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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士补官 以教辅政 整理古籍 复兴学术 文化发展与新学科兴起 大一统文化观的形成 人本主义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曾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消失。西汉初期，民间虽有少数老学者口授某些先秦学术，但其影响甚微。主政者自高祖刘邦至于文、景二帝，均以黄老、刑名之言为是。朝廷虽置学官，但“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至武帝时，情况大变。他初登皇位，即表示对长期礼坏乐崩的情况甚为伤悼。于是下令招天下方正贤良文学之士，以听取意见和建议。此时，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的建议，主张以“春秋”之说为经典，在政治思想上实现“大一统”。他还建议，在京师长安兴太学，置明师，培养人才，以选拔官吏。他批评了原有的选官制度，如任子和赀选
，认为高级官吏的子弟和有钱的人“未必贤”，主张从太学生中选拔“英俊”。他强调说：“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
董仲舒的建议反映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的需要，为汉武帝所接受。建元五年（公元前136），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博士均为今文学家，这在政治上确立了以今文经学为代表的儒学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元朔五年（公元前124），丞相公孙弘又建议“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又置“如弟子”若干人，这些学生都要由太常及郡国县道邑选拔推荐而来，每年考试一次，选拔优秀者补为中央及地方官府的下级官吏，可逐步升迁。司马迁说：“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士之士矣。”
这些士人以儒者为主，奠定了儒政结合的政治规范（图0-7）。
图0-7 伏生授经图，传唐王维作
关于古籍的收集，汉武帝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序》曰：“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这当是包括了刘邦初入咸阳时，萧何收秦图籍及少数人从老儒学《诗》《尚书》等事。武帝即位，下诏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
他为了收集、整理古籍，“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又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众多学者分类整理校订收集的古籍，由刘向负责对每部古籍写出提要，后来其子刘歆编成《七略》。其《辑略》为总论，下分《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部，为全部古籍的总目录。其中战国时期的原著不多，由西汉前中期的老儒转口传授的较多，西汉人的研究性著作及新著更多。此目录由班固改写为《汉书·艺文志》，计“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这些古籍的收集整理，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典籍，也为此后的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西汉学术以儒学为经学。经学由于始传底本的不同，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今文经学被列入学官，由今文经学家任博士，以传授弟子，久之形成学派。至宣帝时，太学中的学官，《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二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增至十四博士。古文经学亦在民间流传，研究者不很多。东汉的古文经学家贾逵、马融、郑玄等兼通今文经。郑玄破除各家传统，广采众说，遍注群经，得到今、古文两派经学的推崇，号称“郑学”。贾逵的学生许慎为了反对今文经学派根据隶书经典，穿凿附会，曲解经文，用了22年的时间，写成《说文解字》一书，收小篆9353个，古文（战国文字）、籀文（西周、春秋文字）1163个为重文，每字标明字形，注出音读，推究字义，全书分为540部，全部解说13.3万多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辑完善、内容丰富的字典。其他各学派也有很大发展，各立门户，传其学说。如董仲舒大讲“天人感应”，东汉王充则讲“天道自然”。魏晋兴起“玄虚淡泊，与道逍遥”思想。而后又有《无君论》《神灭论》等。道教兴起，佛教传入，思想文化更加丰富。
两汉时期的文学也很发展，《汉书·艺文志》所著录者，为“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
，绝大部分为西汉人之作。此时的辞赋最为兴盛，诗歌有新的发展。汉武帝设立乐府采集民歌，配乐演唱，影响极大，其中有不少诗歌反映了人民的悲惨遭遇以及妇女不幸的命运。《古诗十九首》是东汉后期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作品。这些知识分子在黑暗社会中，为求功名利禄，背井离乡，四处奔走，他们将对社会的感触，倾注到作品中，有些作品反映了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思想，或走投无路、忧愁苦闷的心态。这些诗歌改变了赋体的呆板形式，真实地抒发了作者本人的思想感情。
汉代以后的新兴学科很多，重要学科之一是历史学。其代表著作有西汉司马迁撰的《史记》，东汉班固撰的《汉书》，刘宋范晔撰的《后汉书》
，西晋陈寿撰的《三国志》等，后代合称之为“前四史”。《史记》之前亦有史书，如《春秋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贾谊撰《楚汉春秋》等。只有《春秋左氏传》的史观尚算明确，其他只是一些史料而已。“前四史”则不同，如《史记》，在司马谈临终前，执其子迁之手而泣曰：“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这番话启发了司马迁形成了“大一统”的历史观，并渗透入《史记》的写作中。此后的主要史书继承了这一观点并发扬光大。如《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及《魏书·地形志》等都载录了当时国家的全部郡县、户口，以及山川、关隘、历史、风俗，还有已经内属或尚未内属的周边民族及其地区。至于《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编写体例，有相当的科学性，为历代史家所继承，成为两千年来史书的主要体例。
新兴的“地理学”也很重要。代表著作有北魏郦道元撰的《水经注》。此书以东汉桑钦撰《水经》所记全国137条水道为纲，补以支流小水1252条，逐一探求源流，述其变迁，详记所经郡县、山陵、原隰、城邑、关津及地理、历史、名胜、古迹等，对有关史事多所考证，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地理名著。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秦汉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形势改变了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混战时期的狭隘的文化观，而促使大一统的文化观迅速形成（图0-8）。秦汉的大一统不是简单、暂时的军事统一，而是长期、稳定的政治统一，其内涵包括了行政的统一、民族的包容与人格的尊重，这在文化中都有反映。史书中具有大一统的思想内容者，前已述及。这一思想在其他著作中亦有很多。如秦始皇碑文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西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东汉王充《论衡》曰：“今上即命，奉成持满，四海混一，天下定宁……周时仅治五千里，汉氏廓土牧荒服之外。”
西汉扬雄《甘泉赋》曰：“东烛仓海，西耀流沙，北晃幽都，南炀丹崖。”
东汉张衡《应间》曰：“今也皇泽宣洽，海外混同，万方亿丑，并质共剂。”
上述所引，不仅反映了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也已包含有多民族（“亿丑”）的意义在内。
图0-8 秦峄山刻石北宋拓本
由于大一统思想已深入人心，在一些人的政见、言论中，时有流露，即使在全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下也是如此。如三国时期，占据中原地区的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荡平天下，不辱主命”
，表明了他有统一全中国之志向。又占据今四川、云南、贵州的蜀国丞相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曰：“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
临近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深受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如世代居住在东北地区，过着狩猎、游牧生活的鲜卑族拓跋部，在其内迁河套一带建国时，首领拓跋珪（道武帝）即命部众“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
，即所谓“息众课农”
。此举推动了鲜卑族在文明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孙太武帝拓跋焘，“制定文字”，“起太学于东城，祀孔子，以颜渊配”，并加强完善了中央集权制度。又征请卢玄、崔绰、李灵等汉人贤俊为谋臣。对内尽力政事，劝农平赋，抑富济贫，平政理讼。对外平乱征暴，开疆拓土，励志“廓定四表，混一戎华”
。经过他十余年的奋斗，终于在太延五年（439）最后结束了十六国120余年的混乱局面，实现了北部中国的统一。地理学家郦道元曰：“绵古芒昧，华戎代袭。”
可见在他看来，汉族与少数民族互换统治地位是正常之事。
在文学作品中有不少诗歌表现了民族间互相包容的情况。如东汉明帝时，汶山郡以西的白狼、唐菆等部约130余万户、600余万口，请求内属。他们作歌三章，计44句，每句4字，共176字，献给明帝，备述“慕化归义”之意。歌词译成汉文，题为《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
。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歌包括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亦有不少汉族民歌，多以反映社会情况、北国风光为主要内容，以慷慨爽朗为其特色。著名的如《敕勒歌》，原为鲜卑语诗歌，后译为汉语；又如《木兰诗》，是汉族民歌。这些诗歌的词句通俗，叙事生动，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人本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产生，并有初步发展，孔子、孟子等都是这一思想的倡导者。不过那时仍是在封建贵族的统治之下，这种思想要见诸法律，付之实施，很不容易。可是到西汉时期，情况大有不同。汉武帝初即位时，曾以“天人之征”策问董仲舒，仲舒详细阐述了“人之所以贵”的道理，他的主要理论根据是孔子的“天地之性人为贵”。他说：“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
这就是说，即使奴隶，也不能视同牛马。他又主张：“去奴婢，除专杀之威。”颜注引服虔曰：“不得专杀奴婢也。”
在封建社会中，尤其是封建社会前期要完全消除残害奴婢、略卖奴婢等情况是不可能的。能使奴婢在法理上获得“人”的地位，已是进步的表现。西汉末，王莽代汉，在变法时，曾批判了当时对奴婢的不合理处理，拟用朝廷命令的办法，取消“奴婢”之名，从而提高、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所下诏令曰：“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制于民臣，……，逆天心，悖人伦，谬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今更名……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
对王莽改革的全面评价，这里不谈；但改革奴婢制度一项的进步性不能否定。
东汉初，光武帝即位的次年，又下令解放奴婢。从建武二年（26）至十四年（38），共下令六道。解放奴婢的范围，包括了因贫穷而被“嫁妻卖子”者，王莽时没入官者，被略者等。有违抗命令而不解放奴婢者，以“略人法从事”。刘秀还在建武十一年（35）二、八、十月中，三次下令禁止残害奴婢。如诏令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所举事例，有“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民”，“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
等。
上述解放奴婢、禁止残害奴婢的政令、政策的规定、推行，反映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的进步性。这些政策、法令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经济、文化，都有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