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官场升职记
内蒙古和林格尔小板申东汉墓壁画

农夫与牧人的角力

到时候了，在东汉官场奔波半生的他，回到了武成县的家中。

庄园还在，屋舍还在，田地还在，牛羊还在，一切，和他离开时几无二致。连簇拥而来的乡亲们的黝黑面庞，似乎也和当年一样。

只是儿子长大了。当年的愣头小子，现在已为人夫、为人父，且在武成县中谋得长史的职位。人人皆称他有乃父的风范，日后前途不可限量。

平日里，他最多的是拄着杖，沿着浑河边的山皋，眺望他的庄园，见风吹麦浪。偶尔停下来，和农夫父老唠几句家常。

县里的耆旧三老们时常会请他去府里，置上酒，引个话头，便能聊上半日。从孝廉到郎，从西河长史到行上郡属国都尉，从繁阳令到护乌桓校尉，官场上这些年的惊涛骇浪抑或微细琐事，对他们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传奇故事。从他们的惊讶面容中，他获得了极大的自尊和满足。

他最终将引以为豪的生平履历绘在地下宅院的壁上，在近两千年的时光里，在幽冥中不断地诉说着。

这座墓亦不能免于时光的黑洞，当20世纪70年代重见天日时，它早已被盗掘一空。壁上纵然有两百多道题记，却遗憾地没有留下主人的名姓。后人以主人所任最高官职护乌桓校尉去史书中求索，亦未得其实。然主人必为当地大族。该墓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新店子镇，按此地东汉时属定襄郡，东汉班固曾提及定襄郡有大姓石、李 ，我们便姑且以为主人姓李，名之曰李汉吧。

该墓后室壁画描绘了李汉的晚年生活，北壁的一幅武成城图中清晰标注了“长史舍”“长史宫门”等，并绘有“堂”“内”“灶”“井”等家居设备，似乎表明李汉在武成长史舍内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图1）这位武成长史可能是主人的儿子，他将晚年的父亲接来在自己府舍中奉养。武成县是定襄郡属小县，县长史不过百石之吏，多由当地人担任，那么或许李汉就是武成县土著。在距离此墓3500米处有明代玉林卫城，其下还压着一座汉代城池，其所出土陶片与墓中相似，可能就是李汉曾居的武成县。

墓室壁画展示了李汉拥有的丰饶田产，农业是其庄园的主要生产方式。在平整的田地间，农夫驱使着两头牛合力拉犁（图2），这种“二牛抬杠”的耕作法正是中原所流行的。此外，壁画还描绘了采桑、沤麻等农作场景。（图3）种粟麦以为食，治丝麻以为衣，显然庄园里因循着汉地的衣食习惯。然牧业亦不可少，厩中牛羊肥壮，骏马成群。（图4、图5、图6）可知，作为汉帝国的北疆边地，这里是一片宜农亦牧的乐土。

既然土地两厢得宜，那么，为了争夺它，农夫和牧人不得不展开角力。

通过对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先秦时代古代居民人骨的研究，体质人类学家发现，自新石器时代至春秋中期，这一区域居民的种族类型主要是“古华北类型”和“古中原类型”，而自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一类与现代蒙古人种北亚类型颅骨形态特征相似的古代居民大量南下，使该地区的人群构成情况变得极其复杂。就在东汉墓所在的和林格尔新店子，曾有一批东周先民墓葬出土，体质人类学家对其中的人骨进行检测，发现他们与代表北亚蒙古人种类型的布里亚特组关系最为接近。又考察新店子古代居民的饮食结构，发现肉类食物所占比例很高，再结合该墓地中出土的大量羊、牛、马骨，可以推断出他们是一支南下的牧人。

对应史事，这标志着娄烦等游牧部族的的挥鞭而南，而他们不可避免地将与定居的农夫发生遭遇，甚至冲突。牧人的马肥兵壮对农夫的王国来说，是威慑，也是激发。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向牧人学习，推行“胡服骑射”，并且剑锋北指，辟地千里，和林格尔成为赵国云中郡的一部分，而绵延于阴山一线的赵长城，宣告了将这片沃土纳入囊中的赳赳雄心。秦始皇统一后，更是将诸国北境的长城贯穿成线，在大地上画出胡与汉、牧人与农夫的分界线。

汉代，云中郡中分出定襄郡，同属并州。尽管它在长城以南，但是北方草原上崛起的匈奴人显然不再愿意遵守长城的分界，胡马时时南下，定襄郡首当其冲受到侵扰。“（元朔四年，前125）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杀略数千人。”“（元狩三年，前120）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杀略千余人。”“（太初三年，前102）秋，匈奴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行坏光禄诸亭障。” 仅在汉武帝时代，匈奴对定襄等边郡的侵扰便史不绝书。

而帝国的反击，也从定襄出发，因为定襄向北，就是匈奴王庭所在。元朔六年（前123）春二月，大将军卫青率领六将、十余万骑出定襄，与匈奴在草原上鏖战，创下了斩首三千余级的辉煌战绩。更大规模的征伐发生在元狩四年（前119）夏，这次，大将军卫青率四将出定襄，将军霍去病出代郡，各将五万骑，步兵踵军后者数十万人。卫青征至漠北，包围了匈奴单于，大胜，斩首万九千级，至阗颜山乃还。霍去病与左贤王战，斩获首虏七万余级，封狼居胥山乃还。 这辉煌的胜利大大提升了汉帝国的威望。牧人远遁漠北，汉朝对北境实行了移民实边，并开凿水渠、耕种田地，如“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于是，农夫的锄犁再次翻开了这片沃土。

西汉时的定襄郡，在烽烟渐熄后，户口渐繁，《汉书·地理志》记录定襄郡有户三万八千五百五十九，口十六万三千一百四十四，有一十二个辖县：成乐、桐过、都武、武进、襄阴、武皋、骆、定陶、武城、武要、定襄、复陆。 这些城池是汉帝国布下的桩子，锚定着农耕文明的边界。

到了东汉初年，定襄郡却遭遇了一场危机。光武帝建武五年（29），受匈奴支持的卢芳在北境举起反叛的大旗，以九原县为据点，攻占了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边庭再度燃起战火。 而匈奴人也趁火打劫，侵扰边城，百姓被迫流离。建武十年（34），汉王朝将大批定襄郡民迁徙至西河郡。

卢芳降而后叛，匈奴频频犯边，边庭动荡了十余年。而后，匈奴发生了饥荒，“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 ，牧人生计变得艰难。惶惶不安中，王族内部因争权而阋墙，一派拥立比为南单于，南单于向东汉请求奉藩称臣。此后，北境渐渐安稳，朝廷号召离散的边民返乡，甚至还为之发放补助，“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施刑补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 ，于是，背井离乡的百姓渐渐重返故土。

与返乡的边民同时到来的，还有南单于治下的匈奴人。当南单于向汉王朝表示臣服时，也提出了入塞的要求。经光武帝允许，南单于在云中郡居住，大批的匈奴人也随之而来，散布于北境各郡县。

南单于的入附，或许是草原气候开始恶化的一个讯号。事实上，气候一直是牧人与农夫博弈中的一个重要砝码。气候学家通过对内蒙古居延海湖泊沉积物的研究，勾勒出近2600年草原气候变化的趋势，在距今约1920-1490年间，这一带的气候开始向凉偏干方向发展， 而建武二十二年（46）的这场草原旱蝗，正是这一趋势的开端。

牧人们不得不谋求向更南处迁徙，从而与农夫比邻而居。南单于所居的云中郡，就在定襄郡旁。想必定襄郡的山野里，也可以看见不少牧人纵马的身影。

战事和气候变化对农夫也造成了深重影响。很明显的一点是，城市数量大大减少了。以定襄郡为例，虽然东汉的辖界相比西汉有了调整，但面积大致相当，下辖县却从十二个缩减为五个。城市的消失意味着定居者的减少，也意味着有不少田园荒芜了。

习儒与出仕

尽管如此，在东汉的大多数时间里，农夫依然在定襄郡占了上风，中原文化亦在此地生根发芽。以该墓为例，在墓室壁画中，李汉以很大的篇幅，绘下了儒家先师孔子及颜渊、子张、子贡、子路、子游等弟子像（图7），忠臣孝子贤妇烈女像亦比比皆是，可以想见，他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润。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成为汉王朝的思想主流，各地纷纷兴学校，诵经书，汉平帝元始三年（3），在地方“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儒学教育得到了普及。至东汉，光武帝本人“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上行下效，“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 ，儒学蔚然成风。

习儒明经也成为入仕的重要基础，如夏侯胜家传《尚书》，累迁至太子太傅，子孙多为簪缨显宦。 翼奉治《齐诗》，“以中郎为博士、谏大夫，年老以寿终。子及孙，皆以学在儒官” 。故世家大族，皆注重子弟的儒学教育。

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记录了大族子弟的一年课业：“（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研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八月）暑小退，命幼童入小学，如正月焉。……（十月）农事毕，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如正月焉。……（十一月）研水冻，命幼童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 可见五经、《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是大族子弟的主要学习内容，且需要勤学不辍。

虽在边郡，李汉在幼年时，应当也接受了如此系统的儒学教育。在墓室中室北壁上方壁画中，描绘有一屋舍，舍中坐一人，两旁各二人，榜题“使君少授诸先时舍”，这也许就是李汉少时从先生学的场景。（图8）

李汉学成之后，或许曾在当地郡县中谋得职位，以其儒学修养和殷厚家底，他为吏的生涯当是顺风顺水的。终于，年过四十，李汉获得了人生腾飞的第一次良机——举孝廉。

举孝廉是汉帝国补充管理人才的重要途径，元光元年（前134）冬十一月，汉武帝下诏要求二千石举孝廉，此举被认为具有“化元元，移风易俗” 的重要意义。至东汉，举孝廉已成制度，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十一月辛卯，“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 。

当然，通章句、能笺奏只是最基础的条件，在这场万里挑一的选举中，士子们的竞争十分激烈，而成为孝廉是士子们一生荣耀的开端。

在汉人的墓碑中，他们反复强调嘉言令德、博学广识是自己被举为孝廉的原因，“天资醇嘏，齐圣达道，少习家训，治严氏《春秋》，缉熙之业既就，而闺阈之行允恭，德音孔昭，遂举孝廉” ，“敬愘恭俭，州里归称，举孝廉” 。当然，事实上，家世背景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按照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的规定，“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 。而定襄郡在东汉时，户口仅为一万三千多人 ，因此，当地士子需等待三年才有这样一个登龙门的机会。毫无疑问，李汉是个幸运者。

因此，李汉将举孝廉时作为自己官场履历的第一步，描绘在墓室前室出行图壁画的开端。画里，他头戴缁冠、身着黑衣，乘白布盖轺车前行。按汉制，“三百石以上皂布盖……二百石以下白布盖” ，可知初为孝廉的李汉还只能使用白布盖。主车后随大车一乘，为拖运辎重之用，从骑五人，身配弓箭，随侍主车两侧。此时李汉的出行阵容尚显寒酸，为此，画者特意在前后绘了几乘悖行的车马，营造出车马云集的气氛，但又保留一点小小的谦虚。（图9）

举孝廉后，李汉将奔赴京城洛阳，按照东汉的惯例，孝廉们将再经历一次考试，“年未五十，先试笺奏。初上称郎中；满岁为侍郎”，他们将在三署担任郎官，“郡国举孝廉以补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属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

郎官虽然无具体职务又无员额限制，但他们已经是帝国官僚体系的一部分了，享有俸禄，五官及左右署的侍郎官秩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 且他们可以参与到国家事务的讨论中来，如汉章帝建初四年（79）十一月，“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 ，汉和帝永元七年（95）夏四月辛亥，“日有食之。帝引见公卿问得失，令将、大夫、御史、谒者、博士、议郎、郎官会廷中，各言封事” 。可以想见，李汉为郎时，应当不止一次立身于朝堂上，见识帝国的头脑们商讨国家大事，并学习政事要务，甚至有时候可以建言一二。

出行图壁画也表现了李汉为郎时的场景，他应该已经是比四百石的侍郎了，因此使用了皂布盖轺车，榜题“郎”的轺车周围还有六辆皂布盖轺车簇拥，这些车马和主车规格一般，因此推测乘坐者不一定是李汉的随从，可能是他的同僚，他们共同奔赴宫中的朝会。（图10）

经过数年的见习历练，优秀的郎官将接受下一步的任命，一般是去地方担任基层官员，如汉安帝元初六年（119），诏“光禄勋与中郎将选孝廉郎宽博有谋、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补令、长、丞、尉” 。而李汉得到的职务是西河长史。

官场得意

西河长史是西河郡掌管兵马的属官，官秩六百石。西河郡为边郡，按汉制，“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 ，因此，西河长史赫然就是西河郡的二号人物，仅次于郡守。

这项任命显然经过深思熟虑，西河郡属并州，地处汉匈边境，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50）冬，南单于徙居西河郡美稷县后，此地胡汉杂处，摩擦时有发生，桀骜的部族甚至会寇掠反叛。故此地的官吏实不好当。尤其是西河长史还承担着卫护南单于的责任，“令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驰刑五百人，助中郎将卫护单于，冬屯夏罢” ，特为重要，非熟知边事胡俗者难当此任。而恰恰李汉也来自并州边郡，自小耳濡目染，自然更通晓匈奴事务。因此，这个重任就落到了他的肩上。

得到这个紧要的实缺后，李汉离开京城，奔赴西河。在出行图中，显然，此时他的排场比举孝廉时要大得多。李汉身着朱衣，所乘的皂盖轺车亦饰以朱杠衣，前后有数十从骑，执戟弯弓，以壮声势。（图11）

李汉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就在不久前，西河郡刚遭受了一场叛乱。汉顺帝永和五年（140）秋，南匈奴句龙吾斯等立句龙王车纽为单于。反叛的匈奴人联合乌桓、羌、戎及诸胡等数万人，攻破京兆虎牙营，杀死了上郡都尉及军司马，声势浩大，并、凉、幽、冀四州遭到掳掠。 经此一战，西河郡残缺，连郡城都毁于一旦，不得已将郡治迁徙到更靠南的离石。李汉上任的地方就在离石，可知他的任命在永和五年之后，这也是判断李汉生活年代的重要依据。

在中室南壁甬道西侧壁画中，离石是一座只有单层城墙的小小城池，其中一屋即为府舍，或许是因刚经历战乱，府舍也便因陋就简了。（图12）

尽管百废待兴，熟知边事的李汉在西河长史任上或许政绩不错，不久，他又得到了一项新的任命——行上郡属国都尉。

属国都尉是汉武帝时初置的一个官职，因武帝开疆辟土，匈奴归附者众，故设属国来管理降者 ，置属国都尉，秩比二千石。东汉和帝永元二年（90），因为内附的匈奴人增多，因此在上郡复置属国都尉一职。但在永和五年的这场动乱中，上郡都尉及军司马被杀，武官严重缺员，属国都尉一职也空缺了。在边疆人才紧缺的情况下，朝廷决定由邻郡的西河长史李汉暂时代理该职，故称行上郡属国都尉。

以六百石代理比二千石的要职，这是对李汉能力的充分肯定。由此，行上郡属国都尉出行在壁画中被表现得十分隆重。李汉端坐主车中，前方有持红缨棨戟的甲士开道，前后皆有副车护卫，数十武士簇拥，一行车马浩浩荡荡。（图13）

和西河徙治一样，上郡郡治南迁到了司隶校尉部的夏阳，而上郡属国都尉的治所则迁至西河郡的土军县，与离石相近，因此身为西河长史的李汉能兼顾上郡属国都尉的工作。在中室南壁甬道西侧壁画中，土军城也是一座单层城墙的城池，但上郡属国都尉的府舍是个院落，比西河长史府舍规制要高。（图14）

西河长史和上郡属国都尉的治所分居两城，因为长官为一人，为了便于治理，一些机构或许合为一处了，前室南壁甬道西侧壁画中有一大仓榜题曰“上郡属国都尉、西河长史吏兵马皆食大仓”，可见两府人员共用一个仓库。仓下有“金曹”“辞曹”等属吏，金曹管理货币、盐铁、市租等事，辞曹管理诉讼等事，或许也是兼顾两地的。（图15、图16）仓廪并用，官吏兼职，是那个多难之秋的权宜之计。

身兼二职的李汉对边疆的出色治理，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当边事稍缓时，他又获得了荣升。或许是对他功劳的补偿，这次，他将离开动乱边庭，前往中原膏腴之地，出任魏郡繁阳县令。

魏郡位于京城洛阳东北七百里，东汉时有户十二万九千三百一十，口六十九万五千六百六， 户口数在全国郡国中属前列，魏郡有十五城，繁阳县即为其一。繁阳乃大县，故县令为千石之官，较李汉之前的西河长史，可谓高升。

在繁阳县令出行图中，规格与之前有所不同，作为地方官长，除骑吏外，十数辆轺车组成车的阵容，簇拥中间的主车。按当时制度，“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导从，置门下五吏：贼曹、督盗贼、功曹，皆带剑，三车导；主簿、主记，两车为从” ，可知这些前导后从的车中乘坐的是县令的属吏，即贼曹、督盗贼、功曹、主簿、主记等人，他们共同辅佐县令处理县务，当县令出行时，也随侍前后。（图17）

作为中原大县，中室南壁甬道东侧壁画中的繁阳县城格局远胜过边地的离石、土军。县城为双重墙垣的城池，外城城墙高筑，有四座城门，其一隅，又起内城，内城亦有带雉堞的城墙和城门，内外城中，还有坊墙，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用途的区域，“繁阳县令官寺”即为其一。城中屋舍严整，次第分布，可知这是一座繁华的大城。（图18）

繁阳毗邻黄河，平壤沃土，稼穑丰茂。2003年河南省内黄县三杨庄村发现的西汉末至新莽时期的农业聚落遗址就属于汉繁阳县境内，从中可一瞥此地的农业状况。遗址中的汉代农田，甽（垄沟）畮（垄背）相间，这与《汉书·食货志》中描述的“一畮三甽，岁代处”的代田法相似，是一种以轮作保持土壤肥力的农耕方式，“播种于甽中。苗生叶以上，稍耨垄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垄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儗儗而盛也” ，即在垄沟中播种，待禾苗生出叶子后，除掉垄背上的草，将垄土推入垄沟，为禾苗根部培土。到了暑日，垄上的土被推平，而作物的根部培土深厚，能抵御狂风与干旱。来年，垄沟和垄背互换位置，以实现轮作。而三杨庄遗址出土的大铁犁就是开沟作垄的工具。农业上的精耕细作造就了繁阳的丰饶，壁画中的繁阳县仓前便堆着金灿灿的粮食，足见仓廪丰实。（图19）

李汉在繁阳为官时，必定目睹了这种设计精巧的耕作方式。恰好，在墓室壁画的农耕图中，有一人扶犁二牛耕作的场景，画中的平行横线可能就是相间的甽畮。（图20）可以猜想，李汉或许将中原的农耕法带到了遥远北地，在自己的庄园中施行。

在繁阳县令任上，李汉获得了一生中殊为重要的荣耀——受到皇帝玺书嘉奖。（图21）在汉代，一个县令，必须是有非同一般的事迹才能荣膺如此皇恩。这个光辉时刻自然要在壁画中大书特书。

前室与中室间甬道南壁壁画描述了当时的场景：繁阳县令官寺的院子里，站满了属吏们，他们态度庄严，共同见证这难得一见的仪式。天子的使臣宣读了皇帝褒奖李汉的圣旨后，李汉叩谢皇恩，接受了玺书。

至于李汉因何受到嘉奖，壁画中并未明言。但李汉的官声能力得到了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肯定，这在尚风节的东汉是了不得的荣誉。不久后，他再度高升，这一次，他又将远赴边疆，担任护乌桓校尉。

再守边疆

乌桓为游牧民族东胡的一支，他们“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汉朝的军队打败了草原霸主匈奴后，乌桓臣属于汉，并南迁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或许同样受到草原气候恶化的影响，塞外的游牧生活难以为继，辽西乌桓大人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归附汉朝，光武帝封其首领为侯王君长，让他们皆迁徙到塞内，遍布于边境诸郡，又令他们招徕族人同来。作为交换，乌桓应当为汉朝侦查草原动静，助击匈奴、鲜卑。 为了管束这些内附的乌桓人以及与乌桓同属东胡的鲜卑人，朝廷恢复西汉制度，在上谷郡宁城县设置了护乌桓校尉以镇守当地，并负责赏赐、质子往来、岁时互市等事务。护乌桓校尉秩比二千石，并且持符节，可代表天子行事，可谓位高权重了。

但边地并未从此太平，自东汉中期以来，乌桓时时反叛，在《后汉书·乌桓列传》的记述中，这样的动乱时隔几年就会发生，“顺帝阳嘉四年（135）冬，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永和五年（140），乌桓大人阿坚、羌渠等与南匈奴左部句龙吾斯反畔”，“桓帝永寿（155-158）中，朔方乌桓与休着屠各并畔”，“延熹九年（166）夏，乌桓复与鲜卑及南匈奴寇缘边九郡，俱反” 。边疆动荡不宁，战火频烧，使得护乌桓校尉一职的人选格外重要。而李汉因其在西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任上处理匈奴事务的卓著表现，被朝廷选中来担此要职。

李汉是从繁阳县直接奔赴上谷宁城的，可见此次任命的急迫。他将在冀州的平原上奔驰数日，进入幽州界后，翻越横亘的燕山山脉。中室东壁甬道上方壁画描绘了李汉一行匆匆度过居庸关的情景。（图22）出关后，再西北行，他便来到帝国的边缘重镇宁城。

李汉又一次呼吸到边塞粗粝的空气，他遥望极远处绵延的长城和长城脚下若有若无的烟尘，感受到了自己肩头所担负的厚望的重量。

在漫长的赴任途中，李汉已经在思考上任后的对策了。与牧人打了多年交道的李汉明白，在草原上，只有强者才受到崇拜，所以，作为护乌桓都尉，他要树立起十足的权威来，让乌桓人明白，大汉还是那个大汉。日后，在他的墓室中，李汉以最多篇幅的壁画来描绘了他在护乌桓校尉任上的威仪赫赫，也让我们从中窥得，他治理乌桓的用心良苦。

非同一般首先体现在出行阵容上。出行图壁画局部破损，画里虽人马不全，但目前可见的128个人物、129匹马、11辆车仍然显示出护乌桓校尉出行的喧阗气势。 前端有骑马的雁门长史 ，雁门郡在并州，与护乌桓校尉所在的幽州本不相属，或许是为了共商安边之事，凭符节召来的，可见护乌桓校尉权力辐射之广。又按汉制，护乌桓校尉当置从事二人 ，以为属吏，故主车之前，有功曹从事、别驾从事所乘皂盖轺车为前导。李汉本人坐在由三匹骏马牵引的主车上，持着象征皇命的节。节，“以竹为之，柄长八尺，以旄牛尾为其眊，三重” ，壁画所绘符节也有三重赤眊，合于规制。主车之外，又有钲车、鼓车、輂车、斧车， 以钲鼓之声、斧钺之重象征护乌桓校尉的权威。而众多骑吏甲士佩弓执矛护卫左右，足以令边地之人心惊目骇。（图23）

乌桓、鲜卑的各部大人首领被命令来谒见护乌桓校尉。壁画描绘了这场显然精心安排的拜谒仪式。当乌桓、鲜卑人来到宁城城前时，已感到气氛的森然。在前室至中室甬道北壁壁画中，这些乌桓、鲜卑人被表现为髡头 ，身着赭缘黄衣或赭衣。而两侧陈列着兵栏，矛戟林立，众多甲士武弁或持矛，或持刀，寒光闪耀，展示着汉军的强大实力，令这些向来桀骜的乌桓、鲜卑人也不禁俯首躬身，在官吏的审视下，进了宁城南门。（图24）

宁城作为边陲重镇，是一座有着雉堞高墙的大城，显示出金汤之固。它有东、西、南三座城门，城内有宁县官署和宁市，其中宁市应当就是汉人与乌桓、鲜卑人互市交易的场所。而宁城中又有子城，便是护乌桓校尉的幕府所在。（图25）

幕府亦有东、南二门。幕府门侧立双阙，门扇饰有青龙、白虎，门前立有建鼓。若击鼓作声，则有征伐之音，令闻者不禁胆寒。（图26）

幕府东门一带是诸曹办公地，在前室南壁和东壁，绘有功曹、金曹、仓曹、阁曹、左仓曹、右仓曹、塞曹、尉曹、左贼曹、右贼曹等诸般属吏的办公处，可见幕府分工细致，诸曹各司其职，能对突发事件进行及时处理。（图27）幕府南门之西为一院落，其内有庖厨和马厩，厩中有骏马，一旦事有紧急，快马加鞭，讯息可以迅速传到帝国的中枢和其他关键区域，使帝国能警醒以应对。而充实的谷仓则显示了幕府具备完善的后勤补给，足以应对持久的战斗。（图28）

这一切，应当都为乌桓、鲜卑人看在眼里。

乌桓、鲜卑人被引进幕府南门后，拐过一道照壁，便来到一个宽敞的庭院，院中，有众多甲士环卫，戈矛铮亮，又有属吏肃立，态度庄严。而庭院之北为正堂，堂上朱衣端坐者就是护乌桓校尉李汉，前有属吏对其跪拜。（图29）

对于李汉，以及他的出色履历，乌桓、鲜卑人应当早有耳闻，知道这位长官是个杀伐决断的厉害角色。当他们来到正堂前，见此汉官威仪时，乌桓、鲜卑人不禁匍匐，在谒者引导下，鱼贯上前礼拜，至少在此时，他们齐声表示了对天朝的恭服无二。

山东临淄山王的西汉兵马俑坑的发掘为我们想象汉官威仪提供了更具体的佐证。该兵马俑坑之布局可视为是一座微型幕府，最前方亦有双阙竖立，阙间，在骑吏的护卫下，有车赳赳欲驰。（图30）前大门相当于幕府门，有门吏守护。（图31），而前院之中，车马兵卒赫然成阵，甲胄鲜明，刀矛锋锐。（图32、图33、图34）

李汉注视着这些匍匐满地的乌桓、鲜卑人，他知道，他极力营造的威严有了效果，至少让他们明白，大汉朝依然雄武不减当年。在厉声斥责了他们过往的不忠行为后，李汉瞥见了乌桓、鲜卑人那诚惶诚恐的容色，于是，他又对这些迷途知返的帝国属民示以安抚，表示只要他们衷心臣服，赏赐、互市将不会断绝。乌桓、鲜卑人再三拜伏后，李汉满意了，下令赐宴席，作百戏。一场欢愉在凛然中展开。就这样，恩威并施，李汉令远人心悦诚服。

大动乱时代的降临

或许凭借威仪和治理，在李汉的任期内，乌桓、鲜卑没有大的动乱，至少，壁画中描绘的乌桓、鲜卑人是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这使得李汉得以平安履行完任期，直至告老还乡，在武成县安度完自己的余生。（图35、图36）

但汉朝毕竟已经日薄西山了，它衰老的态势被边庭的牧人看在眼里，渐渐地，牧人们愈发无所畏惧。不久，草原上崛起了新的王者，鲜卑人取代匈奴人成为北方最大的威胁。汉桓帝永寿、延熹年间（155-167），鲜卑檀石槐“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建立起一个东西广一万四千余里，南北广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的庞大汗国， 直到汉灵帝时，帝国北境的幽、并、凉三州无岁不被鲜卑寇扰，杀略无数。

受之鼓舞，汉灵帝初年，乌桓大人们开始新一轮的反叛：上谷难楼，辽西丘力居，辽东苏仆延，右北平乌延，皆自称为王。 城头变幻大王旗，大汉的版图被战火撕扯，帝国的边疆再无宁日。

城池被焚烧，农夫被杀戮和驱逐，犁锄耕耘出的土地渐渐荒芜。到了汉灵帝末年，自定襄以西，尽云中、雁门、西河之间遂为空域 。

李汉曾无数次眺望过的麦浪起伏的庄园，亦在覆巢之下。

这不是结束，而只是开始。

汉灵帝之后，中原板荡，群雄逐鹿，而北方边陲，越来越多的牧人开始南下的征途，匈奴、鲜卑、羯、氐、羌，纵马肆虐，直到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和晋愍帝建兴四年（316），中原文明的两大中心洛阳与长安相继被马蹄踏破，淮河以北的大地尽为牧人驰骋。

牧人之所以要不顾一切地南下争夺土地，气候依然是最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气候学家对青藏高原西北部的古里雅冰芯 、青海都兰的树轮 、中国东部 的长时段气候变化研究都显示，3世纪至6世纪，是一个明显的冷期，干燥寒冷成为主流。高纬度的草原，对此变化的反应更为灵敏，故草原上的寒凉趋势自公元初年就开始了，这解释了南匈奴和乌桓的入塞内附。而随着气候进一步的恶化，流连于塞内外的牧人的生计难以维系，求生的欲望驱使他们继续向南，从农夫邻居那里抢夺土地。

与此同时，中原也开始感受到气候恶化的威力。史载，汉灵帝光和六年（183）夏大旱，而这年的冬天却是格外寒冷，以至于“东海、东莱、琅邪井中冰厚尺余” ，这样的干旱和寒冷让农夫遭遇了可怕的荒年，于是次年，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谶语中，黄巾起义爆发。此后数百年，中原不得不忍受寒冷干燥气候的摧残。

史书里的片语，可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凛冽。

魏文帝黄初六年（226），“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 。可知，这一年，冬季河流封冻线已逼近长江边。

晋怀帝永嘉三年（309）春，“三月，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 。这骇人的干旱使得中国几条主要河道皆断流，赤地千里，可想而知。

东亚并不是气候恶化的唯一受害者，在欧亚大陆西端的罗马帝国，也罹受着相似的痛苦。

铍的同位素记录显示，在3世纪40年代，日晒出现了急剧下降，寒冷如约而至，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川开始下行。地中海地区，干旱蔓延，甚至连尼罗河都不再定期泛滥，亚历山大里亚主教称，河床就像沙漠一样干涸。作为罗马帝国最大的粮仓，埃及的粮食歉收使帝国经济遭遇严重打击。

罗马的衰落使其无法抵抗邻人的入侵，边境防御体系大面积崩溃，被罗马人视为蛮族的阿勒曼尼人、法兰克人、哥特人、日耳曼人纷至沓来，分割着帝国的版图。

而在辽阔的欧亚草原上，持续寒冷干旱造成的压力也迫使游牧民族向西方去寻找出路。 4世纪后半期，匈人出现在欧洲东部，将哥特人向西驱赶，使其不得不冲入帝国境内，410年，哥特人的军队进入罗马，这座荣耀的帝都第一次落入敌手。452年，被称为“上帝之鞭”的匈人首领阿提拉率领着庞大的部队进入意大利，铁蹄肆虐着帝国的腹地。476年，最后一任皇帝被日耳曼人废黜，西罗马帝国灭亡。

如果将视野放大到整个欧亚大陆更长时段上，将会发现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这段时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温暖湿润时期。 气候最优期是农夫们的幸福时光，更多的土地变得适宜耕种，且能奉献更丰厚的出产，使得以农业立国的帝国物阜民丰，并向更远方扩张权力。这也正是帝国繁盛的时代，汉朝、贵霜、安息和罗马四大帝国在北纬30-40度的沃土带上一字排开。

而当3世纪的寒冷世纪到来时，四大帝国无一例外地走向衰亡。气候变化使牧人疯狂、使农夫失利，平衡不断被颠覆，除了继安息而起的萨珊波斯依旧强大外，欧亚大陆的东端和西端，都将陷入一个漫长的混乱时代。 Xy9/6EjNaC1iyYnjO+/Ld2IARf72dyfqAKYT1+WtfMCOVWJ1F4TB/1N4QvLBd8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