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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几十年来都在试图追赶高收入的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当时盛行的发展思潮是建议政府采取进口替代（im-port-substitution, IS）政策——通过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从而加速工业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清楚地认识到工业化在加速结构转型和赶超欧洲、日本及美国中所起到的作用。出于对赶超的渴望，发展中国家采取了流行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范式，它主张以进口替代主导的工业化模式来建立与工业化国家相类似的先进产业。
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在巴西、埃及、加纳、印度和韩国等各不相同的国家建立诸如钢铁、化工、机械和运输设备等重工业。这一战后思想可被标注为“发展经济学1.0”。遵循这种方式的国家取得了一些投资主导下的初步成果，但是它们很快就陷入了不断的危机和停滞中。
发展思潮接下来就转向了新自由主义，正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中所述，这是一个克服政府失灵的尝试。在治理和商业环境方面的改革旨在将高收入的工业化国家理想化的市场体制移植到发展中国家。这些政策处方可被称作“发展经济学2.0”。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失去了几十年的增长——其中许多国家甚至经历了去工业化（Lin，2013，p.xxiii；另见本书第3章）。
进入21世纪，跟随着North（1990）和其他学者的开创性研究，许多经济学家重点关注制度作为长期增长的来源。例如，Acemoglu发现“当政治制度将权力赋予那些产权执行基础更广泛的利益集团，当它们创造出对权力所有者有效的约束，以及当权力所有者只能获取相对较少租金的时候，经济制度将促进经济增长的出现”（Acemoglu et al.，2005，p.387）。“然而，这类研究所面对的一个挑战是不能在特定的制度设计特征和增长间建立因果联系，反映出外生因素对制度效率的潜在影响。确实，正如Rodrik（2008）所指出的，不同的制度可能产生类似的结果，而相同的制度也可能导致在不同情境下出现不同的结果。因此，发展路径中失败与成功的区别可能在于挑选出是什么因素使得制度能够有效地运行”（Fofack，2014，p.9）。
虽然我们完全赞同制度对于发展非常关键，但现实中，由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它们都内在地被赋予了薄弱的体制和治理不善。它们也因采纳了曾盛行一时的针对其现代化和战后重建的发展思潮而遭受着各种扭曲。那么，它们应该着眼于改善治理，还是应该在即便治理不善的情况下启动经济发展？全球学术和发展社会中的主流思想赞同第一种方式。而我们则主张第二种方式。
从大量的经验证据来看，我们认为好的治理不是动态增长的一个先决条件。我们相信，尽管整体的治理比较落后，在发展中国家启动增长的关键是通过在经济特区中创建飞地来提供良好的商业环境，同时通过移除束缚性约束来帮助产业变得具有竞争力。类似的论证也适用于基础设施。在帮助产业提高竞争力方面的快速成功创造了就业、出口、税收收入、资源和促使该国其他地区进一步改进的经验。这是减少贫困的最好方式。我们还认为制度是内生的：随着收入上升和经济自由，人们将不断争取更好的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和良好的治理。
在忽视了近二十年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最近重新认识到结构转型的重要性。与“自由制度多元主义”（liberal institutional pluralism）着重于有效公共服务交付的制度相反，新结构经济学把注意力拉回到转型和产业升级上，这些才是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优先政策事项。基于中国和其他增长强劲的东亚经济体独特的经验，林毅夫作为世界银行的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在2009年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并在2012年出版了相关书籍（Lin，2012b，2012c）（见专栏2.1）。
新结构经济学是新古典方法的一个应用，它研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以及在经济发展和变迁中导致转型的原因。它强调了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促进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提供以及甄别该国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现有的和潜在的比较优势。
在他后来提出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GIF）框架中（见第7章），Lin（2012c）“具体化”了他的理论，提出了甄别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并促进其发展的方法。新结构经济学和GIF框架引起了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因为它们的政策制定者领悟到了其对结构转型——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引擎——的迫切需要（见图2.1）。
图2.1 新结构经济学及其与其他方法的联系
资料来源：Fofack（2014）。
新结构经济学起源于这样一个观察，即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在技术、产业和软硬基础设施方面持续的结构变迁使得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进而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在某个特定时间一个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使得该经济体在国内外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结构——是内生于其比较优势的，而其比较优势反过来又是由当时给定的经济禀赋结构所决定的。
由于最优产业结构在任何一个时点是内生于现有要素禀赋的，一个国家要向上攀登技术发展的阶梯，就必须首先改变其禀赋结构。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逐步演进，进而推动其产业结构偏离了由先前水平所决定的最优。于是企业需要升级其产业和技术以保持市场竞争力。如果经济体在发展产业时遵循其比较优势，这些产业将具有最低的生产要素成本，从而在国内和世界市场上最具竞争力。因此，它们将最大限度地获取市场份额并创造出最多的剩余，资本也将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结果是，家庭将具有最高的储蓄倾向，致使国家禀赋结构更快地升级。
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中）遵循其比较优势来发展其产业也能够从升级过程的后发优势中获益并且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过向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来获取与其新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和技术创新，便能够从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差距中获益。相反，经济体在产业升级中试图偏离其比较优势（在违背比较优势战略中）将很可能表现得很差，因为新产业中的企业在一个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是不具备自生能力的，它们通常需要政府通过扭曲及干预市场对其进行补贴和保护才能生存（Lin，2009a）。
那么主要的问题是，怎样保证经济以一种与由其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方式来增长？无论在何处，大多数企业的目标都是利润最大化，即其他条件不变，该目标是一个由投入要素相对价格所决定的函数。企业用来选择产业和技术的标准通常是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因此，让企业在技术和产业选择中遵循比较优势的先决条件是有一个能够反映这些生产要素在禀赋结构中相对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体系。这样的体系只存在于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中。而发展中国家通常并不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政府就必须采取措施来改善市场制度以创造和保护产品及要素市场的有效竞争。
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企业需要拥有关于生产技术和产品市场的信息。如果这种信息是稀缺的，每个企业就必须投入资源来搜集和分析信息。尝试进入一个新产业的先行企业或许会成功（因为该产业与该国新的比较优势相一致），或许会失败（因为它们定位到了一个错误的产业）。
在成功的案例中，它们的经验为其他未来的进入者免费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由于新的进入引入了竞争，先行者将不会得到垄断租金。
另外，这些先行者通常需要在新的商业流程和技术上投入资源来训练员工，而这些员工之后却可能会被其竞争对手所雇用。先行者还为新的活动和人力资本创造了之前并不存在的需求。即便先行企业失败了，它们的经验也为其他企业提供了有价值的知识。然而它们必须自己承担失败的成本。换句话说，先行者投资的社会价值通常远大于其私人价值，在其成功的收益与失败的成本之间存在一种不对称性。
此外，在一个经济体中，成功的产业升级也需要新的金融和法律形式以及其他“软件的”（无形的）和“硬件的”（有型的）基础设施，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生产和市场交易并使经济达到其生产可能性边界。改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需要在单个企业决策层面之上的协调工作。
因此，经济发展是一个标志着外部性、需要协调的动态过程。虽然在每个给定的发展阶段，市场都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机制，但政府也必须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来推动经济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它们必须进行干预以使得市场能够正常运转，这可以通过以下四种主要方式来实现：提供关于新产业的信息，这些新产业是与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变化所决定的新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协调相关产业的投资及改善必要的基础设施；补贴在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中有外部性的活动；通过孵化或者吸引FDI来克服社会资本及其他无形约束的缺陷以催化新产业的发展（Lin，2012c, pp.21—23）。
总之，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是由三大支柱所支撑的：最优产业结构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同的，因为由其禀赋结构所确定的比较优势各有不同；在任何特定的发展阶段都需要依靠市场作为最优的资源配置机制；一个扶持型政府在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中要起到因势利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