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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12月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Fitch，简称“惠誉国际”）降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以来，欧债危机发端并不断演化，蔓延至包括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内的欧元区国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随后，经济学界对欧债危机的原因作了大量分析，并提出了各种应对策略，但是，截至2013年年底，欧债危机并未得到及时有效的遏制。欧债危机不仅仅是一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单从经济角度分析是不够的。欧债危机本质上是因政府债务高得不可持续而引起的对政府偿债能力的信任危机。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中断是公共支出持续膨胀和财政收入极度短缺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欧债危机国，什么因素导致了公共支出持续膨胀，什么因素导致了财政收入短缺？欧债危机的深层政治根源究竟是什么？欧债危机国的民主政治体制究竟存在哪些缺陷？围绕这些中心问题，本书以欧债危机为分析对象，运用政治-经济互动分析方法，基于“政策偏差”（或“政策错搭”，即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长期错误组合或不当组合）视角对欧债危机的政策成因、政治根源以及西方交易式民主政治体制的内在缺陷展开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本书旨在探讨隐藏在欧债危机背后的政策成因与政治根源，力求在作为因变量的欧债危机与作为自变量的福利政策因素、经济政策因素以及民主政治体制因素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揭示出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和内在逻辑，为深刻认识和理解欧债危机提供一种全新的研究思路。
为此，本书试图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构建一个更具解释力的替代性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从欧债危机这一经济结果出发，沿着“公共支出膨胀”和“财政收入短缺”两个维度，分别探讨（1）公共支出膨胀与福利政策之间的关系；（2）财政收入短缺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最后揭示出（3）福利政策、经济政策及其长期不当组合（“政策偏差”）是交易式民主政治体制的政策产出，而交易式民主的空心化、泡沫化趋势及其产生的长期政策偏差，则是隐含在欧债危机这一经济泡沫背后的政治泡沫。
当然，欧债危机与各种政策因素和政治因素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单向度的。从相反的向度看，欧债危机同样会作为自变量而对作为因变量的各种政策因素和政治因素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当前的，也有长远的。要对欧债危机的长远影响作出全面客观公允的评判，还需另作研究。为了集中探讨欧债危机的根源和发生机制，除了在刻画欧债危机演变进程时会涉及当前影响之外
，本书并不打算展开讨论欧债危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
通过本项研究，笔者一方面期望从政策偏差以及导致这种政策偏差的交易式民主政治体制层面深刻认识欧债危机的政策成因与政治根源，反思欧债危机国交易式民主政治体制的弊端，对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及其泡沫化趋势作出更为客观和深入的认识；另一方面试图重新思考政治发展与经济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政治安排对经济治理的反作用
，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更具解释力和指导力的理论联系，同时也希冀能够努力推动新政治经济学这一前沿交叉学科领域的发展。
欧债危机的爆发与恶化震动了整个欧洲市场和世界各地与欧洲市场来往密切的经济体，一时间受到全球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各种报道、评论、研究、批评和建议纷至沓来。国内外学界对欧债危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来自政治学界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目前的研究已经涉及欧债危机的方方面面，包括欧债危机的历史背景、蔓延与救助过程、爆发原因、未来趋势、多重影响和应对策略等等。这些研究为我们深入分析和反思欧债危机，揭示欧债危机背后的深层根源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关于欧债危机的根源，学界存在较大分歧，主要有如下五种观点：
这类研究将欧债危机直接归因于长期的赤字财政和不受约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趋同标准和《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财政纪律，欧元区成员国的年度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然而，根据欧盟统计数据，2009-2010年，欧盟27个成员国中只有瑞典和爱沙尼亚达标。有学者据此认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源于财政赤字过高，归根结底是在缺乏独立货币政策的条件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没有受到有效的机制约束所致。
欧债危机国长期的负债投资导致了巨额政府财政赤字，因此，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长期过度负债行为，是造成欧债危机的直接原因。
在笔者看来，长期的赤字财政的确是引爆欧债危机的直接因素，然而，赤字财政本身也是一种经济结果，它顶多是引爆欧债危机的导火索，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债务危机国长期维持赤字财政的深层原因。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导致赤字财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为何债务危机国会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呢？我们只有深入分析赤字财政和扩张性财政政策背后的根源，方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欧债危机。
这类研究认为，欧债危机归根结底是债务危机国实行慷慨福利制度和进行福利国家建设的结果，而人口老龄化又使这些国家的福利支出面临沉重压力。有学者基于二战后欧洲福利国家建设历程提出，战后欧洲福利模式对于欧债危机的爆发有着深刻影响，因为福利国家建设导致了福利支出的不断增长，而财政收入减少、经济控制能力弱化以及由人口老龄化所导致的养老金支出增长又给欧洲福利制度带来了冲击。正因为如此，化解欧债危机的关键在于能否成功地改革战后福利模式，解决财政紧缩、经济增长与福利制度之间的矛盾。
有学者认为，过高的福利开支致使经济乏力的欧洲各国财政收支严重失衡，而削减福利支出的努力又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因此，福利制度是引发欧债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处理债务危机的严重羁绊。
另有学者以人口老龄化为研究起点，以“老龄化成本”为分析工具，就欧洲养老金制度存在的诸多缺陷及其对主权债务危机的隐性推动问题展开了讨论，认为欧洲尤其是希腊的养老金体系存在替代率过高、待遇率严重失衡
、养老金财富总值超出支付能力等问题，这些问题提升了老龄化成本，是欧债危机的隐性诱因。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研究者也持这类观点。
从福利制度视角解释欧债危机根源的观点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当然质疑的角度是多样的。有人为福利制度做出辩护，认为欧债危机的根源并不是高福利，而是收入不公和贫富悬殊，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是避免和解决债务危机的正确方法。
有学者评论道，欧债危机本身仍然是一次经济危机，它的恶化可能导致福利危机，但绝不能本末倒置地认为是福利危机导致了欧债危机，不能将提高国民福利、建设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
有些质疑并不是基于为福利制度加以辩护的目的，认为欧债危机的真正根源不在于福利制度，而是另有原因（如后面的几种观点）。
在笔者看来，慷慨的福利制度和人口老龄化的确大大增加了危机国的福利支出，加重了这些国家的公共支出负担，是促使危机国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重要原因之一，若忽视这一点，很可能会得出片面的判断。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除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五个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外，欧洲还有许多国家也实行比较慷慨的福利制度，而且同样也迈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但这些国家却并没有像欧债五国那样深陷主权债务危机。这提醒我们，慷慨的福利制度或许仅仅是引发欧债危机的可能因素而不是必然因素。
这类研究将分析视角从福利制度转向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问题，认为欧债危机的根源在于危机国的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有研究者回顾了福利制度与经济发展、福利制度与国家债务之间的关系，认为福利制度从未成为一国经济发展停滞的致因，却往往成为促进一国经济发展、帮助一国摆脱经济低迷状态的重要政策工具；是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增长模式存在问题影响了福利开支的正常增长，而非福利支出导致了经济问题。
这一观点试图在为福利制度提供辩护的同时把欧债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经济结构失衡。有研究者分析了欧债危机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模式，发现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日益依赖于信贷的过度扩张，其结果是内需旺盛导致经常项目
赤字持续扩大，而这只能通过大量外部融资予以维系。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较为脆弱，在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下使得实体经济陷入困境，最终以债务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正是基于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有研究者认为：“一个国家只有经济有了持续增长的源泉，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欧债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性下降，导致支撑高福利支出的基础动摇，最终导致延续至今的债务危机。”能否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性，才是能否抵御、解决债务危机冲击的关键。
在笔者看来，从经济结构和经济竞争力角度解释欧债危机的观点弥补了福利制度观的缺陷，较好地厘清了经济发展模式与政府债务积累之间的关系，将欧债危机的根源进一步推向深入。实际上，经济结构的失衡不仅存在于欧元区成员国内部，具体表现为产业失衡、国际收支失衡等，也存在于欧元区成员国之间，表现为欧元区经济竞争力的南北差异，这使欧元区国家面临非对称性外部冲击。同样地，经济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不仅体现在欧元区各成员国内部，也还体现在欧元区成员国之间。有学者分析认为，部分欧元区成员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内在原因是，各成员国之间在经济基本面和宏观经济指标方面存在着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迫使发展水平较低的成员国采取财政扩张与信贷扩张政策，由此造成了这些国家内部经济失衡并引发债务危机。
然而，这类观点并不能完全取代福利制度观，因为世界其他地区存在着大量经济结构更为失衡、经济发展更为落后、经济竞争力更为脆弱的国家，这些国家同样也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它们并没有像欧债五国那样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如果欧债五国在脆弱的经济环境下能够有效削减福利开支，控制公共支出规模，或许也能幸免主权债务危机。
这类研究把欧债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欧元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二元性。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指出，欧债危机根源于欧元设计的深层缺陷，其核心原因是“欧元缺乏灵活性，而不是赤字开支”。早在欧元诞生之初，经济学家就警告说，欧洲还不具备实行单一货币的条件。
根据克鲁格曼的欧元缺陷观，“欧债问题表面上是债务危机，本质上却是欧元危机：单一货币，让各国丧失了灵活应对赤字和衰退的能力。而缺乏统一的财政制度，使成员国在失去传统应对方法的同时又难以获得新手段。最关键的是，设计时统一货币的好处并没有自然到来”
。
欧元区二元性体制矛盾的观点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支持。
有学者分析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1）作为主权分离的共同货币区，欧元区缺乏应对国际性大危机的统一政策协调工具。（2）欧元区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经济的整合不仅没有产生内生性的趋同，反而出现两极化的离心趋势。”
另有学者认为，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难以步调一致；由于欧元区成员国发展不平衡，面临非对称性冲击问题，而这种问题在单一货币政策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在笔者看来，这类观点有助于解释欧元区成员国为何会倾向于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本国经济发展，这也是欧债危机的一个诱因。然而，对于欧债危机国而言，欧元区二元性体制矛盾更大程度上源于外部因素，而且其他欧元区成员国也面临着同样的体制性矛盾，是否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国自身。实际上，由于二元体制结构使得欧元区成员国在面对外部经济冲击时难以达成及时有效的集体行动，二元性体制矛盾更有助于解释欧债危机爆发之后救助迟缓和救助不力的原因，对于引爆欧债危机的根源的解释力却比较有限。
这类研究强调欧债危机中各国病症不同，根源各异。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源包括长期奉行无节制的赤字财政政策，公务员队伍规模庞大，高工资、高福利和偷税漏税现象严重等；爱尔兰和西班牙债务危机是由房地产泡沫引起；意大利债务危机则源于经济长期不景气，而经济不景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竞争力得不到提高。
差异性观点提醒我们，对于欧债危机的认识不应一概而论，但这类观点尚且停留在欧债危机的传导机制上。把欧债危机的原因分别归结为赤字财政政策和房地产泡沫是不够的，二者实际上只是经济结果，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这些经济结果背后的深层根源。
除以上五类研究之外，也有一些学者从政治角度研究欧债危机，比如在米格尔·帕亚雷斯·马杜罗（Miguel Poiares Maduro）看来，欧元危机的实质是欧盟民主制度的危机。
法国学者弗朗索瓦·杰雷也认为，欧债危机源于欧洲民主遭受重创，一些国家无视民主的基础原则，破坏了公正和对民众的尊重，这种缺乏责任的民主运行方式最终导致了信任危机和债务危机。
国内有学者提出，欧债危机的爆发，并非仅仅因为其债务问题非常严重，更主要是因为欧洲联合中存在着制度性缺陷。
相比而言，从政治角度研究欧债危机的成果还相当少。
与政治视角相关的理论研究是民主危机论和民主赤字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亨廷顿和布坎南等西方学者就已开始探讨这一问题。亨廷顿在《民主的危机》第三章中提出，美国民主的泛滥导致了民主的混乱，包括政府活动的膨胀和政府权威的下降，进而对政治系统的功能产生了严重后果。政府活动的膨胀一方面会产生预算上的赤字，导致政府总债务的巨大增长，另一方面也会削弱政府的财政偿付能力。作为民主泛滥的另一个结果，政府权威的下降又会进一步削弱政府有效处理前述问题的能力。
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E.瓦格纳在《赤字中的民主》中则深入讨论了民主政治结构与预算赤字之间的关系。根据他们的论述，美国的预算赤字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凯恩斯有关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革命，因为凯恩斯理论并没有遵循平衡预算这一约束。“凯恩斯理论对平衡预算约束的破坏，很可能会导致预算赤字、货币膨胀和公共部门膨胀的倾向。”他们认为，即使我们接受凯恩斯理论，民主政治的压力也会使凯恩斯处方的运用产生偏差。“在我们看来，一个平衡的预算几乎应该是任何可接受的宪法框架的必要组成部分。一个民主的政府根本不能成为稳定经济的力量，任何强迫政府这样做的企图，最终都必然会招致经济的动荡。”因此，凯恩斯理论所唤起的预算中的无政府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民主危机论和民主赤字论为我们从政治经济角度分析欧债危机的根源提供了一些理论参考，但这些并非从欧债危机中得出的结论，对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反思也相当有限。在笔者看来，亨廷顿对民主泛滥和民主混乱的分析并未深刻揭示西方民主的交易本质，而布坎南等人对民主政治和凯恩斯理论的高度怀疑，以及对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崇，实际上并没有预防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爆发的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最近的两场危机显然需要新的理论解释。有关欧债危机的政治经济分析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民主反思和理论革新刚刚兴起，目前正是学术研究前沿，而且在反思欧债危机基础上重建政治经济理论，无论对于政治学、经济学还是新兴的政治经济学来讲，都是未来一段时间的重点研究领域。
尽管既有文献为本书奠定了一定的前期基础，但仍存在诸多不足：既有研究大都立足于经济学，把欧债危机归因于赤字财政政策、慷慨福利政策或经济结构失衡，缺乏一个能够有效整合这些重要因素的统一性分析框架，也鲜有进一步深入分析欧债危机的政治制度根源，更少有人运用政治经济分析方法，来探讨政治结构在欧债危机中的作用机制。对于欧债危机所折射的西方民主政体危机，相关研究也还有待继续深入。本书试图在这些方面有所推进。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一些学者试图分析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政治机制，从金融危机中反思其民主制度存在的问题。诺兰·麦卡蒂、基恩·普尔和霍华德·罗森塔尔在《政治泡沫——金融危机与美国民主制度的挫折》一书中深入解释了美国政治如何通过各种途径加剧了金融危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经济危机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政治泡沫，这种政治泡沫是由僵化的意识形态、低效的政治制度和顽强的特殊利益共同导致的，而政治泡沫又会助长不利于经济稳定的市场行为，并且导致市场风险不断增大，从而为经济泡沫的产生和破灭创造了条件。他们还指出，美国政府不仅没能有效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而且在金融危机爆发后采取的应对措施也显得迟缓无力，这表明美国民主政治制度已经遭到重大挫折。
有关美国金融危机的政治基础的研究，为我们探寻欧债危机的政治根源提供了有益借鉴。实际上，在2014年下半年接触到麦卡蒂等人所著《政治泡沫——金融危机与美国民主制度的挫折》（2013年英文版，2014年中文版）一书之前，笔者已经初步完成了本书的大部分论证工作。麦卡蒂等人所著《政治泡沫》一书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政治分析，大大坚定了笔者从政治视角研究欧债危机的信心。考虑到“政治泡沫”这一概念能够贴切地表达本书的核心思想，因此本书借用了这个概念作为书名，但无论是研究对象和论述逻辑，还是资料素材和核心论点，都是一项全新研究。当然，本书与麦卡蒂等人所著《政治泡沫》也存在共同之处，那就是二者都充分正视了经济危机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内在联系。
根据上文对国内外学界研究文献的回顾与评论，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建构一种既能够吸纳既有研究合理成分又可以避免和克服其解释局限的替代性分析框架。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从欧债五国爆发主权债务危机这一因变量出发往前推导，寻求导致这一因变量的各种自变量，以及各种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传导机制，这种传导机制所涉及的关键因素也可以被称为中间变量。
如图0-1所示，本书把作为一种经济结果的“欧债危机爆发”看作因变量。欧债危机的爆发实际上是危机国公共支出持续膨胀和财政收入极度短缺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两者的结合导致了政府债务的扭曲性积累，并且中断了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最终引发了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其中公共支出持续膨胀只是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因素而非必然因素，财政收入短缺亦是如此。我们必须同时结合“公共支出膨胀”和“财政收入短缺”这两个维度，才能真正揭示出欧债危机爆发的深层根源。
图0-1 本书分析框架
沿着“公共支出膨胀”维度，笔者一方面将考察公共支出膨胀与政府债务积累、主权债务危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将分析公共支出膨胀与福利政策之间的关系，并借助于公共支出膨胀这一中间变量揭示出福利政策与主权债务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
根据本书的研究，公共支出膨胀是包括慷慨福利政策和庞大公共部门规模在内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慷慨的福利政策是导致欧债五国公共支出持续膨胀和政府债务不断积累的显著因素，但它并不一定会引发主权债务危机，第三章将运用相关数据和资料证实这一点。
沿着“财政收入短缺”维度，笔者一方面将分析财政收入短缺与政府债务积累、主权债务危机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将探讨财政收入短缺与经济断层及各种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并借助于财政收入短缺这一中间变量揭示出经济政策与主权债务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
根据本书的研究，财政收入短缺是导致欧债五国政府债务扭曲性积累和不可持续的更为根本的因素，因为它迫使危机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大量举债的方式来满足公共支出持续膨胀的需要。欧债五国之所以会出现财政收入短缺问题，其根源在于这些国家脆弱的经济竞争力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断层，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及其不当组合（或者说错误组合）又是导致危机国经济竞争力脆弱和经济断层的政策成因，第四章将运用相关数据和资料证明这一点。尽管如此，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政策也像慷慨福利政策那样仅仅是引致欧债危机的可能因素而非必然因素。
由此看来，欧债危机并不是单纯由慷慨的福利政策导致的，也不是单纯由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的，而是慷慨的福利政策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长期错误组合（“政策偏差”）的结果。“政策偏差”才是理解欧债危机深层根源的更为合理的替代性解释框架，而这种政策偏差根植于欧债五国的交易式民主政治体制。
为达成研究目标，本书主要采用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1）政治-经济互动分析。欧债危机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其背后却涉及广泛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本书把欧债危机这一经济现象纳入西方国家交易式民主政治视野中进行分析，考察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包括①民主政治因素在经济政策和福利政策制定、执行与变迁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以及这种政策制定和运行的政治过程对经济治理效果的影响；②经济治理绩效对于政治稳定、政府去留的影响。由于本书的中心主题是探讨欧债危机的根源，因此我们的分析会侧重于前者。
（2）跨国比较分析。为使解释更为有力，本书采用了跨国比较分析方法，把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作为研究组，称为“欧债危机国”或“欧债五国”；同时选取欧盟范围内具有代表性但并未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德国、法国、卢森堡和英国作为参照组，称为“参照国”或“对比国”。
为便于比较，突出欧债五国的相关特征，有时我们还会在参照组中加入世界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大部分情况下主要是美国、日本和欧元区。本书的跨国比较分析重在揭示福利政策、经济政策与主权债危机之间的关系，因此主要集中在第三章和第四章。
（3）博弈论分析。在慷慨福利政策的制定和运行过程中，我们把选民和政府（含竞选政党、执政党）看作博弈双方，将选票与慷慨福利政策看作交易对象，建构一个博弈结构，探讨二者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的策略选择和互动博弈。与此相似，在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运行过程中，我们把政府（含竞选政党、执政党）和经济寡头（及特殊利益集团）看作博弈双方，将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与选票、资金支持看作交易对象，构建一个博弈结构，讨论二者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的利益交换、策略选择和博弈结果。
在论证过程中，本书引证了大量数据资料，这些数据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欧盟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欧盟统计局官方网站。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官方网站每年春季和秋季都会发布有关欧盟成员国经济领域的统计数据，名为“Statistical Annex of European Economy”，该官网也会公布欧盟成员国其他领域的统计数据。欧盟统计局官方网站（Eurostat）详尽地统计了欧盟成员国各个领域的统计数据，并且会及时地加以更新。正因为频繁的数据更新，如果检索时间不同，同样是来自欧盟统计局的数据也可能存在差异。所以，如果读者在几年之后发现欧盟统计局的一些统计数据与本书写作时引证的统计数据有细微差别，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正常情况下这种差别应该不会很大。二是笔者根据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统计局官方网站的统计数据，运用相应方法计算得出的数据。三是从既有研究文献、报刊资料和其他网站搜集整理的数据资料，这些间接数据大都有可靠的数据来源。
根据前述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本书主要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任务是提供时空坐标和经验基础。第一章主要是回顾欧盟和欧元区的历史与现状，刻画欧元区的形成过程与体制结构，呈现欧元区曾经的经济繁荣并指出其潜在的经济风险，旨在为理解欧债危机提供一个准确的时空坐标。从1951年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至今，欧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欧洲共同体阶段、欧盟初步成立阶段、欧盟大扩员阶段和欧债危机阶段，本章主要回顾前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把欧元区的形成与扩大过程独立出来加以描述和分析。实际上，经济繁荣与诸多潜在风险并存于欧元区，这些欧元区体制难以克服的潜在风险为后来欧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第二章详尽梳理欧债危机的发展演变进程，并且揭示出不同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传导机制与共同特征，旨在为分析欧债危机的深层根源提供经验基础。就差异性传导机制而言，欧债危机的传导机制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政府自身持续的高负债问题引起的，如希腊、葡萄牙和意大利；另一类是由房产业危机和银行业危机波及所致，如爱尔兰和西班牙。就共同特征而言，欧债危机在欧债五国经历了相似的几个关键环节，这些环节构成了欧债危机发展演变的逻辑链条，本章将加以提炼。
第二部分包括第三至第五章，分别从福利政策、经济政策和政治体制层面深入分析欧债危机的社会成因、经济成因和政治根源。第三章从福利政策视角解释债务危机国公共支出持续膨胀的社会成因。该章论证：危机国政府债务的不可持续性，是这些国家公共支出持续膨胀和财政收入极度短缺共同作用的结果。慷慨的福利政策是导致欧债五国公共支出持续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它仅仅是引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因素而非必然因素。人口老龄化和高失业率进一步加剧了危机国的福利支出负担，不仅对慷慨福利政策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而且使危机国的公共支出深陷困境。
第四章从经济断层视角解释债务危机国财政收入极度短缺的经济成因。该章论证：相比于公共支出膨胀，财政收入短缺是导致政府债务扭曲性积累并且缺乏可持续性的更为根本的因素。欧债五国财政收入短缺的根源在于脆弱的经济竞争力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性的中断（经济断层），而脆弱的经济竞争力从根本上讲是各种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政策造成的，具体包括（1）导致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宏观调控政策；（2）导致税收大量流失的自由放任式经济监管政策；以及（3）导致举债投资模式、高消费-低储蓄格局和房地产泡沫等经济负外部性的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第五章从交易政治视角深入分析欧债危机国在福利政策和经济政策方面选择错误政策组合的政治根源。该章论证：欧债危机并不是单纯由慷慨的福利政策导致的，也不是单纯由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政策及其引发的经济断层导致的，而是两类政策长期错误组合的经济结果，这种长期的“政策偏差”才是引发欧债危机的真正原因。福利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运行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过程，它们的制定、运行与错误组合，归根结底根源于这些国家的交易式民主政治体制。交易式民主及其产生的长期政策偏差，正是隐含在主权债务危机这一经济泡沫背后的政治泡沫。
第三部分包括第六章和第七章，围绕欧债危机政策成因和政治根源所折射出来的西方民主异化问题和其他相关理论问题进一步展开反思和讨论。第六章力图超越欧债危机，面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结合西方国家民主实践，从理论和制度层面反思西方交易式民主面临的深刻危机和严峻挑战，尤其是从民主的运行前提、实现形式、内在本质和治理效果（民主质量）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深入分析西方交易民主的异化过程及其主要弊端，以此揭示西方民主体制是如何走向空心化和泡沫化的。据此发现，西方民主的异化逻辑是：从“人民做主”简化为“代议制民主”，从“代议制民主”化约为“选举民主”，进而异化为“票决民主”，从选举民主和票决民主最终异化为“金钱民主”。无论是票决民主还是金钱民主，其本质都是交易民主，是权贵阶级控制下的民主。要想重新恢复民主的活力，就必须彻底扭转民主的空心化和泡沫化趋势，将民主重塑为自治式民主。
本书所采用的“政治泡沫”概念，所要表达的就是西方民主异化为权贵控制下的交易民主这一空心化、泡沫化趋势及其所导致的政策偏差后果，即慷慨福利政策与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长期不当组合。
第七章扩展性地讨论了隐含在慷慨福利政策与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政策背后的意识形态冲突，以及政治发展与经济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总结了全书的基本结论。在意识形态冲突方面，欧债危机国慷慨福利政策与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长期错误组合折射出凯恩斯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等政治思潮和理论观念在欧债危机国的冲突与交锋，而且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并没有在这些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之间寻找到一种有助于改善国家治理的思想共识。此外，政治发展与经济治理之间存在密切的双向互动关系：政治体制将通过经济政策的制定、执行、变迁以及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塑造而制约或改善经济治理绩效；政治体制安排及其运行过程同样也受到经济治理效果的反作用，需要适应经济治理的要求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与变革。
本书致力于在如下方面作出创新：
一是试图从“政策偏差”视角构建一个深入理解欧债危机根源的全新的替代性解释框架。该替代性解释框架从“欧债危机爆发”这一经济结果出发，沿着“公共支出膨胀”和“财政收入短缺”两个维度，分别探讨欧债五国引致公共支出膨胀的福利政策因素和引致财政收入短缺的经济政策因素，通过厘清慷慨福利政策与公共支出膨胀之间的关系以及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政策与财政收入短缺之间的关系，提出二者的长期错误组合即“政策偏差”才是理解欧债危机根源的更为合理的解释框架。这既吸纳了既有研究中的合理成分，也最大限度地克服和避免了既有研究中的局限性。
二是在将欧债危机根源归结为政策偏差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这种政策偏差的政治根源，将该项研究推向深入。为此，本书运用博弈论分析方法讨论了相关利益主体围绕慷慨福利政策和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变迁而展开的利益交换与策略选择，由此揭示出交易式民主政治体制在造就政策偏差并最终引爆主权债务危机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相较于把欧债危机的根源归结于福利政策或经济结构的普遍做法，本书在探讨欧债危机的政治根源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
三是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基于以上解释框架和实证分析，本书得出了与既有研究有所不同的观点。本书认为，欧债危机是公共支出持续膨胀和财政收入极度短缺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缺一不可；慷慨福利政策是导致公共支出持续膨胀和政府债务不断积累的显著因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断层则是导致财政收入极度短缺和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更为根本的因素；尽管如此，无论是慷慨的福利政策还是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都只是引发欧债危机的可能因素而非必然因素，二者的长期错误组合才是引发欧债危机的真正根源，而这种长期的政策偏差又深深地植根于欧债危机国的交易式民主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