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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克·奥布莱恩
撰
叶 亢 初译/尹明慧 校
在最近出版的有关全球史的著作中，除了研究权力的历史外，物质生活和经济增长最为流行。在我们的时代，“全球化”不断积聚，历史学家研究“全球经济”，其写作跨越上千年，涉及全球各大洲的不同部落、社会、社区以及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水平，这些现象并不奇怪。这些关注点成为全球经济史研究的试金石以维护“人文视角”，毕竟，在漫长的历史中，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人都把精力主要用于获取衣、食、住以及其他制造品，以维持其基本的需要，或者，从最近开始，维持一种舒适的生活。
有关国家财富和贫困问题的研究始于希罗多德，而了解现代研究的两大范式，只需要考察两位世界闻名的学者，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他们都是德国人，可能都持有“欧洲中心主义”观念。（作为对欧洲的补充）两位学者对于印度、中国、美国和俄国的经济发展也持有浓厚的兴趣，不过韦伯的研究还涉及东方的宗教、哲学、城市与国家，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涉及面更广。
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从马克思和韦伯的著作中借用他们的词汇和概念，这些词汇和概念已经不再表现出理论的一致性，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理解各大陆物质的进步及相对下降这些现象，这些词汇和概念对于区分马克思的方法和韦伯的方法仍然具有启发性。马克思的方法主要是用来考察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生产方式”对物质进步的潜在作用，而韦伯的“研究项目”可分为两方面：第一，对占主导地位的信仰体系即文化在促进或限制个人和集体的经济生活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比较；第二，通过实证研究来考察历史上的经济活动，特别关注政治、法律和制度结构是如何促进或者阻碍世界经济发展的。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使物质进步持续进行，其基础是工资劳动和资本积累。马克思发现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生产方式的第一次转变发生在西欧，此后，（以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研究的）全球历史学家们首先强调的问题，就是何时以及为何这种转变会发生在西欧。他们并没有考虑另一个问题：在非洲、亚洲和印第安人的美洲，普遍存在着什么样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致使它们推迟或停止向资本主义转变？
最近，历史社会学的世界体系学派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它不同于马克思范式或对马克思范式所做的补充。这一“学派”认为，西欧最早过渡到资本主义（或商业社会）并得以成功地建立工业市场经济，是因为在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前的300年或更久以前，欧洲人已及时地从洲际贸易和美洲殖民活动中大获其益。欧洲的经济利润来自于几个世纪的洲际贸易，以及帝国主义活动。人们一般认为，几个世纪的世界贸易和帝国主义活动，既包含看得见的有利因素，也包括从大西洋和印度洋及整个世界越洋运到欧洲各个港口的商品所带来的积极的文化、制度和政治反馈及其后果。
世界体系学派强调欧洲对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出口市场的扩大，强调从其他大陆进口货物（包括生产性知识）的重要性，但受到其他学者的质疑。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维护经典文本中有关进步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生产方式的观点，因此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史学家有所契合。这些新古典主义经济史学家坚持认为欧洲自身历史的特殊性是欧洲更早地转变到资本主义或者商业社会的基本动因。附带说明一点，就此特别的争论而言，无论哪种说法，或讨论从一种传统经济体系向另一种传统经济体系转变而最终成为一种进步的经济体系是持续进行还是非持续进行，这些讨论并无结果，其实亦无所谓。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确定和考察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对比，以及其在促进世界某一部分（即欧洲）的经济增长，和限制亚洲、非洲和南美的经济增长中起了什么重要作用？
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存在什么和不存在什么，以及在欧洲之外的“封建主义”有什么特殊形式，这些研究现在看起来虽具有理论价值却缺乏历史性。此外，（可能是因为在冷战期间马克思主义传统被排斥或被僵化），经典马克思主义似乎没有另一种理论即韦伯的理论影响大，特别是在研究“限制”这个问题上，韦伯主义提出了更多的参数、结构和词汇用以构建框架。许多世纪以来，正是这些“限制”阻止了亚洲经济追随“欧洲的轨迹”。从18世纪开始，西方与其他地方的生活水平开始出现重大不同，到19世纪和20世纪就更加明显。但马克思有关亚洲社会的特别评论现在看来并没有超越他那个时代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导致几个世纪以来追随他的人走进了死胡同，紧盯着想象中遍及各地又没有变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研究。
韦伯的研究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他的研究方法、问题和主题有效地为最近几十年建构全球史中物质进步的研究设置了参数，他研究的时段很长，阅读大量的古典文明和东方文明著作，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去理解为何资本主义在西方而不是在东方兴起。他的阅读内容涵盖几千年，且他承认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展现出科学和技术上的早熟，认为阿拉伯和亚洲建立的复杂体系和有效制度足以进行内外贸易，而这比欧洲船只和商人早得多；欧洲人只是在16、17世纪才开始在印度洋和中国海周边进行贸易。
但至于经济因素在欧洲发现和殖民美洲方面有什么重要意义，韦伯就没有亚当·斯密或马克思那么有影响。韦伯认为跨大西洋贸易和殖民活动没有内在因素作用大，且内在因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增长。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相仿，韦伯想解释为什么资本积累和农奴劳动力从封建市场走向自由市场所发生的转变，是西欧物质进步中“最可能的”决定性因素。
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漫长历史进程中的物质进步时，在他们的宏大叙事当中注重分析各大洲之间的联系。韦伯研究的主题对于现代历史书写有重大影响，而对过去400年西方的经济成功和东方的相对失败的阐释影响尤甚。跟孟德斯鸠和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韦伯以及韦伯主义者相信，相比于亚洲的经济，欧洲的制度、意识形态和法律结构（特别是国内和海外贸易）在很长一段时间就已经深深植根于经济活动中，而这些宗教信仰、家庭生活、文化环境、制度结构和政治制度的不同导致了欧洲与亚洲经济道路的不同，也就在世界经济中形成富国与穷国的差别。
最近几十年，现代经济史学家试图用韦伯的传统来解释：从全球的视角来看，是什么使西方在至少300年的时间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韦伯留给他们的方法、词汇和许多建设性的假设，被战后从事后殖民史研究的两代学者所接受、修正或拒绝。现在有大量书籍和文章涉及“东方”的农业、工业、城镇、商业网络、交通、贸易、科学、技术、文化、商业组织、税收、国家体系、政府政策和自然宇宙论，研究的时段从唐代开始（618—907）。其中一些是大学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它们刚刚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脱出来。而且，大量的研究已经通过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和日本大学中的区域研究学者传播到西方。在二战结束不久后的非殖民化时期，历史学家积累了大量成熟知识（熟知欧洲和北美），并开始获得亚洲、中东、非洲和拉美方面的史学知识，这使他们将迄今为止关于财富与贫穷的支离破碎的历史重新编排在一起，以构筑一个物质进步的全球史。这种做法有可能是孟德斯鸠、伏尔泰、斯密和他们的“启蒙”伙伴们所愿意看到的，也是韦伯所喜欢的。
显而易见，作为学术分析和解释的开端，必须界定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生活水平开始分殊的时间。人们假设，（在对二战之前那10年所做的统计中），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人均收入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已经存在了好多世纪。然而，这种假设没有坚实的经济数据可以支持。最近在有关亚洲史的研究中确实出现了一些证据，尽管这些证据并不完全，只涉及部分且还未形成结论，但已经表明西欧与中国的沿海省份、南印度、东南亚的生活水平在18世纪以前没有太大差别。
这种富有争议的看法导致全球史学家（他们被反对者贴上“西欧中心论”的标签）重新回归“韦伯式”（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即在许多世纪以前，西北欧的经济就比相对更为发达的亚洲地区，更有可能更早地按照预定的轨迹转变到有效的工业化市场经济中去。欧洲的文化、政治体系、产权、法律结构、发现传播有用知识的机制、商业和金融机构、贸易网络、商品市场、劳力和资本比亚细亚生产方式更容易产生形成工厂的前提条件，形成机械化的大工业、大陆和海上以蒸汽动力为主的交通工具、非生物的能源形式，并将重组后的农业和商业整合进现代化的农场和公司。
30多年前，现代全球史的创立者之一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 Hodgson）认为：“在细致的历史分析中，任何想在前现代西方社会潜在的特征中寻找东西方生活水平不同的企图都不会成功。”战后，研究印度、中国和东南亚的两代历史学家都同意这种观点，例如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基尔提·乔杜里（Kirti Chaudhuri）、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杰克·格拉斯顿（Jack Goldstone）、杰克·古迪（Jack Goody）、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彭慕兰（Ken Po-meranz）、约翰·里德（John Reid）、杉原薰（Kaoru Sugihara）、戴维·沃什布鲁克（David Washbrook）、王国斌（Bin Wong）、宋汉里（Harriet Zurn-dorfer）、普拉桑纳·帕塔萨拉提（Prasannan Parthasarathi）、维克多·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等等。布罗代尔在详尽地比较近代早期欧洲与亚洲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类型后，推断“世界人口稠密地区对物品的需求量跟我们是十分接近的”，但是他指出：“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存在着历史编纂学上的不平等。欧洲创造了历史学家，很好地利用他们书写自己的历史，这些历史可以成为证据或者用以证明的一种手段。非欧洲的历史正在被书写。历史学家只有到知识和解释的平衡被恢复之时，才会愿意剪断世界历史的戈尔地雅斯之结（难办的事情）。”但西欧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还是不甘心，他在其名著《国富国穷》（1998年）中用了600多页的“历史记录”来展示“韦伯式”的先决条件，按他的说法，这些条件说明了为何“在过去的一千年时间里，欧洲（西方）成为经济发展和现代性的推动力”。
但是，现代历史学研究事实上已经“淡化”了（或者严格地限制了）对马克思或韦伯理论的重述。按照他们的理论，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几百年里，植根于亚洲经济活动中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因素与欧洲完全不同，它们严重地阻碍了商品和要素市场的进展与整合、资本中介的发展、私有产权的扩散、商业网络的运作、原工业化以及更重要的农业商品化。最近有关亚洲（及欧洲）经济史的研究都不再是观察与排列西欧发达和欠发达地区，而是（如彭慕兰所言）出现了欧亚大陆的“惊人相似”。查阅众多的专著，就可知晓马克思和韦伯的解释主体太过多余。人们已经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工业革命前，欧洲经济经历了向资本主义的特殊转变，且由此衍生出的更加有效的法律、行为、制度与政治框架促成了市场的形成、整合及运行，从而使进步（尽管缓慢并只受到新技术的有限帮助）能够沿着斯密式的增长道路前进。研究亚洲前工业化的历史学家们指出，文化因素鼓励勤劳和有志的家庭用他们的额外收入炫耀他们的财富和奢侈。与维纳·桑巴特（以及他的欧洲现代追随者们）的期待相反，这些历史学家的著作认为在欧亚大陆的很多城市、城镇和乡村都出现了许多物质生活方面的共同特征，没有人可以把“物质文化的兴起”单独说成是西欧的“贪婪”和“勤奋”家庭的独特现象。
此外，在自由帝国主义时代之前，（从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家在斯密式的增长道路上到处设置障碍，尽管斯密式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市场的延伸和整合。有一种观点被不断重复（具有地方色彩却让人难以置信），即在现代早期的重商主义战争时代，欧洲国家之间的王朝与领土争端通常为市场力量的作用提供了更多的益处（更少的不利）条件，这种观点一直遭到人们的质疑。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假设是：带有暴力的破坏性“竞争”和现代早期欧洲的强权政治催生了发展的周期性现象。（从孟德斯鸠开始就大行其道的）这种看法，即东方“专制”帝国的皇帝、苏丹、国王和官僚机构以不合理的方式管理经济活动（以及他们的财政基础），从而掠夺性地、武断地、持续不断地阻碍了斯密式的增长——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现在确实是过时了。
在重建一部“惊人相似的”世界经济史的过程中，教条式的关于斯密式增长的叙述，即欧洲在其有限的、不发达的欧亚之角范围内，凭借市场主导的方式经历了缓慢但冷酷的经济增长，已经完全站不住脚了。原因很简单，因为西方那些“基本的”特征，不仅在东方无所不在，甚至还是其最大的优点。也许，韦伯式（乃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会在今后的研究和讨论中重新出现并为人们所支持，而新的研究（或者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对历史进行重新考察）可能在斯密式增长的范围、跨度和强度方面跨越时空差异，做出无可争议的描述甚至判断。同时，由于人们已经知道并可以接受对亚洲经济史的重建（除了那一代已经过时的历史学家和不懂历史的经济学家），且争论也已经从激战转向对话，我们有可能在对东西方之间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分流作长时段解释时，恢复细致入微的做法。历史学家们早就认为这种分流在18世纪就是可以预见的，在19世纪已是确凿无误的，在20世纪则更加确定无疑，现在却消失了。
修正学派反对韦伯式的解释，他们认为长期以来对全球经济发展所做的那种核心假设，即在18世纪末东西方之间突然出现出人预料的危机，实在站不住脚。他们为这种看起来既“迟到”又“伟大”的分流提供了三种有争议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经由不同的途径、出于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时候，东方诸帝国政府逐渐地不能养活他们的臣民、维护领土安全、防止外来入侵以及提供其他的公共物资来保证私人经济活动维持在一种令人满意的水平上，也无法进行市场整合和创新。简言之，战略和政府管理的缺陷困扰着萨法维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和明清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困扰不断加剧，因而为西方的崛起提供了空间。人们现在还对这些国家政治危机的本质、范围和重要性进行了考察（这些危机显然在18世纪影响了东方三大帝国，且在白莲教起义的时候影响了中国），并且将这些考察与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做对比，比较其政治安排与政策的演变对西欧国家来说，是促进还是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和创新。有关政治建构和国家行为的辩论只可能由社会科学家来进行，因为他们知道一些有关政治和其他相关制度的历史，知道这些制度的不同形式，也知道这些制度是如何与家庭、农场及店铺的经济活动精确地联系在一起的——不仅在近代早期欧洲，也在亚洲。那种老调重弹的启蒙公式，比如共和、自由和议会政府形式，或者向工业市场经济的转换，诸如此类，已经越来越不能让人满意了。人们受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观念和分类的启示，将它们运用到特定的政治、法律和制度框架的历史研究之中并开拓新思路。正是这些制度的框架促进或者抑制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国家、区域或部门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模式。
第二种解释是修正学派的核心观点，即东亚和西欧之间的分流是一个典型的古典增长故事，其基础是一大批关于相互关系和机制运作的历史研究成果，且可追根溯源至斯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著作。例如，彭慕兰同意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即耕地是一种相对固定的生产要素，有用和可靠知识的大量增加只能增加产量，对推进技术进步非常有限。历史学家们知道人口大幅度增长（在极端情况下及在一些亚洲地区）将导致马尔萨斯危机。但在西欧和明清帝国更为普遍的是解决土地密集型作物和农业原材料短缺问题，其中包括维持生计的食物，用于建筑业和制造业的木材，工业和家庭用于燃料和能源的木材，用于转化为纺织品的动植物纤维。
在1750年之前，大约有两个世纪之久，当欧洲和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可以比较时，中国经济应对“数量压力”的办法基本上是靠强化劳动来缓解食物和农业原材料的短缺。彭慕兰以及其他一些学者（他们反对根据斯密的增长理论以欧洲中心论的方式来解释大分流）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解释如何以及为何欧洲经济没有遵循中国的道路，不仅避免了劳动力向农业和“原工业”（proto-industries）部门的回归收缩，反而将机械化的生产技术逐渐扩散到制造业和运输业。彭慕兰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这个关键问题：“为什么英国的经济没有用长江三角洲那种方式发展？”换言之，现代修正学派坚持（如马克·布洛赫早先所做的那样）用可比较的地理优势来对经济问题进行专门而细致的比较。
现代中国和欧洲学者的著作可以印证新全球史提供的答案。这些答案对比了在避免向中国和欧洲都具有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收缩回归时出现的内在和外在的潜藏因素。他们认为通过数千年成功的土地经营之后，中国的农业生产率相比欧洲已接近其可能的极限；在中国，为应对人口增长的压力，扩大耕种面积到边际，改革租佃制度，投资区域贸易专门化的基础设施，改牧场为耕地，控制水供给，执行有效的食品稳定政策，等等——这些都比欧洲实行得早。
欧洲不仅有明显的（并且是不可计数的）机会去“收紧”农业系统，而且其在南北、东西之间的食品和原材料贸易专门化中获得的潜在收益，要比中国在帝国范围内通过已被过度使用的跨区域模式所获得的更大。事实上，（由于18世纪的人口压力不断增加），贸易的潜力在下降，因为不巧的是在中国较为贫穷、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基本生活品生产省份，人口增长的速度更快。帝国的北部和内陆省份做了一些调整，将农业的剩余劳动力重新分配到“原工业”部门，消费更多本区域生产的食物和农业原材料，减少制成品进口。因此，中国早熟的斯密式增长，即高水平的贸易和路径依赖是以劳动密集型作物（特别是大米）为基础的。在面临人口压力的时候，帝国经济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表现出更明显的“生态脆弱”。
然而，修正学派坚持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的经济体也出现了类似的收缩回归，粮食、燃料和纤维的生产成本出现了上升（虽说其证据不足以服人）。但是在18世纪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以及整个19世纪，由于获得两笔重要的“横财”，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物资短缺现象在欧洲出现“关键性”的延迟。这两笔“横财”是廉价易得的煤炭能源以及美国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修正学派将美国的贡献提高到一个重要位置，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到西欧以外（海外的）资源对欧洲经济领先所产生的影响。斯密和马克思都强调过这种作用，而历史社会学的世界体系学派诸人，如沃勒斯坦、柴思邓恩、布劳特、弗兰克、吉尔斯和其他人，在最近几十年则把这种作用说成是“主要的推动力”。
关于煤和其他自然优势，里格利（Wrigley）和英国经济史更早一批学者都曾讨论过廉价的化石燃料让英国（在欧洲其他国家之前）逃脱“马尔萨斯陷阱”的可能性。尽管很难做精确的计算，并且某些数据彼此冲突（包括彭慕兰修订过的估计数据），但以能源计量解释收入增减的这种传统却可以追溯到19世纪。要理解这个学派的主要结论并不困难，即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几十年，如果用牛、马、木材和人力来取代为英国（稍后为欧洲其他经济体）提供热能的煤和蒸汽，就会在欧洲占用不可计数的农业刚性用地（事实与此的确相反），而用煤替代其他昂贵、低效的有机能源，则使各种形式的热消耗工业和交通业受益（如冶金、玻璃、陶瓷、啤酒、糖、盐、精制肥皂、淀粉、铁路和轮船等等）。而由挖煤、运煤和用煤而产生的种种好处与副产品则更是无法计算，其中包括运河的建造、工程的精密化，特别是煤炭对蒸汽机的发展、改进和传播的刺激。这些就是欧洲所谓“蒸汽时代”的中心内容。但是在工业革命起初的几个阶段，蒸汽时代（1846—1914）只是呼之欲出而未成主导，而在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到来之前的几十年，工业革命就已经发生了。
进而，回到布洛赫的比较史学模式。为什么中国没有利用它已经探明的、相当丰富的煤炭资源，从而变得像英国、比利时或威斯特伐利亚那样？这个突出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与欧洲相比，中国的煤不管是不是更加好烧、其地理位置好不好，它确实埋在地下且蕴藏丰富，并且无疑是一种比人力、风力和水力更加有效的能源。在整个19世纪，中国、日本和其他亚洲经济体也一直在使用那些能源。地质、地理和交通等问题看起来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整个蒸汽时代，中国竟未能利用其煤炭优势。
最后，让我们回到亚当·斯密和海外扩张。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阿拉伯人或印度人，发现了美洲并对其进行征服、同化、掠夺和殖民，并最终与它建立了互惠的商业关系。如此漫长的事业既不可被看作是“边缘地”、也不可被看作是试验性地把19世纪的欧洲成功地推向了美好的工业市场经济（尽管伊曼努埃尔·沃勒斯坦、詹姆士·布洛特和社会史世界体系学派仍旧如是说）。
1492年以后，美洲的物质利益并不是长时段滚滚而来，而是不均衡地落入两个后来搭便车的国家那里，即荷兰和英国。无疑，无论是将整个欧洲，还是将某些国家如荷兰或英国（它们在海外扩张中最持久并获益最大）作为对象，用国民核算中的具体数字来衡量跨大西洋贸易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都充满理论和统计上的困难。现在的经济史学家大都承认，是在新世界建立的殖民地（以重商主义为准则）与奴隶种植园，而不是基于不规范且不受保护的私人投资和来自欧洲的自由移民劳动力而建立的美洲独立经济，扭转了跨大西洋贸易的条件和环境，并使其有利于西方。此外，最近对金银贸易的研究还说明在工业革命前约两百年，为维持欧洲人投资美洲的收益性与动力，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对新世界白银的需求发挥了复杂而多面的重要作用。欧洲的投资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缓慢整合与增长，使分散在欧洲、亚洲、非洲、美洲的沿海城镇和地区彼此互动，在通常情况下，这些互动对欧洲的发展比对南亚和东亚具有更加积极和广泛的影响。
尽管如此，国民经济核算依然是历史学家可用的唯一材料。这些历史学家希望确定并量化各种变量的整体重要性，比如说，1492—1815年间，洲际贸易进出口在国家（及全欧洲）的资本构成比率、结构的变化和创新等。如果（像保罗·贝罗奇的不完善且引证不足的数据所示），欧洲向其他各洲出口和从美洲、亚洲、非洲进口的商品在欧洲总产值中只占一个“小”百分比，由此推断直到18世纪末无论美洲（还是所有非欧洲国家）都只对西方的进步起相对微小的作用。这种说法只能用两种方式加以挑战：第一（逻辑上说得通），近代早期，欧洲的经济增长以具体的利润为标志，如果整个欧洲（或特指某个国家）的年度总利润中的大部分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与洲际贸易联系起来，那么过度宣传而又有吸引力的海洋经济的附属经济确实可能对西方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量化分析可以将洲际贸易的所得与“净”资本形成和“可贸易产品”的累加值联系起来，以便制作比率表，使之更有助于定位、追溯和理解不同时期经济增长的原因，（如1500—1800年间）。修正学派的看法来自亚当·斯密，他们将关注的重点转向英国，因为在很长时间里，英国比其他任何欧洲经济体（包括荷兰）都更多地参与到洲际商业和殖民活动中。但是，这种转向看起来太省事，因为对于一个早熟而标准的“英国”工业革命来说（工业革命是一个传统而正在褪色的故事，旨在让我们相信欧洲大陆的落后），“重要比率”变得如此之大且如此具有说服力，从而阐明了美洲（通过其与亚洲的关系）在西方向工业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然而英国不代表西方，也不代表西方向现代工业市场经济的特有转型。同时，对欧洲大陆的那些竞争对手来说，英国亦不是一个可供模仿的范式。
第二种方式不那么小家子气，它更像是微观力学的细节考察，因而为经济史学家（如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彭慕兰）所青睐。它以欧洲从新世界和亚洲进口的一系列货物为中心构建其叙述，这些货物被送往欧洲著名的港口（如里斯本、塞维利亚、卡迪斯、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波尔多和伦敦）。最后，进口就变成实实在在的“奖金”了。它来自欧洲对美洲的商业和殖民投资，以及与亚洲之间的贸易和不平等交换。
美洲和亚洲运往欧洲的商品包括：金银、食品、制造品、工业进口和原材料。这些产品大部分是通过强制手段获得的，以确保贸易中的优惠条件。通过将大西洋两边的海洋经济体与全球贸易相连接，进口到欧洲的产品不断增加。尽管起初增长比较慢，但是当16、17世纪远距离贸易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组织结构建立起来时，增长速度就大大提高。可知的历史是围绕其他大陆运往欧洲港口的进口货物展开的，与之相连的是欧洲内部早已建立起来的贸易方式的延伸利益，是新型食品加工业的建立，是地缘的竞争和国家的形成，是商业寡头的权力与财富的增长，是航海城市的兴起，科学、技术与艺术的变化，其实也就是欧洲经济、政治和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这些都表现在关于各种物品的大量历史撰写中，比如糖、茶、咖啡、可可、玉米、水稻、烟草、热带水果、西红柿、豆角、辣椒、土豆、木材、燃料、蜡、鱼、棉纤维、奎宁、泻药、瓷器、丝绸棉花、纺织品还有最重要的黄金和白银的历史。这是一份很长的清单，进口总量虽在波动，但总的趋势是增长。进口地点和美洲、亚洲进口货物的分布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在不同城市和国家不断变化的。要解释这一点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在来自其他大陆的进口商品与近代早期欧洲发展的叙述和模型之间建立合理联系，以及欧洲各国如何将经济发展到一个高度，从而使工业市场经济成为可能？
费尔南·布罗代尔、乔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等人发现了关键的机制，他们希望将其置于航海城市、大商人和民族国家之间地缘政治上的动态循环之中。彭慕兰主要研究和分析两种潜在的宏观经济联系。其中一种出自一篇论文，即德弗里斯（Jan de Vries）近来对欧洲前现代“勤业”革命的详尽阐释，这种革命源于千百万西方家庭决心更努力工作，并力所能及地把更多时间和资源用于市场导向性的生产。决心来源于消费倾向的变化，它受到易得的“外来品”和易上瘾的食品的刺激，比如糖、茶、咖啡、可可、烟草、热带水果、西红柿、香料、药品、麻醉品以及可以从亚洲得到的奢侈品如丝绸、珠宝、瓷器，还有更重要的东方棉花。总之，欧洲物质文化的兴起是以一种具体且有证可循的方式与洲际贸易和殖民化、消费和投资的变化、欧洲家庭的工作形态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东亚和南亚，因为对热带产品、瓷器、丝绸、棉织品和其他土特产的消费已经渗入到社会底层。东方帝国政府在财政和其他方面都没有兴趣推动商业或殖民活动，尽管这些活动或许能在适当的时候以征收进口奢侈品税收的形式为自身买单。同时，中国和印度对欧洲食品和工业品的需求非常有限，在数量和品种上都是如此。尽管欧洲商人用新世界的金银交换亚洲的食品、制成品和原材料，从而可能促进了中国和印度的货币交换和内部贸易，正如美洲金银在欧洲所做的那样——但事实确实如此吗？
修正学派充分论证了亚洲和美洲进口货物的奢侈性、外来性、上瘾性及欲求性特征与勤业革命、欧洲对洲际贸易的追求、非洲人在新世界所遭受的奴役及流入新世界殖民地和种植园的投资有共生性联系。修正学派广征博引，着眼论证广泛参与跨洋贸易的沿海城市加工业（比如制糖、烤咖啡、烘焙茶叶和烟草等）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他们所熟悉的历史阐释了18世纪英国棉纺织业如何在英印贸易的母体中发展起来，这可以从英国对美洲奴隶种植园棉花的进口，英政府对东印度公司的干预，及1660—1721年间英国议会对进口替代方式的积极推行中窥探一二。
如此说法并非没有启发性，它把亚洲和美洲的进口推上前台，突出其在西欧和东亚经济发展的分流中所发挥的作用。起初，糖、茶和其他热带产品提供的热量也许很小。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的封锁切断了波罗的海木材和其他海军物资（沥青、焦油和麻）的供应，而在此之前，英国在北美殖民地（和亚洲）建造的商船的比重就一直在增长。然而，东西方之间及欧洲内部木材贸易的既有方式在战后又恢复了。在19世纪，是铁而不是美国的森林缓解了欧洲建筑业与造船业的木材短缺。
是的，统计数字可以表明：美洲奴隶种植园的棉花纤维取代了在欧洲生产的亚麻、麻、丝绸和羊毛。但情形仍然是，相对于欧洲本地产的纤维消费总量而言，进口纤维到19世纪晚期而不是早期才变得重要。从美洲进口的棉花对欧洲机械化棉纺织业生产的发展早就“必不可少”，这种观点没有说服力。因为我们同样可以拿出一个合理假设：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欧洲大陆其他地方积聚并稳步增进的机械化棉纱棉布的生产，应该同样刺激亚洲（甚至中国）和中东的初级生产者，使其对欧洲的棉花需求做出回应。
40年前，新经济史就认为所谓的必不可少论是经不起推敲的。当然，可以提出一种更为细致但较不显著的说法，从而表明奴隶生产的棉花的重要性，即这种廉价的原料推进了欧洲一项主要制造业的发展，且棉花这种有弹性的纤维比捻丝（未见得！）、羊毛、亚麻和麻更容易化解机械化纺织中的技术问题。然而，在很短时间内将各种天然纤维用于机械化布料生产所面临的主要技术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正是此时从俄国进口的廉价亚麻和从澳大利亚、阿根廷及其他主要生产国进口的羊毛大批进入欧洲，为欧洲的纺织工业提供各种可用于机械生产的纤维原料。
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西欧与东亚的“大分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因为当代社会仍然存在南北分化问题。我们同意，早期从有机到无机能源的转变为欧洲（特别是英国）提供了启动先机。然而出于种种理由，修正学派的另一个立论（与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世界体系理论一脉相通），即美洲的发现、征服和开发也产生了大量飞来之财，使欧洲解决了困扰东方帝国的收益下降问题，却没有太大说服力。
首先，不像中国，对印度和南亚地区来说，经典的土地收益下降问题不太适用。不仅如此，日本的合流（尽管其资源欠缺）则破坏了以经典增长模型为基础的历史。第二，无论对那些现有的、可以说明洲际贸易重要性的数据做怎样的修改和重组，国民收入的标准核算都不太可能拿出有说服力的像样比率。同时，现时流行的后现代主义认为，大产出可以从小变革流向外生变量，但这种说法显然违背了经济史的准确性。我们或许可以煞有介事地诘问：小产出是否能从大变革流向内生变量？
第三，若没有从美洲进口的数量庞大的初级产品，西欧的可耕地、草场、森林和海洋再加上（通过贸易）向东、向南延伸的外围地区，是否能维持（比如说到19世纪中叶）人口增长率、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清楚。重温马克·埃尔文（Mark Elvin）经典著作的中心论点：在18世纪人口加速增长之前，中国是否已经耗尽了从地域内部贸易、劳动力密集投入和农业改良方面获得的潜在收益？埃尔文的论文还可用古典经济学的语言重新表述，即相比于西欧，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地区）离它们（受技术限制的）生产潜力的边界究竟有多远，或研究清帝国的历史学者所提及的“内卷化”到底是什么？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和马尔萨斯）都认为中国加快步入了收益递减的轨迹。
不考虑煤炭的因素，洲际贸易的数据表明欧洲拥有支撑斯密式增长和劳动力的城市化及工业化所需的食品和农业原材料，直到19世纪，都不必大量进口美洲初级产品。同时，为实现工业和交通的机械化和转型而进行的知识积累、测试与应用，蒸汽动力的普及，城市化的发展及金融和商业的重组都取得很大进展，应该已经不可逆转。
这些观察都是为了给相关历史设定重要而不可回避的界线，我希望在“工业革命”和“大分流”之间划一条清楚的界线，这条线在近来的争论中似乎尚不明显。工业革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与美洲进入全球贸易有关，但并不像亚当·斯密说的那样紧密。看一看1846年以前欧洲各港口进口的数量和范围，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从整体上看，（除了玉米、马铃薯和棉花的数量明显很大），进口仅仅是对欧洲基本食品和原料的“补充”。在几个世纪中由商船运往欧洲各港口的货物都主要是热带产品和奢侈品。充其量，它们拥有吸引学者的特质，并在他们关于南北分流源头方面的叙述中占据中心地位（他们把“物质文化的兴起”“勤业革命”、越洋贸易大商人的多重作用看作是西欧早期工业化的“前提”）。
不错，大分流和工业革命彼此之间有关联，若不是有大量基本食品和原料从美洲和其他初级产品生产地进口，欧洲和中国在劳动生产率和实际收入方面的分流程度将无法想象。然而，由于这些供给源源不断地出现是在19世纪下半叶，所以工业革命何以开始和何以维持这两个问题不可以混同。
从本质上说，作为大分流起点（起源或来源）的工业革命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以煤为基础的热力取代了传统的木柴、风力、水力、畜力和人力能源并与洲际贸易建立起细微而不那么重要的联系。初级机械化的早期工业加工（尤其是纺织业）中的一些因素可以与跨洋贸易联系起来，但这些联系仍旧是边缘的而不是中心的。在现在关于大分流的各种解释中仍然缺失某些东西，它们和欧洲与中国的生产“机制”及有用可靠的知识传播有关。技术对于工业革命确实很重要；如果英国及其欧洲大陆的后继者（若不是因为煤和与美洲的密切联系）也走了长江三角洲的路，那么为什么清帝国这个先进的商业化地区，花那么长时间才恢复其在18世纪中叶的世界经济排名和地位，并且今天仍在恢复中？
参考书目：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roperty, London：Crown Business，2012.
Derek H. Aldcroft and Antony Sutcliffe eds.，Europe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500—2000，Cheltenham：Edward Elgar，1999.
Robert Allen et al, Living Standards in the Past：New Perspectives on Well Being in A-sia and Europ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Alice H. Amsden, The Rise of the Rest：Challenges to the West from Late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Hans W. Arndt,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history of an Idea,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Verso，1994.
Giovanni Arrighi et al eds.，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London：Routledge，2003.
M. Livy Bacci, A 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Population, Oxford：Blackwell Pub.，1992.
Paul Bairoch, Victoires et Déboires：Histoire?con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du Xvie Siècle a Nos Jours，2 volumes Paris，1998.
C. A.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1780—1914，Oxford：Blackwell Pub.，2004.
Reinhard Bendix, Max Weber：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New York：Doubleday，1962.
Tommy Bengston et al eds.，Life Under Pressure：Mortality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Europe and Asia 1700—1900，Cambridge and Mass.：The MIT Press，2004.
J. Bentley, Old World Encounters：Cross-Cultural Contacts and Exchanges in Pre-Mod-ern Time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Robin Blackburn, The Making of New World Slavery, London：Verso，1997.
James Blaut,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New York：Guilford Press，1993 and Eight Eurocentric Historians, New York：Guilford Press，2000.
Li Bozho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3.
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15th and 18th Century，3 volumes, London：Collins，1984.
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Ming China, Washington：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2000.
Tim Brook and Geoffrey Blue eds.，China and Modern Capital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J Bryant，“The West and the Rest Reunited：Debating Capitalist Origins, European Colonialism and the advent of Modernity”，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6，pp. 403-444.
Peter Cain and Mark Harrison eds.，Imperialism：Critical Concepts in Historical Stud-ies，3 vols.，London：Routledge，2001.
Christopher Chase-Dunn and Thomas Hall, Rise and Demise Comparing World Systems, 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7.
Kirti N. Chaudhuri, Asia before Europ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P. Costello, World Historians and their Goals, De Kalb，1993.
A. W.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F. Crouzet, A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1000—2000，Charlottesville：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1.
P. Curtin, Cross 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John Darwin, After Tamerlane：The Global History of Empire, London：Penguin Group，2007.
Gang Deng, Chinese Maritime Activities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c 2100 B. C.—1900 A.D.，London：Praeger，1997.
Gang Deng, Development Versus Stagnation Technological Continuity and Agricultural Progress in Pre-modern China, London：Greenwood Press，1993.
Ricardo Duchesne，“On the Rise of the West：Researching Kenneth Pomeranz's Great Divergence”，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36，2004，pp.52-81.
Leandro Prados de la Escosura，“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Real Product，1820—1990：An Alternative Data Set”，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7，2000，pp.1-41.
Jan de Vrie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4，1994，pp.249-270.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Mark Elvin, Another History：Essays o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Sydney：Wild Peony Book，1996.
Larry Epstein, Freedom and Growth：The Rise of States and Markets in Europe 1350—1750，London：Routledge，2000.
Michael Flinn,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 1700—183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Denis Flynn and Arturo Giraldez eds.，Metals and Monies in an Emerging Global E-conomy, Aldershot：Ashgate Pub.，1997.
Andre Gunder Frank, Re 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Jack A. Goldstone，“Efflores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orld History：Rethinking the‘Rise of the West'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3，2002，pp.323-389.
Jack Goldstone, Why Europe？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McGraw-Hill，2008.
Jack Goody, The East in the Wes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Jack Goody, The Theft of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John R. Harris, Essays on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lder-shot：Ashgate，1992.
David Held et al, Global Transformations, Oxford：Polity Press，1999.
J. Hobson,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Marshal Hodgson, Rethinking World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Bert Hoselitz,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0.
Huang, Philip and others in a special edition of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1，2002，reviewing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ited below.
Eric Jones, Growth Recurring：Economic Change in World History,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8.
Eric Jones, Cultures Merging,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Charles P. Kindleberger, World Economic Primacy 1500—190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David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London：W. W.Norton，1998. ；James Lee and Wang Feng, One Quarter of Humanity：Malthusian Mythologies and Chinese Realities, Cambridge and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Alan Macfarlane, The Riddle of the Modern World：Of Liberty, Wealth and Equality, Basingstoke：Palgrare Macmillan，2000.
Victor Lieberman ed.，Beyond Binary Histories：Re-imagining Eurasia to c.1830，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
A.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2001.
Patrick Manning ed.，Asia and Europe in the World Econom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Forum, April 2002.
Bruce Mazlish, The New Global History, London：Routledge，2006.
H. Munkler, Empires, Cambridge：Polity Press，2005.
Joel Mokyr,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John U Nef,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 London：Routledge，1932.
Robert Nisbet, 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 New York：Basic Books，1980.
Karen O'Brien, Narratives of Enlightenmen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Patrick K. O'Brien，“The Britishness of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British Contribution 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Follower Countries'on the Mainland”，in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Vol.7，1997，pp.48-67.
Patrick K. O'Brien，“Metanarratives in Global Histories of Material Progress”，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June，2001，pp.345-367.
Patrick K. O'Brien and Leandro Prados De La Escosura eds.，“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from the Conquest of Ceuta（1415）to the Treaty of Lusaka（1974）”—special issue of Revista de Historia Economica, Vol.1，1998.
Patrick K. O'Brien，“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s and Modern Imperative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Global History”，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2006，pp.3，41.
Kevin O'Rourke and Jeffrey Williamson,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 Cambridge and Mass.：The MIT Press，1999.
Jurgen Osterhammel, Die Verwandlung der Weet Eine Geschick te des 19 Jahrhunderts, Munchen，2009.
Arnold Pacey, Technology in World Civilization, Oxford：Basil Blackwell，1990.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Kenneth Pomeranz and Steven Topic, 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 London：M. E.Sharpe，1999.
George Raudzens, Empires：Europe and Globalization，1492—1788，Stroud：Sutton，1999.
Walt W. Rostow, Theorists of Economic Growth from David Hume to the Present,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William Rowe, China's Last Empire：The Great Qing, Cambridge and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Stephen K. Sanderson, Social Transformation：A General Theory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xford：Blackwell，1995.
Theda Skocpol ed.，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and Ma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V. Smil, Energy in World History, Boulder：Westview Press，1994.
S. Sogner ed.，Making Sense of Global History, Oslo：Universitetsforlaget，2001.
Werner Sombart, Luxury and Capitalism,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7.
Kaoru Sugihara，“The European Miracle and the East Asian Miracle：Towards a new Global History”，Osaka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Vol. 12，1996，pp.27-48.
Richard Swedberg, Max Weber and the Idea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William R. Thompson,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Rout-ledge，2000.
James Tracy 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rchant Empir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Hans Ulrich Vogel, Gunter Dux and Mark Elvin eds.，Concepts of Nature：A Chinese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Leiden：Brill，2010.
G. Nick Von Tunzelman, Steam Power and British Industrialization to 1860，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
Peer H. Vries，“Governing Growth：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Rise of the West”，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3，2002，pp.67-193.
Peer H. Vries，“Are coal and colonies really crucial？Ken Pomeranz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2，2001，pp.407-446.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3 vols, New York，1974，1980 and 1981.
David Washbrook，“From Comparative Sociology to Global History：Britain and India in the Pre History of Modernity”，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40，1997，pp.410-43.
Max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1961.
Jeffrey Williamson, Trade and Poverty：When the Third World Fell Behind, Cambridge and Mass.：The MIT Press，2011.
Roy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
E. Anthony Wrigley, Continuity Chance 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Irving M. Zeitlin, Ide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Theory, Englewood Cliffs：Prentice Hell，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