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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卫的设立与初期发展

明代在京畿地区设立的数以百计的卫所当中,天津卫的设立最具历史价值。正是因为天津卫的设立,才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也使得这座卫城在两三百年的时间里成长为北方的经济中心。为什么要在这里设卫呢?这需要从天津独特的历史地理位置说起。

古老天成的海河,孕育了天津的城市生命。隋朝开通了大运河,把海河与黄河、淮河、长江连接起来,这样就使地处运河北端,兼有河海运输之便的天津一带的地位重要起来。从唐朝时起,这里开始有了正式的名字,叫“三会海口”,也就是指海河、运河与渤海交汇的地方。 但三会海口的区位优势只是为天津城市聚落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条件,等明太祖攻下大都后在此设卫,才有了城市的雏形。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天津因为兼具河海运输之便,才有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选定在天津这个地方设卫,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天津地方志专家郭凤岐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是漕运的地位。早在金元时期,海河的三岔河口(北运河、南运河与滹沱河的交汇处)就成为漕运的重要转运枢纽,并形成了聚落。到元大德三年(1299年),每年漕粮运量增至三百万石。第二,是盐业的发达。元初,就在此处设立三叉沽盐场,设灶煮盐;又设立三叉沽司,管理盐场事务。第三,是军事的要地。这里既是海防前线,又是京畿门户,宋辽对峙时还是边防要地。所以,宋政权在界河(当时对海河的称呼)南由东至西设了多个寨铺,金政权则设立了直沽寨,“寨”也是一种防御设施。第四,是寨、镇、城的逐步发展。金政权设立的直沽寨有驻军7200人,元政权在延祐三年(1316年)设立海津镇,到明永乐二年(1404年)天津卫城筑建时,距海津镇建立只有78年。第五,是地理优势。

郭凤岐的概括比较全面,但我们觉得还有一个因素促成了天津卫的设立。“靖难之役”中,明成祖朱棣在直沽率兵渡河,夺得天下。朱棣久居北平,深知直沽作为“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决定在直沽设卫筑城,分兵把守。他考虑到直沽是自己当年率兵渡河的地方,因此把在直沽所设之卫,赐名“天津”,意为“天子的渡口”。

根据明成祖朱棣的旨意,明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在直沽设立了天津卫;永乐二年十二月九日(1405年1月9日),添设天津左卫,同时在此筑城浚池 ;明永乐五年(1406年),改青州右卫为天津右卫。 这就是天津卫、天津三卫和三津的由来。

天津三卫都由后军都督府管辖,三卫足额兵士16800人,管辖南运河以南至今山东德州以东地区。三卫衙门均设在天津卫城内,天津卫署坐落在北门内大街大仪门西,天津右卫署坐落在北门西三官庙前,天津左卫署坐落在东门里大街北侧。卫的指挥机构均为卫指挥使,所设官吏有指挥使1人,正三品;指挥同知2人,从三品;指挥佥事4人,正四品;镇抚司镇抚2人,从五品。千户所的官吏有正千户1人,正五品;副千户2人,从五品;镇抚2人,从六品。百户所官员为百户,正六品。你看,天津三卫的各级官吏就有这么多人,再加上那些兵士,也够规模的了。

天津三卫的屯田亩数也不少,总共设立了143个屯堡,分散在静海(今天津市静海区)、兴济(县治在今河北省沧县兴济镇)、南皮、青县、沧州等州县境内。 面积如此广阔的田地,数量一定不小。卫所军士的屯田,加上不断加入的民间屯田,以及开渠灌田、治水垦田、南稻北植等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技术引进,改变了天津周围的经济环境,提升了天津的经济实力。

天津卫设立之初,只是出于屯兵和军事防御的目的,但后来天津卫的经济却获得了迅速发展。促进天津卫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归纳为如下几项:

一、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天津卫的军事地位进一步强化

天津卫的设立与明代其他卫所的设立目的是一样的,职能范围仅限于与军事有关的方面,如筑建城垣、戍守卫城、屯田、军事训练等,但由于天津卫的特殊地理位置,又增加了监督保护漕运、修建和保卫粮仓等方面的职能。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天津作为拱卫首都的门户,军事和政治地位凸显,衔接了南方、首都和辽东前线之间粮饷、军队和装备的供应。明万历二十年(1590年),日本军队攻陷朝鲜意欲进犯中国时,天津是从海上援助军队和物资的输送中心,以及后金政权(即后来的清政权)发兵攻明,天津遂成为调兵、筹粮、运饷乃至打制兵器、筹备物资等的军事基地。军事地位的进一步强化,必定要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二、明代漕运的兴盛,带动了仓储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

明代天津是南北方海运和运河的交通枢纽。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南到钱塘江口,北至大通桥,全长1700余千米的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河运大便,从里河运粮的比重大大上升。据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研究,明代也有海运,“海道之可考者有二,一为自淮安至天津卫的海道,一为自天津至辽东的海道”。并说:“明的海运,永乐间最盛时,北京辽东二处每岁约共一百石。” 但在当时,江南地区才是征收漕粮的主要地区,江南数省民运粮至淮安等4仓,然后分遣官军就近挽运,接力搬输,每年4次,约在200万—300万石之间,以后增至近五六百万石。 大量的漕粮汇聚储存在天津,促使天津及附近囤积粮食的仓廒迅速增加,这些仓廒既有露天的,也有永久性的,从15世纪中叶的不足百间,到17世纪初增加到300余座。为了加强对漕运的管理,天津卫还设立了户部分司。到正统年间,各仓所贮水次官粮“动称万计”,天津成为明代重要的漕粮储屯所之一。

漕运的兴盛,在带动仓储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天津随之成为重要转漕中心,那些承担运输漕粮、从事工役的卫所军士,后来逐渐成为从事造船、修船、驾船、搬运、治河的居民,与漕运、仓储相关的行业获得了发展。

明弘治三年(1490年),设整饬天津按察司副使一员,以统率天津三卫军兵,“操练军马,修浚城池,禁革奸弊,兼理词讼,监管运河事” 。这样,就改变了过去“三卫势均,纷无统纪”“同处一城,不相统属”的局面,加强了对天津三卫的统一管理。明弘治六年(1493年),天津卫城颓圮,明政府乃命副使刘福监督重修。重修后的天津卫城“四围九里,高三丈五尺,广二丈五尺,门四,临河无池”。这次重修天津卫城完成了从卫军屯田、戍守据点向新型经济、商业城市的过渡,这对天津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商业中心城市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明代漕运的发达,推动了商业的发展与繁荣

在天津交通枢纽功能不断提高的同时,必然也带来城市本身经济的发展。明政府准许运送漕粮的水手和商人夹带各种土特产品(“土宜”),每船夹带的“土宜”从最初的十石增加到八十石,这些来自江南和闽粤的日用品、奢侈品在天津卸卖,带动了天津商业的发展。明代初期天津境内有盐场,明末时的产量仅次于两淮,居全国第二位。盐业是官府专卖垄断,其产销有严格的控制,长芦盐行销的地区是河南以北,天津盐商利用官府发放的盐引将盐运销各地,又带回土特产品,获利丰厚,是天津财力最雄厚的商人。

当时北方广种棉花,但因地土高燥,纺织技艺不精,故棉贱而布贵;南方地土卑湿,纺织技艺精良,却因地窄人稠,无法广种棉花,故布贱而棉贵。各地商人欲擅其利,乃借运河之便贩运,出现了北棉南运、南布北销的局面。天津就是北棉南运、南布北销的重要枢纽之一。那时,北河之棉,分别沿永平新河、白河运达天津;西河之棉,沿大清河、滹沱河、西河运至天津,转赁河、海船舶或漕船南下售卖。待船北返时,就载南布抵天津,或就地销售,或转车、船运往他处。

由于漕运的兴盛与发达,明中叶以后,“天津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由单纯的官运粮米及物资中转站发展成为各地商品及货物集散的北方商业中心城市” 。这样的判断有些误差,我们应清楚地看到,“明代天津的形成和初步发展仍然依附于首都北京,作为拱卫京师和保证北方粮饷通畅的军事重地,没有脱离开传统城市的发展轨迹” 。明代天津的经济功能虽然大大发展,但依然是以军事堡垒为主的城市,是北京的附属城市,是以保证北京的经济与军事安全为主要功能的城市。

但是,在当时天津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的形势下,一些新的问题出现了,这些问题不是天津三卫本身所能解决的。我们摘抄几则史料,借以窥见经济发展与行政官吏设置缺乏之间的矛盾:

明正统四年(1439年),天津卫上奏:本卫屯田皆在河间地方。比因夏秋雨多,冲决河岸百有余里,屯田淹没,请筑塞以免后患。

这则史料表明军屯与地方州县管辖权之间的矛盾。尽管卫所的屯田属于卫所自己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情,但由于内地卫所的屯田多分布在州县辖区内,若需要建设大型的水利工程,没有州县的配合恐难以完成。而且,屯田军士的身份也在发生渐变。“这部分人口,虽在明初即已寓兵于农,军农兼顾,但当时侧重点仍在军,而后来由于繁重的屯务,使他们不得不把注意力更多地由军事转向农业,将农业渐渐当成了本业,军事则成末业。与其说他们是军人,毋宁说他们已渐渐变为农民。” 屯田军士的身份渐渐变为农民,肯定要追求经济利益上的最大化,他们面对水灾的威胁,怎会不着急呢?

明成化七年(1471年),兵科给事中秦崇上奏筹边四事,其第四事为:天津为南北要冲,有盐海之利,其民嗜利不畏刑法。且沿河军卫俱有府州县以相钤辖,而天津既无有司以控制,又无驿递以送迎。都督陈逵镇守而居于通州,未尝一至其地,所以恣肆尤甚。况今水旱相仍,倘有相聚为梗者,岂不深可虑乎?乞选都指挥一人守御,且设馆驿,以便往来,则积习之弊可以渐革矣。

这则史料直接说明了天津没有州县“以相钤辖”的困境,不畏刑法的嗜利之民容易聚众闹事,必须要有地方官加以辖制。可都指挥仍属军职,他们怎么能够处理那么多的民事纠纷呢?

《明神宗实录》记载明万历二年(1574年)事情,有这样一条:天津三卫,原置河间府管马通判一员,专理兵备道公务,稽查三卫夫役钱粮,问理军民词讼。吏部谓,天津居河间之北,离所属州县太远,既管马政,马户赴验往还劳费,赴部掣批通经两三月,公务废阁,且官不系统辖,师生不遵提调,殊为窒碍。本府清军同知原辖军卫,堪以更置管马通判,掣回本府,从之。

这则史料表明行政系统的官吏已经渗透进军事系统内部,此即河间府管马通判。以府管马通判“稽查三卫夫役钱粮,问理军民词讼”,行政权已经凌驾于卫所权力之上,如何处理这种“不系统辖”的矛盾,是考验统治者政治智慧的绝佳案例。但是,卫所制度不取消,这种矛盾就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而卫所制度的取消只有等待改朝换代以后了。 Tj8cHFEkWi8tp/DakMkUihfZ/QwG2jtgcTRKqmzt/Hn+38rQZD98Vy523k7fDOPM



北京周边的其他卫所

明代,京师所设卫所有一百多个,但过半数都在北京城内。 北京周边的卫所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河北省范围内,根据河北省地方史研究专家梁勇的统计,永乐期间河北驻有八十多个卫和三十个左右的守御、牧马千户所,共约四十五万人。加上军户的增加,南方军匠、军夫的北调,总人数至少不下五十万。

京畿地区的卫所大多分属于两个都指挥使司,一个是大宁都指挥使司,另一个是万全都指挥使司。大宁都指挥使司,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九月置,治大宁卫(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七月,更名为北平行都指挥使司,领十卫。明永乐二年(1403年)三月,复故名,徙治保定府。内徙保定后,其所领卫所或早已废治,或迁治内地,都失去了原有的屯田,只剩下了纯粹的军营,故本书不再列出各个卫所的名称了。

万全都指挥使司,明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置,治宣府镇城(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领十五卫、七守御千户所。关于万全都指挥使司所领卫所的具体情况,请看表1-1:

表1-1 万全都指挥使司所领卫所情况

万全都指挥使司的治所宣府镇,是明代著名的边镇,系“九边”之一。宣府镇的设立经历了一个过程。元代,在此设宣德县。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大将汤和至宣德,因宣德距离蒙古甚近,徙其民至居庸关,并更其名为宣府,且遣将兵守之;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二月,明太祖发北平军士筑宣府城;洪武二十八年三月,明太祖第十九子朱逪受封谷王,就藩宣府,展筑城垣。至此,在明初藩王守边的政策下,宣府成为边防重地。

明永乐七年(1407年),在宣府置镇守总兵官,佩镇朔将军印,驻宣府,专总兵事,领宣府三卫,隶属北平都指挥使司。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宣府镇与北京城“譬则身之肩背,室之门户也,肩背实则腹心安,门户严则堂奥固” 。既然给予宣府镇如此高的地位,镇城的修建也就立即进行。明成祖将长城外三卫之一的大宁卫让给蒙古兀良哈部,将兴和守御所内迁至宣化城,弃地100余千米;明正统年间,开平卫内移到独石口,又失去了150千米的疆土。在丧失疆土的同时,也将防御蒙古人的防线南移,宣府镇因此成为边地重镇。

驻在宣府镇城的官府机构有23个之多,如谷王府、镇国府、万全都指挥使司、总督府、巡抚都察院、巡按察院、旧游击将军署、新游击将军署、宣府前卫指挥使司、宣府左卫指挥使司、宣府右卫指挥使司、兴和守御千户所、副总兵府、分守藩司、分巡臬司、安乐堂、镇朔府、户部行司、刑部行司、户部官厅、真定行府等。其中既有军事防御机构,又有行政管理机构,既有隶属于中央的治所,又有地方性的治所,可见宣府镇城兼有复合功能,既是军事中心,又是行政治所。 而宣府镇既是军事重镇,驻军数量不在少数。镇城内稳定的驻军应在3万以上,连带家眷,至少是10万人口。 这在当时已是一座不小的城市。

宣府镇城除去防御功能以外,还具有生活功能,因其有数量巨大的城市人口。据明史记载推断,当时宣府镇军费开支约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1/50。而且,随着人口增加和边疆贸易的发展,宣府镇城的经济规模也有大幅提高。明永乐年间,宣府镇城的税收超过2400两白银,涉及布缕、马骡、猪羊、米、菜果、皮袄、煤、柴等13个行业,表明宣府镇城已初具消费型经济的框架。军镇空间中出现官店、市坊,军镇周边出现市堡、市口,都是经济生活职能需求的物化。经济发展推动军镇成为市场聚落,但市的形态仍遵循军事城池的建置,开市时间和地点甚至参与交易的人员、人数、货品均受到严格规定,带有明显的军事、边疆色彩。

宣府镇城出现的市堡、市口,主要是指与北方蒙古族人的互市贸易而开放的特定地点,其中最大的一处是张家口堡。明宣德四年(1429年),万全右卫指挥使张文选址东西太平山长城内约2.5千米处的清水河西岸构筑戍堡,是为张家口堡。“张家口”地名的来历,据说有一位张姓人家在明初洪武年间由外地迁来,在东、西隘口附近定居,久而久之,人们便称此处为“张家口”。

张家口堡是一处极为重要的军事堡垒,明宣德年间的驻军“设守备一员,把总二员,存籍官军一千一百九十九员,实有官军一千七百零八员” 。以每个军士携带一妻一子计算,则张家口这一方圆两千米的城堡中,至少有军士及军属共约5000人居住,是一处不折不扣的军事聚落。此后的140多年间,张家口堡作为防御蒙古族人南下的重要据点,其修筑、展筑皆是以增强城堡的防御功能为主要目的,是一座职能单一的军事据点。

到明隆庆五年(1571年),发生了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既改变了明政权的边疆政策,也改变了张家口堡的历史命运,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就是“隆庆和议”。隆庆五年,明穆宗下诏,封俺答(俺答是当时蒙古两大部落之一的鞑靼部的首领)为“顺义王”,封俺答之弟昆都力哈和长子黄台吉为都督同知,其余子侄和部下63人分别为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等官,俺答每年向朝廷贡马一次,每次不超500匹,贡使人数不超150人,由朝廷给予马价,另加赏赐;在大同、宣府、山西3镇的长城附近开设互市市场,此即“隆庆和议”。 “隆庆和议”结束了明政权与北方蒙古族人长达两百年的战争状态,开启了蒙汉民族之间友好互市的新阶段,同时也开启了张家口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隆庆和议”后,双方商定互市地点,整个长城防区共有11处马市。由于张家口堡所处的地理位置较为有利,贸易量很快超过了其他各镇的市口。第一次互市中,张家口堡易马1993匹,贸易额15277两;明万历元年(1573年),张家口堡官市市马7800匹,次年市马14500余匹。开市4年之内,市马总额增长了7倍以上。

官方主导的马市不能满足全部贸易要求,所以在官市之后,还允许在同一地点进行民间交易,即民市。在和议后的第一次互市交易中,张家口堡民市马骡牛羊就超过了9000匹(头),这一年民市交易额应为官市交易的3倍以上。由于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手工业品的迫切需求,在民市交易中,汉族商民往往获利丰厚。特别是每年春季蒙古普通牧民正值缺粮之时,汉人获利,不啻数倍。 随着民间贸易禁令的解除,民市的发展规模和意义都远远超过了官市。

随着互市贸易的发展,张家口堡贾店鳞次栉比,南京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等琳琅满目,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每遇开市,远商辐辏其间,楼台高耸,关防严密,巍然成为塞外重镇。明万历中期以后,堡内修筑了玉皇阁、文昌阁、千佛寺等一系列宗教文化性建筑。居民组成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量商人及手工业者纷纷涌入张家口堡,资财雄厚的富商巨贾还在堡内营建了众多精致华丽的住宅。这一切表明,张家口堡开始由军事城堡向社会性城镇过渡。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为了规范张家口堡的互市交易,宣府巡抚汪道亨主持修筑了来远堡(即张家口上堡,原张家口堡则被称为下堡,又称堡子里)。与张家口堡修筑之时单纯的军事防御目的有所不同,来远堡内除一般军事设施外,还设有抚赏厅、观市厅、司税房等行政设施。上下两堡的分立,可以看作是张家口城市功能分区的雏形:上堡为汉蒙贸易互市的主要场所,下堡为边地商贾主要居住地、张家口的政治与文化聚集区。至明末时,塞上地区民物阜安,商贾辐辏,几乎与中原地区没有什么差异。

汉蒙互市贸易的发展,使张家口由单纯的军事城堡,变为一个繁荣的边贸城市。在以后的发展中后来居上,不但超过了万全右卫城,并且逐步超过了宣府镇城。明代,是张家口城市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

在北京周边的卫所中,还有一处对后世的城市发展影响颇大,这就是山海卫。山海卫的设置,也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是根据山海关所处的地理位置和险峻地形来加以判断的。山海关地处辽西走廊中腰偏西地段,北是层峦叠嶂的燕山山脉,南为波涛万顷的渤海,山海之间相距仅7.5千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时人评论说:“山海关东控辽阳,西护畿辅,防扼海泊倭番,验放高丽、女真进贡诸夷,本为重镇。譬人之身,京师则腹心也,蓟镇则肩背也,辽阳则臂指也,山海关则节窍寂合之最紧要者也。” 设卫于山海关,东可控数百里山海间东西通道,西可护地旷无险可守的冀东平原。在这样一个地方建关设卫、修筑长城,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最佳选择,是古代军事设防上充分利用地理形胜的突出范例。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镇守北平的大将军徐达奉旨发燕山等卫屯戍官军15100人,修永平、界岭等32处关隘,修筑整理长城以防御来自北方的蒙古骑兵。当年九月,山海卫设立。次年,将山海卫由榆关迁至迁民镇(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并动工修筑山海卫城,即山海关关城。

山海关鸟瞰图

山海卫设立之初,就设重兵驻守,原额正军及其家属共有30252人。到明中叶,蓟镇总兵戚继光又增筑敌台1017座,并修筑了“入海七丈”的老龙头,长城的防御功能进一步增强,山海关也成为一座坚固的军事防御堡垒。明代末期,由于东北女真政权的威胁,山海卫的军事地位更加重要,仅驻守在山海关城内外的官兵就有十三四万人,设总兵6员、副将12员、大小将领1500多人。 驻军人数的增加,还会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尤其是商业的发展。明政府在此设立官市,售卖南货,军民称便,山海关逐渐从一个军事堡垒向地区军事、经济中心转化。

在修筑山海关设卫建关的过程中,徐达还开辟了山海关码头庄港。此港唐代以前曾是口岸,辽金荒废。徐达重开此港,起初是为了运输建筑材料和匠役粮秣,后来则是为了供给守卫官兵的粮饷军资。明万历以后,包括码头庄港在内的沿海主要港口如永平内河港口、洋河、戴河口的旧碣石海港湾泊区、秦皇岛港湾、卸粮口、止锚湾泊区等,均一度兴旺,转运粮豆每年在130万—150万石之间。 为了加强海运特别是军资运输管理,明政府特在山海关设“海运厅”,负责港口管理,包括接卸、调拨、转运粮饷军资,兼管仓库、露囤及递运所等等。行政设施的设立,表明山海关已经具备城市的雏形。 oEanPTEzthOn8HL6JzukNW72jrzr3iNhS5Kvo+aMOnRzDwrKybFR5JBvl5fBrA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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