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日本亚洲学会的组织与运作

日本亚洲学会定期举行各种会议，计有理事会会议、会员大会和年度会议三种形式。借助会议这个平台，学会得以顺畅、高效地运转。图书馆为学会各种会议提供会场，同时它也是《学刊》的库存场所。图书馆员负责为学会购置图书，并与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交流学术出版物。

一、学会理事会

日本亚洲学会《章程》规定，学会事务交由理事会处理。理事会一般每月集会一次办理公务。为引导学会事务顺畅进展，理事会有权制定和修订《规章制度》，作为自身与学会的行动指导，前提是不得与学会《章程》相抵触。

学会最初规定理事会由当年度选出的行政人员组成，1876年又增加十名普通会员，他们均由参加年度会议的全体会员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一年。行政人员包括：会长一名，副会长两名，通讯秘书一名，书记员一名（后来规定横滨、东京各一名） ，财务员一名，1891年开始设图书馆员一名，1894年再增设《学刊》编辑一名。理事会从行政人员中挑选出五位组成执行委员会，负责学会的日常工作。

理事会至少每月举行一次会议，自行确定开会时间。理事会会议需要处理的常规工作有：审议通过上次会议的纪要；听取通讯秘书、出版委员会、财务员、图书馆员及其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选拔新会员入会；与学会相关的各种公务；接受在会员大会上宣读的论文；安排下次会员大会相关事宜。

理事会的两项重要职责需要特别强调。其一，选拔新会员，在两次年会之间理事会亦有权补足理事会自身的人员空缺。其二，负责论文的审核与筛选。所有来稿均由理事会讨论决定是否在会员大会上宣读；已经宣读的文章需要经过二度遴选方可在《学刊》上发表。

学会1891年6月版《章程》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

理事会接受的论文，其所有权归学会，未经理事会许可不得在任何其他地方发表。

在学会会员大会上宣读论文，并不必然意味着随后即行出版；理事会一经决定对接受宣读的论文不予出版，应将论文交还作者，并对论文的后续使用不作任何限制。

1914年12月修订的学会《规章制度》中还专门提到：

出版委员会应妥善保管作者手稿与印刷校样，防止出现有违学会意图的移作他用。

这可以看作较早注意到保护知识产权的表现。论文的二次遴选制度可以确保《学刊》刊发的论文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能受到读者欢迎。比如《学刊》第十六卷提到，理事会曾收到一篇题为《论汉语与安南语》的文章，因其与日本主题不是特别相关，所以理事会决定在会员大会上仅宣读提纲 ，并且后来《学刊》亦未刊发该文。

二、会员大会

在学会的一个工作年度内，一般每月举行一次会员大会，除去假期及《学刊》编辑出版所需要的周期，大致每年举行八次左右，但也有差别很大的年份，如1897年、1901年仅各举行过两次。会议的日期与具体时间由理事会确定，地点在东京与横滨两地之间选择。每次会议召开前都由通讯秘书以信件方式通知居住在东京与横滨两地的所有会员。

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一个组织委员会，负责会议日程。按照《学刊》刊载的“会议纪要”（Minutes of Meetings），会员大会的主要议程有：审议并通过上次会员大会的会议纪要，其中有些早在审议前即已刊发在《日本邮报周刊》等报刊上了；宣布会员增减情况，包括理事会成员或重要会员的离任、去世及职务变动等，公布新当选的会员名单；宣读并讨论理事会审议通过的文章；也可以围绕一般性话题进行交流。

宣读文章并就文章内容展开讨论是会员大会的主要活动。一般由作者本人宣读，如果作者因故不能与会，大会主席通常委托一位理事会成员代为宣读。一般每次会员大会只读一篇文章；特别长而又非常重要的文章要分别在几次大会上宣读，也有只读文章部分内容或概要的情况；若凑巧有几篇短的文章，则在一次大会上集中宣读。上述情况一般都会在会议纪要中予以详细记载，《学刊》刊载的论文标题下通常也标记何时在学会的会员大会宣读的信息。

所有出席会议的人，无论会员还是来宾 ，都可以向作者提问，当时无法回答或不能简单解释的，作者也可以选择再次撰文解答、释疑。日本亚洲学会的会议纪要经常显示，会员积极参加学会会议并参与讨论，对会上宣读的论文亦表现出浓厚的探讨兴趣。

学会每年举行一次年度会议，开始时定在每年7月份，1891年6月修订的《章程》改为6月，1893年改为11月，1895年改至12月，1913年确定每年1月举行。年度会议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委员会，其法定人数为九人。在学会与理事会举行所有会议时，若会长与副会长缺席，规定会议选举一名主席。会议主席一般不参加投票，只有出现双方票数相等的情况时，才会投出决定性的一票。

年度会议的议程除包含会员大会的全部内容以外，还另外涉及三个方面的议题：一、理事会作年度报告，汇报前一年度的工作；二、财务员呈递一份反映学会财务状况的年度总决算表，交由会长任命的两位会员进行审核（后来修订的章程中专门规定，负责审核的会员须为非理事会成员）；三、选举产生学会下一年度的行政人员与新一届理事会。

三、学会图书馆

学会在创立之初曾提出设立一座图书馆与一座博物馆（后来设立博物馆的动议被取消），有不少个人与机构向学会图书馆捐赠图书，学会还积极与其他学术团体交流，互换各自出版的刊物，它们与学会自行购置的图书共同构成学会图书馆的藏书。

《学刊》第一辑曾两次刊载过学会图书馆的馆藏书目，一次是在1878年出版的第六卷，另一次是在1919年出版的第四十七卷。1878年学会尚处于初创阶段，馆藏书籍也十分有限，第六卷所列书目没有进行详细分类，只是区分了一般书刊与未装订的期刊两种形式，前者计139种，后者有28种。

按照书目判断，未装订的期刊基本上属于学会与其他学术机构交流互换所得，其中包括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的一些学术机构提供的定期出版物；英国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 及其在亚洲多国的支会占了很大比重，计有4种，占总量的七分之一；来自中国的有《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与《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一般书刊较为庞杂，涉及中国、印度、远东、太平洋、琉球、朝鲜、巴勒斯坦、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波斯和葡萄牙等国家或地区；当然更多的还是关于日本的，涉及的主题有佛教、基督教、游记、历史、日语、日本教育、水文分析等。

第四十七卷所列书目数量繁多，计有西文书刊598种，日文书刊57种，并且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类，统计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学会图书馆藏书中关于日本历史、地理、宗教、哲学、语言、文学方面的书籍占相当大的比重；《学刊》刊载的内容也凸显出这几个领域的相关论文数量较多且质量上乘。它们共同印证了学会会员在这些领域兴趣颇深、用功甚勤的事实。

当然，也不能过分夸大图书馆及其藏书所起的作用，至少有些年份图书馆被利用得很不充分。1904年学会会长兼图书馆员劳埃德（Arthur Lloyd）在年度会议的报告中提到：“图书馆被利用得非常有限，很少有图书被借阅，在过去的一年里不足十人到过图书馆——事实上还要远比这个数字少。”他向理事会建议：“考虑到学会的相当一部分支出投向了图书馆，自然我们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当采取必要措施，要么使图书馆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要么给学会去除这样一个相当无益的负担。” 以后学会采取了延长开馆时间、馆员随叫随到等措施，会员可以更加方便地利用图书馆。

在1922年的年度会议上，时任图书馆员在报告中指出，“图书馆包含数量可观、极具价值的图书资料，都慷慨地供会员与普通公众免费使用”，并再次吁请图书馆藏书得到有效利用。他确信，“在我们的工作中，最有把握能使我们的会员感兴趣的方式之一，是细心而持续不断地钻研学问宝藏，而这些宝藏刚好在我们的图书馆就能挖掘得到。”

设身处地为会员着想、竭尽全力方便读者是学会图书馆一贯的作风；购置何种图书要经理事会审慎地讨论决定；学会会员广阔的学术活动空间与恢宏的学术视野保证了图书馆馆藏的质量；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又为会员的研究提供了资源；会员与图书馆互为依托、相辅相成，一起推进了日本学的发展。

四、学术互动

在学会成立五十周年庆典上，日本籍会员樱井让治（1858～1939）赞扬日本亚洲学会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认为最宝贵、最值得珍视的成就是学会通过自身影响在西方世界与日本之间构筑了一个文化联盟（cultural alliance）。 学会与其他学术团体共享资源，互换定期出版物，派代表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特别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紧密协作，实现了广泛深入的学术互动。

日本亚洲学会自创立起就与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 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整合各种资源，极大地便利了学术研究与刊物出版工作。出现在《日本亚洲学会学刊》各期的彩页插图背面均盖有皇家学会的红色标识。 这至少说明，日本亚洲学会在初创阶段即已与英国皇家学会存在技术层面的合作与一定程度的资源共享。

学会还派代表参加其他学术团体的学术会议，也邀请其他学会或团体的成员参加其会员大会。1877年2月28日的会员大会上，通讯秘书宣读了一封来自德国亚洲学会的信，信中说德国亚洲学会专门修改章程，以方便他们与日本亚洲学会的会员彼此参加对方的会员大会；此前日本亚洲学会已向对方发出过参会邀请。1899年劳埃德在日本亚洲学会举行讲座，内容是刊发在《德国东亚自然与人类学会报告》（Mittheilunge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第三卷第二部分上的一篇文章； 1904年9月麦克考利代表日本亚洲学会参加在华盛顿举办的第八届国际地理学大会（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Congress） ，日本亚洲学会与其他学术团体的交流日趋活跃。

日本亚洲学会还积极参加世界范围内的东方学研究活动。1892年9月，第九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The Ni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在伦敦召开，因公离开日本回到英国的张伯伦受学会委托，与迪金斯（F.V.Dickins）代表学会参加了大会。 1902年12月，国际东方学家大会在越南河内召开，时任会长的贝尔茨（E.Baelz）被推选为学会的代表前往参加。 贝尔茨指出，外国代表团与代表希望通过参加东方学家大会，从杰出的东方学家那里亲耳听到有价值的信息，也渴盼与他们交往，以确保年轻一代以及没有足够时间进行特别研究的人们获取新观念，并得到及时的建议。

在此需要特别提及日本亚洲学会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关系。格里菲斯在致麦克考利的信中称，1872年底英国海军少将沙德威尔（Charles Shadwell）率船来到横滨，英国人莎利乘机发起成立了日本亚洲学会，并且无视此前诸位学者酝酿的计划，自作主张让该组织成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一个分支。美国著名东方学家亨利·海耶斯·沃德（Henry Hayes Ward）对此举感到震惊，并提出公开批评。 显然，莎利的主张在当时就已遭到非英国籍会员的反对，可能不久即得到纠正。

1906年《学刊》第三十四卷第二部分曾专门刊载过“皇家亚洲学会成员名录”。 有中国学者指出，日本亚洲学会于1912年加盟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 ，但并没有提供论断来源。据加拿大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图书馆主办的“学术团体课题”（Scholarly Societies Project）介绍，日本亚洲学会“尽管模仿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但该学会从未成为皇家亚洲学会的一个分支。起初日本亚洲学会是皇家亚洲学会的一个会员单位，后来成为有协作关系的同事团体” 。滑铁卢大学“学术团体课题”的这一判断与定位是准确的。学会以后的发展情况表明，日本亚洲学会并没有十分紧密地依托英国皇家亚洲学会。

1873年日本亚洲学会理事会第一个年度报告中提到学会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互换刊物的情况 ，并没有言及二者存在隶属关系。自1937年起，《日本亚洲学会学刊》在封面注明该学会附属于皇家亚洲学会（Affiliated with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此后仍一如既往地使用原来的名称，而不是像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在东方其他地方的一些分支那样改称“支会”（Branch）。

《学刊》在封面标明日本亚洲学会附属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此举不应单纯被视作其组织结构方面的变化。因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是近代欧美世界规模最宏伟、影响最深远的东方学团体之一，日本亚洲学会通过加入皇家亚洲学会，进一步将自身纳入到世界学术格局中，并大大提升了自身在国际东方学界的地位。此后学会不仅在整个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框架内继续保持在日本研究方面的领军者地位，事实上亦成为活跃在日本本土与欧美国家的日本研究者进行学术交流的桥梁与纽带，上述学会会员在世界范围内参加东方学会议的情况就是证据之一，下文将要论及的学会与世界各地的学术团体互换定期出版物的情况则是另一重证据。 y2EtxJHFjODshtOFzdOfIwoaYalG1IlUbTwtaGyDpSFVgQA7yVbFRDgrtSQp3H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