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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不仅是我们的邻邦，而且近代以来也是一个颇具地区影响与世界地位的重要国家，中国近现代的历次重大变革与转型都伴随着与日本的种种纠葛，是以日本本身已然具有研究的重要性。日本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以及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但至今中国民众仍轻视日本，甚至有为数不少的中国学者不承认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他们认为日本无非古代模仿中国，近现代模仿西方，但对它模仿了什么，是怎样模仿的，以及如何在模仿中完成几次大的跨越，却罕有用心体察。
在资讯日益发达的当下，将欧美学界成熟的日本研究纳入视野，作为我们研究的补充或者参照，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极有必要。分析解读100到150年前旅日欧美学者对日本的观察、记录与思考，择取他们的日本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或典型的“日本观”，以中国近代以降的“日本观”为潜在的背景，比较其异同点，并进而展开一定的分析研究，一方面会对中国的日本研究产生补充与助推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全面审视欧美学者观照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时的“异域之眼”，彰显其洞见，摒弃其视域盲点。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将以日本与欧美双方作为参照系，为思考中国与中国文化发展问题提供镜鉴。
与日本全面、自觉、体系化的中国研究相对照，当前中国的日本研究明显处于不对称劣势。尽管自《山海经·海内北经》与《汉书·地理志》以降，中国的历史与文学著作持续地对日本进行了记载与描述，但是最近百余年来我们的日本研究无论规模还是质量都远远落后于日本的中国研究。
早在1895年，黄遵宪就慨叹日本人研究中国的著作汗牛充栋；
1928年戴季陶警觉于“日本把中国放在手术台上、显微镜下观察了几千次”；
据严绍璗统计，20世纪一百年间，日本学者研究中国人文学领域的著作（不含论文）达四千三百余种。
可以说，不论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也不管目的如何，日本始终对中国抱有极大的关注兴趣，深入研究中国成为日本的一种传统。
晚清有一个阶段中国曾致力于学习与效仿日本，但并没有真正深入探究日本文化，而只是通过日本来认识西方文化的有效性，日本充其量是中国搬运西方新知的一个中转站。
中国的日本研究多年来一直集中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大都未触及日本文化的要害与真谛。我们习见的日本论、日本人论，精品乏善可陈，形象描述多过本质归纳，铺排举例多于原因探究，蜻蜓点水式的印象评点取代了理性思辨，即便偶有创见，后来者亦陈陈相因。质言之，我们既有的日本研究为数不多，而且还有相当一批流于片面肤浅。
截至目前，中国对日本的无知与隔膜状况未见明显改观。究其原因，一是基于历史问题和感情因素，不少中国民众对日本充满鄙夷、不屑与自以为是的误读，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加剧了这一态势；二是一些中国学者动辄以文化债权国自居，甚至将日本的繁荣视为“儒家”文化的成就，研究视角不够客观全面；三是研究基础薄弱，相较于日本从政府、社会到民间提供系列资金支持研究中国，中国的日本研究无论在资料来源、资金支持与人才培养方面都显惨淡；四是少数年轻人历史意识缺失，被日本物质繁华的表象迷惑，主动让渡了客观审视并理性批判日本文化的权利。
要有效地改变我们目前在日本研究尤其是日本文化研究方面的不足，需要以一种理性的心态正视日本，在观念上摒弃故步自封的浅陋与狭隘，在行动上采取多渠道并进的方式。加强对日本的直接观察和研究，从源头上理清思路，易于把握关键；深入对话和交流，减少揣度与臆断的成分，可以抓住本质；拓展国际视野，吸纳欧美学界业已成熟的研究成果，不仅可取，而且颇有必要，甚至还可以获得事半功倍之效。
中国传统朴学与西方实证主义都非常重视对文献史料的梳理，史料意识是否确立以及实践的程度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研究的客观公允度，而且对于学术创新乃至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在中国大陆学界，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和观念的局限，一般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较少关注英文文献，而以英语为外语背景的研究者亦很少将研究对象锁定为日本。国内专门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很多是日语专业出身，他们通常借助日本人所译介的日文译本来了解欧美学者研究日本的成果，实属无奈之举，其中的筛选、加工与变形，已经无法从源头上避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日本文化研究而对欧美学界既有的成果利用不充分，甚至视而不见的状况，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反思。
当然，这样说并无意否认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中国的日本学研究曾受欧美学界的一定影响，譬如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等著述被中国学者广泛征引，而且在普通读者中亦广为流传且经久不衰。21世纪以来，我们也陆续涌现出一些涉及欧美日本学的论文、专著，然而对欧美日本学的基础研究、文献研究与评述之作却仍不多见。
毋庸讳言，我们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很突出，亦相当严峻，具体表现为：一、尚未形成在日本文化研究中充分运用英语世界已有成果的自觉意识；二、有关的研究工作尽管已经涉及欧美日本学，但尚停留在综述的层面，而未深入到文本内部进行扎实的研究；三、个别层面虽有一些研究，也大多拘囿于一个面或局部的一个点，缺乏系统体系的贯通考察。
学术史、思想史与社会史是紧密相连的。伴随着15世纪新航路的开辟与16世纪殖民者的全球扩张，西方对东方更为直接的探索与考察被提上日程。随着现代学科制度的确立，以西方人的视野与趣味为出发点而展开东方语言、历史、经济、艺术、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应运而生，西方针对埃及、印度及中国等东方国家的研究逐渐体系化，并发展成为专门的学术领域，即埃及学（Egyptology）、汉学（Sinology）等。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亦逐步进入西方研究者的视野，并最终催生了一个崭新的学术门类——“日本学”（Japanology）。今天我们加大日本研讨力度，发展中国的“日本学”学科，对国际日本学界的历史与现状有一个整体把握，是无法绕过的基础性工作。忽视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这样一个巨大的存在，易遭夏虫井鼋之诮，因为可能会导致我们辛苦开展的工作陷入无谓的重复，甚至不幸有掠美之嫌。
我们无意反对引进西方理论，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形成、汉语的演变及中国文化的丰富发展都与外来文化攸切相关。汉译佛经的出现，始开中外文学与文化大规模交流的先河，佛教因素渗入文学创作内部，佛、禅视角也见于文学批评。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问题的发展与西方思想在中国的流布关系紧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现，西方文化起到了触媒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发展；中国文学与艺术中层出不穷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表达，也离不开20世纪西方各色哲学理论的滋养。要真正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精义，必须同时对西方文化传统和现代世界有深入的体认。
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以西方为标准的自我矮化心态，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变成西方某一流派在中国延伸的做法无异于买椟还珠；我们也反对不加辨别地生吞活剥西方理论，甚至为使某一理论成为“利器”而不惜削足适履的做法。那种试图借重西方理论任意图解非西方研究对象的做法已成强弩之末；用自己艰辛的研究去证明产生于欧美一隅的某种理论的普遍有效性似可不必。任何理论与方法都有特定的产生场域、适用范围与历史局限性，研究对象千差万别，苛求依赖某种一成不变的外来理论解决变化了的问题，这种工作从源头上已经丧失了学术价值。
引入近代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成果，并非单纯为了增加量的输入，尽管也有输入的必要。自近代以来，在中国文化界产生影响的知识分子很难摆脱“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邓实语）的心态：清末尊奉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五四时期信仰科学主义、实证主义；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西方历时发展了几百年的“新锐创见”并时性涌入中国；近年来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学界盛行。当年先进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将全球视野纳入到学术研究领域，客观上无疑起到了建设性作用，今天中国学界则很少有人能够完全摆脱带有外来影响的思想框架与思维模式，直接面对研究对象。
引入近代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成果，并不以填补空白为己任。随着信息传播与出版印刷业的加速发展，原本罕见甚至成为孤本的文献资料会越来越容易被发掘、复制，因而所谓填补空白的努力在时效性与价值方面都相当有限。引入并借鉴近代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成果，其要义在于提供理解日本文化的另一种视角，克服单一文化视角带来的盲点与褊狭。
引入近代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成果，重在对“他者”视角的挖掘，便于将日本置于世界格局内进行观察与分析。“他者”视角的引入，还可以将我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一些事物与特征加以问题化，因为这些熟习的事物与特征在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看来往往独具特色。借助“他者”视角的引入，有意识地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及日本文化拉开适当的时空距离，保持外在视角与批判姿态，可确保立论基础相对客观公正。
引入近代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成果，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立体、多元、动态地认识日本；同时将旅日欧美学者的知识背景、思想观念、研究方法等作对象化考察，可以加深我们对近代以降欧美世界的辩证认识。近代旅日欧美学者大都拥有汇通东西方文化的优势，能够在日本与西方两种异质文化之间架起理解与沟通的桥梁。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欧美学者对日本的认识与理解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调整，每一次调整和变迁都与他们接触日本社会、文化的内容与形式密切相关，其中亦包含对日本传统的审视与重估。
引入近代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成果，坚持借鉴与反拨同行，探寻“媚外”与“排外”之外的另一条路径。考虑到关注的对象是100到150年前生活在日本的欧美学者，他们易受当时日本主流话语的笼罩与影响，对他们“同情之理解”固然重要，客观批判的立场亦必不可少。研讨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中“异域之眼”所见，打破中国既有的日本研究在结构上的封闭和自足，同时避免建构性缺失的不足，勉力做到有破有立，最终的问题意识还要聚焦于反观中国自身上来，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寻求借鉴与启迪。
针对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中国学界的关注几近阙如，在日本与欧美，相关研究亦明显不足。有限的研究者往往更为关注单个学者及他们论述日本的单行本著述，而没有从整体与全局的观念出发，通过深入细致的解读予以宏观把握与系统观照。部分日本人甚至将个别研究成果作为欧美人“赞扬”日本文化的旁证而沾沾自喜，对“批评”日本文化某一方面的论说则避之唯恐不及。
以下分别从中国、日本与英语世界三个侧面入手，对研讨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学成果的情况予以简单梳理，重点关注先行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及其学术价值。
中国研究者对近代旅日欧美学者中的个别学者关注较早，但没有持续追踪研究。近年来的研究得以在若干层面深入拓展，但至今缺乏综合的、体系性建构的尝试。
朱光潜1926年刊载于《东方杂志》的《小泉八云》一文是中国学者最早涉及该领域的论说之一（1923年胡愈之、1925年樊仲云也有同题介绍性文章）。文章称赞小泉八云的文学成就，认为他有“天才和魔力”。小泉八云原名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1850～1904），以一个英国人的身份，在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鼎盛时期加入日本国籍，以英文向西方世界介绍日本而名噪一时，去世后进入日本文学史，成为日本“国文学”的研究对象之一。
周作人沿袭日本学者对巴兹尔·霍尔·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1850～1935）相对较低的评价，称张伯伦的日本文学研究“只对于日本一般的文化与社会情形感到兴趣，加为赞赏，因为涉及的范围广大，叙说通俗，所以能得到多数的读者，但因此也不免有浅薄的缺点”
。这种简单化的评判省略了论证过程，甚至没有举出一处“浅薄”的例证。张伯伦是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年活跃在日本的英国学者，英语世界日本研究者的杰出代表，本书第五章将对其进行专题分析。事实上张伯伦在日本语言、历史、文学、文化等诸多层面的研究不仅不浅薄，反而都非常深入且创见迭出，许多观点今天看来仍有吸收借鉴的价值。
旅日华人学者刘岸伟2004年出版的日文著作《小泉八云与近代中国》（『小泉八雲と近代中国』）有意识地将小泉八云与中国的近代转型联系起来，较为巧妙地规避了日本学界固守的小泉八云对日本与日本文化的观感与论说这样一个热点与老生常谈的问题，选题富有创见，在国内相关研究中影响较大。但遗憾的是因论题定位的原因，没有将小泉八云置放到早期欧美日本学的框架中予以分析。
2008年北京大学牟学苑的博士学位论文《拉夫卡迪奥·赫恩（小泉八云）文学的发生学研究——以其“日本创作”为中心》及在此基础上修订出版的同题专著
揭示了日本近代文化史中拉夫卡迪奥·赫恩文学的实像与虚像，较为真实地呈现了其文学创作的整体面貌。但同样由于论题原因，没有就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以及早期日本学进一步展开评述。
质言之，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偶有涉及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针对个别学者的研究开掘得也比较深、比较透，但因论题所限，都没有涉及整体的欧美“日本学”这样一个学术概念，也没有对日本学赋予全面的架构阐释与体系化分析。
日本历来很重视搜集外部世界研究日本文化的信息，当前更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与交流，这一做法和思路对于我国的日本研究颇具启发意义与借鉴价值。但日本学者着手关注欧美日本学却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且论述失于零散；针对近代旅日欧美学者中某一个人的研究虽然数量不少，但不少成果系从日译本而非原著出发，选择译介时已有畸轻畸重，不从原典出发的研究可靠性亦有待商榷。
日本研究者大多以旅日欧美学者著述的日文译本为研究基础，严谨性不足。比如赫恩仅有一部日文著作，其余全都是英文著述，但在日本学者编排的日本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序列中，他的著作全部以日译本形式出现。如他的代表作之一《日本试解》（Japan：An Attempt at Interpretation）经日译后，书名变为《神国日本》，译者生造了一个“神国”的概念，日本政治文化界进而推导出赫恩“崇拜日本大和魂”，这种论调深远影响了后续的日本研究者与普通民众。
日本学者专题研讨近代旅日欧美学者创办的学术组织——日本亚洲学会（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及其学术刊物《日本亚洲学会学刊》（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日语习译作『日本アジア協会紀要』）的论著有近二十篇论文和一部专著。最早出现的论文是关西外国语大学的梅垣实（1901～1976）1967年在第五届日本方言研究会的研讨会上发表的《从初期＜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看日语的方言研究》
；2001年河野哲郎（1961～）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编的《博物馆》杂志上发表了《日本亚洲学会及其周边》
；2002年八木正自（1948～）在《日本古书通信》上发表了题为《“日本亚洲学会”与日英关系》
的简短论述；2004年秋山勇造（1931～）在神奈川大学的《人文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日本亚洲学会与学刊》
的论文。
另有十四篇论文和一部专著出自同一位作者——楠家重敏（1952～）。1988年至1994年楠家重敏在《武藏野女子大学学报》每年刊发一篇题为《日本亚洲学会研究》
的文章，该系列共计七篇；1989年至1994年在《武藏野英美文学》上每年刊发一篇题为《日本亚洲学会关系年谱》
的文章，该系列共计六篇；1995年在《杏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刊发一篇题为《日本亚洲学会引发的学术探讨》
的文章；1997年楠家重敏以上述论文为基础，出版了近400页的专著《日本亚洲学会研究》
。
《从初期＜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看日语的方言研究》一文细致地梳理了早期《日本亚洲学会学刊》刊载的研究日语方言的五篇论文：达拉斯（C.H.Dallas）的《米泽方言》
；张伯伦（B.H.Chamberlain）的《会津方言评论》
与《琉球语语法及词典编纂辅助研究》
；桑瑟姆（G.B.Sansom）的《论长崎地区的方言用法》
以及施瓦茨（W.L.Schwartz）的《萨摩方言概观》
。梅垣实分析了各篇论文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指出论文有长有短，作者的水准也有所差别，但即便如此，明治初期到大正时代发表的这些论文在日本方言研究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河野哲郎以其在东京国立博物馆长年从事翻译工作的便利，接触到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他撰写的《日本亚洲学会及其周边》一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文章除前言、结语外，正文包括六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概述日本亚洲学会的成立与发展情况。第三部分列举了一些日本亚洲学会的会员及其研究领域，言及日本典籍翻译、日本社会分析、考古学研究、日本美术等方面，作者高度评价初创期的学会在日本近代史上的意义，以及《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的史料价值。第四部分以亨利·布伦顿（R.Henry Brunton）为例介绍早期学会会员对日本的批判意识，作者也批判了当时旅日欧美人盛行的以西方价值观为绝对标准、轻视日本的做法。
第五部分介绍学会的日籍会员情况。第六部分论述日本亚洲学会多样化的研究，涉及动物、植物和矿物、风俗习惯、民间故事、思想、语言和文学，以及法律、经济等诸多领域。最后作者指出研究者的研究动机与契机和当时的日本社会、文化状况紧密相关，是以梳理日本亚洲学会的活动有助于加深对日本近代情况的理解。
《“日本亚洲学会”与日英关系》就日本亚洲学会与日英关系两个论题分别予以粗线条的勾勒。文章称道《日本亚洲学会学刊》是外国人所做的日本研究的宝库，提及《学刊》涉及历史、考古、语言、文学、宗教、地理、地质、风俗习惯、艺术、动植物等广泛的研究领域。文章也简单涉及英日皇室成员互访、条约签订与修改、日英同盟等情况，如1905年日、英两国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
《关于日本亚洲学会与学会学刊》一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日本亚洲学会创办的机缘与过程；第二部分论述《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的概况，重点提及日语的罗马化论争与尝试、日语的音译假名讨论、《方丈记》等日语文献的翻译以及日本人在《日本亚洲学会学刊》发表论文的情况；第三部分探讨了与日本亚洲学会紧密相关的英文刊物《日本邮报周刊》。秋山勇造指出，《日本邮报周刊》在并入《日本时报》前一直起着日本亚洲学会机关报刊的作用，它将会员的研究成果更广泛地传播给居留在日本的外国人，对日本国际地位的提升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楠家重敏在《日本亚洲学会研究》正文前有一个序章，内容是“英国人的亚洲研究”，从16世纪后半叶谈起，在一个较长时段与较为广阔的空间中清理出一条脉络，为正文展开日本亚洲学会研究作铺垫。正文分为十五章，从学会1872年创立起笔，迄于1882年。其中第十一章“启蒙与专门化”与第十三章“研究的多样化”最为出彩。“启蒙与专门化”一章重点解读《日本亚洲学会学刊》与《日本邮报周刊》自1872年以来一直保持的“一心同体”
关系；至1878年下半年后二者趋于分离，原因在于《学刊》的定位与功能由启蒙逐渐转向专门化。“研究的多样化”一章论述西欧“地理学”等新概念、细读史料与考古发掘相结合等研究方法传入日本，继而影响日本亚洲学会的诸多研究层面，诸如古坟的发现与推定、部分日本法规的英译、日语音韵研究、日本历法研究、圣经的日语翻译等。
楠家重敏对日本亚洲学会第一个十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极其细致的解读，对《日本亚洲学会学刊》所刊载文章的分析亦具体深入，对影响学会与《学刊》发展进程的外部条件也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其扎实的研究颇值得赞赏与借鉴。但因楠家重敏的系列论文与《日本亚洲学会研究》一书的关注重心在于日本亚洲学会，是以对典型旅日欧美学者的代表性日本研究著作解读得过于简单，对于在《学刊》发表二十余篇论文的学者，短短几页的篇幅仅能做到列举出相关学者论述所涉及的学科领域的程度，学者在《学刊》之外刊行的论著则没有涉及。
英语世界围绕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展开的论说相对公允持平。考虑到篇幅与内容的相关度问题，涉及单个学者或单行本著述的研究，留待下文相应章节分别论述。在此仅以英语世界研究日本亚洲学会与《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的成果为例，计有一部专著、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和一篇期刊论文，分述如下：
1978年道格拉斯·莫尔·肯里克（Douglas Moore Kenrick）发表的《西方日本研究的一个世纪——日本亚洲学会的前一百年（1872～1972）》
是研究日本亚洲学会的颇为厚重的一部力作，它构成了当年度出版的《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的全部内容。
肯里克主要从时序方面着手，分阶段阐述了日本亚洲学会的发展历程。在导言中首先分析了1872年以前西方研究日本的概况；正文部分共六章：第一章论述日本亚洲学会的开端，即1872年学会的创办情况；第二至第四章描绘学会的形成期（1873～1883）、成长与衰落期（1884～1903）及恢复期（1904～1922）；第五章以“地震、危机与战争”为题，描述1923～1946年学会的情况；第六章聚焦学会在战后岁月的发展，以1946～1972年为断限。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肯里克在著作最后对第二个百年西方的日本研究进行了展望。
肯里克用经纬交织、点面结合的方式组织行文，在重点论述学会发展历程的同时，兼及学会的组织原则与会员情况。如第一章重点介绍了学会创建者与最初的会员，第二章介绍荣誉会员，第三章介绍终身会员，第四、五、六章介绍各阶段学会会长及新晋荣誉会员。并且每一章的开头都要涉及所论述年代的日本概况，并专辟一节介绍日本会员情况，第二至第五章选取所述阶段重要的学会会员分别论述，第二、三、五章都有专节介绍《日本亚洲学会学刊》刊载的论文情况，第三至六章都有专节论述在日本的传教士。
由于肯里克意在梳理一个世纪以来日本亚洲学会的发展情况，因而《日本亚洲学会学刊》也没有成为他关注的焦点，即便偶有涉及，其分析也略显轻描淡写，比如，第三章论及阿斯顿（William George Aston）、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与张伯伦三位早期日本学巨擘
，一共用了短短五页篇幅。鉴于他们每人在《学刊》上发表20篇左右论文，如此论述显然达不到透辟之境。
肯里克在正文后收录了十个附录，尽管绝大多数只是未加整理地转录自《日本亚洲学会学刊》，但其史料价值不容否认。其中附录二以正文中划分的几个阶段为纲，日本亚洲学会《章程》的变化得到了直观呈现；附录四统计了1872～1972年间历年的会员大会召集次数、宣读论文数量、新入会人数以及当年度会员总数，较为清晰地显现出日本亚洲学会的发展与变化趋势。肯里克在附录六中收录了1873年的会员名录，这一名录原载《学刊》第一辑第一卷（1873年刊），但不小心遗漏了E.B.沃森（E.B.Watson）
，虽属微瑕，亦留遗憾。
2002年大阪大学的乌瓦·戴维（Uva David）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日本亚洲学会学刊（1872～1912）——明治时期日本学的发展》
是目前所见英语世界中唯一专题研究《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的学位论文。作者旨在阐述日本亚洲学会建立最初40年间在日本研究领域的历史重要性，并让当代研究者理解西方先行者在明治时代体验到的日本历史与文化。
戴维的论文可以说是明治时期日本亚洲学会与《学刊》的面面观。作者指出，之所以选择明治时代，是因为它是当代日本学可以追溯得到的最早源头。论文从日本亚洲学会的历史入手，提到英国会员最初打算让学会成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分支，但在美国会员的反对下放弃了，结果学会尽管与皇家亚洲学会仍然关系紧密，但在名字上成为一个中立的（neutral）组织。作者集中论述了日本亚洲学会的组织状况及刊物出版情况，指出历史、语言与哲学为最受关注的主题。日本亚洲学会的组织状况与刊物出版情况为论文的主干，在全文118页的篇幅中占47页。
以下各章分别简要论及日本亚洲学会的研究定位——一般性还是专业性之争，学会会员对日本历史的关注，学会会员对日本文化以及日本人的评述，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对学会的影响，以及日本亚洲学会在政治方面的见地，涉及《日本亚洲学会学刊》所载文章在欧洲与美洲学术领域以外的影响。作者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学刊》上刊发的文章越来越长、越来越专门化，部分会员及学会理事会支持《学刊》刊载更为一般性的文章，但未能改变局面，戴维称：“日本亚洲学会仅用了十四年（1872～1886）时间将研究特点从对一切日本事物感兴趣转为日本学。日本亚洲学会成为日本学家专为自身设立的一个论坛（a forum for Japanologists by Japanologists）。”
较为准确地总结出了日本亚洲学会与《日本亚洲学会学刊》以专门化与科学性为生命线、聚焦日本研究的学术特征。
2003年戴维在《日本语言与文化》期刊上发表《日本亚洲学会与明治时期的国际纷争——早期日本学的新局面》一文
，基本上是上述硕士论文第六章的内容。文章重点检讨了日本亚洲学会与两次“国际纷争”——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1904～1905）之间的关联。戴维的结论是，尽管学会会员在挑选研究主题时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影响，但中日甲午战争并未引起日本亚洲学会的特别关注；而日俄战争却对学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此后学会会员在关注日本历史与文化的学术研究中越来越突出哲学的地位。戴维还指出：“一般的规则是，与日本相关的科学题目可以被《学刊》接受并发表，但在1878年后这一主题的重要性及论文数量急剧下降。日本亚洲学会亦不欢迎政治与宗教方面的论题。”
戴维这里所指的宗教仅指基督教，没有兼及其余，因为此后《学刊》刊载了不少详细研究日本宗教的文章。
戴维的研究基本上是对日本亚洲学会发展历程的线性梳理，对《学刊》所刊文章的具体内容缺乏深度分析与详细解读。他对会员大会的会议纪要研究得比较深入，并结合日本社会发展与国际局势的变化进行分析，理解不乏洞见。比如他指出，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对日本亚洲学会最重要的影响体现在哲学与伦理领域；日本亚洲学会的会员向传统日本的学术流派中寻求日本在两次战争中取胜的原因，这一意图表现得十分明显。
戴维认为，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国际纷争”的直接结果是造成了“日本作为一个高度受尊敬的亚洲大国（a highly esteemed Asian power）进入国际社会”
。这一说法或许受到福泽谕吉等人狂热的日本民族主义言论影响
，但历史已发展到21世纪，作者却罔顾日本悍然发动不义战争、陷邻邦与本国人民于水深火热的历史真相，仍抱持殖民心态与强权心理，影响了价值判断的公允度，不能不说是非常遗憾的。
无论在中国、日本还是英语世界，已有的针对近代欧美日本学的研究过于零散，不成体系；对单个旅日欧美学者的研讨，多从解读他们的生平、书信、日记出发，而对他们研究日本的经典力作的解读用力不够。有鉴于此，本研究意欲在日本与英语世界尚未在该领域的体系化论述方面有重要建树之前，先行确立一种研究范式，彰显中国学者的创新意识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打好这一领域的研究基础，为后续研究的持续开展搭建平台，并为扩展相关成果提供一种可能。
本研究将宏观观照与微观探究相结合，勉力汇通近代欧美日本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从分析旅日欧美学者创建的日本亚洲学会以及学会发行的定期刊物《日本亚洲学会学刊》入手，解读它们与早期日本学密不可分的关系；以细密分析经典学者的代表性著作为研究重点，以“致广大、尽精微”为目标，理清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关注重心、学术理念与治学路径；选取旅日欧美学者重点关注的日本婚嫁产育习俗、收养养子习俗和丧葬祭祀习俗为切入点，揭示“异域之眼”的洞见与局限，进而探究习俗所折射出的日本社会的女性观、伦理观与生死观；最后探讨近代旅日欧美学者针对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并对日本文化的区别性特征进行再审视。
本研究拟从三个层面入手：将研究对象置放到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呈现其固有的样态；采用原典实证的方法，倚重文本细读，尽量规避来自主观方面的定规或先入为主的成见；取通观圆览的文化视角，审视研究对象生成的内在理路与外在背景。最终将近代欧美日本学与当下世界范围的日本研究串联起来，令研究更富现实意义。
（一）样态呈现
研究在第一个层面上，采用样态呈现的方式开展。样态呈现对于我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学传统而言并不陌生，它通过拆解文化现象间的缠绕关系，呈现文化样态本身的构成；也如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知识考古学”所言，以“追踪”（tracing）、“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和“历史性”（historicity）作为重构的重要手段。
保存下来的文献文本只能以“断裂”和“缺陷”的状态存续，样态呈现就是要借助这些不连续、不完整的材料，历史地分析，大致还原出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尽量接近事物本真的样态。
样态呈现必须具备明确的历史意识。实践证明，采用回溯的方式，利用后设的现代观念解释过往历史的做法往往会割裂研究对象与其历史背景之间的联系，无形中会对文化语境做出过滤与遮蔽，由果及因的推导易将历史发展进程简单化。罗志田在研究中指出，对材料的处理“不是可以通过简单的辨别真伪来决定取舍的……需要考察的是：历史资料在何种情形下因何目的并经何途径怎样留存下来，以及这样留存下来的材料在多大程度上能使后人了解或认识到历史事物的‘真实’发生发展历程”
。该论断要言不烦地说明了样态呈现过程中历史意识的重要性。既要考察历史资料与文献得以出现与留存的历史背景，也要探究它们出现并存续的原因，还要辩证、批判地用好这些资料文献去接近历史真实。
样态呈现要求将研究对象放置在历史的场域中并使之尽量沉淀，在其生成脉络中重新理解它的纹路肌理。用历史的眼光揭示其内在关联，以“知其然”；同时注重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特定文化语境中异国因素的融入等方面，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将它重新变成一个“问题”，或者将之“作为事件”
，从大量虚幻信息和主观臆断中剔除各种假象，“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方可“知其所以然”。既要秉持“不尽信书”的理念梳理文献资料，又要在爬梳剔抉、去芜存菁的过程中，发挥出有限资料的最大效用，还要防止过度解读，准此方可使研究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二）原典实证
研究在第二个层面上，援用原典实证理论作为方法论依据。在严绍璗先生倡导的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中，原典实证与发生学研究、变异体理论组合成一个系统整体。
发生学理论侧重强调文本产生、形成、流布、影响的发生轨迹，在还原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关注文本；变异体理论关注文化交流过程中作为常态出现的“不正确的理解”，以及建基于不正确理解之上的“变异体”的产生机制。
原典实证的出发点是文本细读。文本细读强调动态与多元。唯其是动态的，才会从事实出发，并以探究事实真相为旨归，杜绝以静态、孤立的眼光看待研究对象，在方法上超越经验主义，靠原典材料说话，因而可信度高；唯其是多元的，才不会强求定于一尊，而是始终指向事实本身，进行合理的解释并最终推导出可以接受的结论，因而说服力强。
原典实证强调立足于严格的实证。罗列现象不能代替深入的分析，无法上升到理论高度，大而化之的持论亦难免流于肤浅。实证要以理服人，避免主观臆断，不求面面俱到，而要以文本为出发点，从中挖掘资料，展开分析和解读；依靠原典，通过实证求得结论的确证性；同时反对过度阐释，强调征用双重或多重证据。
为有效地实现原典实证，围绕一个命题，在历时性的演进过程中需关注其“中心点”，在并时性的空间序列中要把握其“侧重点”。文化一方面存在内部张力和差异性、多样性，另一方面又有主导化倾向，坚持前者并不必然意味着否定后者，强调整体化，并不排除对文化的新旧更替、持续性与阶段化发展的认同。在呈现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的过程中，始终关注他们所展现的日本文化这一“中心点”，同时尽量观照日本文学、日本历史、日本习俗与日本社会观念等日本文化的不同“侧重点”，以期使实证进行得既直观又全面。
（三）通观圆览
研究在第三个层面上，取通观圆览的视角观照研究对象。“通观圆览”本是钱锺书拈出的一个学术术语，
它既强调细节，又注重从整体出发开展研究；
强调在具体的语境中把握研究对象；
同时还凸显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双向互动。
“通观”第一位的要求是全面而不断章取义，“圆览”强调周全、辩证而不失之偏颇。
通观圆览要求研究既强调整体描述的合理性，又避免宏大叙事多所遮蔽的缺陷，充分认识事物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深入考察事实与过程；既要在宏观上综合考察地理风土、社会进程和文化演进等因素，又要避免过分强调时间的连续性，而忽略区域或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合理的思路应该是宏观观照与微观考察相结合，在整体把握的前提下区分不同地域、不同时段、不同侧面，分别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
通观圆览需要跨文化的胸襟与世界视野，以文化多元的方式进行思考。不应满足于将近代欧美日本学看作一个自足的独立存在，而应放到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研究过程中要给予研究对象以有机整体的人文观照，将历史探寻与美学思考相结合，将注视他者与反观自身相结合，将开阔的眼界与精微的考证相结合，以全球化的视野，取平视的姿态，在研究对象的内容实质与针对研究对象开展的先行研究之间形成一个钟摆式的摆动，摆动的中心则始终指向研究对象本身。
研究近代欧美日本学，不应在经典人文文献的范畴内自我设限。人文学科的分界大都是在二战后人为确立起来并被着意强化的，许多学科确立的严格分界是极度成问题的；并且近代旅日欧美学者在研究日本时也并没有拘泥于狭义的人文学分析。如《淮南子·泛论训》所言：“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通观圆览呼唤我们打破思路与视角的局限，以开放的视野和多元的方法处理问题。
本研究无意固守狭义的文学分析范畴
，而是要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旅日欧美学者及其经典著作，将其“典型性”置于带有普遍性的思想史考察中，以点带面地勾勒出他们描绘、分析日本文化的纵深度；致力于打通文学、历史与哲学之间的界限，必要时要涉及文献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广谱”，甚至打破“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的界限，借助各学科领域的交叉渗透达到接近研究对象本真面目的目的。
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形成既有内在理路的指引，又有外在条件的促成，是在二者共同作用下合力生成的。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对其做出提纲挈领的概括、点面结合的分析与严谨科学的论证，并确保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认为：“对那具有坚实内容的东西最容易的工作是进行判断，比较困难的是对它进行理解，而最困难的，则是结合两者，作出对它的陈述。”
人们对事物和现象的观察总是从某个特定视角出发的，由此产生的洞见，必定以另一些视角的放弃为代价，相应地也会产生一些视域盲点。因此本研究以观照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异域之眼”所带来的洞见与视域盲点为主轴展开。
在众多的进入路径中，本研究不取按时段梳理日本学发展变迁的方法，因为历史发展不是线性、透明、单向度的，学术史也一样，有时历史进程与文化样态并不必然存在前因后果的关系，而是由多种因素复合造就的，并且常常互为因果，这种多面性使得线性进化式的描述显得苍白。对已成为历史的对象进行叙述或研究是建立在有限的材料之上的再造或重现过程，是一种受限制性地接近事实真相的主观建构。为有效地避免以偏概全的偏颇或研究侧重点的畸重畸轻，一方面要对纷繁复杂的资料做出筛选与组织，另一方面也要对既有成说与习见定论进行客观批判。
近代旅日欧美学者在研究日本文化时形成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研究理路
，他们以开拓性的贡献与扎实的研究全方位地呈现了多面的日本与丰富的日本文化样态，对日本社会进行了纵深向与横断面相交织的剖析。本研究不以描述性、介绍性、资料翻译性的工作为重点，而是采用主题分类、史论结合的方式，对日本学的丰富现象和复杂内涵进行整合，选取重点领域与经典学者的论述进行深入研讨，围绕一个个专题纵横交织展开论述，并兼及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及存在的争论，着眼于对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进行溯源式的分析，并向其寻求可能的方法论借鉴，避免流于简单归类而贸然做横向或纵向的武断切分。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尝试从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年居留日本的欧美学者入手，分专题研讨他们研究日本文化的内容，即他们是如何认识日本和看待日本文化的；探讨日本学从无到有的过程，重点关注学科化的“日本学”的形成与发展、研究内容与主要特征；剖析近代旅日欧美学者从事日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辨明他们眼中的日本与日本文化与此前此后的相关论说有何异同，致力于在方法论层面挖掘对中国当下日本研究的启示；进而探究这股日本研究热潮及其中相应日本文化观得以形成的深层原因，同时客观地辩驳其缺憾与不足。
除引言与余论以外，正文部分拟分三卷八章展开论述：
卷一（第一至三章）为日本学概观。梳理日本亚洲学会的创立与发展历程，探讨学会与日本学的密切关联；以整体观照的方式探讨《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第一辑（1872～1922）的学术贡献；分析《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的撰著者队伍与常规的读者群体，彰显近代欧美日本学的学术性诉求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卷二（第四至五章）选取阿斯顿、萨道义与张伯伦三位早期日本学巨擘，以个案研究的方式研讨代表性学者的经典研究著作，借以廓清近代欧美日本学“是什么”“怎么样”和“为何如此”的问题。研究始终围绕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文化观”这一中心，再连缀历史上的一些散点和碎片，以文本细读为进阶路径，以原典实证为立论方法，大致还原或尽量接近近代欧美日本学不同侧面的本真面貌。
卷三（第六至八章）以近代旅日欧美学者对日本习俗的研究为基础，在通观圆览的视角指引下，本着警惕自我封闭的自觉，整合现当代世界范围内日本研究的新动态与新成果，深入剖析日本社会的女性观、伦理观与生死观，一方面在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上理解日本文化，另一方面从方法论层面反思近代旅日欧美学者“异域之眼”的得与失。
余论部分，一方面通过分析近代旅日欧美学者以“比较”东西方的方式研究日本文学，探究类比的合法性问题，揭示早期日本学研究中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阴影，并从方法论的角度着眼，就“比较”如何成为方法做出探讨；另一方面，清理日本文化的源头，并追踪日本文化发展进程中与外来文化因素的互动，究明日本文化面对外来影响时的余裕，指出日本文化在结构层次上“多元混成”的特点，吸收与改造外来文化的过程中铸就“错综杂糅”的品质，统治者与知识阶层在对日本文化进行有利于自身的解读时加重了日本文化“变动不居”的特色。
本研究冀望，通过对早期日本学条分缕析，与中国当下的日本研究形成良性互动，丰富我们的研究路径，更新我们的研究范式，促进中国的日本研究向纵深发展；研讨近代旅日欧美学者关注日本乃至东亚的视角、方法与心理根基，以期进一步加深对欧美世界的理解；以中国文化的大发展为旨归，在更广阔范围与更普遍意义上探究跨文化理解与沟通的必要性、可能性、可操作性及其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