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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假设”又称为“理性人假设”，即假定每个人都是争取自我利益的理性追求者，力求做到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以这一假设作为基石，作为分析市场经济运作的出发点。
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并没有注定要损害他人，而是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规避风险，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经济人”既然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就应遵守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不做违法的事情，否则自己迟早要受损失。
当然，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是没有察觉到“理性人”在投资决策时常常有不理性的行为。约翰·梅纳·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曾指出，许多投资决策不是理性分析的结果，他认为是“动物精神”的产物。这里所说的“动物精神”实际上就是一种冲动、不理性的行为。
处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的制度经济学并不认同“经济人假设”。例如，19世纪末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邦德·凡勃仑（Thorstein B.Veblen）出版了《有闲阶级论》一书。书中提出了“炫耀性消费”一词，指社会上有些人消费是为了炫耀自己，讲排场，讲气派，以显示自己富有。尽管炫耀性消费是不理性的，但却成为新风尚流行开来。这就是“经济人假设”无法解释的一种消费行为。凡勃仑是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制度经济学在西方一直被认为是“异端”，它至今依然独树一帜，但照样不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视。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是最早向“经济人假设”提出挑战的经济学家。
早在1955年，西蒙就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假定，并由此阐发了“次优决策”的学说。因此，西蒙于1978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学说的主旨是：由于人的主观认识能力有限，以及由于客观环境的复杂多变，最优决策难以实现，人们只得退而求其次，“次优决策”从而有更大的现实性。加之，在多目标的前提下，根本无法求得最优，次优便是最佳选择。
沿着西蒙的“有限理性”的思路，后来有些西方经济学家又提出“第三优”学说，即认为西蒙的“次优决策”还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应当有“第三优”的心理准备。
西蒙学说仍被认为是脱离现实生活的，因为“次优”仍然难以找到，不如再退一步，用“第三优”可能更符合实际。
到了2002年，研究行为经济学的犹太学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实验经济学大师弗农·史密斯（Vernon L.Smith）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表明行为经济学以及同行为经济学密切相关的实验经济学获得了国际经济学家们的承认。
行为经济学作为心理与经济学相结合的一门学说，需要得到检验，于是以心理实验室为基地的实验经济学相应地兴起。它以大量的实验结果为依据，为行为经济学的论述作支撑，并帮助行为经济学不断扩大新的研究领域。于是，行为经济学便成为最近一些年日益吸引人们关注的新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