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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成功基于两大支柱。第一个是采用双轨制的改革方式，对资本密集型部门给予过渡性保护，并对劳动密集型产业采取自由进入，从而遵循其比较优势来同时达到稳定和动态的转型。第二个是中国作为一个后来者，沿着“雁阵模式”的路径选择了一个能够利用其潜在后发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
1979年发起改革后，中国的产业发展基本上遵循着国家的比较优势。当中国开始结构转型时，它是一个农业经济，农业是其最大的行业部门，占据了79%的就业岗位。人均收入在1978年为154美元，还不足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和当今许多类似的国家一样，中国曾是一个初级产品的出口者：直到1984年，中国出口品中的一半都是原材料，包括石油、煤、食品和动物及其他农产品（见图2.8）。
图2.8 中国的出口结构：从20世纪80年代的原材料到90年代中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
注：制造业原料包括铁和钢、精炼汽油和化工产品等。
资料来源：Lin and Wang（2008），由王燕使用Comtrade数据更新。
第一次产业升级，即从资源型升级到劳动密集型产品，发生在1986年，当时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超过了原油。第二次升级发生在1995年，当时机械和电子产品出口超过了纺织品和服装，显示出中国开始了从出口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非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品（装配线）。第三次升级发生在2001年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锁定了商品和服务的贸易自由化，并且使中国的法律法规达到了国际标准。规章制度的改革致使FDI的流入迅速上升，带来了新的技术和流程，并且提高了产品复杂度。
中国的出口结构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演进体现出显著的“雁阵”式结构转型，它使得中国告别了出口诸如服饰、纺织和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状态，转变为生产更加复杂的家用电器、办公设备和电子机械等产品。
不同于韩国的情况，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中国的产业升级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具体来讲：
·FDI流入推动了产业升级。许多研究都指出国外投资者能很快地确定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产业发展和升级中充当了最为强劲的力量（Harrison and Rodríguez-Clare，2010；Aghion et al.，2011）。在我们看来，国外投资者充当了增长部门的甄别者，当企业试图开发新产品或进入一个新市场时，它们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并帮助降低先行者的风险和交易成本。中国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率从1985年的0.4上升到了2007年的将近4.0，此时国外投资企业贡献了税收的20%，进出口的55%，以及高科技出口的80%以上（中国商务部，2013）。
·在上个十年，FDI流入已经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零部件和服务转移。来自中国台湾的投资者提供了企业在电子和信息技术方面所急需的管理技能和技术。这些企业正在将电子零部件制造转移到中国大陆。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转向刺激内需，批发和零售显示出最快的增长率。在2015年，服务业占到了GDP的51%以上。
·三阶段升级的过程，即从出口低端制造业产品到高附加值产品，进而再到服务业，表明通过出口来学习的重要性。最初的学习活动发生在行业间，然后逐渐水平外溢到新行业（并最终通过向其他国家的FDI来实现多样化）（Lin and Wang，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