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研究的“异域之眼” ：以1872—1922年《日本亚洲学会学刊》为主线最新章节_聂友军著

第一节
“日本学”概念的界定

一、西方的日本研究分期

针对欧美世界关注、论述与研究日本的发展与变迁历程，本研究依据研究主体的差异，研究理念与范式的转变，以及关注重心的扩大与转移，将西方的日本研究划分为日本散论、日本学与当代日本研究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的划分大致以日本开国（1854）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37）为节点：

第一阶段起于西方与日本最早开始接触，止于日本全面开国。这一阶段西方到日本的人大多对日本文献缺乏有效的解读，而一般从对日本的观感出发，以印象点评为主对日本予以描述或阐发，故称之为“日本散论”阶段。

第二阶段从日本开国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旅日欧美学者为主体，其中尤以英国学者的成就最为突出。该阶段以翻译日本经典文献为基础，逐步开展人文学方面的研究，谓之“日本学”（Japanology）阶段。

第三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延至今日。在已有的“日本学”成就基础上，多采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田野调查、计量分析等手段，注目于更加广阔的日本经济、社会与现实，称其为当代“日本研究”（Japanese Studies）阶段。

上述三个阶段的划分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们前后继替、一个取代另一个，强调这种区分只是为了便于凸显不同历史阶段日本论述与研究中起主导作用的方式与层面。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各阶段的研究主体与研究方法存在明显的分野。

（一）日本散论

以“日本散论”为主的阶段，从西方文献中出现有关日本的记录开始，直至日本幕末开国为止。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交往可以追溯到足利时代（1336～1573），1543年（天文十二年）葡萄牙人费尔南·门德斯·品托（Fernão Mendes Pinto，1510？～1583）因乘坐的船漂流到九州的种子岛而宣称“发现”了日本，以此为起点，西方与日本展开了人员往来与初步的贸易接触。之后渐次出现了一些西方人描述日本的著作，著者主要是来自葡萄牙与荷兰的传教士，也偶有一些西方冒险家与旅行者。

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易斯（Luis Frois）1585年所著的《日欧比较文化》（Kulturgegensätze Europa-Japan）是日本散论阶段的杰出代表，记录了作者在日本生活多年的经历、见闻和观察、思考，广泛涉及日本民族的思想、宗教、风俗与社会状况，并自觉地对东西方文化开展比较研究。《日欧比较文化》显示出较强的猎奇心态，有时为造成东西方的对照在材料取舍方面难免畸轻畸重，甚至有刻意夸大差异之嫌。

（二）日本学

“日本学”是指日本开国以后欧美学者以翻译与研读日语经典文献为中心，对日本国家、社会与文化自觉开展的体系化、学科化研究。欧美日本学发轫于19世纪末期的欧洲语文文献学传统（philological tradition），其研究面向涵括日本语言、历史、文学、宗教、习俗、艺术、音乐和工艺等诸多领域。“日本学”阶段以文献典籍为资料来源和立论基础，侧重于古典人文学领域的研究。

“日本学”研究者以旅居日本的欧美学者为主体，尤以英国学者的成就最为突出。这是因为经过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后，英国国力日益强盛，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并且从17世纪上半叶开始，英国向北美、非洲和亚洲三个方向进行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逐渐成为海上霸主和最大的殖民帝国。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年，居留日本的欧美人中英国人所占比重最大。根据八木正自考证，到日本亚洲学会创立一年之际的1873年底，全部114名会员中英国人74名，美国人23名，其余17名来自其他国家，只有森有礼一位日籍会员。英国会员占接近65%的比例也可见一斑。当时日本虽未明言，但在对外交往中事实上持“事大”姿态，1902年英国和日本为对抗俄国在东北亚的扩张而结成军事同盟，英日两国的紧密关系达到一个高峰。英国出于种种战略需求而积极实施日语教育、加强日本研究。是以在“日本学”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居留日本的英国学者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与生力军作用。

（三）当代日本研究

当代“日本研究”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的北美，作为亚洲区域研究（Area Studies in Asia）的一支蓬勃发展起来的专业化的日本研究。当代日本研究尽管也包括古典人文学领域的研究，但其研究触角涉及更为广泛的日本社会，尤其凸显对日本的村落、企业以及民众当下生活的调查分析。当代日本研究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手段，在研究的面向与方法方面偏重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注重对日本现实状况的分析解读。

在当代“日本研究”阶段，美国超越欧洲成为日本研究的领军者。这是因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美国在经济、军事领域的地位日渐上升，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作为战争期间日本的交战对手，以及战后唯一真正在日本驻军的国家，对日本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展开了全面研究。美国的“日本研究”从继承近代西欧传统文献学式的“日本学”出发，逐渐扩大研究领域、更新研究范式，成长为不同于“日本学”的全新学科，或者说日本研究的崭新阶段。

本尼迪克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版的《菊与刀》是当代日本研究的典型代表，也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经典名著。《菊与刀》突出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详细分析了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尽管该书在理论分析方面对历史变迁的关注不够，在资料占有和信息获取方面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但仍被誉为战后美国改造日本、分析日本的指导书。

二、作为学科的“日本学”

“日本学”与当代“日本研究”是既有联系又有交叉的两个概念。在欧洲习惯上用“日本学”这一术语指称日本历史、文化研究，至今依然如此，有时也偶称“日本研究”；在北美，这一学术领域一直用“日本研究”来命名。早期欧洲与北美的日本学是连成一体的，更准确地说，正如在其他许多学术领域一样，早期美国日本学被普遍视为内含于欧洲日本学的。从出现的时间先后与学科本身的内涵与外延来看，先有“日本学”，后有“日本研究”，“日本研究”是“日本学”的发展和延伸。

日本学既是一门学科，也是研究日本的一个阶段。说日本学是一个学科，系指日本开国以后，以旅日欧美学者为主体（欧洲本土的日本研究者为必要补充，并提供了人员补给），以对日本经典文献典籍的翻译与研究为主要方式，侧重古典人文学领域的研究。说日本学是研究日本的一个阶段，则是相对于在它之前出现的“日本散论”阶段，以及二战期间与战后出现并逐渐取代日本学主导地位的当代“日本研究”阶段而言。

前引戴维的论断指出：“日本亚洲学会仅用了十四年（1872～1886）时间将研究特点从对一切日本事物感兴趣转为日本学。” 尽管戴维有片面夸大日本亚洲学会功效之嫌，因为此外尚需考虑日本语言与日本研究作为专业进入欧洲大学的节点等其他学科化标志，但日本亚洲学会及其《学刊》在“日本学”的学科化过程中居功甚伟是毋庸置疑的。

在日本本土由旅日欧美学者为主体创建了日本亚洲学会，是催生“日本学”的最大利好举措。日本亚洲学会自创立起，大致以每年一卷的规模出版《日本亚洲学会学刊》，至1922年共出版五十卷。 1923年发生了关东大地震，接着东京遭遇特大火灾，已印制完成的第五十一卷《学刊》悉数化为灰烬。迟至1924年推出新刊印的《学刊》清楚地标明“第二辑第一卷（Series II，Volume I）”，这样一来，前五十卷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辑。《学刊》第二辑持续发行至1940年，凡十九卷。后因战事原因，学会与《学刊》的工作一度被迫中止。1947年学会恢复运转，1948年起推出《学刊》第三辑，至1985年出满二十卷而止。1986年《学刊》开始出版第四辑，现在仍在继续。

《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第一辑是早期日本学的重要载体与物化表现。相对而言，第二辑及以后第三辑、第四辑的《日本亚洲学会学刊》作为西方了解日本的窗口作用越来越小。

原因之一在于《学刊》第一辑持续发行并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了日本与日本文化，为欧美国家研究日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丰厚的资源，研究日本的方式得以更新，成果亦层出不穷。

原因之二在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随之加入西方列强侵略扩张的行列，特别是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获胜，大大增强了欧美各国政府、民众、知识阶层加深了解日本的愿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进一步扩大了在中国的特权，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更大关注，“黄祸论”甚嚣尘上，欧美国家加大了研究日本的力度，研究著作大量涌现，欧美世界了解日本的渠道不再局限于《学刊》了。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从战略角度着眼，欧美世界对日本古典人文学领域的研究显然要让位于对日本经济、军事、国民性等领域的研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