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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和分析框架，其对中国当代经济学发展的意义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评价。
第一，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表明了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发展经济学的演进中，中国经济学家的话语权在提升。林毅夫教授有三方面的背景：第一，林老师在传统经济学的重镇芝加哥大学接受过系统的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具有深厚的经济学分析功力；第二，林老师在80年代回国后亲身见证了中国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参与了一些重要制度设计的决策，具有丰富的政策实践经验；第三，林老师又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的身份担任了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具有国际发展的视野。这三方面综合起来，共同促成了林老师提出的理论在经济学发展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第二，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体系，既利用了一些经济学中最经典的概念，比如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概念，比如企业的自生能力。我们回顾经济学理论的重大转变，会发现每次转变都伴随着新的概念的提出。边际主义革命提出了边际成本的概念，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因此新结构经济学的特点，也符合历次经济学理论重大转变的规律。
第三，新结构经济学对于以往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有深刻的反思。经济学研究最基本的逻辑是研究在约束条件下的选择。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约束条件，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制度、技术各个方面面临的约束有着很大不同。而在新结构经济学之前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研究，往往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约束。林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了这些约束对于发展中国家政策选择的重要意义。这种对经济学根本思维方式的回归，对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必须坦诚地认识到，新结构经济学虽然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概念、问题，构建了初步的研究框架，但是目前仍然处于一个理论学派发展的初级阶段，要成为一种长期有影响力的思潮，还需要有大量新的理论的、实证的研究跟进。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有助于新结构经济学吸引经济学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通过这个机构举办的各种政策、学术活动，能够吸引大量的学界力量、政策界资源，使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有更大、更快的发展。
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选择在当前这个时点上成立，也有特别的意义。中国经济在目前阶段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也正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中国近中期正面临着许多发展和增长的约束，未来是否能够成功进入高水平发展程度的经济体，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这个大背景既为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许多挑战，同时也为其成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新结构经济学能否很好地回应这一阶段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阶段阻碍发展的因素提出相应的决策建议，直接关系着新结构经济学能否成为一个长期有影响的成功学派。
具体从理论框架方面来说，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从要素禀赋视角切入分析问题。但是我觉得目前新结构经济学中对禀赋这一概念的界定还可以进一步扩展。
我研究过温州模式。温州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之后也陷入了增长减速的困境。这里面的关键是温州市场活动中的合约机制，是建立在亲缘、血缘等关系基础上的人格化的交易机制。而民间金融规模的扩大，使得原来的人格化交易机制无法维持。如果不能及时转向法制基础上的交易机制，那么就会陷入困境。这个例子试图说明，在资本、土地等自然要素禀赋外，可能还需要引入历史、文化的禀赋。温州模式基于人格化的合约机制，与当地文化有着重要关系。浙江发展的模式，也与其历史上的经商文化有着重要关系。这些历史的、文化的禀赋在某些阶段能够促进发展，但如果不能很好地加以利用，在另一些阶段反而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目前新结构经济学对禀赋的理解还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比较接近，因此我建议更多地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扩展对禀赋概念的界定。
结构：物理学和经济学的一个比较
什么是经济结构？可以用物理学和经济学的比较来说明。物质世界的基础是原子，原子按某种结构构成分子，分子构成物体。物质世界并不是一堆原子的随机游动，物体不能等同于“相同原子”或“代表性原子”的堆积。然而在经济学里，微观和宏观的主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区别，都是“一个”消费者和“一个”厂商，只不过宏观模型会在前面加一个“代表性”。一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在讨论不同的问题，但二者在建立模型上区别不大。不讨论消费者和厂商异质性的宏观经济学，就相当于只讨论“代表性原子”的物理学。
结果是，宏观模型和真实经济有很大的差距。真实经济应该是有结构的。异质的经济行为主体（agents）组成了经济系统的组织，比如说家庭、企业、行业、产业等，这些组织都有相对固定的结构。离开结构，我们对经济系统的理解就还处于思辨阶段。只有讨论了结构，经济学才真正成为科学。
结构分析的时代终于到来
分析经济结构就是分析经济行为的个体（原子）如何加总为经济系统（物体）。有结构分析的当代经济学会变成有结构的物理学。那么，为什么经济学的结构分析需要一直等到当代？
传统经济学是讲故事。例如，斯密讲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马克思讲资本家剥削工人，这都是讲故事。20世纪四五十年代，萨缪尔森开始将数学模型引入经济学。建模是制定一个逻辑框架，但还是讲故事。慢慢地，经济学用最优化理论来讲微观和宏观世界里的故事，即消费者和厂商如何在约束条件下做最优选择。80年代以前的经济学主要是思辨经济学，数学模型帮助逻辑思辨，但数学模型并不像物理学那样将理论紧密地联系到实际数据。
一个原因在于，异质经济行为主体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太复杂，此前的计算能力不足以解这样的模型。到了9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的发展，才逐渐可能解出宏观模型的一个模拟值。另一个原因是，此前概念的创新不够。科学家在讨论物理世界时会创造概念，例如能量（energy）。经济学一样也需要创造概念。例如，全要素生产率（TFP）这个概念就为异质企业、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等研究作了准备。没有概念的创新，经济学家就没有好的方法给企业排序。
因此，经济结构分析之所以在当代才诞生，是因为它有技术和学科发展上的限制。马克思强调过经济学要用数学，经济学要讲结构。我认为，真正讨论经济结构是从马克思开始的。但在马克思那个年代，结构分析走不远，因为没有足够的概念，也没有计算能力，经济理论没法像物理学一样可以检验和证伪。
经济学的第五次革命
经济学有五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亚当·斯密和马歇尔建立了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第二次是马克思发起的。人们通常只讨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却忽略了他对经济结构的探讨。第三次革命是凯恩斯建立了经典宏观经济学。第四次是理性预期的革命，革命创造了一些分析工具，比如全要素生产率、DSGE模型等，并在思想上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为第五次革命作了准备。
经济学即将迎来第五次革命。这首先是一场技术革命。经济学终于有可能将真实经济模型化，让所有企业和消费者的数据能在模型中得到有科学意义的反映和分析。在大数据和计算机技术基础上，未来20到50年间，有可能实现经济模型和实际数据对接，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在经济模型中得到模拟、刻画和分析，经济政策的作用也可以直接识别。
但仅仅有技术是不够的，只有理解了经济结构，才有第五次革命。经济结构是异质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和分布。虽然个人或企业在时间维度上（未来）是不确定的，但是人群或企业群的分布是稳定的，基本上服从帕累托分布（二八定律）。这种分布的稳定性使得宏观经济学具有自然属性。一个例子是，尽管个人的生死不确定，但一个人群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却具有自然属性，一个国家的人口变化也可以做相当准确的预测。正是由于人群、企业分布的相对稳定性，经济结构及其变化具有一定的自然属性，有规律可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预测。
今天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是根据分布将个体加总到总体。例如，所有消费者的偏好或收入服从帕累托分布，将其加总成宏观需求；所有厂商的全要素生产率服从帕累托分布，加总成总供给。经济结构不仅有单层结构，还有多层结构。除了有异质的消费者和厂商，还有异质的行业和地区等等，如何将这些异质的经济行为主体加总到总体经济，是经济结构分析的核心内容。
经济结构就像人们看世界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林毅夫老师强调要素禀赋的结构。除此之外，行业还可以根据产品功能、技术比较优势、技术密集度、制度依赖度、政策依赖度、上游度（在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环节）来进行排序，形成不同的行业结构。未来的10年或20年间，经济学家会达成共识：哪些结构对我们理解社会是至关重要的。
经济学的第五次革命是以经济结构为中心的技术革命。如果这次革命能够成功，真实经济与虚拟经济模型将跃向具有实质意义的统一；可以实现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像今天的全球生产链一样做到市场中有计划，计划中有市场；通过在数据基础上建立社会福利函数，能够取得社会进步评价的突破，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科学的、可以评估的方向；还可以实现经济政策的模拟；揭示宏观波动自然属性。只有在第五次革命之后，经济学才真正成为科学，而不仅仅是思辨的学问。
经济学的第五次革命极有可能发生在中国，因为在今天的中国，每个省、市、区都想做经济结构的调整，都需要动态结构分析的方法。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结构分析的一个分支，起步比其他人都早，应该成为经济学第五次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