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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当前所处的阶段相当于西方国家和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在80年代的处境。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熟，工资上涨，企业也移入技术更为复杂的产业，这些产业是与内在禀赋结构升级相一致的。在西方国家和亚洲“四小龙”，随着制造业生产的资本密集程度上升，曾有一个整体的制造业工作岗位的缩减和资源向服务业的重新配置。例如，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份额从80年代的17%下降到了2004年的9%，在同时期的日本，该比率从18%下降到了12%。当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高工资国家关闭时，其工作岗位就迁移到其他低工资经济体，比如亚洲“四小龙”。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迅速上升，同时其产业、出口和就业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已经吸收了其劳动力剩余并接近了刘易斯拐点（Cai et al.，2009；Huang and Jiang，2010）。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制造业工资涨势迅猛，从2005年的每月仅150多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每月约350美元，进而到2013年的每月500美元（见图2.9）。 [1] 准确地说，中国和其他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工资差距正在缩小，这个趋势将毫无疑问地在未来十年内延续。
图2.9 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工资
资料来源：Dinh et al.（2012）和基于国家统计局的更新。《中国统计年鉴2010》。
中国的“十三五”规划预计2016—2020年间经济将保持平均至少6.5%的年增长率。它还提出实际工资将与GDP同速增长，实际人均收入将比2010年翻一番。这两个增长率都很有可能实现。当与持续的货币升值相结合，未来五年内中国的实际工资会接近每月1000美元，也就是约等于当今一些较高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例如巴西和土耳其），并且在2030年达到每月2000美元（像韩国或者中国台湾）。
由于拥有13亿的巨大人口规模，当中国失去比较优势并开始摆脱劳动密集型产业时，它将成为一条“领头龙”，而不是一只“领头雁”，这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在中国工资上涨的激发下，来自“领头龙”现象的溢出已经在帮助中国将其劳动密集型工作岗位迁移到了其他低工资国家。许多这样的国家都是中国的邻国，包括柬埔寨、老挝、越南甚至孟加拉国，它们在服装、鞋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正在成为新的增长节点。每个国家能够吸引到的工作岗位数量取决于其提供给投资者的激励和便利方案。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劳动力充足型的，能够通过吸引从中国迁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获益。特别是在南亚，当地稀缺的企业家能力和投资资本一直都是竞争性制造业的头等约束。不言而喻，FDI流入的可得性使它们能够克服这些约束并很好地利用来自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企业转移。图2.10展示了中国的外向FDI数额领先于巴西、俄罗斯、印度、韩国和南非，从仅仅几百万美元上升到了2014年的1160亿美元（UNCTAD Statistics，2015）。一大部分外向FDI已经投向了亚洲邻国，主要为绿地投资。
图2.10 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外向FDI（1995—2014）
注：根据中国政府的统计，2014年中国的外向FDI是1240亿美元。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UNCTAD数据（2015年11月获取）计算。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庞大规模，中国的工业化将为低收入国家创造出数量巨大的就业岗位。因为制造业就业数据非常稀少和初步，我们不能提供潜在工作岗位转移数量的精确估计，只能使用粗略的计算。在2014年，中国的制造业在全国范围内雇用了约1.24亿工人，大部分集中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大约8500万）。上涨的工资将迫使中国升级到高附加值和资本与技术更为密集的部门，并将工作岗位转移到具有更低工资的国家。印度当前雇用了约900万工人，巴西约有1300万。这些新兴国家总共雇用了约1.1亿工人，这些工作岗位将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间被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中国、巴西和印度都是幅员辽阔的国家。当它们开始升级并裁减工作岗位时，它们不是“领头雁”，而是“领头龙”，能够为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巨大的机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即便中国的制造业只裁减10%的就业，总共就将有850万的工作岗位可以转移到海外，这几乎能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就业在几年内就翻一番，将比之前任何的国际援助都更有效地启动其工业化进程。
[1] 来源于 Oxford Analytica ，March 28，2011。在2010—2011年间，中国的最低工资在30个市都上升了至少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