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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资产定价理论（Asset Pricing Theory）为宏观经济变量与股票收益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已有文献就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展开了大量研究。Fama（1990）基于美国的发达资本市场研究股票收益率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发现，股票收益率包含了未来经济活动的预期信息，并与未来的经济增长率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Balvers et al.（1990）和Marathe and Shawky（1994）研究指出，经济总产值对股票市场存在显著的预测能力；Lamont et al.（2001）发现，基于工业生产率、消费和劳动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构造的投资组合能够获得超额股票回报。国内学者也针对宏观经济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这一重要议题进行了研究，冉茂盛和张卫国（2002）关于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且存在由经济增长到股票市场发展（市场规模）的单向因果关系；赵振全和张宇（2003）运用多元回归和VAR模型研究指出，宏观经济和同期的股票市场之间影响关系较弱，但宏观经济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明显强于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李冻菊（2006）指出，在股票市场发展的十多年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但股票市场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非常有限；孙霄翀等（2007）指出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影响企业产出进而影响股票价值，股票指数和经济预期又进一步影响未来宏观经济走势。
其他研究则直接考察了宏观经济指标与微观企业绩效的关系。例如，Klein ；and Marquardt（2006）发现，公司发生经营亏损的状况与宏观经济周期显著相关；Carling et al.（2004）则从资产负债表角度全面提供了微观企业会计指标与宏观经济变化之间的相关关系；靳庆鲁等（2008）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宏观经济增长、扩张性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存在明显的影响。由此可见，宏观经济数据对企业和个人决策意义重大，预先准确获知宏观经济数据，不仅有助于合理决策和有效投资，而且可以规避经济风险和减少企业损失。
现有关于宏观经济预测的研究，主要考察和检验不同预测方式的效力，预测方式主要包括模型预测、先行指标（如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企业家信心指数等）预测和宏观分析师预测三种。模型预测的效力首先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Litterman（1979）首次利用国债利率、M1、GNP缩减指数、真实GNP、真实固定资产投资和失业率预测等六个宏观经济变量将VAR模型用于经济预测，结果表明VAR模型在GDP和就业上表现出优于传统结构性模型
的预测绩效，自此VAR代表的模型预测逐步成为宏观经济预测的基本工具。Klein and Moore（1983）则从先行指标的选择开创了先行指标预测方法，他们选取诸如就业、生产与消费、投资、存货价格和货币等关键因素构建领先、同步和滞后指标体系，并利用美国1948-197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上述领先指标可以提前6个月判断经济的转折点。高铁梅等（2006）则通过构建多维数据结构框架，建立物价、房地产、出口、汽车行业等不同领域和宏观经济总量的先行指数系统，监测和预测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波动。
上述模型预测和先行指标预测，都是基于数学模型的判断结果，预测效果受到选取变量数量的限制，且每一变量对自身的滞后变量和其他变量的滞后变量进行回归，这可能造成过多的估算参数，使得预测误差较大或无法预测（陈东陵，1996）。而与此相反，宏观分析师（经济学家）的预测由于加入了其判断成分，可能改善预测的精度，因此，市场上出现了宏观分析师经济预测的新信息，例如，美联储“绿皮书”预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朗润预测、中国“经济蓝皮书”等。随之，研究者开始检验宏观分析师经济预测相比模型预测的效力。Edge et al.（2008）比较了美联储“绿皮书”预测、随机游走模型、VAR模型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的预测效果，发现宏观分析师的主观判断在预测通货膨胀方面有更好的效果；Ang and Bekaert（2007）指出经济学家调查（Sur-vey of Professional Forecasters，简称SPF）的一致预测在通货膨胀预测方面比其他方式的预测表现更优；Wieland and Wolters（2012）也指出美联储的“绿皮书”和SPF调查中专业的真实GDP增长预测在经济衰退期比常用预测模型具有更好的预测效果。
随后，研究者开始研究导致宏观分析师预测偏差的原因。目前关于宏观分析师经济预测偏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预测偏误的形成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两种理论：其一是信息更新约束下的理性预期假说，该理论认为，信息分布是不完美的（Sims，2003），信息的收集与处理是有成本的（Mankiw et al.，2003），这导致了预测偏差的存在或不完美信息。Sims（2003）基于不完美信息假说推测，预测者是从带有噪音的不完美信息中过滤信息，并不断更新其信息集，这导致了预测的系统性偏误。Mankiw et al.（2003）则指出由于预测者在获取和处理新信息时需要成本，预测者最优的信息更新策略是进行定期更新而不是连续地收集和处理新信息，使得每一期都只有一定比例的预测者更新信息。夏纪军和康健（2009）基于我国宏观分析师对GDP增长率和CPI的预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经济预测偏误的基本特征及偏误的原因，支持了信息更新约束假说。其二是理性偏误假说，即宏观分析师可能由于追求个人声誉而偏离一致预测导致准确性降低。Laster et al.（1999）研究发现，与实体公司关联的宏观分析师的经济预测与一致预测偏差较小，而独立预测机构的预测数据偏离一致预测的幅度更大；Lamont（2002）指出声誉越高的分析师越倾向于发布偏离一致预测的数据，导致预测准确性的下降，Batchelor（2007）、夏纪军和康健（2009）得到了类似的发现。
最新的研究开始考察微观企业会计盈余对宏观分析师预测的影响。Kon-chitchki and Patatoukas（2014a）研究了美国上市公司汇总会计盈余与未来GDP的关系，结果发现，汇总会计盈余能够有效地预测未来三期内的GDP增长率，而汇总会计盈余信息对GDP的预测能力并没有为宏观经济学家所完全理解，随后Konchitchki and Patatoukas（2014b）按照杜邦分析法进一步将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划分为毛利率和销售周转率两个部分，分别考察它们对未来GDP增长率的预测能力，并进一步考察宏观分析师的预测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