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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后期，特别是后30年欧美世界对日本的研究出现了质的飞跃，对学科化的“日本学”的草创与形成具有里程碑意义。1853年之后，日本幕府政府解除了锁国禁令，国内国际的新格局促成了日本与外界的交往激增，彼此加强了解的诉求推动了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互动。日本政府机构与高校聘请的西方专家、学者与外交使节中的文化官员取代了以往的传教士成为研究日本的主体。对日本的关注与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学术论著不断涌现，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欧美的高等院校亦因应研究日本之需，在课程讲授与人才培养方面充实调整。针对日本的学术研究主体与学术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旅日欧美学者为主体，以近代西方学术方法为指导，“日本学”（Japanology）应运而生。
在“日本学”的正式形成过程中，日本亚洲学会在日本本土成立，连同《日本亚洲学会学刊》
继之出版发行，成为划时代的标志。以日本亚洲学会为中心，逐渐聚拢、培养出一批以研究日本为志业、意气相投的学者。如此一来，出现了专门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与人才，研究方法日渐成熟，研究队伍相对稳定，并定期发行刊物，“日本学”逐渐成长为一门专业学术型的学科遂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