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全面广阔的研究领域

与日本开国之初先进的日本人汲汲于吸收西方新鲜的科技和制度不同，当时赴日本的欧美学者更多地关注具有日本特色与日本风味的事物。他们在《日本亚洲学会学刊》上发表译作、论文、游记，或针对某一领域进行专门研究时，探寻日本的历史，观察日本的自然风貌，描摹日本的风土人情，记录到日本各地游历的见闻观感，以及解读日本的文学艺术，这些是他们集中关注的几个着眼点。由于学术背景、身份、职业和人生阅历各不相同，他们关注日本的面向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对日本的传统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对日本之所以成其为日本的独特之处，进行了持久深入的追踪探讨。

一、《学刊》的目标定位

1874年7月日本亚洲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制定的《规则》开宗明义规定了学会的目标任务：

第二条，学会的目标为：

1.收集并研究有关日本或其他亚洲国家题材的资料信息。

2.设立适合上述目的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各一座。

3.出版一份定期刊物，刊发原创论文、在学会宣读过或学会收集到的资料信息。

1891年6月学会的《规则》被修改为《章程》与《规章制度》，后又经多次修订。在《章程》中学会的目标仅保留了一款，并且有字句调整：

第二条，学会的目标为收集并出版有关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题材的资料信息。

修改之后的学会目标不再包含设立博物馆，而有关图书馆和出版刊物的要求则被分解为《章程》与《规章制度》中的具体条目，不再作为学会的整体目标表述。河野哲郎在研究中指出，《学刊》第六卷所载“会议纪要”中提及学会博物馆曾向当时的东京博物馆寄赠资料，与东京博物馆相关记录的时间也相吻合。 1878年学会博物馆的工作终止，楠家重敏解释说博物馆收集馆藏工作难以开展，除美术品以外很难得到好的藏品；河野哲郎则认为这是表面现象，关键在于学会自身条件有限，无法提供足够的场所公开展示和妥善保存藏品。 但可以确定的是，至迟到1891年6月，学会集中精力收集出版以日本题材为主的资料信息，专事日本研究的目标已变得明确而具体了。

《日本亚洲学会学刊》自创办之日起，就以全方位、多角度地研究日本为旨归。在刊发于《学刊》第二卷的《日本儿童的游戏和运动》一文中，格里菲斯开篇讲道：“就我的理解而言，日本亚洲学会的目标是，在可能达到的范围内，尽力获得有关日本国家和人民的全部知识……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宗教、戏剧、家族迷信等。” 争取获得有关日本国家和人民的全部知识，这一目的可谓不乏野心且极具进取意识。

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学会的目标不断被提及并得到强调。1889年理事会年度报告称：“会员大会上宣读的论文表明它们涉及众多主题，有些属于学生和专家，另外一些向我们介绍更实际的知识，涉及日本的贸易关切。而体现在文学与艺术中的日本制度与思想，则是日本亚洲学会要阐明的目标。” 1903年12月的年度会议上，即将卸任会长职务的格瑞尼（D.C.Greene）向学会的年轻会员建议，尚有两三个领域期待他们涉足研究：

首先是人物传记。一些重要日本人物的生平已经有人写过，但仍有世界人民渴望了解的许多其他人物，尤其希望能在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中展现人物形象……带有恰当评注的传记翻译最能引起读者兴趣。

另一个研究领域是方言，尤其是九州的方言，尽管最北端的方言并不能引起语文学家的兴趣。

此外还有一个方面是关乎日本现代生活的，比如农业教育……这种研究应当不仅包含对农业与商业部所发布数据的整理，而且还要涵盖走访农业学校、学习他们的方法，也要审视农民为适应新的社会形势而做出的调整尝试，等等。

随着日本日趋西化并与自身原有的传统渐行渐远，日本亚洲学会中的有识之士不断强调，应当关注日本的现实生活，并从中审视传统。有鉴于过去为数众多的遗迹都在乡村存留了下来，而在城镇中文物古迹正在迅速消失，劳埃德1905年发表了《日本乡村生活记》，希望通过自己的文章吸引更多居住在日本乡村的学会会员“运用自己的眼睛、耳朵、双手，去观察、倾听、记录生活在身边的人们，关注他们日常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学刊》上经常刊载实录当时日本社会的文章，学会成立最初几年尤甚。

针对科学论文越来越限于在科技杂志上发表的状况，1916年理事会报告提供了五个主题供撰稿者参考，均涉及科学或相关学科，包括日本的现代卫生与环境卫生，过去二十年日本的医学，日本的电化学发展，日本棉、丝、糖、铜、钢铁产业的最新进展，过去五十年日本的水、陆交通发展等。 一方面理事会通过报告做出引导，另一方面在遴选论文时也有所侧重，因而学会会员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上述领域的研究力度。

二、基础性经典文献的翻译

日本学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事业，因此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具书的编纂等基础工作尤为必要和紧迫。《学刊》经常刊发就某一专题进行梳理的论文，如萨道义的《日本地理》、布伦顿（R.Henry Brunton）的《日本建筑艺术》、古德温（C.W.Goodwin）的《日本传说数种》、格宾斯（John H.Gubbins）的《基督教传入中国与日本之回顾》、阿斯顿的《日本艺术史》及《早期日本历史》、巴彻勒（John Batchelor）的《阿伊努语词汇表》、苏梅尔斯（J.Summers）的《阿伊努语-英语词汇表》、张伯伦的《最古老的日语词汇》、劳埃德的《新近日文书录》等。 由于没有前人足迹可循，亦缺乏相应的参考资料，这些初步工作需要旷日持久的努力，更加彰显了学会会员的拓荒之功。

值得欧美学者关注的有关日本的领域非常广阔，但若要全面透彻地进行探究，则要面对令人生畏的各种障碍，首当其冲的是语言障碍。在近代欧美，除了数量极为有限的日本古典文学与古代历史专业的学生可以阅读日文之外，那些日语古典著作对大多数学者而言可望而不可即，遑论普通读者。研究者要获得一手资料，当务之急是克服语言障碍。学习日语当然可以一劳永逸地去除这一障碍，借助精准的翻译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解决之道。

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选择并翻译了一大批日本古典文献，这些著作是几乎所有研究领域都无法绕过的源头。如1882年刊载在《学刊》第十卷增刊上的张伯伦的《古事记》翻译，阿斯顿在日本期间即已着手翻译、回到英国后完成并出版的《日本书纪》等。这些翻译是西方世界的日本研究者可资信赖的珍贵文献，可供研究过程中对照、征引、参考。同时，旅日欧美学者翻译日本经典文献的过程，也是他们围绕这些著作开展研究的过程。

旅日欧美学者还长期精诚合作，当他们关注同一主题时，彼此从对方那里获得助益，不仅提升了各自的研究，而且推进了相关领域的整体研究水平。比如，在张伯伦翻译《古事记》之前，阿斯顿与萨道义都进行过片段的翻译，张伯伦正是从他们的译文起步的；待全部翻译工作完成后，阿斯顿又为译本补充了大量的注释，不仅大大丰富了译本的信息量，而且进一步提升了其学术水准。

翻译基础性的经典日文文献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业，不仅为日本学研究界提供了资源，也使得日本文化得以西传。曾任学会副会长的维克斯（E.H.Vickers）指出，翻译经典日本著作，“不仅有其自身的积极价值，而且附带帮助我们理解作者的思想，还可以使我们得以估量日本先贤思想的伟大。” 通过翻译那些反映早期日本状况的经典著作，可以把古老洪荒的日本带到现代西方读者面前；借助他们精准的翻译，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日本，甚至亦不乏以此为路径步入日本研究行列者。

近代旅日欧美学者在将日本古典著作奉献给西方读者的同时，对一些概念术语的确立和界定也具有示范意义。张伯伦曾与另一位研究阿伊努语的先驱学者巴彻勒就“阿伊努”一词的英语译词进行商榷，认为“Aino”已习用200余年，不宜改作“Ainu”。张伯伦认为对大多数西方读者而言，前者是有意义的，后者毫无意义可言。 当时有不少会员加入这一争论，后来在不同场合针对这一问题又展开过讨论，相较于“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认真与投入，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学刊》刊文主题分类

纵观《学刊》第一辑刊载的文章，文史类论文给读者以浓厚的趣味，社会科学方面的探讨更能激起共鸣或引发争论，而自然科学研究也是《学刊》涵括的重要向度之一。

《学刊》一贯坚持对日本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研究，这也体现在其前后一致、连续发展的编辑思想上。理事会担当的论文遴选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绝大多数会员的研究与兴趣都尽量能得到满足；每一年度的理事会工作报告对撰稿者都能起到很好的导向和反拨作用。比如从1915年到1918年，每一届理事会都建议会员加大经济、工业、宗教、哲学、传记、科学方面的投稿比重。

以下以表格的形式就《学刊》第一辑刊发的文章进行主题分类，以期从中了解《学刊》宽广的研究领域：

首先，从上表可以看出，《学刊》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呈现出日本社会、生活与文化的方方面面。每一个门类下面，又有范围更加广泛的细致研究与详尽论述，比如对日本经济与工艺方面的研究，涉及矿产与冶金业、农业、渔业、棉纺织业、造船业、海运业、制磁业、制陶业、制漆业、制糖业、制盐业、石油工业、化工产业、铜币制造史、烟草传入史等等。

当时日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向外部世界开放，旅日欧美学者则处于对日本调查认识的初级阶段，研究者与读者都希望汲取更多知识，于是对日本的不同方面都有一个大致的介绍成为必要。

其次，《学刊》初创时期，自然风土介绍、游记类、自然科学类论文相对集中。《学刊》第一辑50卷刊发的游记共有19篇，而其中有14篇刊发于前十卷。这些旅日游记是近代日本乡村社会的真实写照，大都按日期记录，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关于地理、地质、冶金工艺、生物学、天文、气象、海洋等的研究大都刊发在《学刊》前十卷或前十五卷。

究其原因，尽管自然科学研究与日本概况介绍耗时费力，需要很多田野调查或资料分析，但相较于人文、社会研究而言，对语言的要求要低得多。此时居留日本的大多数欧美学者还达不到娴熟运用日语的水平，边学习语言边从事资料收集和自然考察实属无奈。同时，基于自己国家经济或军事方面的需求，也必然会促使他们尽快掌握日本山川河流、物产资源、物候气象等方面的概况。近代欧美自然科学体系的确立成为利器，便利了旅日学者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有鉴于此，虽然这些研究是初步的，但并不肤浅。

第三，对日本语言、文学、历史、宗教、艺术、习俗等专题的研究贯穿了《学刊》发展的整个过程，并且研究成果在各个时段分布比较均衡。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旅日欧美学者对这些领域进行了持久的追踪与研究，并且可以不断发现新材料、解决新问题；二是这类主题有独特的趣味性，且与现实生活有密切的相关性，因而深受广大会员青睐，也受到范围更大的《学刊》读者的欢迎。

要真正理解一个民族，只有从文化 角度分析与审视才有可能准确把握其真谛，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反映、活动的记录和历史的积淀，借助解读文化才可以理解该民族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与思维方式。本质而言，日本语言、文学、历史、宗教、艺术、习俗等领域是日本文化不同层面的体现，借助于对它们的探讨，可以追寻到体现日本特征的文化内核。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上述领域在近代旅日欧美学者那里始终受到关注。近代旅日欧美学者在研讨日本文化时，不仅突破了时间、地域、学科、语言等各种界限，而且打通了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 BwUz8TeP9WSPE38O1/q/GneQZihtniwaZy7DabJdkjF/wpXz1X1t6zEsGsd5e4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