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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行为经济学至今为止还只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石（“经济人假设”）提出质疑或挑战，所以还不能把行为经济学视为可以同西方主流经济并列的一大分支。
也就是说，至今为止，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石“经济人假设”进行质疑，还不至于动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地位，行为经济学也不至于自称是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行为经济学应该说属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围之内。从这一点看，行为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不同于制度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不同于制度经济学从基本理论上对西方主流经济学采取批判的态度。说得更确切些，行为经济学近年来对“经济人假设”的质疑，仍可以被认为是对“经济人假设”的一种补充或修补，还不能认为是一种推翻或颠覆，更谈不上是取而代之。
由于行为经济学同心理学密切结合，以及同实验经济学难以分离，所以它的前景还不易预料。可以初步断定的是：随着实验范围越来越广，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有关投资、储蓄、消费、市场竞争等传统观念将会越来越受到质疑。
随着行为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质疑的增加，是不是它有朝一日会代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呢？根据目前的资料看，是不会的。货币学派和凯恩斯学派观点不一、主张不一、争论不休，但并不妨碍二者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说。那么，更朝前看呢？也许再过几十年，才能看得更清楚些。
今后可能引起争论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人的决策经常背离“经济人假设”“理性人假设”？是不是还应当有“社会人假设”“现实人假设”？
其实有关“社会人假设”“现实人假设”的观点，很多年前就出现了，到现在仍有影响。一个人在遗嘱中作出捐出一大部分给公益事业的决定，或在生前就有这种安排，是同“社会人假设”有关的。一个人在投资和消费活动中有自己独特的打算，也与“社会人假设”“现实人假设”有关。但未尝不可以用“经济人假设”“理性人假设”来解释，因为这也符合“货币使用效用最大化”的原则。
再说，弗里德曼把人的收入分为持久性收入和一时性收入，也是对“经济人假设”的一种修正。持久性收入，如工资收入，是按照个人的生活状况安排支出的，这符合“经济人假设”。一时性收入，包括大奖的收入，获得原来未想到的一大笔遗产收入，究竟怎么花掉，就难以预料了，反正不会按常规方式安排。
这里可以以我国农村的一种习惯性支出为例，这就是“送份子钱”。这是指，同村邻居家中有红白喜事（如子女结婚、小孩满月、小孩周岁、老人寿诞、家人去世等），村民、亲友、邻居都要送钱，称“份子钱”。这个习惯过去就有，那时每家送钱不过几角、一元、二元，后来涨到五元、十元，现在连五十元都拿不出手，通常至少送一百元。有的地方竟高到三百元、五百元。这就成了村民的沉重负担。有些外出务工的村民，春节不愿回家，因为一年在外辛辛苦苦，好不容易赚了一些钱，一送“份子钱”就送完了。这表明，农村中的“送份子钱”是一种非理性的支出。但为什么改不了呢？因为“习惯成自然”，大家都这样，所以目前还改不了。
今后可能引起争议的另一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人的偏好会在较大程度上背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推理？西方主流经济学究竟是对还是错？如果错了，错在哪里？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难解决或很难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原因在于：人们的偏好的形成并不是一定来自理性的思考，或来自利弊得失的仔细斟酌。
比如说，明明知道大量喝酒是有损身体的，为什么有人能不饮、少饮，有人偏偏不改？
又如，明明知道国债券的风险小，股票的风险大，为什么有人倾向买国债券，有人倾向买股票？
可见，不可能有一致的偏好，不同的人总会有不同的偏好。
对不同的人的不同偏好，学者们可能会从各人的家庭背景、教育状况、经历、财富的来源等方向来解释，但这些解释又不见得都对。所以，很难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全对还是全错。可以说的是：即使“经济人假设”在实践中已经遇到各种各样的无法解释的困难，那仍然是一个修补的问题，而不是推倒重来的问题。有智慧的创业者应有自己的主意，有自己的经验，有自己的分寸。
今后可能引起争论的还有一个问题是：按照“经济人假设”，人们会对未来的收益进行概率的估算，但实际上，人们往往不会计算概率，那么人们将根据什么作出选择、作出决策？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实验经济学的局限性。实验经济学只能告诉大家：人们是如何做出选择的，但却不可能告诉大家：他们为什么这样选择。实验者可以对“为什么如此选择”作出研究者自己的解释，但这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信呢？最后，只可能有以下四种答案：（1）从众；（2）从书；（3）从亲；（4）从上。
下述问题，今后也有可能引起进一步争议：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究竟是倾向于冒风险而赚钱呢，还是倾向于避免风险而求稳妥呢？
这是两种不同的选择，因人而异，因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形势和历史文化传统而异，而且争论是会长期存在的。实验室调查的结果未必能说明问题，因为人的思考方式会变。
尽管这方面的争论会长期存在，只能认为人与人是有区别的。每个人作出的选择不能被看成是无根无据的，也不能断定某人必定永远如此。人的经历多了，个人的经验多了，会形成个人的习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以后不会改变。
美国研究消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论证过，人的一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决策考虑。年轻时一种想法，中年时另一种想法，老年时又是一种想法。三个阶段的不同想法都是对的。比如说，老年人更想把自己的健康放首位，是人之常情。
今后可能引起争议的还有相对收入问题，比如说：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会因工资水平上升而感到高兴，但如果发现有些同事工资水平上升的幅度比自己大，从而感到愤怒，这是不是常规？应当如何作出解释？
杜生贝（Duesenberry）很早就提出了相对收入假定。看来，相对收入概念是有道理的。在某些场合，绝对收入会比相对收入更重要，但在另一些场合，相对收入可能比绝对收入更能影响人们的情绪。而杜生贝的假定已经被大量事实证明，它依然可以补充“经济人假设”。
今后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还很多，再举一个例子：有些问题既不是“经济人假设”可以解释的，也不是行为经济学可以解释的，例如人们对“幸福指数”的认识，难道“经济人假设”和行为经济学之外还有第三种学说可以解释它？
人们对“幸福指数”的评价是多种多样的。新西兰的毛利人就用自己的标准来作出判断；喜马拉雅山区的不丹国民同样有自己的评价标准，这同西欧各国的人民评价显然不一样。能说谁的评价标准最正确？无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行为经济学都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也许制度经济学研究者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
在一次学术讨论中，有一位社会学家对所有人一直说不丹国民众是如何幸福的。经济学家问：“你为什么不带着老婆孩子移民到不丹去生活呢？”那位社会学家只好说：“再考虑考虑。”
待讨论的问题太多了，我们无法在这方面继续举例说明。现在我们不妨步入与创业者有关系的领域再进行一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