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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拢在《日本亚洲学会学刊》周围的近代旅日欧美学者以“他者”（the other）的眼光将日本置于世界格局之下，他们不仅关注传统日本，同时也热切地关注当时的日本，并且乐于展望日本未来可能的走向。他们以广阔的研究领域为依托，以科学性为研究的生命线，扎实的研究与长期居住在日本的亲身体验相结合，对日本自然、社会、人文等诸层面的问题探讨得既深入又全面，并且很好地兼顾了学术性与趣味性。
研究动机决定研究者的视角与思路，确定的视角与思路又影响研究者对材料的取舍与阐释策略，并最终影响研究结果。历史上欧美人研究日本的动机可谓大相径庭。
不同历史阶段总有部分研究者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认为自身（西方）文化具有优越性，而异质的日本文化则需要按照西方标准予以改造，因而其研究不够客观公正。西方初来日本的传教士惯常采用适应日本的策略，但其意图只是为了便利地宣扬自身文化，因表面文章做得足而令主观意图的隐蔽性更强。还有部分研究者只是出于猎奇而留意日本，虽有可能触及别具日本风味的事物，但因目的不明确而容易使论说停留在表面。
日本亚洲学会的会员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学者，部分会员亦带来他们以前参与其他学术机构时习得的成熟经验，使得学会在成立之初就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先入为主和主观臆断，而是确定了专业学术型的研究动机，讲求严谨的态度与科学的方法。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所谓的“东方学”如日中天、大师辈出，其历史背景是西方向亚洲与非洲的侵略扩张。西方的扩张确实为学者提供了直接接触亚非语言、文字、历史、考古、地理、风俗的机缘，但并不因此意味着侵略扩张具备任何合法性。欧洲的东方学家中确实也有不少抱着为知识而知识的态度从事研究工作者，至少在《学刊》刊载的绝大多数文章中没有鼓吹侵略扩张的论调，至于其研究成果是否在客观上为殖民侵略者所用则另当别论。
1886年日本亚洲学会理事会的年度报告称：“并不要求每一篇论文都非常长或者非常有学问，而是应当包含信息，或者在阐明某一个领域时显示出适当的研究，这些领域要涉及东方，尤其是日本的历史、宗教、语言、自然风物或自然现象。”
1917年学会理事会组织委员会建议：“学会并非有意规避有争议的论题，但应当牢记，其目标在于科学性。不以科学态度写就的论文，理事会将敬谢不敏，即便文章是关乎当前流行趋势的，也不管作为事实记录其价值有多高。”
由此可见，《学刊》对“科学性”的推重，超越了对热点问题的关注，亦超越了单纯记录事实的要求。
这里所说的科学性，强调的是一种方法、态度和精神，而不是唯科学是尚。因为对于有争议的论题，学会从来不规避，也从来没有产生过定于一尊的想法，相反，还提倡甚至鼓励关注有争议的话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该算作有争议的话题了，1917年与1918年学会的理事会报告都呼吁会员关注“欧洲大战对日本生活与思想层面的影响”。
学会与《学刊》明确反对的是不以科学的态度从事研究，而不在于研讨的论题是否存在争议。
旅日欧美学者以《学刊》为阵地，在对文献中、历史上的日本进行系统梳理与纵深研究的同时，也密切关注日本现实社会与当时的民众生活，强调研究的当下性与现场性，对关乎社会现实或留存至今的传统事物，注重调查取证。如《学刊》第十卷中刊载了巴彻勒研究阿伊努语的两篇文章
，是作者在阿伊努人中间生活了五个月，通过田野调查获取一手资料后整理而成的产物。
《日本亚洲学会学刊》上刊发的论文，尤其是其中的调查报告，都建立在完备的资料和有效的数据基础之上，个案论述则注重实证的方法，研究型的文章一般都立论有据、引文规范。比如《日本竹的培育》
提供了22幅精美的彩页插图，是不同种类竹子的干、叶、笋、花的真实描摹。不仅颜色逼真，而且大小也是依照实物按比例呈现的。举凡竹叶的纹理、茸毛，竹干上的花纹、竹节，竹笋的尖端、表皮的斑点，都纤毫毕现，不输照片。
近代旅日欧美学者在观察与研究日本时，必然会结合自身的文化背景，以“他者”的眼光注视研究对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着精通日语与多种欧洲语言的优势，因而能够在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穿针引线，架起理解与沟通的桥梁。比如赫伯恩曾将《圣经》“旧约”与“新约”译成日语，并于1867年编纂了一部英-日词典，他还创制了将日语罗马化的赫伯恩体系（The Hepburn System）。
汇通东西方文化的优势使他们能够深入研读并主动借鉴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他们毕竟是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人，这种身份使他们总能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与日本文化之间拉开一定的距离，便于保持外在的视角与批判的姿态。
借助“他者”视角，可以发现本国人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而实际具有文化独特性的一些事物与特征。劳埃德在《日本事物研究：范围、目的与方法》一文中指出，由于日本人在身处的环境中出生、成长，所以容易把周围的一切事物都理解为理所当然；而外国人来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只要他们睁眼观看、侧耳倾听，就会发现被日本人忽略、放弃的东西，并予以收集和保存。
日本籍学会会员、日本宗教学研究的开创者姉崎正治（1873～1949）在学会成立五十周年庆典上说，日本人在狂热追求西学的过程中忘却了自己的过去，而日本亚洲学会在这一时期却起到“激励者与指导者”
的作用。意即日本亚洲学会有意关注日本传统文化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为盲目迷信西方的日本人以指导与纠偏。在这个意义上说，异质文化的交往不仅成为必要，而且西方人与日本人均受益于学会与《学刊》的工作。
在讨论麦克拉奇（Thomas R.H.McClatchie）的《日本的家徽》（“Japanese Heraldry”）
一文时，福尔兹（Henry Faulds）怀疑日本天皇的饰章根本不是太阳或菊花，而可能是向日葵。
这种怀疑在日本人看来绝对是惊世骇俗的，因为这已经大大溢出了有关家徽或饰章的讨论范畴。一般日本人未必信奉“神国日本”“太阳神后裔”等观念，但无形中他们又接受了这些观念的熏染，建立在这些创世神话基础上的所谓天皇家徽等说法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并在普通民众心目中形成某种思维定式，绝少会想到要对其质疑。
借助“他者”的视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穿越时间与打通空间以观照研究对象。1877年2月28日的会员大会上，在讨论朗福德（Joseph H.Longford）的《日本刑法典概观》（“A Summary of the Japanese Penal Codes”）时，霍尔（J.C.Hall）首先从西方社会重个人，日本社会重家庭的区别来分析刑法典形成过程中的差别；然后又联系公元8世纪日本与中国唐朝交往的历史，指出包括日本刑法典在内的一整套法规绝大多数是中国法规的抄本。
缺少了“他者”视角的观照，本国文化就是自己认知的全部，自然不会产生比较与鉴别。只有借助“他者”视角，才有可能将本国文化作对象化处理，并十分自然地将其置放到世界文化坐标中或区域范畴内，予以定位并加以考察。
《学刊》一方面追求学术性，另一方面又很好地将知识性与趣味性结合了起来。有会员指出，“我们的杂志也不缺乏文化方面的令人愉悦的事物，因为其中包含文学典藏，富含机趣和感情，有令人震撼的叙述描写，亦不乏给人以刺激、诙谐幽默的文章。”
《学刊》所载论文广泛涉及日本的建筑艺术、庭园艺术、服饰史、茶道、花道、柔道、歌舞伎、还愿画、婚庆、丧葬、节日庆典、民间传说等话题，每每配有丰富的插图，既保证学术性，又表现出妙趣横生的一面。
学会创立之初，在研究范围的“广博”与“专门”问题上博弈，兼顾“学术性”与“趣味性”的问题已经引起会员的关注与思考。在1876年召开的一次会员大会上，围绕如何确保发表最合乎需要（most desirable）的论文展开讨论，并就在学会大量宣读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是否合适各抒己见。
正是在不断讨论、反思、辩驳的过程中，会员们逐渐形成《学刊》应兼顾学术性与趣味性的共识。
会员们经常讨论的热点问题包括是否应该限制自然科学论文的数量，以及如何使研究论文给听众和读者以乐趣。《学刊》刊载的绝大多数文章都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其中有大量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涉及的主题包括海洋深度测量、气象观测、森林密度、地震记录，鸟类、鳞翅类动物、鞘翅类动物、植物群落、温泉、火山等。
学会积极引导会员加大对日本社会现实的关注。1918年理事会报告指出，“许多最有用的记录和观察只有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才会收集得最好。的确，在特定情况下，有些观察工作现在就要着手，否则将永远失去机会”。
理事会还就战争对日本人的生活和思想层面的影响问题向研究者提出一些题目作为参考
，清楚地表明，《学刊》希望基于日常观察的系统记录，对以后的研究工作有所助益；
也显示出《学刊》关注领域之广泛、对研究方法规约之严格，以及对日本社会脉动把握之准确。
有会员建议，有趣味的论文应当在东京与横滨两地都宣读，显示出会员对趣味性的热衷，同时表明会员大会上宣读过的一些论文单就趣味性而言乏善可陈。另有会员提议，理事会遴选论文时应提高文学题材的入选比重，该建议得到热烈响应并获得通过。与中规中矩的自然科学论文相比，文学题材的论文也在趣味性方面见长。
1888年理事会年度报告提到：“许多证据都表明，在欧洲和美洲，东方学研究者与普通公众对日本亚洲学会所做工作的兴趣在增加，其中最现实的一个例证是他们对《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的购买量已大大增加，不仅在英语国家，就是在德国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如果说专事东方学研究的学者为寻求对自己的研究有所助益而订阅《学刊》，看重的是它的知识性和学术性，那么普通公众至少不完全是因为《学刊》的知识性而订阅它的。设若《学刊》一味追求学术性而佶屈聱牙、不忍卒读，很难想象普通公众还会纷纷订阅，并饶有兴致地捧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