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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汇报两个方面内容：第一部分是简单介绍一下一致增长理论（Unified Growth Theory）的产生和发展，并简单介绍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研究。第二部分是近期关于内生可持续增长问题的一个研究。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特别是第二个研究和新结构经济理论应该有很大联系。实际上，新结构经济理论最重要的思想内涵——内生结构变化机制，正是一致增长理论和内生可持续增长理论致力于探讨的重点。
首先简单地回顾一下一致增长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从很长时期来看经济发展，早期经济发展的相对增长速度是非常慢的，那时比较合适的解释是马尔萨斯理论，它可以比较好地描述那时候总体的经济发展的特征。大约1750年之后发生了我们现在称之为“工业革命”的事件，以英国为先的欧洲国家工业经济迅速发展，并逐步引领世界其他经济逐步进入工业化进程，从而引发了人类少有的指数型快速增长的阶段。有人说马尔萨斯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他的理论写成之时正是其理论不成立的开端，工业革命就要发生了。
描述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特征规律的理论称为现代增长理论，包括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都是描述解释现代快速增长现象的。到了新千年前后，有一批大牛（如Oded Galor、R.E. Lucas等）提出：现代的理论无法解释以前的现象，而以前的理论也无法解释现代的现象，那么能不能用一个框架、一种理论系统一致地解释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
这正是一致增长理论最初的想法，希望找到一种方法整体一致地解释长期经济发展内在的一般性的、系统一致的规律。蔡昉教授发表过叫作“贯通”的增长理论，我想他那个想法应该是一样的思想，也是用一种模型来系统解释总体发展的规律。
一致增长理论模型大概的方法，按照我的理解有几个思路，如果按照主要的影响因素这条线来分的话（这样简单但不一定合适，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分），其基本思路就是引进人口内生这样一种机制。我们知道增长的模型，最基本的Solow、Ramsey，到内生增长模型，就是把一些特定的要素不断内生，比如说先是储蓄内生，接着技术内生。现在一致增长理论模型进一步把人口也内生了。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是Galor（2000）和Lucas（1998）等。
Galor以及后来Peter Howitt、David Weil等的研究提出了工业化过程中，高技术劳动需求增加，提升劳动再生成本，从而降低家庭供给新生劳动数量以换取质量提升的内在机制，很好地解释了后工业化进程中人口下降的现象，当然也解释了社会劳动结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在变化规律。Lucas的这篇文章有点不同，他讲的是更长期的问题，试图从农牧经济到私有经济然后到工业经济等等，探寻整个发展过程的家庭、劳动的内生结构变化的规律，差点把原始社会也整进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非常漂亮。
另外一个机制从贸易的影响讲，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包括Galor等（2004）以及Stokey（2002）等的研究，后来可能还有很多。Stokey的这篇文章主要是研究1750年到1850年工业革命转轨的过程，她通过引进一个重要的贸易是否占优的这样一个参数（我的理解，这算是外生的贸易机制），通过这个参数的影响来解释工业化和贸易对工业化的影响，基本的结论和刚刚提到的Galor的文章一样：贸易是双刃的。贸易使得工业化水平原本比较强的经济工业化水平更强，使得工业化原本比较弱的经济工业化水平更弱。
这一结论有数据可以证明。在1750年之前，中国、印度等很多国家的工业化指数水平同发达经济是差不多的，基本都在8左右。但是工业革命之后，印度和我国的工业化水平下降到了3和4，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到了一百多。所以说，贸易有双刃效应。这样一种分流的解释机制还是比较清晰的。
另外其他方面的解释机制还有从要素贡献的角度，比如说资本、技术甚至地理文化等很多因素，这些因素会有不同的影响。这些方面也有不少研究。
综合起来看，近年来一致增长框架下注重的主要因素有技术、人口、资本积累、贸易、地理条件、文化制度等。这些因素都是比较有影响的。而这些方面的文章大多是只强调一种因素，把多种因素放在一起系统研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文章几乎没有。
第二种划分的方法是以纵横向问题为线，比如说纵向发展规律方面的研究为一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横向差异方面的，如关于大分流的问题。这个不光是经济学家在研究，历史学家甚至政治家也很关注。像加州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彭慕兰，在其著名的《大分流》中讲了三种引起工业革命前后东西方分流的原因：新大陆、外部关联和地理位置（煤矿的位置）。Stokey强调贸易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比较强调技术等等。
这方面我们也做过一个研究，使用一致增长的框架把文化、新大陆、资本、技术、贸易这几种因素同时融入到一个模型里面。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引致东西方分流的最初始、最重要的因素，既不是资本、贸易、技术，也不是新大陆，而是文化。文化决定了最初的资本积累的原动力，比如说重商主义、资本主义精神。文化决定创新的倾向、强度，文化决定制度的方向。
这篇文章的模型引进了一个文化参数叫作资本主义精神。我们利用这个模型推出了一个定理，给出结论：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的原始积累有正效应的条件是农业部门边际回报率有较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条件，如果没有农业部门边际回报率的较大提升，那么资本主义精神很可能根本不构成对原始资本积累的正效应。即便有很强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会导致资本积累正向快速增长。我们这个结论可以得到数据支持，数据显示，英国在获得了新大陆之后，人均土地面积大大增加，这样农业边际回报率也就有很大的提升。数据也证实了那时候英国的农业边际回报率有大幅上升。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呢？有了这个条件之后，资本主义精神就变得有意义、有价值了。
那资本主义精神是什么？这就和当时的文艺复兴联系在一起了。文艺复兴过程中，新教革命大大推动了人文主义精神、科学精神、重商主义精神的发展。这些文化方面的变革是如此重要，不但为此后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进步做好了理论方面的准备，还为资本积累达到足够激励技术进步内生性发展所需的水平做好了重商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建立方面的准备。且机缘巧合，恰逢新大陆的发现，使得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了对资本积累的正效应。
实在是碰巧了，英国走上工业革命这样一条偶然的道路。一个是新大陆带来的土地面积增加，一个是黑死病造成的人口下降，再加上文艺复兴的推动，这些因素加起来导致了英国的资本主义精神在那个时代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是我们证明的一个部分。
模型的另外一个结论指出，资本积累一定要达到一个门限水平，才可能发生内生的技术进步。如果资本没有达到一个门限水平，就不可能实现技术的持续进步。也有数据证明，人类总体的技术水平，原本一直是比较水平的，到了某一个点（工业革命之中）后才突然直线上升。
贸易在我们这个模型里面是双刃，就是贸易导致了一个高水平的均衡和一个低水平的均衡，二者相差越来越远。
这样一个一致增长的理论框架，我们一直觉得还是比较漂亮的，因为它是第一次把多因素融合在一起，系统地解释了整个经济从工业革命为什么能够发生、是怎样发生的、到底哪个因素是第一位的，到各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本文第二个部分要介绍的内生可持续增长模型主要包括这样几个部分：问题的提出，一些观察，还有一些模型和理论。
首先是问题的提出，也就是说，长期内生经济增长是否是稳定可持续的？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什么样的特征？发展中经济要走怎样的道路？
为什么是提出这些问题呢？传统的内生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其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发展是稳定的、唯一的一个均衡。这意味着经济最终收敛到一个稳定增长的均衡——平衡增长路径。这仿佛是在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的经济能够进入到这个均衡，那么就可以持续保持稳定增长。但现实是不是这样？不是的。那么原来为什么大家都没注意到这些问题呢？原来发达经济确实发展得很好，只是到最近二三十年才逐渐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发达经济开始出现问题了，开始偏离这样一种趋势。而且发展中经济和落后经济也有很多问题，主要的表现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不少穷国甚至还没发展起来就进入了陷阱。可以说，经济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进入陷阱，这个观点跟林毅夫老师的新结构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主要取决于这个经济的宏观经济结构。
于是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内生增长理论到底是否是稳健的？回顾一下60年代，新古典增长理论在那时候有一个观察，就是卡尔多事实。观察的一个重要发现是资本边际回报率不是递减的。按照新古典传统理论边际回报率应当是下降的，但是实际中观察到的并不是这样。有些人在那个时候就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有了怀疑，所以内生增长这个思想的萌芽在当时就出现了。到了90年代新的观点比较多，观察得也比较细，但是总体上理论方面大的突破不多，主要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成熟。内生增长理论有几个分支，一个是技术进步内生，一个是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内生，还有一个是创造性破坏思想下的创新过程内生，等等。
到今天又过了二三十年，现在我们再来观察，看有没有新的发现，能不能对理论提出一些新的思考。
首先在理论方面，在这30年中，内生理论朝向一致增长理论有一些发展，但是内生增长理论基本的结论没有大的变动。实际上已经有不少的学者开始研究内生增长的稳定性，以及规模回报等这样一些假设对增长的影响，包括内生增长的均衡是否是唯一的。这方面有不少研究已经问世，但是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不够成熟。
现在我们来进行30年后的新的观察。图1是代表性发达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发达经济大多数已经有走平的趋向。图2是几个发展中经济。其中最上面的一条线是日本，我们把日本放在这张图上不是说它还在发展中，而是为了拿一个发达经济代表比较一下，这样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日本经济有一个走平的趋势，发展中国家有的则保持了上升的趋势。图3是具有代表性的穷国，基本上人均收入水平在3 000美元以下。可以看出也有不少经济还没有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就已经进入比较趋平的状态。
图1 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2005年之前的数据来自Maddison（2007），2013年的数据来自IMF数据库。
图2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2005年之前的数据来自Maddison（2007），2013年的数据来自IMF数据库。
图3 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2010年之前的数据来自Maddison（2007），2011—2013年的数据来自IMF数据库。
图4是中国资本边际回报率统计的结果。这个方法是清华的白重恩等给出的，他们的估计做到2005年。我们的学生把它延长了一点，到2012年。可以发现一些基本的信息：第一，1990年之前，平均的资本边际回报率达到了25%—30%这样一个水平，总体上不是下降的，而且略微有一点上升的态势，至少可以看成是水平的。1990—2007年间也基本上可看作是水平的，到了2007年、2008年之后则开始下降。最后将稳定在哪里？我们的想法是，是否在达到某个水平之后会进入稳定？我们估计是有可能的，那样就真的是新常态了。持续下降不是常态，一定要稳定下来才是新常态。
图4 中国近30年的资本边际回报率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统计局网站等。图中资本边际回报率的估计方法参考了白重恩、谢长泰、钱颖一（2006）的方法，数据延长到了2012年，1978—2005年间的估计结果与白重恩、谢长泰、钱颖一（2006）中的估计结果基本接近。2005—2012年间的结果没有可以对比的研究，我们的估计结果显示出下降的趋势。
总体来看，我国基本上呈现的是阶段性水平不减、长期阶梯下降。长期而言，我们跟发达经济的观察不一样，发达经济是长期基本上保持水平的，我们是阶段性水平、长期阶梯下降。这就不好判断了，我们到底算什么，算进入内生增长状态了吗？如果我们进入内生增长状态的话就应该长期保持水平。如果说实际上有一个中长期的下降，那就说明我们的经济还没有进入内生增长的平衡增长状态。
基于上述这些观察，我们有一些粗浅的思考。关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我们希望提出一个一致增长的方法来进行系统的解释。
我们建立了一个三部门的模型，包括农业部门、工业部门、技术生产部门。为什么是三个生产部门呢？既然是研究长期，从长期发展的规律来看，都是从农业经济发展到工业经济，再到内生增长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肯定要有农业部门；农业经济逐渐向工业经济转化，当然要有工业经济。现代又引入了知识生产部门，这是发展的一个总体趋势，我们把它引进来，就是要研究内生增长经济的这个阶段。这样长期的发展阶段可以划分为三个。
假定经济中有两种商品，农业产品、工业产品。工人划分为两类，非技术化的和技术化的。技术化的劳动可以参与工业生产，也可以参与创新或者研发部门的工作。
模型可以得出基本的结论。在三个部门都退化为规模报酬不变这样一个技术的情况下，模型经济的结果也退化为存在一个唯一的渐进均衡，也就是平衡增长路径。这就跟一般内生增长的理论框架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
现在我们允许工业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是非常数规模回报技术，比如在工业部门假定它是规模报酬递减的，在知识生产部门假定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为什么说工业经济规模报酬可以是递减的呢？这个不予过多解释，大家应该都理解。知识生产部门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得到了很多理论的支持。我们引入这一假设之后，得到的结果会很不相同。基本的结论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均衡是不唯一的，会存在多种均衡，而且内生增长的路径是不稳定的，同时均衡的增长率会依赖一些比较重要的条件。比如我们可以引入一个固定的教育成本参数，还有劳动回报率，即实际工资，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均衡增长率的要素。
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在内生增长阶段要实现正的可持续的增长，要求实现两个条件：一是部门之间要实现协调，我们称为相容性条件。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结合当前的国家经济发展也提的比较多。这说明协调发展的这一观点从理论上是合理的。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条件是，知识生产部门规模报酬递增的强度足以抵消商品生产部门规模报酬递减的程度，这样才能够实现经济可持续的增长。这是一个动态的效应。我们可以看到在动态方程中，不同的变量都是劳动的函数，因而动态转移的过程就可以看作是劳动转移的过程。实际上，在工业化初始阶段，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劳动者转移作为主要发展动力的。
模型的另外一个重要结论是，在内生增长阶段存在多重均衡，即多个方向和多个路径。从整体上看，比较好的发展路径，即理想的路径是可持续发展的。也就是说，在经过一个转轨的阶段之后，能够进入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即一个可稳定持续增长的、理想的平衡增长路径，各个主要变量按照相同的比例增长，这是一种较好的路径。这样的转移过程就是一个成功的动态。相比之下，一个不成功的转移动态就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到了一定阶段就不再增长了，未能进入持续增长的路径。
这种不成功的转移动态所呈现的现象在整体发展阶段的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根据这个理论，我们把长期经济发展的总体动态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初始工业化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主要的增长动力源泉是劳动的转移。
第二个阶段是后工业革命阶段。后工业革命阶段，劳动转移的过程已经完成了，没有多余的人口可以转移了。在这个阶段仍然会维持较高的增长率，从模型分析它的增长源泉，主要是人口数量的下降，换取质量的上升。对于这个判断，我们考察工业经济发展的实际路径后认为也是符合实际的。发达经济到了后工业革命阶段基本都出现了人口下降的事实，这一事实曾经引起经济学家大量的追踪与研究，如Lucas、Galor都解释了人口为什么会下降，就是因为工业化生产需要的劳动是不一样的，更多的是高质量劳动，即人力资本水平比较高的人，而不再需要更多的非熟练劳动力。结果就是社会的需求引致家庭劳动供给部门决策发生了变化。它通过供给高素质的劳动，减少生育数量。Howitt的内生增长模型也有类似的解释。
我们的模型也能解释后工业革命阶段人口数量下降、劳动素质提升的主要特征。也就是说，前两个阶段主要的增长动力都来自劳动，只不过前一个阶段是来源于劳动数量的转移，第二个阶段是来源于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上升。
第三个阶段是内生增长阶段，是我们这个研究最关键的部分。因为前面的阶段很多研究都讨论了，但是基本上没有多少研究讨论后工业革命阶段之后会怎么样，我们把这个叫作“后后工业革命”，也就是后工业革命之后的阶段，或者叫内生增长阶段。但有些经济到了后工业革命之后不一定能进入内生增长路径，实际上，这种经济并没有经历内生增长阶段，所以称为“后后工业革命”阶段可能更有一般性。关于这个阶段的专门系统的研究不多。我们在此大胆地做出了一个估计，把这个阶段叫作真正的知识经济增长的阶段，这是一个不再能够依靠劳动作为主要要素、主要动力，而是要依赖知识经济的创新作为动力源的一个阶段。
我们的模型有多种均衡的存在，包括相关条件。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一些劳动特征的描述；第二个阶段，我们的模型机制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后工业革命阶段，它仍能够维持增长，在这个阶段增长源泉主要是人口的下降、质量的提升，这是一种机制；第三个阶段是唯一一个不稳定的阶段，前两个阶段可以说基本上是稳定的，没有太大的变化因素，只要进入工业化的进程，那么劳动的转移肯定要发生，劳动数量到最后一定会下降，所以这个两个阶段的增长是一定的。也就是说，在此期间，政策无论怎样变化都影响不大，肯定会有增长。但是到第三个阶段就不一样了。因为均衡在这个阶段具有不稳定性，存在多重均衡，所以到了这一关键阶段，能否实现可持续的增长是有条件的，政策行为不当，会影响到发展的路径方向。
特别重要的是，我们的模型预测，决定是否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不是在第三个阶段实现的，而是在第二个阶段逐步实现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第二个阶段就把政策先配置好，才能够在第三个阶段具备进入可持续发展路径的资格。否则等到第三个阶段再行动就已经晚了。这是因为决定第三个阶段的微观基础方面的关键因素都是在第二个阶段逐步形成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就好比一个青年学生，要在大学阶段出类拔萃，需要在高中阶段打好学习基础一样。这个理论研究对于我们当前的发展很有启发，这就是一些均衡条件。
最后回到我们国家，目前发展到了哪个阶段？我国的发展和其他国家有些不一样，我们在这里也提出支持这种说法的一种解释。我国近年的发展，我们把它形容为“手动加自动”。为什么叫“手动加自动”？如果纯粹是自动的话，就是完全靠市场自身发展，就如同其他国家自己发展的顺序和进程。但是我们不是，我们还采取了“手动”，比如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强制地把人数迅速降下来，使得我们的发展在同一阶段同时有两个机制的叠加，一个是人口转移的机制，另一个是人口下降的机制，两个机制一叠加，我们的增长速度就特别快，但是时间比较短，这是我们的增长理论框架所提供的解释。但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这里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鞠建东： 我有几个评论。第一，陈教授的知识经济阶段我认为非常有意思，Lucas对于后后工业化阶段有过探讨，他是把E-K模型做了一个扩展，加入了ideas的变量。他认为在空间里面有ideas在飘，你看不见但是它存在，然后它以泊松分布到达你的头脑里面去。Ideas以泊松分布到了头脑里面去，再以帕累托分布去形成E-K模型里生产率的上升，去推动经济发展。所以我的第一个评论是，是不是可以和Lucas的探讨结合起来。他实际上也是在探讨，当没有人口增长的时候，经济还是会增长的。因为还有一个源泉，ideas。但是ideas什么时候会用完，我说那是两三百年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有一堆ideas在天上飘。
第二，特别重要的是你提到的这个以人力资本作为推动的经济增长。知识经济推动的增长，是和我们现在的结构调整非常相关的，当经济增长不再是以劳动力的增加来推动，而是变成以有效劳动力的增加和劳动力质量的提升来推动的时候，社会的、经济的中心变成以知识、人力资本的增长为中心。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很可能既不单纯是供给侧也不单纯是需求侧，而变成了以人力资本为中心。如果我们只是强调古典模型里面的供给问题或是需求问题，可能就没谈到核心问题。我们的经济制度由物质资本推动到人力资本推动这样一个结构的调整，是不是可以完全由中央政府加市场来实现，这是需要讨论的。这就又回到结构问题了，是单层机构还是多层机构？单层机构是一个中央政府带所有的企业一起进行结构调整。当以前的机构已经是一个块块和条条的多层机构，现在是不是还要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动性？
第三，实现由物质资本推动向知识经济、人力资本推动的调整，在结构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认为有多层机构的必要性，同时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推动整个经济向以人力资本为中心的转移，使得地方政府之间有竞争来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也就是说，当你的思路变化的时候，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如果我们不认识清楚的话，我们的调整可能是有问题的。
但是，和这个相联系的，我们正在进口的很多制度本身很可能并不适合我们当前的这个阶段。比如说知识产权保护。因为你的知识经济本身和原来的物质资本是完全不一样的。知识、人力资本是公共品，对知识产权保护过度，会抑制经济的增长。如果你完全从美国引进TPP的条款，引进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很可能不适合我们国家目前正在转变的阶段。我觉得强调以人力资本为中心，可能比强调需求侧或供给侧更加基本，因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是人力资本。
最后我想说，这个模型里面是平衡增长。我们更强调，平衡增长里面可以把不同行业的结构也放进去，那就更好了。因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有些行业在下滑，有些行业是上升的，完全靠非熟练劳动力的行业在下滑，完全靠知识推动的行业在上升。那么自然地会要求有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张斌： 我接着鞠老师来讲，idea怎么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idea产生来推动经济增长？我自己的感受，密度很重要。如果人分散在农村里，差异不是很明显，新的idea很难出来；但是住在城市里，很容易看到对方，也很容易交流。当你看到对方跟你不同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些嫉妒心理，这带来了竞争，总想与众不同的竞争带来了新idea的原动力。还有就是多样性，有多样性，人才相互学习。怎样才有多样性呢？城市的密度很重要，开放也很重要。特别是在赶超阶段，贸易开放就特别重要，它既带来了多样性，也很容易让idea传播。这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接下来我想从两个现象开始说起，跟中等收入陷阱有关系。第一个现象，如果一个经济体非常按部就班地完成了一个标准的工业化过程。我说的不是苏联的工业化模式，上来就搞工业化，然后到重工业，而是像闻一老师总结的那样，从乡镇手工业到劳动密集型工业，然后到动力机车，包括基础设施，再到机械设备，这是绝大多数高收入国家所经历的市场化的工业化标准过程。如果说一个国家标准化地完成了这样一个工业化过程，这个国家应该就会成为高收入的国家，工业化的完成就是与高收入国家画等号的。大家可以试着举出反例，哪些国家标准地完成了工业化，又没有成为高收入国家。第二个现象是，高收入国家中，除了新加坡外，都是民主国家——新加坡是法治国家。把这两个现象放在一起可以看出，完成工业化后成为高收入国家，民主和法治这些东西会比较重要。为什么在完成了工业化之后，再往更高的收入阶段走，民主和法治会更重要，这就要从一个带有结构的经济学理论去理解。因为我们在看结构的时候知道，工业化完成之后，下面一个阶段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人力资本密集的服务业。就像鞠老师所说，这些服务业对政策的依赖比较强。政策大概分成两类，一类是很多由政府部门来做的公共服务；还有一类是政府的管制政策。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如果我们仔细来看，包括公共服务在内，它跟民主和法治的关系非常密切。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一是政府如何知道社会公众需要什么，为什么公众需要的是别的公共服务，而不是更多的桥、路、机场？这是信息问题。第二个问题，政府凭什么要给公众提供好的公共服务？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在西方就要靠民主问责，问责过程一方面解决了激励机制问题，同时它也告诉了政府社会公众最需要什么。
还有公共管制政策。公共管制政策要在供求端和需求端同时去改。在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比较弱、比较差的时候，人们相互之间信任度不高，对公共管制的需求是较高的。比如说医院，患者不信任医生按照合理的性价比提供服务，自然而然要求第三方来做监督，这就是管制政策需求。社会资本越低，政府管制需求越高。怎样提高社会资本，怎样提高人与人之间、人与企业之间、人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度？我想这个信任度的重要来源就是边界问题，这其实就是法治问题。还有公共管制的供给端。这要牵涉一些政府理念的问题，还有一些利益集团的问题。需要很好的法律去设计规则来约束。
徐朝阳： 非常感谢陈教授的精彩报告。关于一致增长，我的理解就是现代的经济增长理论都是基于卡尔多事实的。解释的多数是BGP（平衡增长路径）。但是实质上如果我们把这个数据推到工业革命前后，你会发现，BGP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不存在的，比方说储蓄率，一直都是上升的，工业革命前是上升的，之后降下来，然后再达到稳态，经济增长速度也是这样的。所以当历史放得很长的时候，BGP是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要解释很长时期的历史的经济增长现象的话，其实现代基于Ramsey模型的经济增长理论是无能为力的。我们需要一些一致增长理论来研究历史的一些问题。
但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一个历史问题就是工业革命是怎样发生的。我当时看过一些文献，发现很多文献的一种做法就是，工业革命之前是运用一种技术，这种技术是比较低端的，工业革命之后运用另一种技术。但是基于工业革命之前的那个要素，可能就没有动力去用工业革命之后的那种技术，然后我们就想在什么时候有一个拐点，去用工业革命的那个技术。我们的看法是，工业革命那个时候的技术，其实在工业革命之前并不一定是存在的，那些技术的一些雏形是有的，关键在于人们有没有动力去把它们研发出来。
林毅夫老师有自己的一些思考，他觉得工业革命之前，技术都是“干中学”。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人多，集体智慧是无穷的，慢慢地口口相传，可能就产生了很多经验，人多传播效果也好，中国的技术就相对比较发达一些。而工业革命之后，你要用的技术往往不是“干中学”弄出来的，工业革命之后的技术比较高端，需要靠R&D去研发，那么怎样才能产生R&D呢？林老师有他的一套理论，他认为中国古代是科举制，聪明的人兴趣主要在诗词歌赋方面，没有兴趣去搞R&D。这个理论林老师写了文章，也有不错的发表，但是这个观点质疑的人很多。国外这方面的研究做得很细，像彭慕兰的《大分流》。我发现，要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仅仅靠经济学家是不够的，你得是一个哲学家，你得是一个历史学家。这个研究挑战太大，所以陈老师还在坚持这些研究，我非常钦佩。研究这些非常长期的问题，是需要非常大的韧劲的，也可能要坐很多年冷板凳才写得出一篇文章，所以我不敢做这个东西。今天听了陈老师的演讲，我觉得受益颇丰。
我觉得有个困难，以研究工业革命的框架，是不是适合研究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当然我们知道，现代中国社会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跟英国工业革命以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的增长模式跟那个时候不太一样。工业革命以前，是用一套完全不同的生产体系，一套完全不同的新的技术替代旧的。而且这一套新的技术体系是需要去研发出来的。而现在的中国，我们有没有工业革命呢？我的看法是没有，因为我们需要用的技术、需要用的产业其实已经有了。工业革命的时候你是需要去研发，你要把蒸汽机弄出来，要把纺纱机弄出来。而现在我们中国是有了，这个时候的研究就是结构变迁。这用现代的理论大概是可以解释的。比如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很落后，那个时候的结构变迁就是，如果我们在农业上能搞好一点点，把农业的TFP提上去，用新的技术，农业生产率提高了，结构变迁的模型就可以解释后面为什么会有工业的发展。因为农业技术提高了以后，在各种各样的偏好下，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对工业品有需求了，然后技术在那里了，工业就直接上来了。而在工业革命的时候，你需要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你有没有动力去研发这样的新技术，这个我觉得是有差别的。
付才辉： 工业革命的时候，英国搞的纺织业跟今天我们搞的纺织业是一回事吗？当时人家的纺织业已经是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但中国现在的纺织业是很低端的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维度，鞠建东老师在概括行业定义的时候，漏掉了新结构的一个共通的很重要的属性，就是后发优势的属性。正如陈老师刚才提到的，有经济史学家说，人类历史发生了两件事，工业革命前，工业革命后。工业革命后最前面的发达国家就到了最前沿的地方去了，一大堆发展中国家现在还处于前沿内部。在前沿内部就有后发优势，它们的结构变迁、增长模式跟那些处于前沿的国家的性质是一样的吗？哪怕它们也有结构变迁，但是它们的结构变迁的属性和方式跟前沿内部的国家是不同的。即便通过一致增长理论把针对各个阶段的理论串起来，其实也无法刻画后发优势这个对发展中经济体至关重要的属性。
黄昊： 我刚才听完你的研究，很感兴趣。你把经济增长的原因归为文化，归为企业家精神。但是前面的东西我更感兴趣。你说发现新大陆之后，经济面积增加了，粮食产量增加了，导致了结构变迁。我想到一个问题，人是理性的，如果在中国，人也是理性的话，中国也会出现这个资本主义精神。所以我想问的是，会不会不存在文化制约精神的源泉，而发现新大陆才是经济的最终动力？
陈昆亭： 经济增长的源泉归为文化的问题，实际上我在文章里面解释清楚了。里面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工业革命有没有可能先发生在中国，我们认为没有可能。为什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国家的文化，早期的文化是不支持这种可能的。我们三教九流里面，最末一流是搞技术的，所以过去的潮流文化是不支持创新的，这个精神，包括挣钱，都被看作是人所不齿的事情。另外，你说的新大陆这个问题，我们基本的结论是，新大陆对英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土地狭小，突然得到一块新大陆，对它的边际农业产出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但对我们国家没有作用，因为我们过去是人口较稀的，大部分地方是没有人的，地方却非常大，而且当时是郑成功先发现了新大陆，但是政府并不重视，后来才被人家发现了。理性人的概念跟这个状况没矛盾。
鞠建东： 我的理解是，理性人假设跟这个是不矛盾的。理性人是最优，不是比谁钱多。所以理性人假设还是那个假设，只是比的东西不一样了。
张一林： 我谈谈我个人的感受。前面有老师讲到idea的问题，问它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Idea就跟空气和水一样，它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正如张斌老师非常关键地提到，要把idea、把人力资本变成生产力，很重要的一点是法治问题。我也觉得在目前的中国，法律问题可能比经济问题还重要。比如说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有食品安全，有医患冲突，比如现在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都是回到法律问题。由于法律的不完善而造成信任的问题，我有非常深的感受。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目前的阶段，如果我们要改变法律，而这个法律又是在原来的环境下内生出来的，我们现在谈依法治国，要做一些新的法律调整的话，会不会伤到我们原来的利益集团？
张斌： 刚才你说法律的问题，其实我今天的核心意思是在推导框架里面去看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讲这种东西什么时候都重要，但是我们现在讲它对于经济增长而言，阶段不一样，重要性也不一样。我自己的感受是，我们在现在这种从制造业往服务业转型的阶段，它可能成为一个最大的瓶颈，而且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它中间的机制是什么样的，不能泛泛地说制度增长的问题，得把背后的知识性问题说清楚，这对于我们考虑政府的问题是有帮助的。
陶勇： 四位老师都是内生经济增长研究的专家，我作为一个初学者，在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我看到大家讨论的叫作“统一经济增长理论”，从各位老师的表述中，我大致明白应该是想找到对技术起源的统一解释。从鞠老师的解释中，我大概知道有一种思想叫作知识的随机分布，但是在这里我仍旧不知道技术起源到底是什么。我曾经从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型生产函数推导出一个技术公式，这个技术等价于阿玛蒂亚·森的社会选择自由，我不知道这与统一经济增长理论是否存在联系。最后我希望有老师能够尝试解释一下李约瑟问题。
徐朝阳： 我没有系统研究过。李约瑟之谜归结到中国就是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我记得很早以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叫《圆明园》。那里面有一个案例，就是乾隆皇帝斥巨资从欧洲引进了人才技术材料，在圆明园仿造凡尔赛宫建了一个大喷泉。喷泉很先进，抽水设备是自动的，抽水到高处再喷出来。后来这个喷泉坏了，坏了也不修，乾隆皇帝说我这儿太监多得是，我让太监提水就行了，不用那些设备。这个故事反映出，为什么先进的技术在中国没有市场，因为当时中国人特别多，劳动力极为便宜，那些先进的设备过于昂贵，还不如用人方便。后来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从圆明园地库里翻出很多先进的技术装备。
英国鸦片战争把中国打得落花流水，他们船坚炮利，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船坚炮利的技术中国是不是一定没有呢？也不是。就在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时候，英国的马嘎尔尼要向乾隆皇帝进献全套的枪炮技术，把武器给你，把图纸给你。中国和俄罗斯的通道也是存在的，俄罗斯的皇帝也经常把最新的武器送给中国的皇帝。中国皇帝什么技术都有，但是他只用来打猎，不用来装备军队。为什么不装备军队？想想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中国幅员广阔，必须要有八十万的常备军，分散到全国各个地方，镇压不同地方的农民起义。如果八十万人全部装备先进的武器，装备不起。以当时中国的收入水平，也就福康安装备他自己的卫队而已——福康安卫队其实武器装备很先进，但是人数有限。说实话，用土枪、弓箭和比较落后的枪炮，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就够了，他又看不到英法联军那么远。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中国没有太大的动力去用新的技术，我觉得这就是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的一个视角。当然早就有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我只是倾向于接受这种观点。
华秀萍： 我本人也做过一些金融史的研究，所以我对陈老师这篇文章有一些不同看法。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布局也很恢弘，里面提到的因素是多因素，在我看来因素也稍微多了一点。我就提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你提到的文化的因素。文化的定义是很广泛的，然后你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中国和英国的重商主义，这一点其实无论是在中文的还是在英文的文献里都是有很大争议的。谈到重商主义的话，其实我们知道，中国虽然有科举制，有很好的知识分子阶层，但是中国的几大商帮自宋开始实力就是非常强的，只是他们的活动没有被很好地记载下来，这并不代表他们不重商。中国的温州商帮、宁波商帮有浙江学派，包括晋商学派、潮汕学派，他们的重商主义程度都是非常强的。甚至有人把温州跟英国等其他国家的重商主义做过一些对比，认为温州的重商主义倾向要远远超过国外的重商主义。所以我觉得你光用重商主义来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在学术界应该会争议比较大。
对于宁波帮百年的历史变迁，我们也做过一些研究，我个人觉得，除了重商主义的所谓文化因素以外，其实在西方的文献里他们更强调的，除了张斌提到的制度因素和法治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哲学启蒙。有一篇很好的文献就直接提出，当年英国之所以发生了工业革命，一个核心的因素就在于他们有很好的哲学启蒙基础。这篇文献也列了很多条件，对这些条件他们也做了一些浅显的描述，我把这些条件跟中国做了一下对比，遗憾的是，我觉得中国的哲学启蒙还远远没有开始。所以我们的责任比较大，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徐佳君： 陈老师，您的演讲跟我们的研究思路有一个契合点，我们强调经济结构的变化，在研究这一块的时候，有一个发展阶段的重要性。这三个阶段每一个都有质的不同，所以它背后的动力机制可能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在研究经济结构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和方法。接着引到张斌老师这边，您在评论的时候说，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不同，导致有效的制度形态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您提到的从资本密集到人力资本密集阶段过渡的情况，它对民主和法治的强调是不一样的。我想我的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前瞻性的，如果我们再往下推进议程的话，我们有一些核心的概念，或者是一个分析框架，可以深入去做实证方面的研究。我觉得这在国际发展领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目前主流的想法是制度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把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的重要性考虑在里面。所以世界银行到非洲的时候，他就会说，你要采取这样的一个自由化、去管制化的制度形态。所以我想这更多的是一个前瞻性的问题。
彭波： 第一个问题我是想跟陈昆亭老师讨论一下，因为我原来也是学经济史的，你看重文化的作用，我也非常认同，但是文化的东西，明显至少不完全是内生的。如果就文化对经济的阻碍作用来说，基督教对经济的阻碍作用明显要大于儒家文化。孔子的弟子子贡也是个商人，儒家虽然不是很看重工商业，但是他至少不反对工商业，儒家也没有完全说借钱不能收利息。儒家文化对工商业、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应该是比不上宗教性的制约。
但是到了中世纪以后，有一个新教出来了，它是基督教在新的基础条件下对自己的改造。所以说文化本身也是不断变化的，如果按照很多人的调研，亚当·斯密受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重农学派受中国的影响，也就是说，实际上欧洲的文明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你说中国不可能产生工业化，但这一点目前中国经济史学的研究是不认同的。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还有芝加哥学派有一个说法叫作早期工业化，他们认为中国在近代之前早就有工业化了，唯一的差别在于没有化石能源，没有煤炭这些东西，但是工业的组织对市场的把握，中国跟西方比，一点都不差。彭慕兰讲，1750年左右的时候，比较东方和西方，东方一点都不比西方落后。这就是说，由文化导致了近代以后的中国不可能产生工业化，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你讨论历史，但是历史问题比较短。
第二个问题是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之谜要证明的是两个逻辑的问题，第一个小的逻辑叫作“强者恒强”，成绩好的学生下一次考试考得好的比例比较高，力量大的人下一次做事成功的概率也比较高，这是一个小的逻辑。第二个大的逻辑叫作周期性是无处不在的，《道德经》讲物极必反，盛极则衰，就是这个道理。中国是怎么落后的呢？好像不可理解，但是从大的逻辑、大的规则来讲，先进的必然要落后，落后的必然要往前走。从更大的逻辑讲，李约瑟问题是不成立的。中国领先了两千年，永远都比别的国家强，这是不可能的。
陈昆亭： 第一，关于文化重商主义，我们国家也有，但是为什么没有工业革命？单纯的重商主义是不够的，我的文章里面的研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是需要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水平有一个很大的提升，这是一个条件。有了这个条件以后，文化才能发生作用，重商主义精神这些东西才能够变成资本积累的正效应，否则它是负效应。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农业部门边际回报率的大幅度提升，重商主义没有用，以前中国没有这样大幅度的农业部门的边际提升，现在我们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了。
第二，文化不是内生的。文化本身就是受外来影响的，包括基督教也不是在欧洲产生的，至少不完全是内生的，是变化的。我赞同你的观点，是长周期的问题，一个非常长的周期，所以有类似“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问题。你说“盛极则衰”有一定道理。你说文化是否是内生的，我没有研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在我这个模型里面，文化不是这样，我把它当成一个外生的条件，是中国和欧洲的一个对比，而为什么中国没有可能先发生工业革命，而欧洲有可能，在我的文章里面，基于刚才的问题认识是一致的，也讲清楚了。
第三，技术在中国不缺乏，重要的是技术产生的机制。卢卡斯有关idea的文章有好几篇，我们也跟踪了。他的确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就是技术产生的机制有很多，不是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是在工作中自然形成的。要对知识技术进步进行分类，可以笼统地划为两类，一类就是随机产生的，像牛顿这样的巨匠的诞生，是随机事件，这是知识产生的一种模式。另一类叫作交流，或者是研发，有专门进行研发的机构，这是一种机制上的不同。所以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们的研究也落实到这个问题的话，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特别重要，我们的政策方面，确实应该根据不同的知识进步模式有不同的经济政策。
张斌： 刚才佳君讲的我非常同意。因为我自己不是做理论，而是做政策导向的。但是做政策导向时很多问题需要我来回答。很多问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时期的匹配程度，单独的模型是说不清楚的，如果能把结构性的东西放进去，我们对很多机制、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可能会更清晰一点。而现在的分档文献里面，就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是不够完整的，不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鞠建东： 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知识经济的阶段。实际上知识经济阶段对中国是一个挑战，对全球都是个挑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不是能支撑知识经济的阶段？我们通常讲文化的时候，都是讲传统文化，但是大家忘掉了，中国的文化是两部分，一个是传统文化，一个是革命文化，革命文化是从五四运动开始。这两个部分，传统文化更多的是讲包容性，天地合一，从孔子开始注重教育，这些对知识经济都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同时，革命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革命文化是创新。我们可以在很多人的著作里面，比如说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看到他们讲扬弃，讲创新，所以革命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因为我们有传统文化加上革命文化，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文化上是有准备去进入新的阶段的。但是中国文化本身，通常是从上而下、从总体到个体的，它缺乏从个体到总体的文化，缺乏民主制度的培育和发展，这是一个文化的发展。所以我觉得除了传统文化加革命文化，我们还必须引进现代西方文化这些从下而上的成熟的制度的文化，才能推动我们新的制度的发展。所以无论是回归到儒学，还是回到革命文化，或者完全引进西方的民主文化，我觉得都是不够的。
陈昆亭： 说到文化，其实Oded Galor和他的学生有一个关于文化的专门研究，有兴趣的话可以跟踪。这个论文里面讲到了文化传播、传承的重要机制，对刚才说的问题非常有意义。其实我们国家从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都是一系列文化的变革。它里面重要的思想是说，文化的冲击跟经济体的大小有关系。对一个大的经济，一个小的冲击的影响会很小，其实类似的文化冲击，我们国家跟日本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日本成功了，率先进入工业革命，我们却没有成功。我们迟迟没有进入工业革命，这一点可以解释。
王勇： 作为主持人，其实我有很多想问的。因为你们讲的是增长理论，然后又谈论到Lucas、Becker的很多工作，他们又是我的导师，但是回到新经济结构学的话，比如说张斌提到了民主的问题，公共选择的问题，还有管制的问题，然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的需求结构是不一样的，需求结构不只是说消费品，还有对民主的需求，或者是其他各种各样的需求。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创新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技术。这是一个观点，大家都意识到了。陈老师刚才也讲了很多，一致增长理论其实不是陈老师提出来的一个新名词，有一本教科书就叫作Unified Growth Theory，刚才朝阳也提了很多东西，就是说用统一理论再看中国的历史，怎么样和中国的特定的制度结合起来，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