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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援助的有效性是近年来发展经济学中最复杂、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对其的辩论最近又进一步升温。根据OECD的定义，官方发展援助（ODA）包括来源于官方（政府或多边机构）并旨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福利而给予合格受援者的赠款和优惠贷款，其中受援者是由OECD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所认可的一系列发展中国家（Development In-itiatives，2013，p.317）。
从20世纪60年代起，已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被提供，包括双边的和多边的援助，以及一部分非转移性援助（见图3.1），但是其有效性始终饱受强烈质疑。
尽管在Boone（1996）和Burnside andDollar（2000）颇具影响力的研究之后涌现出各种各样的实证研究，在传统援助对经济发展的效果方面仍然缺少一个基本的共识。
图3.1 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1966—2013）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World Bank AidFlow数据，于2015年10月30日获取。
一派学者认为官方发展援助是无效的，因为它制造了依赖性、助长了腐败、鼓励货币高估并挤出私人投资（Easterly，2003，2006；Easterly et al.，2004，2006；Moyo，2009）。而在另一阵营，Sachs（2009）和Stiglitz（2002）认为援助量太低，大量增加援助数量可以真正帮助减少贫困。他们主张对怎样提供国际援助做出深刻反思。
由于实证研究得出的结果各不相同，迄今为止都没有形成一个共识。Rajan and Subramanian（2008）发现援助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然而Arndt, Jones, and Tarp（2010）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援助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因果关系”（p.1）。
Angus Deaton在他2013年的著作《逃离不平等》（ The Great Escape ）中声称，对于援助有效性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不过他后来认为对外援助“已经使得情况变得更糟，特别是在医疗保健方面。而且对外援助也破坏了当地政府能力的发展”。这在一些国家——主要是非洲——最为明显。那些国家的政府直接接受援助，并且援助的流向主要与财政支出相关（经常超过总支出的一半）。“这样的政府不对除了援助者之外的任何人负责。而援助机构所需支出的资金与贫困国家政府需要得到的一样多甚至更多。”因此，他建议设置一个财政收入的比例作为对外援助的最高限额，超过这个限额，援助就是无效的（Deaton，2013）。
Galiani et al.（2015）发现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援助促进增长的主要渠道是增加实物投资。这个结果与Akramov（2012）相一致，即经济援助，包括对生产性部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援助，通过增加国内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然而，对社会部门的援助并没有显现出对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显著影响。
Sebastian Edwards在一篇综合性的论文中从历史的视角回顾了国际援助的有效性，指明它是一个经济学中相对较新的概念，很大程度上受到在发展经济学中演进的新思潮的影响。他强调将援助项目的“所有权”归于受援国家是一种提高有效性的途径，并申明：“如果经济学界继续严重依赖于对横截面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那么将没有什么希望能在这些辩论中取得实质进展。为了向前推进并找出援助有效或无效的条件，当前的研究需要以深入的案例研究作为补充，即跟踪一个国家几十年的历史，关注政策的具体细节，理解当局与援助官员相关联的方式，专注于政治经济改革并仔细审视政治家、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关键参与者的理念。只有这样，经济学界才能够理解对外援助的错综复杂及其有效性程度。”（Edwards，2014a, pp.2—3）我们认同这一评价。
我们的这本书重点关注结构转型及其融资机制——超越发展援助和援助有效性。基于新结构经济学，从结构转型的角度，我们将最近关于发展援助和南南发展合作的历史分为五个时期，其中南南发展合作将援助、贸易与投资相结合来达到更广泛的发展目标。
20世纪50至70年代：大多数国家结构转型失败。“发展经济学1.0”和进口替代政策盛行，此时各国从事于结构主义所主张的违背比较优势（CAD）战略（见专栏2.1）。
北方和南方的援助者支持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项目、大型农场及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但是这些资本密集型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因为它们违背了比较优势。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债务危机。
20世纪80至90年代：结构转型在部分国家有所进展，但对于其他国家却是迷失的十年。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大的分化趋势，东亚和非洲采用了不同的发展战略。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向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学习，即采用遵循比较优势（CAF）战略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该地区，援助者和受援者之间建立起了一个支持性的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各国完全掌控自己的改革议程。许多非洲国家依靠结构调整贷款艰难度日，忽视了结构转型，并被迫开放资本账户，结果经历了失去的十年。1991年后，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遭受了“休克疗法”的冲击，它由“华盛顿共识”的倡导者所施加，使得这些国家的国民财富损失巨大。
2000—2008年：南南发展合作的新动力。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于2000年在北京举行，共有42位非洲领导者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关于加大减贫力度的全球会议上，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宣布“华盛顿共识已经作古”。全球发展社会开始注意到中国及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增长与减贫奇迹。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多边发展机构开始总结东亚的经验。中国、印度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同时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与投资提供者。不过它们的许多项目还没有达到国际标准，难免会遭到批评。
2008—2014年：向东方去寻找答案。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及经济缓慢复苏，金砖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于西方经济复苏的疲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开始关注东方。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标志着中国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关注。然而，主流经济学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依然在华盛顿的国际金融机构总部中盛行。南南合作的数量攀升迅速，从几百万美元上升到几十亿美元。尽管华盛顿的机构反应较为冷淡，但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已开始在非洲国家扎根。许多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出现在了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吸引了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2015年至今：“新多边主义”。在“新多边主义”的发展伊始，金砖国家建立了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57个成员国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当前已进入了一个由南方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多边主义时代。对于受援国来说，一个可以选择多个发展合作伙伴（来自南方或北方）的时代已经来临。但是南南发展合作的理论基础尚不明确，需要重新反思发展理论和实践中缺失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