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亚洲学会的创立与发展

日本亚洲学会提供了一个平台，会员利用长期身在日本的便利条件，能够长时间、近距离地审视研究对象；绝大多数会员没有传教的义务，无须承受来自自己国家与日本的双重限制，研究可以更深入，立论也更客观。《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的创刊发行，不仅提供了刊发日本学研究成果的园地，更以其独特的立场与趣味，深深地介入并影响了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心态与治学方法，也影响了研究日本的广度与深度。

关于日本亚洲学会的发展历程，在1915年1月27日学会年度会议后的晚宴上，时任理事会成员的麦克考利（Clay MacCauley）做了题为《日本亚洲学会历史回顾》（“Historical Retrospect of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的演讲，详细梳理了学会自1872年创立至1915年间的历史；后来这篇演讲稿刊发在《日本广知报》（Japan Advertiser）上，学会创始人之一格里菲斯（William Elliot Griffis）读到该文后，致信麦克考利 ，对学会创立时的情景进行了详尽的补充。学会成立50周年庆典上，多位会员对学会的价值与意义做出评定，对学会的历史亦稍有涉及。以下以《学刊》刊载的会议纪要、会员名录为依据，参考麦克考利的演讲与格里菲斯的信件，对学会的创立经过与发展历程予以粗线条的勾勒。

一、学会创立缘起

1872年早些时候，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一个文艺与社交联盟（Literary and Social Union），成员为来自美国的教授及其家人，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包含欧美诸国前来日本的学者、外交官、海军军官和传教士在内的日本亚洲学会。1872年7月29日，日本亚洲学会在横滨的商工会议所（the Chamber of Commerce）举行创立集会。后来先后出任学会会长的赫伯恩（James Curtis Hepburn）、布朗（S.R.Brown）、萨道义、帕克斯（Harry Parkers）和阿斯顿都积极参与了学会的筹创工作。

1872年10月30日，日本亚洲学会在横滨举行首次会员大会，有35人出席。会上，会员口头发表研究成果，萨道义宣读了题为《日本地理》（“The Geography of Japan”）的论文，哈德洛（R.N.Hadlow）、莎利（E.W.Syle）、格里菲斯等都出席了会议。格里菲斯在致麦克考利的信中指出，此时及以后一段时期，与会者大都希望更多地了解日本人、日本历史以及日本的自然环境。到1873年底，学会会员发展到114人，除3名通讯会员外，几乎全部居住在横滨与东京两地。 学会的组织机构也逐步完善起来，沃森（R.G.Watson）任首任会长，莎利为首任通讯秘书。

日本亚洲学会在横滨创立有其必然性。陈寅恪曾令人信服地总结过海滨港湾之地得风气之先，可提供异民族文化接触的便利：“盖二种不同民族之接触，其关于武事之方面者，则多在交通阻塞之点，即山岭险要之地。其关于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湾港之地。” 诚然，横滨自日本开国以来，在接触西方文化方面是着先鞭的。

1859年《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缔结后，横滨得以开港，并由一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渔农村庄逐渐成长为日本最大的港口城市。欧美各国外交官纷纷进驻，如穆勒·比克（Müller Beeck）1864年到横滨德国领事馆任参赞。随着横滨码头、海关的建设，还专设外国人居住区，许多原来侨居中国上海等地的欧美商人纷纷移居这一新的开港地。身处异域的外国人集中居住在港口城市并被限定在特定范围内居住（日本公、私雇员不受此限），他们创办日本亚洲学会既有排遣孤独寂寞的需求，也有借相互交流达到对日本加深了解的意图。

1874年6月学会第二个年度会议上，与会者详细讨论并通过了一个《规则》草案（Rule Draft），稍后经过修改成为学会的《章程》（Constitution）与《规章制度》（By-Laws），成为规范会员行为与学会发展方向的准则； 同时学会出版了两卷《日本亚洲学会学刊》。学会与《学刊》的发展很快步入了正轨。

二、学会发展历程

日本亚洲学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曲折过程。表现为学会在《章程》规约下，组织严谨，运作顺畅；各级各类会员稳步增加，许多会员成长为杰出的日本研究学者；日本学逐渐走向学科化与规范化。

麦克考利指出，学会经历了一个双重成长过程——既有物质方面的成长，又有精神方面的成熟。 学会成立后的最初三年一直在横滨发展。1872年学会甫一成立，就引起东京公使馆实习译员（student interpreter）、使节团成员及日本各级各类学校中外国教师的兴趣。随着东京作为日本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加之取消了外国人只能在划定的居留地内活动的限制，居住在东京的外国人数目渐次超过横滨，激增的东京会员希望学会就近设在身边，以期更方便地参与其中。1875日本亚洲学会将活动中心及组织机构迁至东京。此后一段时期内，学会在东京、横滨两地轮流集会。1876年学会常设机构中的书记员、理事会成员两地各占一半。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东京、横滨仍各保留一名书记员，但理事会成员两地均分的情况不复存在，学会逐渐成为一个在东京定点活动的机构，只是像访客一样偶尔到横滨召开会员大会。

之后学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些起伏和波折。1881年学会搬离已驻在其中六年的帝国大学，迁到外国人聚居区——筑地，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在商工会议所集会，然后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将设在筑地的汤岛圣堂（the Episcopal Mission's Theological Hall）的图书馆作为其长期居留地。此后学会成为一个浪游者，被迫多次搬迁：先是搬迁到虎之门（虎ノ門），图书资料被迫放置在英国公使馆内；后来再次搬回到筑地的汤岛圣堂图书馆；1890～1904年在筑地17号定点常驻14年；不久学会跌入“失望的谷底”（Valley of Despond，麦克考利语），再次无家可归，其活动也近乎停滞；1907年学会在卫理公会教派出版社（the Methodist Book Publishing House）找到一处寓所；1912年学会在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安置新家。

1913年6月开始，学会与《学刊》都进行了大幅度改革。会员大会的会期、地点都固定下来，除七、八、九三个月以外，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下午四点集会，地点为驻在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内的学会图书馆。《学刊》自第四十一卷起改用稍薄的轻型封面（light boards） ，以方便日后重新装订；此后各期封面上都印有当期的目录。1920年的理事会报告指出，此前一直每年都刊登在《学刊》上的会员名录、学会《章程》与《规章制度》，“按照修订后的《章程》第十九条之规定，今起从略”；并称“因应高昂的印刷费用，本卷较薄” ，直至第一辑结束，各卷都较之改革前薄很多。

三、会员发展情况

日本亚洲学会初创时颁布的《规则》规定，学会由荣誉会员、普通会员与通讯会员组成。从《学刊》刊载的会员名录得知，1873年、1874年皆注明有三名通讯会员，到1875年时取消了“通讯会员”的称谓，以后未再使用过。这三位硕果仅存的通讯会员是居住在神户的贝里（J.Berry）博士、英国驻神户领事恩斯利（J.J.Enslie）及居住在北京的艾约瑟（Joseph Edkins）牧师。1891年6月修订的学会《章程》第四条规定，学会由荣誉会员与普通会员组成。但从1893年起，《学刊》在刊载会员名录时，出现了荣誉会员、终身会员和普通会员三种类别，当年度的终身会员有23人，海军少将沙德威尔、海军上校亚瑟（W.Arthur）为学会首批荣誉会员。1913年12月再行修订的《章程》中又去掉了“普通”二字，只区分为荣誉会员和会员，但会员名录中仍沿用前述三分法。

学会《章程》规定，会员全部由理事会选拔产生。欲入会者需先在理事会会议上获得提名，然后下一次理事会会议进行投票表决。五票中如有一票反对，则拒绝接纳；当选的会员在接下来的会员大会上获得宣布。1901年3月专门就《章程》中这一条款做出修订，规定若理事会认可，可以在同一次会议上提名并投票表决。这样一来，吸纳会员的程序更趋紧凑，也方便新进会员及早参加学会的活动。1903年12月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候选人名单需至少提前两周周知理事会成员”的限制条件。这说明手续趋简并不意味着门槛降低，对会员的准入标准还是控制得相当严格的。

在1902年12月16日的年度会议上，贝尔茨倡议吸纳女性会员，他指出：“考虑到学会在《章程》中并没有这方面的限制，若在本次会议上无人提出异议，理事会今后将优先考虑女性提出的入会要求。” 在同一次会员大会上，图书馆管理员也在报告中呼吁吸纳女性会员。 但通过对比当时及以后一个时期的会员名录，可以发现女性会员的人数并无实质性的大幅增加。

下面以简表的形式统计学会不同时期各类会员的构成状况（前十年的数字逐年列出，以后每五年统计一次）：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1872年学会创立时会员的具体数字无法确知。1873年10月，学会运作一年后召开第一届年会，理事会报告提到成员增加59名，达到70人，如此发起者为11人；而根据1873年的会员名录统计有114人，则发起者当为55人。 已有的研究都回避了这个问题，所以依据现有资料无法确定准确数字。

《学刊》逐年刊载的会员名录充分说明会员数基本表现为上升态势，有些年份上升得特别明显。上表中的数字并不包含科研机构、公共图书馆等订户（学会把它们也看作会员），因而个别地方与理事会报告中提供的数字有出入。如1917年理事会报告中称会员总数为463，其实是把非自然人的《学刊》订户也统计在内，其中16个为三十年订户，7个为年度订户；同样，1922年理事会所作报告中也把作为机构的24个三十年订户与12个年度订户统计在内，所以报告中的总数为454。

按照学会《章程》规定，普通会员应缴纳费用，一经当选即需缴纳入会费，开始为五美元，1897年3月修订后的《章程》规定为五日元；此外还应缴纳年费，在6月30日（后改为9月30日）后入会者免交当年度年费，但希望收到当年度《学刊》者仍需缴纳。

1893年、1897年两次修订《章程》第六条，就普通会员转为终身会员的程序做出了详细规定，区分在日本居住的会员与不在日本居住的会员两种情况，条件也有所差别。1908年的《章程》修正案中又就普通会员转为终身会员的条件做出调整，规定无论是否居住在日本，成为终身会员的标准统一。 就几次《章程》的修订情况来看，学会希望更多的会员成为终身会员。

在1919年与1922年的理事会年度报告中，财务员曾分别统计过1912～1916、1916～1921年度的财务状况，我们不妨援引其中一部分，借以考量学会会员数与《学刊》的订户情况：

从上表得知，对学会会员数量的增加而言，1921年是非常规的一年。这一年普通会员、终身会员的增长数目都超过了一百，无论会员缴纳的年费还是《学刊》销售所得都差不多翻了一番。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情况的出现纯属个例，1922年理事会年度工作报告较好地解释了这一点。报告提到，理事会在1921年9月实施了一项计划，他们向英语世界的主要图书馆发函，邀约他们成为《学刊》的年度订户，或者成为条件更为优惠的三十年订户。此举反响良好，经过审慎挑选，理事会确定了美国117家，英国（大不列颠与爱尔兰）46家，英国本土以外的英联邦42家作为年度订户。 正是该举措促成了上表中该年度的数字激增。 iXXSdQdgLoGF6+15yq6GlCXt1RnaLzop8pFZOfp2/sN+j/HO9eAYgPymeOKGeHg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