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刊》撰著者概况

日本亚洲学会的发起者是《学刊》最早、也最稳固的一批撰稿人。包括横滨教区牧师莎利、《天皇的帝国》（The Mikado's Empire）的作者格里菲斯、英国海军上校亚瑟（W.Arthur）、英国海军上将沙德威尔（C.Shadwell）、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 、《日本书纪》的英译者阿斯顿、外科医生、律师迪金斯（Frederic Victor Dickins）、医学博士赫伯恩、英国外交官萨道义以及学会首任会长沃森等。后来又有将日语语法体系化的张伯伦、杰出的阿伊努语研究者巴彻勒等入会；格宾斯、霍尔、劳埃德、克莱门特（Ernest W.Clement）等成果颇丰、影响广泛的学者也相继成为会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一直持续向《学刊》撰稿。

一、撰著者一瞥：历任会长

下表所列学会历任会长提供了《日本亚洲学会学刊》部分撰稿人队伍的一个剪影：

其中第24任会长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Eliot）1912～1918年担任香港大学首任校长，战后出任驻日大使，著有《日本佛教》（Buddhism in Japan）等书。有关阿斯顿、萨道义与张伯伦的生平、与学会的关系及各自的学术成就，本书卷二将做专题分析，在此不再枝蔓。

二、《学刊》部分固定撰稿人

围绕在《日本亚洲学会学刊》周边的旅日欧美学者有着整体素质较高、学术态度严谨、治学勤奋扎实的突出特征。此外，撰稿人队伍相对稳定，保证了《学刊》的编辑思想前后一贯，而专注、持久的研究更有利于锻造精品成果。《学刊》刊载的论文没有停留在一般性的介绍与描述层面，而是既有对历史的梳理，又有对社会现实的写照。学会会员在纵横两个面向上对日本展开了细密的研究。

现将《学刊》较为固定的撰稿人在《学刊》前24年的撰文篇数列表统计如下：

出于统计便利的考虑，援用《学刊》刊载的索引制作了上表。它反映的仅是《学刊》创刊以来最初24年（1872～1895）的情况，上述撰稿人在以后的岁月里发表的论文都有不同程度的增益。比如，阿斯顿在整个《学刊》第一辑50卷共发表文章18篇，萨道义发表22篇，张伯伦发表27篇。

在西方近代学术观念的影响下，日本亚洲学会会员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更趋严谨科学，以日本研究为志业的专业研究队伍逐渐形成；原本个人零散的日本观察与有感而发的散论发展成为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科研行动；会员之间不仅彼此交流，而且还与各自国家的日本研究界展开互动，将日本研究提升至新水平。研究层次也逐渐得以深化，从比较直观地介绍日本概况与风土人情，发展到选取一个侧面或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继而发展到系统地综合研究，再到从文化深层剖析日本。

无须否认，尽管这一阶段作为学会会员的旅日欧美学者大都是开明的高级知识分子，以客观研究日本文化、真实呈现日本形象为指针，但仍有一些人受学识所限，或者对当时的世界局势缺少宏观、动态的把握，更甚者从褊狭的民族主义乃至殖民主义立场出发，导致立论偏颇甚至观点错误。譬如1904年1月17日学会邀请一名去过西藏的日本人举办讲座，会议主持人劳埃德竟宣称西藏为一个国家 。还有会员宣扬：“当人们看到印度、锡兰、缅甸以及许多其他热带国家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取得令人惊奇的进步时，像东京（Tonkin，越南北部一地区的旧称）那样一块肥沃富饶的国土，若同样加以良好的管理和发展，应当会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其醉心于殖民主义的嘴脸一览无余。

学会会员种种偏颇观念的形成主要囿于时代局限，但他们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与世界观方面的影响也是不可轻忽的因素。首先，当时来自欧美的日本研究者无一例外都具有纯粹的西方教育背景，他们的思想、观念自然会以西方的立场为出发点；其次，他们居留日本时恰逢西方扩张主义极盛阶段，而他们又是当时最强势的殖民主义国家的上等公民，从自觉维护既得利益出发考虑问题成为部分缺乏批判意识者的惯性思维；第三，开国之初的日本人忘我地吸收西方的科技与文明，使得部分欧美学者自我陶醉，产生凌驾于日本乃至整个东方文化之上的飘飘然感觉，这势必影响其立论的客观持平，他们的有些分析判断甚至是非学理性的。 PHMHleOa6xy7hk8nZP0EZBJFkH1hGNGpK8LmWFIq/MKX0ibeTEJmbskxaoIzJ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