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刊》读者群分析

《学刊》较为固定的读者群体计有下列几类：一、学会的各式各类会员；二、英语世界的日本研究者与日语专业的学生；三、世界各地与日本亚洲学会交流互换刊物的学术机构的成员、高等院校的师生、部分报刊出版机构的工作人员；四、受过西学教育的部分日本人。

不同于欧美国家在亚洲各地建立的东方学会，也迥异于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操控下的“满铁”调查机构或东亚同文书院 ，相对而言，日本亚洲学会没有表现出特别明显的殖民侵略色彩。围绕在日本亚洲学会周围的会员与读者大都以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为志业。

在学会理事会的年度工作报告中，以及在围绕会员大会上宣读的论文展开讨论时，经常会提到某项工作或某一方面的研究对日语专业的学生有所助益，这说明学会与《学刊》设定的读者群体中包含英语世界的日语专业学生。对那些在欧美国家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而言，因接触日本事物与日本书籍的机会相对有限，《学刊》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研究工作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

仔细研读日本亚洲学会的会议纪要（Minutes of Meetings）可以发现，有众多学术机构乐于分享学会会员的研究成果，也愿意向学会图书馆慷慨赠送他们的定期刊物。理事会1886～1887年的年度报告不无自豪地指出，“学会图书馆接受的捐赠与互换交流的定期出版物，无论在种类上还是数量上都有很大增长，这无疑表明，学会的工作在日本和海外都颇受赏识。” 根据《学刊》第四卷提供的交流名单，与学会互换定期出版物的组织机构包括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中国评论》社等。 《学刊》的读者群中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学术机构，部分有西学背景的日本人积极参与学会活动，同时也是《学刊》的固定读者。

一、世界各地的学术机构成员

在1892年6月的会员大会上就有会员建议：“由于与学会交流互换杂志的学会、机构日渐增多，其中不乏与学会的兴趣和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者，最好停止与它们交流互换。” 此后日本亚洲学会与外界交流的方式由粗放转向集约。与之有交流合作关系的组织机构1891年、1892年均为74家，1893年为68家，1894年为54家，1895年理事会进一步调整为45家，1896年增加两家达47家，1897年、1898年均为49家。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学会将互换交流出版物的对象机构保持在50家左右。

对比1895年大调整前后的名录，发现以往七十余家组织、机构中保存下来并延续多年的仅有39家。在当时学会会员的心目中，这些组织、机构所从事的工作与学会接近，或者它们的定期刊物符合自己的兴趣与需要。对这些组织、机构列表统计如下：

上表显示出，与《日本亚洲学会学刊》交流互换刊物的主体基本限定在英语世界：英国、美国、英联邦；非英语世界的英语期刊也受欢迎；关注的对象锁定在亚洲或东方；专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机构亦备受青睐。

1918年学会通讯秘书所作的报告指出，由于战争原因，学会与德国的期刊交流被迫中断，此外尚有93家刊物与他们保持互换关系。报告称：“对这份名单我们进行了审慎的分析，确保每一例情况都对我们的会员有所助益，或者保证我们的《学刊》对对方真正有价值。”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29家组织、机构被从这份名单上排除出去，保留下来的基本是一些纯学术机构和教育院所。

互换交流刊物见证了一个群策群力、凝聚集体智慧的过程，一个经历审慎选择、对会员负责的过程，一个动态发展、有序推进的过程。那些被保留下来的学术机构与教育院所的成员，尤其是那些以日本、亚洲或东方为关注对象者，自然是《学刊》较为固定的读者群体的一部分。

二、有“西学”背景的日本人

学会固定读者群中还包括一部分受过西学教育的日本人。日本亚洲学会会员中的有识之士倡导吸纳日籍会员，并主动加强与日本学者的协作与交流。按照《学刊》各卷刊载的会员名录，萨摩藩出身的外交官、日本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1847～1889）早在1873年即加入学会；1875年10月明治洋学学者、开成所教授神田孝平（1830～1897）在学会宣读了一篇题为《论铜铎》 的论文，该文刊载于翌年出版的《学刊》第四卷，按照《学刊》仅刊载会员成果，若系转载则一律予以注明的惯例，表明作者此前已成为学会会员；东京博物馆首任馆长汀田久成（1838～1897）在1876～1877年间加入学会。河野哲郎在《日本亚洲学会及其周边》的第五部分介绍了学会的日籍会员情况，重点介绍了森有礼、町田久成和神田孝平三人在学会的表现。

后来相当一批有西学背景、在不同领域负有盛名的日本学者相继加入学会，并与欧美籍会员展开合作与互动。包括政治家、教育行政官员滨尾新（1849～1925），1895～1897年任台湾总督府学务长的伊泽修二（1851～1917），植物学家矢田部良吉（1851～1899），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1832～1891），农业教育家津田仙（1837～1908），教育学者新渡户稻造（1862～1933），佛教学者铃木大拙（1870～1966），教育家、讲道馆柔道创始人嘉纳治五郎（1860～1938）等。

随之也有日本人开始在《日本亚洲学会学刊》上发表论文，如姉崎正治（1873～1949）、宫部金吾（1860～1951）、石川千代松（1860～1935），德富猪一郎（1863～1957）等。1877年2月14日的会员大会上，豪斯（E.H.House）带来一篇日本人撰写的论文，题为《在日荷兰人早期研究》（“The Early Study of Dutch in Japan”），论文宣读后颇受赞赏。时任会长巴夏礼说：“学会诚挚地邀请日本同仁以入会或者投稿的方式与我们合作。” 学会欢迎日本人成为会员，也希望得到更多日本人的投稿，《日本亚洲学会学刊》作为在日本本土出版发行且影响甚大的外文刊物，必然会吸引一批较为固定的日本读者。

开国之后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从官方到民间都着意效仿西方，他们十分关注旅居日本的欧美人眼中的日本与日本人形象如何，这一时期许多西方人的游记作品都记录到，初识外国人的日本人会小心翼翼地向他们提出这类问题。《日本亚洲学会学刊》无疑为他们获取这类问题的答案提供了绝佳的来源，在这个意义上，《学刊》成为日本人反观自身的有效镜鉴。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学刊》的日本人读者群体一定不仅仅局限于学会会员和撰稿者，而应该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群体。 jBFaECgkSTVEIFQWIfpFY4zd2HBw/p6XJPp+CS6iQraCDYse9BbEiOJs/kY1bA5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