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公共生活中的周年纪念：《大宪章》800周年

劳伦斯·戈德曼 撰
梁跃天 译/程子航 校

《大宪章》800周年纪念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审视该文献的重要性及其思想观念对当今英国人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借此思考英国人对各类历史周年纪念持续高涨的热情。近年来，英国公共生活中出现的历史周年纪念活动数量很多，有庆祝活动，也有肃穆仪式，其中多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有关。在现代，没有哪个事件能像这两次大战那样塑造英国的历史和身份意识。英国人热衷于历史周年纪念，无论是2014年6月二战盟军进攻日70周年，还是两个月后的一战爆发百年纪念，以及阿金库尔战役（1415）纪念、滑铁卢战役（1815）纪念、2015年《大宪章》800周年纪念等等，这当中有不少与军事相关。新年伊始，各种历史周年纪念日名录出版发行。 我们每天清晨醒来，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就会在5点35分播出当天历史上发生过的重大事件，有时甚至会加以解释，似乎催促我们赶紧起床，效仿先辈在这一天做出些惊天动地的事。 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中有一段克利斯宾日的演讲，提醒我们：

现在在英格兰睡觉的绅士们会以为今天没来此地乃是倒霉的事 。

英国广播公司甚至有一个网站——“历史上的今天”，列出1950年至2005年的重大历史事件，覆盖了互联网时代出现前的电视时代。

英国人是一个有历史意识的民族，他们一直出于政治目的或公民权利而运用历史。然而，近来以多种方式在不同地方昭示我们过往历史的做法，特别是2015年在整个英国与《大宪章》有关的公共活动，值得我们思考。纪念《大宪章》是否能告诉我们周年纪念在英国公共生活中的地位是什么？历史学家对这种回忆英国历史或其他历史的方式作何思考？

1215年6月15日，《大宪章》在兰尼米德盖章生效，800年后的今天，女王、威廉王子、坎特伯雷主教和首相卡梅伦一道在这块草坪上见证了2015年《大宪章》系列庆祝活动的高潮。 6月的清晨，在潮湿的薄雾中聚集的观众很快暴露在烈日之下。演讲、乐队、合唱，人们亲切地聊天，气氛更像是一场乡村游园会——尽管是一个有3500人出席的活动——而非政治活动或历史纪念。 英国红箭飞行队的分列式表演结束了上午的活动，既应景又到位。6月15日上午，代表美国政府和人民发表演说的美国司法部长洛蕾塔·林奇赢得了最热烈的欢呼。 但这并不归因于英美“特殊关系”或美国人对《大宪章》的敬意，尽管这份文献对美国的意义显然更大；而是因为就在几天前，她下令逮捕和拘押了受腐败指控的国际足联官员。在美国这样一个并不热爱足球的国家，政府做了欧洲政府不敢做的事，尽管有明确证据表明这些官员有侵吞财产和渎职的行为。《大宪章》曾经保证了无辜者的权利，要求正当的法律程序；很多人给林奇女士鼓掌欢呼，因为法治可以延展到全世界“最动人的比赛”的管理层。

那天早晨，在兰尼米德的观众同样欣赏到了休·洛克创作的新雕塑——《陪审团》，纪念著名的《大宪章》第39条款，它让所有人都能得到“与其同等之人的合法审判”。 洛克以12把椅子的青铜造型代表12名陪审团成员，不仅是向《大宪章》的英国缘起及其在英国的影响致敬，也是向其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如废除奴隶制、农奴解放、纳尔逊·曼德拉为自由而奋斗等表达敬意。1964年的南非，曼德拉在瑞福尼亚审判发表的著名演讲中引用了《大宪章》赋予的权利。 与理查德·布林斯莱·谢里丹（1751—1816）建议矗立的圆柱相比，《陪审团》这个纪念物显得没那么有戏剧效果。谢里丹曾倡议在这块“人民自由的圣地”以圆柱石纪念1688年光荣革命一百周年。 然而，这个圆柱石从未矗立起来。计划的1715年庆祝活动也未在英国历史上这段紧张时期举行。当时国王乔治一世的新汉诺威王朝正面临来自詹姆士党人反叛的威胁。计划中的1815年和1915年庆祝活动也没能如期举行，因为英国正在法国和低地国家（即今日的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参加两个重大的战争。

事实上，这个2015年的高潮是一种反高潮，颇具英国风格——低调、随意，而非照稿子念的正式做派。这与“800周年纪念委员会”的计划和组织保持一致，该委员会得到了1956年成立的“大宪章信托基金”的赞助。 这个委员会容纳了公众人物、政治人物、法律界人士、学术界研究者及收藏《大宪章》各种版本的机构，如大教堂和图书馆。 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在2014年度预算演讲中提出拨款100万英镑给该委员会——这笔款项算不上什么宏大的公共开支，在此之前，该委员会及其准备工作主要是得到委员会主席罗伯特（鲍勃）·沃切斯特爵士的个人资金支持。这位美国人定居英国，长期从事英国政治民意调查工作。2012年之前，文化活动的公共资金多流向伦敦奥运会；直到最近，政府才意识到2015年的重要性。有趣的是，在给《大宪章》纪念活动拨款之后，依照同样的模式，中央政府也为2015年的阿金库尔战役和滑铁卢战役纪念活动设立资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5年，英国及英联邦在加里波利的灾难性战役（又称达达尼尔战役）也没有被忘记。2015年4月25日，澳新军团纪念日，在海德公园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战争纪念碑前及伦敦白厅的纪念碑前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前一天，在加里波利的哈拉斯角纪念碑前也有纪念活动。英国皇室成员均出席了上述纪念活动。

然而在2015年，这些战争纪念活动都无法与《大宪章》相提并论，人们对其关注度持续升温。这种关注度作为一种公众教育的工具更具效果，因为它主要生发自社会基层，学术界、教会和地方团体都提供小额资金开办展览和庆祝活动。 这是典型的英国模式，其力量和兴趣是自发的，而非来自政府自上而下的要求和指导。有一些非常知名的展览，如威斯敏斯特大厅汇聚了现存《大宪章》的4份原始档案，大英图书馆的“法律、自由与遗产”展览全年开放，由该馆中世纪与早期手稿部高级馆员卡莱尔·布雷博士设计。 6月，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大英图书馆举行的几场学术会议，聚集了顶尖的历史学家，颇为引人瞩目。 以《大宪章》为主题的内容也出现在几家主要网站，如国家档案馆、 历史协会、 索尔兹伯里大教堂 和众多更小、声名不显的网站。有教堂礼拜和感恩祈祷、纪念币和纪念邮票、地方展览和讲座、图书和学术文章、丰富的课堂教学及几个主要的电视广播节目，例如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的“我们的时代”节目连续几期关注《大宪章》的历史和遗产。 这些纪念活动也不无学术目的和效果。2012年，东安格利亚大学的尼古拉斯·文森特教授从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获得一个为期3年的项目，追查探究失落的《大宪章》原稿，建立一个在线数据库研究这份文献的文本及手稿历史，并因而发现了两份新抄本。 这两份抄本，源自肯特郡，可以追溯至1300年。其中一份来自法弗沙姆，另一份则属于桑德维奇镇，在肯特郡档案馆中，它与该城的《森林宪章》放在一起。

不可避免的是，在这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中，《大宪章》的内涵变得模糊、扭曲和时代错置。总体上说，它经常被视作现代“民主”的基石，而非法治、臣民权利及合法程序的基础。 尽管如此，这类活动毫无疑问是有影响的：地方纪念活动的数量说明人们对周年纪念的兴趣，它们已经深入集体的“民族意识”中，即使只是在2015年的数周里。《大宪章》周年纪念可能是当今英国人历史意识的最佳证明，但绝非我们公共生活中庆祝周年纪念的唯一示例。诚然，它们在2015年的显著位置和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种公共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文化对历史纪念一直保持高度的兴趣。

对于专业历史学家而言，当代公共周年纪念的重要性可以从两个相对晚近的分支学科——记忆史与传统史——的出现来加以理解。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传统的发明”与19世纪现代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以及为了创造民族的连贯性，要求一个共享的历史与纪念活动。在这之前，人们会借助宗教、对君主的责任、地区甚至部落联合来实现同心同德的目标。欧洲和美洲的新民族国家需要一种民族叙事取而代之，而这种民族叙事可以通过周年纪念戏剧性地呈现出来。 因此，直到1880年才出现第一次巴士底日庆祝，当时恰逢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为其共和主义寻求合法性的辩护，实现民族的团结，“将农民转变为法国公民”。 罗兰·奎诺尔特有关公共纪念日，特别是百周年纪念历史的著作为这一宏大主题增添了细节和结构性的认知。这种庆祝活动的出现晚于我们曾经认为的19世纪最后三十年。不似20世纪的庆祝活动，那时的百周年庆祝活动倾向于纪念作家和文化人物而非战争英雄和军事事件，主要是爱好者和崇拜者所为，而国家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大众交通方式的发展以及休闲娱乐的普及助长了这种公众参与。为了促进民族团结，19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出现了一种成熟的历史意识，周年纪念活动也因而变得流行起来。 近年来，人们对历史的兴趣与日俱增，历史类出版物也比较受欢迎，国家肖像画美术馆这类公共机构让普通民众得以了解英国的过去，历史作为学位课程进入大学，并且在学校课程体系中成为制度要求。系统搜集历史文献并整理成目录提高了公众对过往的历史意识，使得公共周年纪念成为可能。

某些最为知名的周年纪念是一种自发的纪念行为，源自民众天然地回忆事件、亲历生活种种改变的愿望。11月11日，一战停战纪念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接以这种方式出现。它萌发自人们的内心，也部分地来自有意的计划，迅速成为英国人的年度纪念活动。 它取代1805年10月21日特拉法加战役的年度庆祝活动，后者在整个19世纪英国及整个帝国的庆典活动中居于重要位置。 11月5日是盖伊·福克斯日。1605年的这一日几名罗马天主教徒因试图用炸药炸毁议会大厦而被捕，这一天迅速成为庆祝日。英国各地广泛开展“民族拯救”的庆祝活动。1606年1月议会通过《庆祝11月5日法案》（通常称作《感恩法案》）后，这一活动成为惯例。法案要求每年11月5日举行庆祝与祈祷活动，感激国王和立法者得到拯救。这种周年纪念成为一种谴责和迫害罗马天主教徒的仪式性手段。后来，在17世纪三四十年代，清教徒利用这一时机谴责他们的政治和宗教敌人、保王党人和所有被指控为天主教密谋者的人。

2015年的《大宪章》庆祝活动没有导致此类事情发生。1215年的事件实在太过遥远，引发的不是冲突而是好奇。《大宪章》表达的原则对英国和西方政治价值及司法体制来说是非常宝贵和极为重要的，因此难以引发异议。不言而喻，学术争议是一直存在的：高等法院高级法官乔纳森·萨姆欣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中世纪史学家，认为《大宪章》的重要性被夸大了，这一观点引起争议， 其中有来自首相的批评，他利用6月15日在兰尼米德演讲的机会，高调赞扬构拟中的《英国权利议案》，认为它将远胜目前的《人类权利法案》，而后者是工党政府于1998年通过的，不受众多保守党人士的欢迎，因为它倾向于支持个人请愿。 卡梅伦告诉听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英国这个思想发源地，人权的美名有时被扭曲和贬低”。将党派政治与国家纪念混杂在一起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在北京人民大学举办的“赫里福德大教堂《大宪章》展览”被取消，展品被重新送回英国大使馆，因为必要的部门许可迟迟未到。 然而，与英国历史上那些周年纪念及庆典相比，这些事情只不过是没那么重要的争论和冲突罢了。

《大宪章》庆祝活动的成功及人们对周年纪念的兴趣使英国社会较多关注过往的历史，由此引发了一些思考：一方面它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英国社会过往的历史比未来的时代强，英国人的关注点在失落的荣光； 另一方面，这也表明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在今天的英国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功。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中，售书架和图书馆中，历史受到普遍欢迎，读者愿意一览为快，听众也乐意倾耳细听——对过往历史的庆祝活动，他们乐在其中，充分参与。热衷周年纪念成为一种民族特性，可能是因为英国人阅读历史时，鲜有羞耻感，这种羞耻感或多或少地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存在。只有对于幸运儿、胜利者或正直良善之人而言，回忆才不会是一种奢望。确实，民族周年纪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凝聚民族力量的方式，尽管它本身可能使得其他团结的方式无法彰显。大多数的宗教仪式、庆典是一种回忆行为——例如圣诞节和复活节让人回忆的是耶稣的出生与死亡；逾越节是回忆以色列的子民摆脱埃及的奴役等等。

某些周年纪念不会引起困扰和麻烦，特别是纪念那些年代久远的事件，或者是纪念那些为正义之战而牺牲的人，例如二战中为打败纳粹而阵亡的士兵。然而纪念一战则有些麻烦，因为英国参战的理由现在看起来没那么正义和伟大了，也因为在流行的观点看来，一班政客和将领的指挥糟糕透顶，白白牺牲了许多英国人的生命。纪念民族英雄也是易事。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声在其1965年去世后上升，因此2015年1月他辞世五十周年纪念没有招致什么批评。尽管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犯过错误，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但人们通常听到读到的是1911年发生在托尼潘迪的事件（时任内政大臣的丘吉尔动用军队弹压该城发生的威尔士煤炭工人罢工）；1915年加里波利战事失利（丘吉尔的决策导致）；1925年他担任财政大臣时，以战前汇率回到金本位制；1936年国王退位危机中，他支持国王爱德华八世。有时，一场周年纪念可以用来影射一场运动或一种思想。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最近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1880年至1920年间科学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恰好与铭纪毒气在战争中第一次使用的百周年纪念（1915年4月22日在法国西线战场）活动重合。 还有什么比这个黑暗的百周年纪念更好的方式提醒人们技术史和所谓“进步”的历史的多面性？

道德和民族方面的困扰，几乎与所有的周年纪念如影随形。对于其他参战国而言，对二战的回忆是不同的，例如德国和日本，当然也包括俄罗斯与中国，在这些国家，发生了什么和记住什么与英国的历史经历有很大差异。对于二战周年纪念，一直存在各种争论和不同意见：谁做出了更大的牺牲；谁解放了法国（几乎总归之于美国）；德国代表是否出席纪念活动；2014年二战反攻日纪念忽略了1944年6月6日加拿大士兵的角色；1945年2月轰炸德莱斯顿事件每年都会在英国点燃争议的战火。对于一些英国人而言，通过回忆冲突和战争来定义一个民族的身份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他们反对“回忆的军事化”。每年11月初，多数英国人会在衣服的翻领处别上罂粟花，纪念1918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我们别的是塑料制罂粟花，鲜艳的红色提醒我们记住那些1914年至1918年生长在弗兰德斯（今比利时及法国的一部分地区）战场上的鲜花：它是回忆的民族象征，可能是最知名的个人佩戴的英国象征物。但是今天有些批评者佩戴白色的罂粟花，这是1934年成立的“保证和平联盟”发放的，旨在反对代表冲突和暴力的象征物，在他们看来，佩戴红色的罂粟花是讴歌战争的做法。

因此，同样的事件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回忆和感受。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这一点。1990年5月9日，我带领一组学生前往莫斯科。我们遇到一群人佩戴英国军事配饰，他们是“北方俄罗斯俱乐部”成员，该俱乐部汇聚了一批二战期间在俄罗斯北方阿克安杰尔（Archangel）和摩尔曼斯克（Murmansk）为英国皇家空军基地服役的老战士。后来俱乐部成员资格延展到北极地区从1941年开始为苏联提供战争物资护航的所有老战士。 在英国，他们在战争中的作为大都被遗忘了，因为在冷战时期纪念我们与斯大林的联盟关系是件困难的事。但是这些人每年前往苏联纪念战争的结束，他们视俄国人为同志和战友。

在英国的年历上，有很多引发争议的周年纪念。每年的盖伊·福克斯纪念活动对罗马天主教徒来说是种污名化的举动。2014年，英国人通过很多电视节目和文章得到这样一条信息——一战是一场无意义的残杀。然而，对于很多前往战场的人来说，这场战争是阻止“普鲁士主义”、阻止大国欺凌寻求自由的弱小国家的理性力量。对他们而言，他们是为国际秩序和自由主义而战，尽管这一信念在后来有关这场战争的文学、戏剧和音乐作品中被忽略了。8月6日广岛纪念日不仅被那些和平运动者看重，也被那些扭曲历史、视使用核武器为一种非同寻常的罪行的人利用，他们并不将这一事件放在一个独特的历史背景下解读。那些充满争议的历史回忆所蕴含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例如，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美国内战百周年纪念，当时非洲裔美国人正在为民权奋斗。 很难找到不会引起争议的用语或问题，很多美国官方或民间组织都放弃了纪念活动，或者以一种静音状态进行。只有军事事件的纪念活动可以幸免于争议，因为英雄主义和牺牲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对于19世纪60年代的战争双方概莫能外，尽管他们为不同的目标而战。然而一旦我们检视这些事业的目标时，回忆就为当下服务了，成为政治性而非历史性的东西。20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纪念就难逃此命数。在纪念俄国革命的同时的确很难无视苏联犯下的罪行，它对人类生命和真理的践踏，尽管1991年苏联垮台，但其反民主、反西方文化的作风一以贯之。历史会在意识形态中迷失，也会在有关这场革命的确切知识中迷失，无论当时革命的各种愿望是什么，它最终归结于迫害、清洗、古拉格和崩塌。

在遭遇争议和地区紧张关系的时候，北爱尔兰伦敦德里新教自卫军（the Apprentice Boys of Londonderry）一年一度的纪念活动就成为一种团体协同的象征，尽管这一活动纪念的事件发生在1688年12月。当时13名新教学徒工关闭德里城门，抵抗1200名天主教徒组成的军队。被废黜的国王詹姆士二世命令军队围城达7个月之久，据称在此期间4000名居民中有一半饿死。最终英国新的新教君主威廉三世的军队前来解围，围城的天主教军队退去。每年12月，关闭城门的仪式都会上演。接着，8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北爱尔兰最盛大、最具挑衅意味的新教徒游行（Orange Parades）在厄尔斯特举行，纪念伦敦德里解围。在这样一个宗教分裂的紧张地区，新教徒游行并非单纯的纪念举动，它还被视作占人口多数的新教徒对少数派天主教徒的挑衅行为。这一情况在伦敦德里尤其紧张，因为这里的民族主义者——天主教徒——实际上在人口中占多数。在这些城镇中举行的游行和行军队伍会刻意进入天主教社区，这就将从属感强加于天主教徒。在持续的争议中，这项纪念活动最终在1968年后演化为两个族群之间的直接暴力。地方政府和军队介入当地冲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波达丹（Portadown）发生严重冲突之后，一个调查委员会建议用多种方式减少族群摩擦。1998年《公共游行法（北爱尔兰）》不仅要求成立一个永久的准司法性质的公共机构——“游行委员会”，负责监管新教徒游行的安排，而且要求游行在关系比较缓和的地区进行，以保证天主教徒平静地生活。 北爱尔兰的这些游行——一年一度的夏季游行季说明，事件纪念仍然是当代政治的组成部分。在北爱尔兰，回忆、记录和庆祝历史的方式本身成为两个族群持续冲突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一些周年纪念回忆或纪念的对象也有偏差。任何对法国大革命有粗略了解的人都会明白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的意义。巴士底狱是法国腐败旧制度的象征，令人憎恶，尽管当群众攻陷它之后，只解救了为数不多的犯人。它是一座可以在战争中夺取的建筑物，因此具有直接的意义。但是对于一位历史学家而言，还有更为重要的事件，例如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和自由派贵族要求建立一个新的议会，或者是1789年8月4日该议会经过著名的讨论而达成决议，宣称废除所有封建税和封建关系，以及以人民为代价获得的贵族特权和司法豁免权。每年7月14日的纪念可以说促进了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持续认知，即它是1786年至18世纪90年代中期拿破仑兴起之间的一系列事件和事态发展。

有些周年纪念或被遗忘，或被忽略，或没有进行庆祝。为了赶上一战结束90周年纪念，《牛津国家人物传记辞典》在2008年10月花费大量资源和时间进行修订，增添了几十则与战争有关而未被收录的人物传记。然而这次修订却遇到了当月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值世界经济体系处于崩溃边缘之际，当然没有人会去关注这些新增内容。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公共仪式或纪念活动也改变了人们的私下纪念活动，使其黯然失色，个人的回响湮没在更具广泛影响的社会反应中。2001年以来，每年1月27日成为官方设定的“大屠杀纪念日”（1945年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这天解放）， 这一纪念日的设定归功于英国社会。最近几年，这一纪念活动的地位和重要性与日俱增。2015年1月27日，首相、副首相和反对党领袖及其他很多人参加了一场电视转播的公共纪念活动。 没有人会对推动这一纪念活动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表示异议。公共纪念活动确保这个骇人听闻的屠杀不会被遗忘，也教育下一代铭记令人发指的不人道行径，而这正是社会的职责所在。然而不幸的悲痛多是个人的，并没那么容易分享。公共纪念可以教育那些需要接受教育的人，但这类纪念也可能是对那些遭受了痛苦、失去了家人或无法孕育后代的人的侵犯。给这类沉重的事件贴上周年纪念的标签，使其成为一种公共活动的同时，我们也应留意那些受其影响的个人的反应。对于他们而言，这些公共纪念可能侵犯他们的隐私和独处的行为，而这些有时是个人回忆所必要的。出于这一原因，日历中最有效的周年纪念并不是那类历史学家探究的民族纪念，而是私人性质的纪念。这些私人回忆伴随我们一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不少格调。我们的回忆可能仅仅关于何时何地我们与爱人第一次邂逅，何时何地我们为人父母，何时何地我们了解了死亡；也可能是1963年11月23日约翰·F.肯尼迪遇刺身亡，当时听闻此事的很多人在许多年后仍然记得那一天。

周年纪念建构了我们的生活。它们提醒我们：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个族群，我们信仰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过去。它们既可以将我们凝聚在一个民族中，一个宗派中抑或是一个团体中，也可以使我们区别于他人。《大宪章》800周年纪念引起世人关注，其原因在于它是以这份文献中包含的核心思想为基础的，具有普适性。 公众对13世纪早期的这段历史感兴趣是合情合理的。人们视《大宪章》为英国历史和价值观念的产物，因而这种荣誉感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这一周年纪念之所以引人关注，还在于正当、公开公平的程序、法治以及所有人包括君主服从法律这些观念。这些观念确实具有普遍的国际影响力，并不局限于英格兰、不列颠和英联邦之内。这使得800周年纪念拥有更多的参与者。大多数周年纪念为历史事件或纪念人物的生平所限。极为罕见的是，2015年《大宪章》周年纪念超出了时间和地域的局限，在世界各地都得到关注，在兰尼米德，也在北京。 OBhN3HtkoLAnnO0DM+Ad468xk8gdZK4mCL6Oql1bd98/SaXNm+0Plv5TySxT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