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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GDP等宏观经济指标，是政府制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重要参考变量，而这些政府经济决策随之会对企业的投融资决策和个人的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大量研究发现，GDP增长率与证券市场未来走势显著相关（Fama，1990；Balvers et al.，1990；Marathe and Shawky，1994），基于工业生产率、消费和劳动收入等宏观经济因素构造的投资组合能够获得超额股票回报（Lamont et al.，2001），国内的研究也发现诸如GDP、CPI指数等宏观经济变量与资本市场之间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刘勇，2004；晏艳阳等，2004；朱英姿等，2012）。其他研究则直接考察了宏观经济指标与微观企业绩效的关系，例如，Klein and Mar-quardt（2006）发现，公司发生经营亏损的状况与宏观经济周期显著相关，Carling et al.（2004）则从资产负债表角度全面提供了微观企业会计指标与宏观经济变化之间的相关关系，靳庆鲁等（2008）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发现，宏观经济增长、扩张性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存在明显的影响。由此可见，宏观经济数据对企业和个人决策意义重大，预先准确获知宏观经济数据，不仅有助于合理决策和有效投资，也可以规避经济风险和减少企业损失。
然而，由于数据搜集和汇总整理的复杂，宏观经济数据的公布通常具有一定的时滞性，滞后的统计发布难以为信息需求者提供决策支持，因此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准确预测显得越发重要（夏纪军和康健，2009）。自然地，能否准确预测以及如何预测宏观经济变量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Edge et al.，2008；Ang and Bekaert，2007；Wieland and Wolters，2012；Henderson et al.，2012）。
随之，我们关心的是微观企业披露的会计盈余是否具有宏观预测价值，即会计盈余能否预测未来GDP的增长。如果微观企业披露的会计盈余具有宏观预测价值，那么宏观分析师在做出经济预测的时候是否利用了该会计盈余信息，这就是目前刚刚兴起的“从微观数据到宏观预测”的理论框架（Kothari et al.，2006；Konchitchki and Patatoukas，2014a，2014b）。按照该理论框架，微观企业会计信息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
（Brown and Ball，1967；Higson et al.，2002；Shivakumar，2007）。考察微观企业会计盈余信息对宏观经济预测的价值，不仅有助于提升宏观经济预测的效力（因为微观企业披露的数据具有非常便利的获得性），而且大大拓展了会计信息有用性研究的领域（Konchitchki and Patatoukas，2014a，2014b）。自Ball and Brown（1968）的经典论文发表以来，会计研究领域的文献主要从微观企业的视角研究会计信息的有用性，重点考察不同公司治理对会计信息有用性的影响，而较少关注会计信息对诸如GDP等宏观经济指标预测的意义（Konchitchki and Patatoukas，2014a）。进入21世纪后，国外的研究开始从宏观预测价值的角度进一步研究会计信息的有用性（Kothari et al.，2006；Konchitchki and Patatoukas，2014a，2014b）。例如，Kothari et al.（2006）、Ball et al.（2009）、Cready and Gurun（2010）在整体层面考察了汇总会计盈余与资本市场回报的相关关系；Shivakumar（2007）和Kothari et al.（2006）分别对微观企业管理层预测的盈余和非预期盈余在汇总层面的宏观经济信息含量进行了研究；Kothari et al.（2013）则考察了上市公司汇总会计盈余对通货膨胀率（CPI和PPI）的预测能力；Konchitchki and Patatoukas（2014a）研究了美国上市公司汇总会计盈余与未来GDP增长的关系；Konchitchki and Patatoukas（2014b）按照杜邦分析法进一步将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划分为毛利率和销售周转率两个部分，分别考察它们对未来GDP增长率的预测能力。
基于此，本文选取2003-2014年中国沪深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并循着Kothari et al.（2013）和Konchitchki and Patatoukas（2014a，2014b）的“从微观数据到宏观预测”的研究思路考察中国上市公司汇总会计盈余与宏观分析师的经济预测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地，我们首先考察上市公司披露的汇总季度盈余信息是否具有对未来季度GDP增长率的预测能力，进而考察宏观分析师在做出经济预测时是否考虑了会计盈余信息以及利用会计盈余信息的有效程度，最后考察分析师的不同特征对经济预测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汇总季度会计盈余与未来GDP增长率显著正相关，在控制了股票回报率和货币超额发行等因素之后，上述关系依然存在，这表明中国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盈余具有明显的宏观决策价值。随后的研究发现，中国宏观分析师季度GDP增长率预测值与前期汇总季度会计盈余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宏观分析师在做出经济预测时考虑了会计盈余因素，但是宏观分析师GDP的预测偏差与前期汇总季度会计盈余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宏观分析师在做出经济预测时未能有效利用会计盈余信息。进一步研究发现，内资和外资分析师在做出经济预测时对会计信息的利用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分析师的经验却会对此产生重大影响，经验丰富的分析师能更有效地利用会计盈余数据。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宏观经济与微观企业行为研究领域，现有文献大多从宏观层面考察其对于微观企业的影响，如Chant（1980）从货币供给视角，Klein and Marquardt（2006）以GDP增长率衡量经济周期的视角考察其对会计业绩的影响，靳庆鲁等（2008）从经济增长及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考察对微观企业的影响。而针对微观企业对宏观经济（经济产出）影响的研究鲜有涉及（姜国华和饶品贵，2011），这一方向正处于勃兴之期（Kothari et al.，2013；Konchitchki and Patatoukas，2014a，2014b），我们的研究为此提供了基于最大转型经济体——中国的证据。（2）宏观经济变量的预测研究，大多主要考察资本市场、就业等宏观数据以及地区灯光等因素对宏观预测的作用，而忽视了微观企业会计信息在宏观预测中的可能作用（Kothari et al.，2006；Konchitchki and Patatoukas，2014a，2014b）。本文为日益增加的此类文献提供了基于转型经济体的经验证据，而且进一步发现不同背景的分析师在利用会计信息时存在差异的现象。（3）本文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具有显著的宏观经济预测价值，这表明中国资本市场总体上具有“晴雨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