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胡汉融合与南北朝官僚政治的复兴

十六国政治的胡汉杂糅　拓跋皇权-军功贵族-国人武装体制　“胡化”与“汉化”的交错行进　专制官僚政治的复兴和帝国的重振

“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政权此起彼伏，政治动荡。不过在政局的不确定性中却也孕育着新的可能性，各政权一波一波的“汉化”，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最终在北朝孕育出强大的王权，孕育出军功贵族官僚的统治，并由此带动了专制官僚秩序的全面复兴（图2-8）。

这是一个曲折的历程。在北方走上另一条道路的初期，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保留浓厚民族因素的同时，又在寻求专制权力、采纳适合统治编户齐民的官僚行政，这两方面的共同影响，就使得政治体制呈现出了“胡汉杂糅”的各种“变态”。有的政权依然在使用胡式的部落名号和制度，例如匈奴的汉赵政权设置了大单于及单于左右辅，各领“六夷”10万落；又如鲜卑拓跋政权的俟厘、直懃、乞银、羽真、阿干、比和真之类官称，和汉晋官号相去甚远。也有些官名，虽然字面上看着像是汉式名号，但并不是真正的汉魏制度，如石赵的门臣祭酒、门生主书，北魏的典师、内三郎、麒麟官之类。而且对汉制的搬用移植也常出现各种扭曲。北魏初期尚书省的结构、运作就与魏晋很不相同，其南北部尚书分知南北州郡的制度，就依然带有昔日鲜卑南北部制度的影子。北魏的“内行官”系统也很有特色，宫中另有一套内秘书、内尚书、内博士、内兰台及内侍等，独立于外朝的同名官员之外。又十六国以来，镇戍、护军一类军事性设置遍于各地，社会呈现出一派“军事化”的面貌。北魏对境内的一些游牧部落，以其首领为“领民酋长”以统率之。

十六国、北朝政治结构的主干，是少数民族皇权、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因而与东晋南朝有异。政治结构的差异，最终影响到了南方和北方不同的政治前景。在东晋元帝司马睿不得不拉着王导同登御座，专制皇权进入低谷之时，北方政权的统治者却显示了强大的军事专制权力。赵国的石虎“立私论朝政之法，听吏告其君，奴告其主”；石虎的太子石宣围猎，文武皆跪立 。北魏政权之所以有能力实行均田制和三长制这种大规模改革，被认为是“拓跋氏王权十分强化的结果”；而王权之所以强大有力，则源于前封建因素的浓厚，即自由民的广泛存在并成为皇权的军事支撑 。当时本部族的自由民号称“国人”，统治者向他们计口授田的做法，“体现了村社分配土地的遗迹” 。由于传统的氏族“同胞”观念，“国人”得到了皇权的保护，反过来他们又为皇权提供了强大支持。

在大多数十六国政权中，军功贵族构成了最大的权势者，其核心则是皇族及姻族。汉赵政权的263名官员中，刘渊一族占了44人，刘氏宗族占了30人 。与西晋和南朝的宗王经常造成动乱的情况很不相同，北魏拓跋政权的宗王们很少觊觎皇位，他们“枝叶扶疏”的家族构成了环卫皇权的防波堤。北魏宗王势力之下是异姓权贵和汉族世家。宣武帝曾颁布“五等诸侯选式”，规定同姓宗室、异族贵族和“清修”（汉人士族）封公爵者，其出身资格分别是正六品下、从七品上、从八品下，这种差异表明了三种势力的不同地位。

“五胡”政权大都积极招纳汉族士大夫，北魏孝文帝也积极扶植了以“四姓”为核心的汉族士族，并确定了若干鲜卑权贵的崇高门第。不过，北方士族门阀的形成，是以当朝官爵为准的 ；这种“姓族”出自“钦定”的情况，大不同于江左的“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汉族士族是被征服者，政权的中坚是鲜卑军功贵族。所以尽管北朝也有士族门阀现象，但却不存在门阀与皇权“共天下”的情况。

北朝官僚政治，是在“胡化”和“汉化”的反复交替中曲折发展的。拓跋族在入塞之初保留了很多的部族因素；孝文帝改制则是一个“汉化”的高潮，使洛阳成了北部中国的汉化中心。然而这时代北六个军镇的鲜卑武人地位，由崇高而低落，由“国之肺腑”而“役同厮养”了。六镇起义中一大批胡酋边将突然崭露头角，随后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两个政权都源于六镇鲜卑，他们带来了浓厚的“鲜卑化”因素。在东魏北齐出现了“鲜卑共轻中华朝士”的情况，朝廷上的多次党争，往往以汉族士族受到重创而告终 。西魏、北周的“鲜卑化”看来更深刻些，不仅恢复了胡族诸将之胡姓，还向汉人广赐胡姓。在府兵制下军人都要随从主将的姓氏，具有浓厚的部落兵色彩，六柱国对他们“抚养训导，有如子弟”。北周建德四年改军士名为“侍官”，军人由“役同厮养”，重新成为“国之肺腑”。从某种意义讲，一度有衰解之势的皇权-军功贵族-国人武装体制，由此得到相当的修复；而北朝政治的“汉化”步伐实际也未中止，北周和北齐的制度建设都有值得称道之处。所以，魏末动乱和东、西魏的分裂，其实也是一个各种政治进化因素的重组和调适的演进环节。

南朝皇权的重振动力来自武将和次等士族，而十六国、北朝的军功阶层（贵族和国人），重振皇权的能量比南朝更大。政权不断更迭，皇权却在稳步回升，并在北魏孝文帝改制后迎来了官僚政治的全面复兴，开始展现出比南朝更大的政治活力。

北朝官僚政治的发展保持着强劲势头。北魏的公卿三省制，与南朝已无大不同。北齐尚书诸曹在隶属及分工关系上，比南朝又有所改进。北周的“六官”制，也促进了三公九卿和三省六部关系的调适磨合 。门下省是诏敕必经之所，拥有封驳之权，北齐还出现了门下复奏之制，成为后世三覆奏、五覆奏制度的起源 。

南朝的考课往往徒具其文，但北魏“官罔高卑、人无贵贱”统统考课的情况，却给人留下了强烈印象。孝文帝和宣武帝颁布了一系列考课的法规，经常亲临朝堂考察黜陟，考第分成九级或七级，有细密的量化计分方法。北齐的考课，还对闲局、平局、繁局做出区别，可称合理。北魏、北齐“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而没有南朝那样的御史遭门阀歧视的情况。监察体制在调整磨合中日益协调，廷尉与御史台之间还形成了“寺署台案”（御史台断案，须经廷尉审核签署）的分工制衡关系，有人说这是唐代“三司推事”制度的先声。魏末的东西道大使、畿内大使，看来则是唐代的分道巡行制度之滥觞。

察举和考试制度，十六国时就被众多政权采用了。北凉举孝廉和西凉举秀才之事，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得到了印证，《西凉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是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秀才对策原件 （图2-9）。北魏孝文帝时察举进入盛期，“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 。随后社会上便出现了大量的游学之徒，国家考试为他们提供了进身之阶，任官的门第限制日益松弛。与南朝相似，北朝的察举制也在向科举制进化。北齐的地方长官还对秀才进行初试，这实际就是后世“乡试”制度的起源。很值得一提的，还有魏孝明帝有一次以考试选拔御史，参加射策考试的达八百余人；齐文宣帝也曾以考试选拔东西省官，参试者达两三千人。考试选官如此盛况，不仅为东晋南朝之所无，甚至是汉魏以来从未有过的，若是以此来证明北朝官僚政治的蓬勃生机，不为过吧？

十六国战乱频仍，但各国的统治者仍未遗略文教，许多政权都设有学校，其规模大的有达上千人的。后赵设有经学、律学和史学祭酒，把“史”设置成专门学科，这是石勒首创。后秦姚兴让儒者教授于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北魏迁都洛阳后设置了国子学、太学及小学三学，再加上律学、书学和算学，逐渐形成了“六学”体制，为唐王朝所沿袭。

正像吕思勉先生所说的那样，十六国统治者“其重视法学，转非中国之主所能逮也” 。北魏经一个世纪以上的立法努力，最终在孝文帝、宣武帝的时候，结晶为《魏律》二十篇。程树德评曰：“太和中改定律令，君臣聚堂，考订之勤，古今无与伦比。” 陈寅恪指出：“律学在江左无甚发展”，而“元魏之刑律取精用宏，转胜于江左承用之西晋旧律” 。北齐王朝花费了15年时间精心编定的《齐律》十二篇，更代表了北朝法典的最高成就，成为隋唐刑律的直接来源。

北魏孝文帝对官阶制加以改革，把九品官品分出正从上下阶，别有流外七品，从而形成流内流外制度。这个改革还曾反馈到南朝，促成了十八班及流外七班的产生 。这说明北朝的制度建设青出于蓝，其创制能力如此之大，已能向南朝提供制度的反馈了。北周制定的将军号、文散官和戎秩，就是唐代文武散阶制和勋官制的渊源 。北朝的爵制乃“是隋唐之制的母体，南朝爵制只能算作远亲” 。

以前有这么一种倾向：把北朝的制度进化描述为学习汉晋南朝的进程。这个认识并不全面，北朝制度也有自己的创造。已有学者提出过这样的看法：“同样的制度在北朝就比在南朝运行得更好些。”这尤其提示我们要把视野扩大到制度形式之外，进及于政治文化形态之上。

南北两方的政治面貌，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例如北方社会的依附关系、庇荫人口现象同样相当严重，北朝的显贵和士族也拥有着优越的任官特权，等等。不过，北方政权的不同政治结构、胡汉矛盾造成的政治张力，却孕育着突破这一局面的新机。汉族士族既无可能与鲜卑皇权“共天下”，便不能像江左冠冕那样“矜高浮诞”，只能兢兢业业为异族政权效力。尚武功、重军法的部落传统，在建立政权后顺理成章地演化为崇尚事功、崇尚法制。士庶的界限，在北朝淡薄得多。出身卑微的周、齐新贵，不大可能对由“冢中枯骨”而来的门望、清浊，抱有崇敬之情，像江左那样。西魏宇文泰和苏绰“六条诏书”宣称：“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

像均田制、三长制这样的重大改革得以完成，编户齐民体制得以重建，充分显示了北朝的国家能力之强大。“国家户籍上以自耕农为主的均田民增多，比之南朝，封建依附者在全部人口中所占比例要少得多。” 刘宋的淮北四州在入魏后不久就出现了户口激增，这“正是三长制得到切实推行，取得明显成绩的结果” 。自吴至陈三百年中，江南户口几乎没有增长，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控制的软弱。而十六国时期，北方编户就有了引人注目的增长迹象。北魏末年的河北括户曾使当地丁口增加了一倍之多，东魏括户凡获逃户60余万。隋朝“大索貌阅”“输籍定样”，进丁达44万余、得口多达164万余。这样的事实都在显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 。最终是北方得以统一南朝，是北朝而非南朝构成了隋唐盛世的来源，这不是偶然的。

陈寅恪先生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对这“塞外野蛮精悍之血”不妨做一个引申的理解：北方少数民族的制度与华夏制度的剧烈碰撞，最终在北方地区激发出了新的变迁动力与演进契机，交替的“胡化”和“汉化”孕育出强劲的官僚制度化运动，它扭转了魏晋以来的帝国颓势，并构成了走出门阀士族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当然，北朝的军功贵族统治仍非“常态”。就整个中华帝国历史来看，其常态应是“士大夫政治”，即士人承担的专制官僚政治。隋唐科举制，为正在悄悄发展的民间知识分子提供了入仕通道，逐渐形成的“进士集团”在政坛再度承担主角，在这时候，帝国政治就真正回归于常态了。

注释

[1] H. G. Creel,“The Beginning of Bureaucracy in China: The Origin of Hsi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XXXII，1964. EWahWVClPEr+XYQeftD75rVSLAKm31Ji9GZc5z5FqXo+DdPoSDmLHutxq0Xn/X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