国家对于南南合作的不同做法。其中重点关注我国南南发展合作的渊源、数量、实践做法、理论基础以及与北南援助的区别。南南合作将贸易、投资与援助相结合，不同于北南援助的“非捆绑式援助”（untying aid）将贸易与援助割裂的做法，它的理论基础恰恰是基于高速发展的成功追赶国家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各个国家要遵循自己的比较优势，开发潜在的比较优势，实现动态的比较优势，达成互利共赢。我们提出的南南国家“共同学习与协同转型”的模式正是基于市场调节以实现互利共赢的模式。倘若没有市场价格，何以甄别（潜在）比较优势？割裂贸易与援助，谈何互利共赢？

第5章和第6章分别讨论我国如何利用自己在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发展方面的比较优势来帮助南方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转型。第5章运用实例将我国“提前”开发基础设施的经济效用量化，指出了世行在成本—收益分析方面的不足。该章分析了168个中国资助的位于非洲的投资项目瞄准这些国家发展瓶颈的程度，阐明“瞄准瓶颈”的重要性。第6章计算了韩国和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再次指出中国大陆正处于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展阶段，要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进行升级换代，而中国有大量的资本、产能和技能，能够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帮助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实现结构转型，达到互利共赢。

第7章指出我国在实施南南发展合作方面的短板与不足。首先是理论和法制方面的欠缺。我国还没有制定出一部对外援助法或南南合作法，外交理论与经济理论脱节，政策不够透明，公民的参与监督程度有待改善。我们所会见过的非洲国家元首都期待我们在这些方面有进一步的改善。其次，中国资助的工程项目应当实行招投标，尽管我们不同意“非捆绑式援助”的理论，但在实践中应当依据东道国政府的规定，适当让利给当地的中小企业，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再次，有些中国企业在遵守当地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的标准方面做得不够好，业绩不良。中国政府应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资质管理、培训、监督。为此我们建议，建立一个针对参与南南合作和北南援助的伙伴/银行/企业的评估/排序/监督体系，动员国际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和媒体参与。最后，我们还讨论了国际发展经济学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为什么需要以及怎样做才能避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中国家所犯的错误？如何甄别比较优势/动态比较优势？如何处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

最后一章展望未来。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GDP中的占比超过了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增长的主要引擎。它们的储蓄率和投资总额都超过了发达国家。在发展融资中，源于OECD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占比下降，而源于南方国家的官方发展贷款、股权债权融资和基础设施融资迅速上升。有鉴于此，需要修改OECD对外援助的定义，对其进行扩充以涵盖南南发展合作的融资类型，增强南方的声音。我们在该章中还探讨了双边、多边发展融资的优点和缺点，指出中国领导人倡导“一带一路”并牵头建立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的重要意义。实际上这也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一个新的、多极的、包容性的全球治理结构正在出现。

思路决定出路，希望这本书有助于改变国际发展援助的思路和方式，助推中国方兴未艾的国际发展合作，以“己立立人，已达达人”的胸怀，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多赢、和平、繁荣的世界新格局。

林毅夫王燕
201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