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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要讲的，是在新结构经济学这个研究过程中的理论建模问题。这个问题很大，而且新结构经济学本身在发展，显然我不可能总结完所有的内容。但是，我想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几年的尝试出发，试图总结它的关键特征，以及在技术上、实证上存在的挑战。为了避免讨论过于宽泛，我会用两篇文章作为两个具体的例子——两篇文章都是和林老师合作的——向大家解释我们是怎样考虑的，以及我们碰到的技术性难点。我不仅会讲怎么建模，同时将讨论如何和数据工作结合在一起，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都关心人类的福利，因此要讨论经济增长。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题目，但现在大部分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里面的经济增长理论，都忽略了结构性差异。现在的宏观增长模型通常开始假定一个总量生产函数， Y 是总GDP， A 是TFP， K 是固定资本， H 是人力资本， L 是劳动力。当写下这样一个总量生产函数，用这样一个框架来分析为什么有些国家穷有些国家富的时候，思路已经自然而然地被带到了总量分析上。比如会认为美国比中国富是因为美国的TFP大，或者是固定资本大，或者是人力资本大，或者是正态化后的人均资本大。接下来很多实证经济学家就开始分析为什么美国的 A 大，中国的 A 小——可能是因为TFP或者资源错配，以及为什么人力资本不一样——可能是因为教育等问题。以上这些都是正确的问题，但如果从这样一个经典的单部门增长模型出发，就基本上没有结构问题，而全是总量问题。
如果以这样的框架来分析，得到的结论很可能产生具有误导性的政策建议。因为用这样的框架分析为什么有些国家穷有些国家富，结论就是有些国家穷就是因为它们穷而已。这些模型刻画穷国与富国的唯一差别仅仅是 K 小一点， H 小一点，或者 A 小一点，而没有考虑到结构差异。所以要想快速追赶发达国家，就应该把所有制度建设得和发达国家一模一样，用“休克疗法”。这段历史林老师也提到了，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结果是失败的。如果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没有结构差异，那就很容易在没了解情况时妄下结论，这就好像医生还没有诊断的时候就已经给出药方了，但事实上林老师强调新结构经济学必须了解现象，再给出药方。如果说忽略结构差异，基本上就是没有帮他看病，没有看基本的问题，那怎么能认为这个政策建议是对的呢？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在诊断前就给出的政策建议，好像拿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用，比如产权等。这当然很重要，但是对于具体的发展阶段，具体的经济的限制性约束（binding constraints）在什么地方是需要诊断的。所以说这也是我理解的林老师之所以强调新结构、强调本体与常无的原因。
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强调内生经济结构的重要性，这有丰富的政策含义。结构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维度，鞠老师也提到很多，现有的文献中也提到很多。到底是什么结构？可以考虑到禀赋结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空间结构、教育结构、贸易结构等，每个结构都有可能是有道理的。既然分成了不同的部门，那这些部门在什么方面有区别呢？某些要素的密集度不一样，某些技能的密集度不一样，在R&D上的密集度也不一样。甚至像张晓波老师强调的在性别使用的密集度上不一样，比如纺织业适合女性就业，而矿业更适合男性，所以性别比例、人口增幅都可能会造成影响。另外，不同部门的生产率不一样，不同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不一样，这是由人的偏好和基因决定的。此外，不同产业部门在投入产出表中的位置不一样，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平行的结构，有些是原材料，有些是消费。林老师还提到过，不同产业的可贸易度、风险程度不一样，市场结构也不一样，比如有些是自然垄断，有些更容易成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我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来考虑结构差异到底有哪些，这比以前的单部门增长模型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引入这个分析可以打开黑匣子。
接下来，是怎样加总、怎样组织不同部门的问题。林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已经提出了很多假说。以金融结构为例，到底大小银行、股票市场、风险投资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和比例组织在一起就是一个问题。所以一旦从结构的角度来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宏观经济学理论等等，都会发现这打开了很大的视野。当然新结构经济学是开放的，现在林老师强调的基础是禀赋结构，特别是劳动资本比，当然只是其中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非常有解释力。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从这个角度看结构，并把里面的丰富内涵完全把握住，用严格的理论展示出来，同时进行严谨的实证检验。
我用两个例子来阐释，第一个就是林老师、鞠老师和我在《货币经济学杂志》（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花了我们很多的时间，现在在结构变迁领域里的引用率非常高。 [1] 我会讲解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曾经走过的弯路是什么，它核心的技术上的突破在什么地方，以及它的机制为什么是新的。这可以作为一个基准模型，特别是那些对于理论问题、动态优化问题有比较优势的研究者可以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做。第二个例子也是和林老师合作的一个正在进行中的研究，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产业升级、结构转型和中等收入陷阱”，涉及政府的作用以及产业是不是过早过快转型的问题。
第一篇文章与过去结构变迁的文献的不同首先在机制上。2014年的《经济增长手册》（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中归纳结构变迁只有两个机制——非同位相似性偏好（non-homothetic preference），或者非平衡生产率增长（unbalanced productivity change）。事实上，我们至少提到了四个机制，除了那两个之外，第三个是国际贸易，第四个是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资本积累。
首先，这篇文章中所有部门的资本密集度都不一样，并且我们把文献中所有其他机制都拿掉。这就是做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的不同：做实证研究要把方方面面的因素都控制住，而做理论研究，特别是要强调一个新机制时，要把所有其他已知的机制通通拿掉。我们的模型里唯一的机制就是资本积累，它可以作为导致结构变迁的一个独立因素，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非常核心的一点。其次，这篇文章涉及实证检验需要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我们的模型有无穷个部门，也就是可以在实证上分得无穷细，而且不仅是在产品的维度上，Grossman甚至建议要进入到工序任务的维度上。一个产品里面生产的程序中不同的生产工序的密集度都不一样，所以这里面就涉及怎样与数据匹配，这一点我们在文中第二个部分的介绍是非常长的，文章中有大量的实证。再次，我们不仅仅关心总体经济增长，而且关心产业动态。考虑到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构成不一样，文章中刻画了每个产业的生命周期。这只能在动态里刻画，比较静态是做不出的。这显然对于产业政策，对于考虑哪些是朝阳产业有很强的参考价值。最后，是技术性的问题。以前大家也知道这些问题，但是很多人不做主要是因为技术限制。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两个国家两个部门已经非常复杂了，而现在有无穷个不同的部门，而且不同部门都有不同的资本密集度。对这样一个高度非线性的问题，必须得用计算机。但如果只用计算机而不理解它的机制的话，又无法知道比较静态分析的结论正确与否。所以这个模型的好处在于所有的问题即便如此复杂，但仍然都有闭式解（closed-form solution），这易于分析并且可以作为一个标杆。我们现在的模型抽象掉了所有的摩擦，是最完美的情况（first best world）。根据第一福利经济学原理，市场均衡就已经是最优的，政府不需要做任何事情，这是我们分析的起点，当然可以再引入各种各样更现实的摩擦来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各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现在做宏观必须要有微观基础，这也是林老师非常喜欢的。林老师提到的Michael Spence在世界银行2008年的报告中有一句表述是“GDP增长可能在宏观的树枝端衡量，但是所有的行动都是在微观中发生的，即新的枝丫冒出头以及旧的树木腐烂”。换句话说，所有GDP增长只是一个表象和结果，而最重要的过程都是在微观层面上，即有些旧产业被淘汰了以及新产业出现。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产业的生灭过程。我们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在更高的维度上研究，所以我们不只是考虑了工业农业副业。即便是在工业、制造业里面还有非常多的行业。这篇文章不只有理论贡献，而且呈现了一些实证结果，比如偏离比较优势的表现、它的产业结构。这不只是TCI总量上的衡量，事实上在非常分散的水平上，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一个偏离度的问题。
这四个标准事实就是用数据来刻画的。第一个特征事实是不同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不一样，但现在大部分文献都假设劳动力是唯一的投入要素。因为现在研究异质性企业的文献大多研究OECD国家，因此不看产业的资本密集度差异。事实上如果真的看这个现象，即便在美国，不同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也不一样。第二，每个产业都有一个倒U形的生命周期曲线，一个产业开始可能很少，然后逐渐蓬勃发展，后来再慢慢衰落。第三，越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达到顶点的时间越晚。第四个特征事实与TCI有关，一个产业的资本密集度和经济总体的资本劳动比之间偏离越大，这个产业的份额越小。一个健康增长的经济体不只是一个部门，而是每个时点都有很多部门，甚至473个产业分类上都可以看。我的主要任务是讲模型，而不是讲这些细节，文章里有很多实证部分刻画这些事实并有回归结果。这篇文章中的模型对中国和美国等OECD国家都有意义。林老师已经强调了为什么禀赋结构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机制，为了与贸易理论中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区分出来，我们故意在模型中剔除了国际贸易的影响，讨论一个封闭经济体的情况，当然文章里面还有开放经济的扩展，这只会强化我们的结论。
建模先看静态，再看动态。这是一个一般均衡的模型，最简单的是代表性家户有 L 单位的劳动力和 E 单位的资本，并且是一个标准的CRRA效用函数。接下来是一个简单的分解，总的最终产品可以被分为无穷个部门，指标 n 就代表着一个部门。现在这是线性加总，也可以再一般化为CES加总，其中 λ n 代表部门 n 的生产率。第 n 个部门的生产函数既需要资本又需要劳动。出于线性分析的方便，我们用里昂惕夫生产函数，但主要的结论并不依赖于函数形式。换成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也是一样，但会求不出解析解，只能用模拟的方法，所以这也是一个建模的技巧。根据里昂惕夫生产函数，生产一单位工业品 n 需要an单位的资本， α n 越大代表部门 n 的资本密集度越高。
为了得到解析解，必须要给 a n 和 λ n 以具体的函数形式，这里都用指数形式， a n 是代表资本密集度的参数， λ n 是代表生产率的参数。这里有一个最关键的比较静态推论，可以给出给定时点，给定劳动力禀赋和资本禀赋，在均衡的时候哪些产业是存在的。其中， C 是总消费，因为在单期里不会储蓄，总消费等于总产出GDP。 E 是外生的资本存量， L 是外生的劳动禀赋，而最后经济的总体生产函数形式并不是外生给定的，不像单部门增长模型那样是假定出来的，而是推出来的，而且与劳均资本 E/L 有关。劳均资本在 a n 和 a n －1 之间与在0与 a 之间，得出来的产业构成不一样，最后总体生产函数也不一样。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如果不同阶段生产函数形式不一样，那么如何度量TFP也应该不一样，而TFP对宏观是非常重要的。结构不一样，体现出来的总体生产函数不一样，这刻画的是结构性，而且结构是内生的。如果模型假设为CES，则无法求出解析解。接下来要刻画动态问题，与标准的Ramsey增长模型的区别在于现在总量生产函数是内生的，而且函数形式有变化。资本的积累取决于投资专用的技术进步，新生出来的资本要减去用掉的资本，而用掉的资本取决于生产多少，生产多少又取决于生产的结构，所以这里面K是资本存量，而 E 是资本流量。这也是之前把资本定义为 E 的原因。要生产一定量的 C 需要用掉多少 E ，取决于产业的构成和内生总体生产函数。所以E的函数形式本身就会内生变化，取决于你下面到底有几个部门。我们这个模型在CES形式下可以同时存在无穷多个部门，但为了简化我们此处引入了跨期的替代弹性，所以最终技术上要求解一个动力系统，但是现在的演化方程是内生地不断切换的，因为它的生产函数形式不一样。这不仅是技术的问题，而且反映了结构的变化。这么复杂的问题最后还有解析解，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线性假设，包括里昂惕夫生产函数和跨期的替代弹性等。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每一个部门的生命周期，即第 n 个部门的倒U形的发展的时间路径。
现在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很大部分的分析都在研究稳态。但研究发展的过程，比如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结构变迁，研究的就是过渡动态，而不能只研究稳态，稳态就是基本上所有都是服务业了。所以这里面的横截性条件（transversality condition）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最后可以看到一个产业结构变迁规律：第一个产业的产出 C 1 一开始上升，然后下降，最后就没有了，而指标更高的第二个产业的资本密集度比第一个产业高，上升下降的过程也比第一个产业晚。这就是这篇文章主要的技术的核心部分。
但是这个理念是最完美的情况，这里面可以加很多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闭式解，可以以此作为平台在上面做各种延伸。现在可以把产业的整个生命曲线画出来，有很多很丰富的含义，包括最优产业、夕阳产业和朝阳产业的定义。与这篇文章相关的其他的一系列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有很多。比如，存在马歇尔外部性（Marshallian externality）时会存在协调问题（coordination failure），因此需要有产业政策。再比如，考虑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或者考虑跨国贸易的情况。还可以考虑不完美的劳动力市场，比如旧产业的工人可能缺乏新产业所需要的技能，因此会存在人力资本错配。或者在结构变迁时涉及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的变化，因此对汇率也有影响。
第二篇是与林老师合作的新文章，主题是“结构转型、产业升级和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在学术界其实有所争议，但是对研究经济增长来讲这是一个非常迷人的题目。回顾一下林老师说过的，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1960年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一共有101个经济体是中等收入经济体，50年之后的2008年，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了高收入阶段，而87%的经济体仍然在中等收入阶段，有些甚至经济恶化，变成了低收入经济体。这个统计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现象。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7 600美元，因此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中国会不会也像其他87%的中等收入国家那样陷入收入陷阱，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仅对中国重要，而且对很多国家都很重要。为什么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研究还非常少，其中有一个技术性的难点。要分析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要把它和所谓的低收入陷阱或者贫困陷阱区分开来，后者在20世纪50—70年代已经讨论得很多。要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额外的挑战在于，这些中等收入国家已经跨越了低收入陷阱，但是接下来失败了，没有像以前一样跳出陷阱。黄益平老师的一个比喻很好，就像踢足球，上半场球踢得很好，但下半场球踢得不好了，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所以必须要区分中等收入国家到底和低收入国家有什么结构上的区别。如果不看结构性区别的话，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分析就是肤浅的，就仅仅是定量的区别，仅仅去看人力资本存量处于中间位置这些类似的问题的必要性不大。
在我们现在这篇文章里面，对于结构转型的定义是从制造业到服务业，对产业升级的定义是包括在制造业内部从低技能、低附加值到高技能、高附加值、高质量的转型。我们的创新之处在于把服务业也分成两类，分成生产性的服务业和消费性的服务业。生产性的服务业在投入产出表中的结构位置是不一样的。国家统计局好像从去年开始专门列出了生产性服务业，我们当时的分类也是按照严格的上下游的Pol Antrás的投入产出指数算出来的。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是能源、电信、金融、商业服务、交通等作为关键中间要素的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指的是酒店、宾馆、电影院、娱乐、旅游等。服务业是一个非常大的具有异质性的部门，但至少这样的分类方法，我们认为有一定意义。我们的模型得到的关键特征有几点：第一，模型有多重均衡，而且高均衡比低均衡好，所以需要政府起到协调作用，以便于实现高均衡，提高社会效益。第二，市场均衡并不是帕累托有效的，而产生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是过早或过晚的结构转型。所以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没有把事情做好，那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以不同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达到PPP衡量的3 000美元水平的时间来看，中国台湾和韩国遥遥领先，而秘鲁和巴西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缓慢，中国大陆还在继续走，希望能学习中国台湾和韩国而不是秘鲁和巴西。如果看全世界的经济分布，从1960年、1970年，再到2010年，整个世界相对的人均GDP分布是比较稳定的，呈现双峰现象。有很多国家与美国相比处于较低的水平，这就是贫困陷阱；还有OECD国家的分布密度也比较高。但是现有的增长理论把中间的这些国家完全忽略了，所以没有把中等收入陷阱解释得非常好。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发达国家为什么能持续增长，为什么没有资本回报率递减，所以会强调R&D导向的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可以持久富饶而没有产生收敛；而对于贫困陷阱也有很多理论，比如协调问题或者大推进（the Big Push）等。而对于中间的国家，很遗憾，相关理论很少。
我前几天在给FT中文网写专栏，谈到有些人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有两个。一个是定义的问题，我们这里所定义的是相对于美国的差距，并不是说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为零才叫陷阱，而是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超过美国就算是陷阱。另一个问题是，大家还没有认识到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背后有结构性差别，所以必须有新的理论来解释。现有文献并不一定提到“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个2007年提出来的新词，他们可能称之为“非收敛陷阱”（non convergence trap），比如Aghion的文章、Stokey的文章以及我和魏尚进老师的文章。被陷阱困住的原因很多，就像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于每个不幸都可以写一篇文章，最后看看到底哪个理论最有价值。
在那篇文章里，我们强调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在国际贸易里受到挤压，前面有发达的创新国，后面有追赶的落后国家，所以有一个“三明治效应”。但这篇和林老师合作的文章强调的是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所以关键是不同的产业在投入产出表中的位置不一样，比如说在服务业，可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得不够，而中国又需要在制造业内部往高端的制造业升级，其中又有不同的市场结构。所以最后这个机制想要强调的是上游的生产性服务业没有发展好对于其他产业的影响，为什么有些结构转型过早或过晚，以及它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
从中国的农业、工业、服务业三个部门的雇佣劳动比例来看结构转型，1994年中国的服务业就业比例已经超过了工业，到2012年左右，整个的服务业就业已经超过了农业。所以，2012年之后中国大部分的就业机会都是来自于服务业，而对于中国服务业的研究实在是太少了。中国的服务业相对于其他国家是偏低的，所以中国的服务业是发展不足。现在我跳过实证的数据来看模型。
模型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封闭经济，另一个是开放经济。在封闭经济中看没有任何政府干预的市场均衡，然后再假定有一个社会计划者，看看最优的配置是否一致，然后再讨论政府的政策。同时也看如果有国际贸易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由于时间关系，今天主要讲封闭经济。这篇文章里面最重要的结论是，上游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金融、运输、电信等，如果因为有进入壁垒而欠发达，在低收入阶段的时候并不特别妨碍你的增长。因为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主要是一些基础性的制造业并将其产品出口即可，所以并不太需要非常专业的法律公司、金融公司，至少在数据当中这种需要的显著性很小。但是一旦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就要进行产业升级，因为人们富了以后就不再满足于固定电话，而要去买iPhone，这是由收入弹性决定的。偏好是稳定的，只是收入不同，引致的需求就不一样。另一方面，对服务的需求也是增加的，因为现在要去旅游，去饭店，去看电影，而不满足于只是吃饱了。所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劳动力成本上去了，就要发展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要有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数据显示，这对于上流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需要更完善的法律服务和电信服务，往往超过了早期阶段。这时如果生产性服务业仍然有进入壁垒，仍然欠发达，那就会变成增长的瓶颈。所以，在中等收入阶段，上游不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还不是限制性约束，但是当从中等收入往上走的时候，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整个价值链需求的变化，使得上游不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将整个经济卡住。而且，服务业大部分是不可贸易的，制造业是可贸易的，“改革开放”的“开放”部分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作用是非对称的。这也是我们引入国际贸易的原因，当然也可以引入FDI。那么为什么需要政府，为什么市场并不是有效的？在我们的文章中有一个新的机制是应罚金的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这是由投入产出表之间的关系导致的。具体地说，上游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进入市场时仅仅考虑自身是否赚钱，而并不考虑进入后会使得下游的产业更容易实现转型和升级，有利于整个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但事实上，不同产业之间都有关联，所以就可能会产生过早或过晚的产业升级，有些时候是没有产业升级。
接下来讲一下模型是怎样构建的，先看最简单的静态模型，然后再看动态。效用函数假设为非同位相似性效用函数（non-homothetic utility function），并且分成三种消费的东西： h 代表的是高质量的制造业，比如苹果手机； b 代表基础性的制造业，比如低质量的产品； s 代表消费性服务业，比如酒店。这样一个效用函数，如果单位化处理，那么就是一个拟线性效用函数。所以它的好处有两个：第一，经过正态单位化处理最后得出来的GDP和福利效用是一样的衡量，所以GDP越高福利效用越高，有助于同步建立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分析；第二，这是个非同位相似性效用，所以收入越高的话，最后对服务业和高质量制造产品的需求越高，因此可以把收入效应考虑进来。当然产业升级与劳动成本有关，基本制造业只需要劳动力，但是如果要产业升级，要发展高质量、高技术的制造业，既需要劳动力又需要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投入，对于不可贸易的服务业也是一样的。模型也可以把资本加进来，但为了简化起见，为了强调这个协调问题，可以先忽略资本，关键是要考虑上游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入壁垒。假设CES的技术并且存在F作为进入成本，最后会得出两个市场均衡，一个高一个低，而之所以产生高均衡和低均衡是因为有协调问题，也就是林老师考虑产业政策的时候的逻辑。这个机制并不是像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的JPE（《政治经济学杂志》）文章中提到的“大推进”（the Big Push）机制，他们也有应罚金的外部性，但是没有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他们只考虑生产同样的东西是不是有两个不同的技术，但我们的整个故事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有关，而且，在不同的条件下，会有不同的变化。比如上游产业的进入壁垒 F 增加，进入的企业减少，GDP减少，福利减少。同样 L 代表劳动力，如果中国的老龄化越来越严重，那么实际工作的劳动力将越来越少，也会对产业结构不利。
我在这里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在完美的情况下，要素禀赋怎样推动产业升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框架。第二个是中等收入陷阱和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不能盲目地说制造业越少越好，服务业越多越好，升级有些时候可能是过早，有些时候可能是过晚。政府的作用不仅仅是像Shleifer的文章说的那样在两个均衡里选一个更好的，更重要的是政府可以做得比市场均衡还要好，可以在认清比较优势后，实现最优的情形，当然前提假设是一个好的政府。所以这涉及政府的作用、中等收入陷阱和投入产出表的结构问题。
[1] Ju Jiandong, Justin Yifu Lin, Yong Wang,“Industrial Dynamics, Endowmen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Money Economics ，2015, 76, pp.244—263.